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杏佛被刺内幕

孟明燕 马志远

一

杨杏佛，字宏甫，又名杨铨，1893年5月4日，出生于江西省清江县。

杨杏佛早年就读于上海吴淞中国公学，是同盟会早期成员，参加辛亥武昌起义。1912年1月，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杨杏佛任临时总统府秘书处收发组长。辛亥革命果实被北洋军阀袁世凯窃取后，杨杏佛弃官赴美，先后在康奈尔大学和哈佛大学学习。1918年10月，由美国回国，先后任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后改称东南大学）教授、东南大学工学院院长等职。

1924年，孙中山主持国民党改组，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杨杏佛赶赴广州，任孙中山秘书，深得孙中山的信任与赏识。同年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共商国是，杨杏佛随往。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平病逝，杨杏佛被选为孙中山葬事筹备处总干事。国民党斥巨资80余万两白银在南京修建中山陵，这笔巨款就是由杨杏佛掌握。工程招标时，他有极大的决定权。当时，投标中山陵工程的建筑公司近40家，其中19家给杨杏佛及其下属送礼贿赂，杨杏佛照单全收。但在招标会召开之时，杨杏佛却将所有礼品摆在陈列室中，供人参观，迫使那些行贿公司将礼品领回，尴尬而去。

1925年5月，上海爆发了五卅惨案，杨杏佛立即开办《民族日报》，抨击军阀和帝国主义相勾结血腥屠杀中国人民。同年10月，杨杏佛和张闻天、陈望道、杨贤江、恽代英、郭沫若、胡愈之等人成立中国济难会，编辑出版《济难月刊》，筹款营救被逮捕关押的革命志士。

北伐战争开始后，杨杏佛负责北伐军在上海的地下工作，设秘密电台，策应北伐军向上海进发。1927年3月，杨杏佛积极支持周恩来领导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并担任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常务委员。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杨杏佛与蒋介石划清界限，并且凭借其较大的影响力公开反对蒋介石，险被国民党右派杀害。脱险后，他继续执行孙中山联共政策，与共产党密切合作，从事民主革命活动。

1928年4月，杨杏佛担任国立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协助院长蔡元培主持学术研究工作，大力支持进步学者进行社会调查。

二

1931年，在蒋介石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三次军事“围剿”，并进行虚假报道的时候，杨杏佛则亲自前往江西，经实地考察，结合以往的资料，撰写并发表《赤祸与中国之存亡》，客观地介绍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八个苏维埃区城的情况、江西苏区红军以及红军三次反“围剿”的状况，并在结论中指出：国民党舆论所吹嘘的“围剿”胜利，“不过是治标而已，只有避免内战，促成团结，实行革命的三民主义，才能建设独立自由的中国”。此文在《民国日报》连载后，蒋介石恼羞成怒，中文合订本尚未全部分发就被火速地收缴销毁。

九一八事变后，杨杏佛力主团结抗战。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杨杏佛全力协助宋庆龄举办伤兵医院，支援十九路军抗战，并与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等，在上海组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以下简称“同盟”）是一个进步的社会团体，由宋庆龄和蔡元培分别担任正副主席，杨杏佛任“同盟”的总干事，负责具体事务。

“同盟”的主要任务是：“一、争取释放国内政治犯，反对目前到处盛行的监禁、酷刑和处决的制度。二、予政治犯以法律的辩护及其他援助，调查监狱的状况和公布国内剥夺民权的事实，以唤起舆论的注意。三、协助关于争取公民权利，如出版、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斗争。”“同盟”的章程特别强调：“本同盟首要的工作对象是大量的无名囚犯。”

在国民党的统治区域内，“同盟”以合法形式与社会恶势力进行公开斗争，为人民争取民主权利。

三

“同盟”一成立，杨杏佛等人就发布新闻，向国内外揭露国民党当局的反动统治及特务罪行。接着，“同盟”即展开切实而具体的工作：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在北平被非法拘禁的许德珩等爱国师生。杨杏佛还专门前往北平营救，呼吁全国统一抗日。蒋介石对此非常气恼。在各方面的压力下，国民党被迫释放北平爱国师生。

