老为何所虐?
——老年虐待的形成因素与防治策略研究

王宇婷, 余 康

(浙江农林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浙江 杭州 311300)

老年虐待是一项重大的全球性公共卫生和社会问题,在人口老龄化形势下普遍存在且渐趋严重。已有学者基于全球不同区域28个国家的研究发现老年虐待的总发生率已达15.7%,影响了近六分之一的老年人口[1],且在老年虐待事件中,家庭成员占施虐者的比例最高[2]。中国作为世界老年人口数最多的国家,家庭内老年人虐待发生率也已达13.3%[3]。老年虐待是指在任何有信任期望的关系中,发生的单一或重复的不适当行为,对老年人造成伤害或痛苦[4],通常包括身体虐待、精神虐待、经济剥削以及疏于照顾等类型[5]。虐待行为不仅严重冲击着老龄正义和社会伦理,还将对老年人的身心健康产生长期不良影响,而由虐待引起的自杀率也在急剧攀升[6]。

老年虐待问题已引起我国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条文明确规定虐待老年人应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十四五”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和养老服务体系规划》也将防止欺老虐老弃老问题纳入了老年友好型社会的打造重点,然而防治老年虐待仍任重道远。一方面,老年虐待的隐蔽性可能导致存在着大量“黑数”的存在,未报告虐待案例数几乎是报告案例数的5倍以上[7]。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带来的人口大规模流动,家庭结构向核心化、空巢化转变,我国传统家庭照料功能逐渐减弱,但当前社会养老保障的整体水平有待提高且内部差距较大[3],导致受虐待老年人的规模可能还将不断扩大。在我国人口老龄化以及老年虐待问题愈发严峻的形势下,到底为什么会产生虐待老年人的行为?该如何防治老年虐待问题,保障老年人权益?对此有必要系统性地厘清老年虐待的发生机制,明晰导致老年虐待的关键因素,这是制定相关政策、有效防治老年虐待的前提和基础。

学者们围绕老年虐待的形成与归因已经开展了一系列理论和实证研究。照顾者压力理论[8]、社会交换论[9]、二元冲突理论[10]、外在情景因素论[11]等构成了解释老年虐待形成的重要理论基础。在此基础上,相关实证研究从老年人、照料者和外界情境等维度进一步探讨了影响老年虐待的具体风险因素。从老年人自身因素来看,身心健康状况不佳、受教育程度低、子女数量多、对子女经济依赖强、缺乏社会支持和代际关系恶化等会加重其遭受虐待的风险[12-13];从照料者因素来看,照料者存在身心健康障碍、受教育程度低、经济条件差、缺乏照护知识等,其施虐倾向更高[14-15];从外界情境因素来看,老年群众组织和社会照料资源的供给能有效抑制老年虐待[16]。但现有文献大多只聚焦单一因素对老年虐待的影响,这导致在理论层面缺乏老年虐待形成的系统性理论框架,在实证层面这种单一因素视角也忽视了其他重要因素的共同作用的发挥,无法分解和对比各因素对老年虐待差异的贡献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防治老年虐待政策制定的针对性和系统性。

本文将基于照顾者压力理论、社会交换论和外在情景因素论构建老年虐待形成的系统性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CLASS)实证分析老年虐待的形成因素,并进一步量化分解各类因素对老年虐待差异的贡献度,从全局视角探讨老年虐待的关键归因与防治策略。在人口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与老年虐待问题渐趋严峻的新形势下,现有干预或预防老年虐待的政策可能存在遗漏或不适用问题,需基于实际情况系统性地分析老年虐待形成的影响因素,本研究期待能为构建更具全面性、适用性的防治老年虐待的政策体系提供一些理论和实践支持。

二、理论分析框架

老年虐待行为不仅是受虐者与施虐者双方因素作用导致的结果,也是特定社会情境下的诸因素互动的产物。照顾者压力理论和社会交换论最先被用于解释老年虐待的形成。照顾者压力理论指出,由于长期照顾健康状况受损的老年人带来的内、外部压力,导致照顾者因负担过重,为发泄压力而形成老年虐待[8]。社会交换论则认为老年人资源的减少使其难以为相互关系做出交换,无力维持代际间的平衡关系导致虐待的发生[9]。上述两个理论很好地从虐待主体和客体两方面解释了老年虐待的形成,但忽略了社会环境因素的作用,外在情景因素论则在此基础上融入了外在社会环境因素,将老年虐待视为特定社会情境下的互动产物[11]。诸多学者的研究印证了上述理论解释老年虐待之所以形成的有效性。为弥补这三种理论各自的偏向性,本文将照顾者压力理论侧重的照料者压力、社会交换论侧重的家庭代际互惠和外在情景因素论侧重的外在情境因素进行归纳融合,并依据老年虐待特征确定这三类因素的具体衡量指标,构建出老年虐待形成的理论分析框架,如图1所示。

图1 老年虐待形成的理论分析框架

1.照料者压力

照料者压力是指长期护理身体或智力受损的老年人给照顾者带来的压力和负担[2],主要来源于老年人的照料需求和照料者的照料资源约束。一方面,老年人照料需求的提高会直接增加家庭照料者负担,增加虐待发生风险[17],这一照料需求主要包括健康、经济和情感三个方面。首先,老年人的健康水平会随年龄增长而逐渐下降,对看护照料的需求渐趋上升,产生了对照料者的健康依赖;其次,老年人逐步退出劳动力市场,劳动收入减少,而现阶段社会养老金整体水平偏低[18],需要依靠子女等家庭成员供养形成经济依赖;再次,由于社交网络规模显著缩小和“养儿防老”等传统观念的影响,老年人会将情感支持更多地寄托于子女形成情感依赖[19]。另一方面,家庭照料者的时间、经济等照料资源的约束越强,对照料负担就有越高的感知水平,因此更容易导致老年虐待。相较于未就业人员,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对劳动者的工作投入连续性提出更高要求,从而引起工作安排与家庭照料的时间冲突[20]。同时,子女照料老年人还需承担医疗费用等显性照料成本和误工导致的工资损失等隐性成本[21],这些均导致子女的经济状况变差,照料老人带来的经济压力增大。据此本文提出假说1:

H1:照料者压力对老年人虐待的形成具有正向影响,即老年人的照料需求越多和照料者照料资源约束越强,越容易发生老年虐待。

2.家庭代际互惠

家庭代际互惠是指家庭成员以及代际之间服务、经济、情感资源的双向支持和交换[22],家庭内老年虐待行为很大程度上是家庭代际互惠严重失衡的反映及后果。一方面,我国的代际支持并非简单的契约关系,老年父母依旧需要为子女持续提供服务资源与经济资源等向下代际支持[23-24],以期换取子女的养老支持。当代际互惠赖以存在的资源基础逐步缩减甚至丧失,老年父母无法为子女提供向下代际支持时,很可能降低子女的赡养积极性和主动性,导致老年人照料需求往往得不到及时回应。另一方面,除了服务与经济资源交换,还存在情感资源交换,代际间的亲疏关系也与是否有老年虐待行为相关。照顾者和被照顾者之间长期或虐待前的关系已被证实是预测虐待的重要因素[25]。代际关系越亲密,子女更愿意向父母转移养老资源、提供照料,老年虐待的风险也越小。据此本文提出假说2:

H2:家庭代际互惠对老年虐待的形成具有负向影响,即老人给予子女的向下代际支持越少,代际关系越疏离,越容易发生老年虐待。

3.外在情境因素

外在情境因素是指个体接触到的外部社会环境,在本研究中主要是指老年人所在社会提供的养老服务和经济支持资源。随着家庭照料功能的弱化和家庭照料赤字的日益凸显,政府介入老年照料服务供给极具必要性[26]。当需要照料的老年人较少地得到社会支持资源时,不仅容易导致老年人社会孤立,而且会使照料者产生高压负担进而影响其照料表现,最终导致老年人受虐待风险的增加。因此,一方面政府应通过提供社会照料服务帮助家庭照料者适应照料强度,减轻照料者的照护压力,发挥补充家庭照料功能的作用[27];另一方面,还应通过养老金、社会福利金和救济金等方式为老年人家庭照料提供经济支持来扩展家庭照料选择的可行能力。据此本文提出假说3:

H3:外在情境因素对老年人虐待的形成具有负向影响,即社会养老服务支持和经济支持越缺乏,越容易发生老年虐待。

二、数据、方法与变量

1.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来源于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该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实施,通过定期、系统地收集中国年满60周岁的老年人群社会、经济背景数据,掌握老年人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评估各项社会政策措施取得的实际效果,以期为解决中国老龄问题提供可靠的理论和事实依据。基线调查于2014年开展,此后每两年进行一次追踪调查,涵盖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134个县/区以及462个村或居委会。2018年CLASS首次对全国范围内“老年虐待”问题展开了调查,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撑。CLASS 2018年调查数据的总样本数为11 419个,剔除关键变量存在缺失的样本后,本研究最终获得有效老年人样本量8 712个。