在国民党反动的白色恐怖下，作为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杏佛为人权和民主奋力奔走呼吁，不断发表正义言论，极力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团结抗日。他不顾个人安危，竭力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和“剿共”政策，大胆揭露和抨击国民党特务非法捕人．杀人的罪行，组织营救了不少因反对国民党政府而遭到迫害的社会民主人士。尤其是杨杏佛等人，不遗余力地为营救、保护被捕的共产党人而与国民党当局进行不懈的斗争，做了许多共产党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在营救廖承志的过程中，在营救国际反帝战士牛兰等人的过程中，杨杏佛等人均义无反顾地冲在第一线。

杨杏佛等人的所作所为，与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完全相反，令国民党当局非常震怒，遂图谋通过恐吓来摧毁杨杏佛的意志，达到扼杀“同盟”及其活动的目的。1933年5月间，特务给杨杏佛寄去一封装有子弹的恐吓信，要他立即退出“同盟”，否则将采取强硬手段。杨杏佛早已将生命置之度外，对此根本不予理睬。欲行独裁的蒋介石更视杨杏佛等人为眼中钉、肉中刺，对其恨之入骨。到了1933年4月，蒋介石最终动了杀心，决意除掉杨杏佛，便密示特务头子戴笠制裁杨杏佛等人。

当时，戴笠向蒋介石建议，同时也对宋庆龄下毒手。

对宋庆龄这样一个处处跟自己作对的心腹大患，蒋介石不是不想除之而后快，只是因为宋庆龄声誉太高、社会地位及其与蒋氏之关系特殊而不能不令蒋有所忌惮。

如果说宋庆龄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精神领袖，那么杨杏佛就是这个组织的实干家，是宋庆龄的左膀右臂。在蒋介石看来，动不了你宋庆龄，那卸你个膀子也是好的，一来可以出口气，二来也是给宋庆龄和“同盟”的一个警告。杀了杨杏佛这样执著精干的人物，民权保障同盟即使不瓦解，也不会再有大的作为了。

四

1933年四五月间，当杨杏佛从北平回上海不久，戴立即开始布置。特务们先侦察了杨杏佛的日常行踪，了解到杨住在法租界亚尔培路331号中央研究院国际出版物交换处（今陕西南路235号）的楼上，这里也是“同盟”设在上海的办公地点。杨杏佛爱好骑马，在大西路养了两匹骏马。据说这两匹骏马还是国民党高级将领白祟禧和另一位将领赠送给他的。他常在早上去大西路、中山路一带骑马驰骋一两个小时，这已经成了他的习惯。

特务们掌握了这一切情况后，认为早上在这个地段对杨杏佛进行狙击机会最多，也最有把握。正在特务们准备对杨杏佛实施狙击时，蒋介石却发话了。他认为把杨杏佛暗杀在租界之外的地区，既达不到威吓宋庆龄的目的，又会增加当局的麻烦，很可能引起舆论指责，以致非得破案不可。因此，他嘱告戴笠，一定要在法租界宋庆龄的寓所附近执行，这样既可以吓唬宋庆龄，对宋庆龄和蔡元培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又可以不负责破案。

6月初，戴笠亲自到上海，将执行暗杀任务的几名特务秘密召集到他设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的寓所，周密布置在法租界宋慶龄的寓所附近暗杀杨杏佛的具体行动。

负责执行暗杀杨杏佛任务的是复兴社（军统前身）华东区行动组组长赵理君。参加这次行动的凶手连赵理君在内计6人，他们事前宣誓，做到“不成功即成仁”，如不幸被捕，应即自戕，否则将遭到严厉惩罚。

五

特务们原打算在1933年6月17日早晨行动，当他们到达中央研究院附近，不巧遇上法国巡捕房的巡逻警车，又有一队巡捕经过，没敢动手，便无功而返。

6月18日早上6点多，赵理君又亲自带着李阿大、过得诚、施芸之等特务，来到中央研究院附近。他们将汽车停在亚尔培路、马斯南路转角处。赵理君自己坐在汽车上接应。李阿大、过得诚等4人则分散在中央研究院大门口两侧，有一人负责望风掩护。

8时许，当杨杏佛身穿骑马装，戴灰色呢帽，带着长子杨小佛缓步走到院中准备登车时，特务们便准备动手。但杨杏佛上车后又走了下来，特务们以为他们的行动已被杨发觉，正想冲人时，想不到杨杏佛领着儿子杨小佛却上了另一辆敞篷汽车。特务们一见，不由得心中暗暗窃喜。当汽车缓缓开动，刚驶出中央研究院大门时，大门两侧的4名特务，便拔出手枪同时朝着汽车内射击。