2.研究方法

根据研究目的,本文首先采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老年虐待形成的影响因素;其次,采用夏普里值分解法进一步量化分解各类因素对老年虐待差异的贡献度,从全局视角把握老年虐待的关键归因与防治策略。

(1)Probit模型 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是“老年虐待”,具体采用老年人是否遭受家人虐待来测度,该变量为二元虚拟变量,故本文采用Probit模型实证分析影响老年虐待形成的因素。构建的模型如下:

(1)

其中:被解释变量Abusei表示i老年人是否遭受家人的虐待,Abusei=1代表老年人遭受家人的虐待,Abusei=0代表老年人未遭受家人的虐待;根据上述分析框架,Formki是影响老年人虐待形成的第k个解释变量,包括照料者压力、家庭代际互惠、外在情境因素等变量。

3.变量选择及测度

(1)被解释变量 CLASS 2018年调查问卷中,关于老年虐待的问题是“最近一年来,您的家人对您有过下列行为吗?”选项涉及7项家庭内虐待行为:A长期不来探望、问候/不和您说话;B不给您提供基本生活费/私自挪用您的钱款;C需要时不照顾您;D侮辱/谩骂/恐吓/殴打您;E不给您提供固定的住所;F不给您吃饱/吃得很差;G不许您出家门。只要被访老年人在其中至少1项行为中回答为“有”,则认定该老年人遭受家人虐待,否则视为没有[21]。统计显示,研究样本中家庭内老年虐待总发生率达5.670%。本文进一步对老年虐待行为进行归类,将D归为身体虐待,A、G归为精神虐待,B归为经济虐待,C、E、F归为疏于照顾[5]。在家庭内各类老年虐待行为的发生率中,疏于照顾这一虐待行为发生率最高,达到3.627%;其次是精神虐待,占比3.329%;经济虐待与身体虐待的发生率相对较低,分别为1.469%和0.689%。

(2)核心解释变量 结合理论分析框架,本文着重关注照料者压力、家庭代际互惠、外在情境因素这三方面因素对老年虐待形成的影响。其一,照料者压力包括老年人照料需求和子女照料资源约束。在老年人照料需求上,健康依赖以老年人的身体和心理健康水平测度,分别指老年人的失能程度和抑郁程度。经济依赖通过老年人主要生活来源是否来自家人和亲属测度。情感依赖是指老年人对子女的养老期盼和情感需求,主要由老年人对传统观念“养儿防老”的赞同度来衡量。在子女照料资源约束上,时间压力是指子女照料父母的时间约束,主要通过老年人健在子女参与工作的比例进行测度。经济压力是指子女照料父母的经济约束,由老年人健在子女的经济状况反映。其二,家庭代际互惠包括向下代际支持和代际关系。向下代际支持包括老年父母给子女的经济资源和服务资源,其中,经济资源由老人对子女的经济支持测度,服务资源由老人照顾孙子女测度。代际关系主要指老人与子女的感情亲近度。其三,外在情境因素主要指社会养老支持资源,包括服务支持政策和经济支持政策。前者通过社区的居家养老服务供给情况来测量,后者通过养老保险和社会福利金状况测度。

(3)控制变量 现有研究发现人口与经济社会特征是影响老年人虐待的重要因素[29],本文控制了个人基本特征层面的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以及收入水平,与家庭基本特征层面的健在子女数和同吃同住人数。此外,考虑到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导致老年人虐待的异质性问题,本文还控制了所在省份变量。各变量的含义、测度方式及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1所列。

表1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三、实证结果

1.老年虐待的影响因素

本文采用Probit模型实证检验老年虐待形成的影响因素,估计结果见表2列(1)所列。老年人的健康依赖、子女的时间压力和经济压力因素对老年虐待的形成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这一结果与假说1部分相符。老年人的失能程度每严重1个等级以及抑郁水平每提高1分,则老年虐待发生的概率将分别提高2.240%和0.422%,但相较于健康依赖,老年人经济依赖和情感依赖的增强对老年虐待并无显著影响。同时,参加工作的子女比例每提高1%和子女经济困难程度每提高1个等级,则分别使老年虐待的发生概率提高1.550%和1.880%。可见,老年人身心健康状况的恶化增强了照料需求,子女的时间和经济压力造成照料资源约束,由此导致照料者压力增加,增大了老年人遭受家人虐待的风险。

表2 老年人虐待形成的估计结果

家庭代际互惠因素中的向下代际支持与代际关系起到显著减少老年虐待发生的作用,这一结果与假说2相符。向下代际支持层面,老人对子女的经济支持每提高1个等级,将使老年虐待的发生概率降低0.403%,但照顾孙子女这一服务资源供给的影响并不显著。这反映出经济资源供给是向下代际支持的重要形式,老年父母主要通过给予子女经济支持获取来自子女的生活照料。从代际关系看,感情亲近度的提升将显著降低老年人虐待的发生概率。可见,家庭代际互惠能有效降低老年虐待的发生风险。

社会养老支持资源能显著降低老年人虐待的发生率,这一结果与假说3一致。社区有居家养老服务供给使得老年人虐待发生的概率降低1.090%。老年人享有养老保险和社会福利与救济金,将分别使这一概率显著降低1.090%和2.180%。可见,外在情境因素通过提供社会养老支持资源来补充和完善家庭照料功能,可有效缓解家庭照料者的照料压力,老年虐待行为将会显著减少。

此外,为验证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本文以虐待多重性重新衡量老年虐待,具体定义为根据上文对虐待行为的归类,分为身体虐待、精神虐待、经济虐待和疏于照顾,若老年人未遭受虐待任何一种虐待=1,遭受一种虐待=2,遭受两种虐待=3,遭受到三至四种虐待=4[30],并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重新进行回归估计。回归结果见表2列(2)所列,在替换被解释变量后,实证回归结果与前文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研究结论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2.老年虐待影响因素的贡献度分解

为进一步探究老年虐待形成的关键归因,本文对基准模型中的老年虐待影响因素进行了夏普里值分解,以量化分解各类因素对老年虐待差异的贡献度。为降低计算量且提高分解速度,对相关变量进行了合并,夏普里值分解结果见表3所列。在本文理论框架关注的各类因素中,老年人的健康依赖、代际关系和子女的时间、经济压力是导致老年虐待形成的三大主要原因,其贡献度占比分别达到13.869%、10.371%和6.021%。究其原因,首先,老年人身体机能的退化随年龄增长而难以避免,催生了其强烈的生活起居照料需求,这意味着健康水平较低的老年人是防治虐老政策的重点关注对象。对比来看,健康依赖是老年虐待形成的直接和本源因素,老年人健康问题更容易直接激化甚至恶化家庭代际关系,且在家庭代际融洽度降低的情境下,家庭照料者时间与经济压力的催化致使家庭照料者忽视失能老年人的部分照料需求,从而形成老年虐待。其次,负有赡养责任的子代外出务工带来的空间分离效应弱化了其对老年父母的照料投入,加之中国传统养老文化基础削弱,代际关系失衡愈加明显[31],这也为老年虐待现象日渐恶化敲响了警钟。最后,随着女性就业率的提升,家庭照料者容易陷入参与工作与照料家庭间的时间冲突,并且照料劳动会带来显性和隐性照料成本,时间与经济的双重压力无形中加剧了虐老风险。据此,缓解老年人健康依赖、缓和代际关系和减轻子女的时间、经济压力是从根源上防治老年虐待的关键切入点。

表3 老年虐待形成影响因素的夏普里值分解

同时,社会养老支持资源的贡献百分比仅占1.992%,说明当前社会养老支持资源在防止老年虐待方面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如何完善社会养老支持资源仍是老年虐待防治策略的重点。但一方面,现阶段“居家养老服务”这一服务支持政策尚未充分发挥补充家庭照料功能的作用。从需求端看,基于家庭代际照料的家庭养老仍是我国最主要的养老方式[32];从供给端看,我国居家养老服务发展起步较晚,尚存供需错位、保障不足等问题。另一方面,当前以基本养老保险金、社会福利和救济金等为代表的经济支持政策存在整体水平不高与城乡不平衡等问题,限制了老年人照料选择的可行能力。可见,社会养老支持资源无疑是缓解老年虐待的外部干预举措,但其现阶段未能充分发挥出补充家庭养老的作用。

此外,老年人向下代际支持对老年虐待的贡献度为1.932%,表明老人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和照顾孙子女能在一定程度上降低老年虐待发生风险。基于“家本位”观念,我国老年人更倾向于将服务资源和物质资源向子代倾斜。一方面,向下代际支持在维持老年人自身生产力与家庭权力地位的同时,也增进了家庭整体福祉;另一方面,老人通过为子代提供向下代际支持以期换取子女对其的养老回报[33],从而形成良性家庭代际关系,弱化老年虐待风险。然而,由于城乡人口流动和社会变迁等因素对我国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构建的限制,向下代际支持并不能充分发挥其均衡代际支持和换取子代养老回报的效用,因此老年人向下代际支持对降低老年虐待发生风险的作用较为有限。