杨杏佛听到枪声，便知杀手是冲他而来。在这生死关头，他立即用身体保护儿子。特务们连开十几枪，杨杏佛当场毙命，司机胸部连中两弹，打开车门夺路逃命。杨小佛由于被其父压在身下，仅腿部中了一弹而幸免于难。

亲睹了父亲遇难的杨小佛当时只有15岁，几十年之后，在其90高龄时，那悲惨可怕的一幕仍历历在目。

歹徒们见已成功，便奔向停在附近已发动的汽车。

这时，法租界的巡捕听到枪响，便朝这边赶来，警笛声四处狂鸣。凶手过得诚于慌乱中跑错了方向，等他折回来再追汽车时，车已开动。心狠手辣的赵理君一看过得诚还差好几丈，而这时法租界巡捕已围上来了，顾不得再停车等候，又怕他被捕后泄露机密，遂向他开了一枪，便开车仓皇逃遁。

赵理君一枪虽打中了过得诚，但没有击中要害。面对四面追上来的巡捕，受伤后的过得诚自知难逃，便举枪自戕，子弹从胸侧穿过。巡捕立刻将其与杨氏父子一同送往广慈医院抢救。抵达医院时，杨杏佛已气绝身亡。

凶手过得诚经过急救之后，脱离危险，很快就可以说话了。在巡捕审问时，过得诚说出他的化名——高得臣，是因为看不惯杨杏佛的做派而对其起了杀心，他们之前并不认识，始终没有承认自己是复兴社特务的身份，更未吐出此案的真相。即便如此，戴笠还是做贼心虚，不想留下活口，即刻让沈醉出面，命令在法租界捕房任华探探长的复兴社特工范广珍，当晚想方设法接近过得诚，用毒药将其毒死。

捕房则宣布“高得臣”因“重伤不治”而亡。此案也就成了悬案，最终不了了之。

六

案件发生后，上海市长吴铁城照会法租界代表，要求尽快破案并将案情公之于众。

第二天，即1933年6月19日的《申报》，在《今日本报要目栏》上海地区的要闻里登的是：“杨杏佛被暗杀身死，其子小佛腿受枪伤，暴徒自戕。”

杨杏佛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暴徒刺杀，引起了宋庆龄、蔡元培以及全国舆论界的强烈愤慨。

“暴徒自戕”，事实上暴徒并非自戕。明眼人一看便知端倪．这起刺杀案是国民党特务所为。杨杏佛的死不仅没有吓倒宋庆龄，反而使她更加鼓足了勇气，不畏特务的恐吓与威胁，立即站出来，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暗杀“同盟”总干事的卑鄙行为。

1933年6月20日下午，尽管到处都是横行的特务，但宋庆龄与“同盟”的其他领导人蔡元培、鲁迅、邹韬奋、胡愈之、沈钧儒等，以及各界人士100多人，不畏危险，参加了在万国殡仪馆灵堂举行的杨杏佛人殓仪式。宋庆龄大义凛然地对记者发表《为杨铨被害而发表的声明》。

举行公祭时，蔡元培悲痛地说：“人孰不死？所幸者先生之事业、先生之精神，永留人间。元培老矣，焉知不追随先生以去？同仁等当以先生之事业为事业、先生之精神为精神，使后辈青年学子有所遵循，所以慰先生者如此而已。”

宋庆龄在参加杨杏佛的追悼会时发表了激动人心的讲话：“这些人和他们雇来的打手们，以为靠武力、绑架、施刑和谋杀，他们就可以粉碎争取自由的斗争……但是，斗争不仅远远没有被粉碎，而且我们应当更坚定地斗争，因为杨铨为了自由而失去了他的生命。我们必须加倍努力直至实现我们的目标。”

鲁迅也极为悲伤，写下了悼诗《悼杨铨》：

岂有豪情似旧时，

花开花落两由之。

何期泪洒江南雨，

又为斯民哭健儿。

尽管在杨杏佛被害后，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被迫停止，然而，正义而勇敢的人们，依然迈着坚定的步伐，为争取光明而执著地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