四、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基于照顾者压力理论、社会交换论和外在情景因素论构建老年虐待形成的系统性理论分析框架,并实证分析老年虐待的影响因素和量化分解各类因素对老年虐待差异的贡献度,从全局视角探讨老年虐待的关键归因与防治策略。研究发现,我国家庭内老年虐待总发生率达5.670%,疏于照顾和精神虐待是最主要的虐待形式。本文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能够有效解释老年虐待形成的原因,健康依赖、时间和经济压力等照料者压力因素增加了老年虐待的发生风险,而家庭代际互惠因素中的向下代际经济支持与良好的代际关系起到了缓解老年虐待的作用。健康依赖、代际关系和时间、经济压力是导致老年虐待的三大主因,贡献比分别达到13.869%、10.371%和6.021%。社会养老服务和经济支持资源能显著降低老年虐待的发生率,但现阶段贡献比仅为1.992%,在防治老年虐待方面发挥的作用有待提升。

本文的研究结论对缓解老年虐待的实践可能具有以下政策启示:首先,减轻家庭照料者压力是有效防止老年虐待发生的关键所在。一方面,老年人的健康依赖是引起虐待的本源因素,应以保障老年人身心健康为出发点。其一,需进一步强化老年健康教育。形成多元化教育服务供给格局,创新教育服务提供方式,并拓展教育内容,以实施老年健康素养促进项目、开展老年健康宣传周活动等老年健康教育专项工程为支撑,逐步提高老年人主动健康能力。其二,完善预防保健服务体系。着力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为老年人免费建立综合、连续、动态的电子健康管理档案,鼓励各地优化老年人健康体检项目,提升健康评估和健康指导能力;依托各类卫生机构构建慢性疾病综合防治服务体系,积极开展老年失能预防及干预工作,并推进老年人心理关爱服务,完善精神障碍类疾病早期预防与干预机制。多措并举及时发现老年人健康隐患并延缓健康恶化,从而减轻由老年人健康依赖带来的照料压力。

另一方面,为缓解家庭照料者的时间冲突与经济压力,应实施兼具全面性与灵活性的家庭照料者支持政策,主要包括时间支持政策与经济支持政策两方面。在时间支持政策上,相关部门应采取财政补贴或税收减免等措施合理平衡劳动者权益与用人单位利益,推动“带薪护理假”制度落地实施,并根据老年人的照料需求程度制定差异化照料假天数。除此之外,鼓励用人单位实施弹性工作时间制、远程办公等措施为工作群体缓解家庭照料的时间冲突。在经济支持政策上,基于赡养老人退税政策,进一步提高家庭照料者的退税额度,为全职家庭照料者提供照护补贴,将需进行长期照护的家庭照料者纳入国家社会保险体系,并为家庭照料提供者进行技能培训、压力与情绪疏导、提供喘息服务等,保证家庭照料者的基本收入和照料福利,从而在时间、经济两方面缓解照料资源约束,减少老年虐待行为的发生。

其次,通过向下代际经济支持与良好的代际关系构建实现家庭代际互惠是破解老年虐待困境的有力方案。在向下代际支持方面,应制定老年人参与社会发展支持政策,倡导老年人积极承担家庭角色,引导老年群体积极参与到家庭乃至社会的发展之中,从而构建起家庭互助互惠互利关系,缓解老年抑郁、孤独等不良情绪,助其实现自我价值。另外,在构建融洽的代际关系上,于老年人层面,鼓励老年群体积极做好养老规划,提升养老服务认知度;于家庭层面,提倡传统孝道,鼓励家庭成员自觉承担家庭养老与照料责任,为老年父母提供基本的养老支持,对照料工作进行合理分工,发挥家庭养老功能;于社会层面,倡导积极老龄化,发挥好社区工作者组织社区活动、便民服务和矛盾调解等作用,尊重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重点关注健康水平较低的老年群体,多方联动降低老年受虐风险。

最后,充分利用社会养老服务和经济支持资源等外在情境因素是缓解老年虐待的重要途径。在服务支持政策层面,健全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的老年人照护服务体系,落实居家养老服务津贴等发放,激发老年群体对居家养老服务的需求转化为有效利用,同时优化居家养老服务质量,持续扩大普惠型居家养老服务资源供给以实现供需匹配。此外,鼓励老年人参与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中,有效推动“互助养老”“时间银行”等互助式养老模式的实现;在经济支持政策层面,扩大基本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提升企业退休人员养老保险待遇和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水平,同时 稳步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支持和激励家庭参保以减轻家庭照料压力,逐步缩小城乡与区域间的社会保障差距,提升社会养老支持资源对老年虐待的防治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