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日常压力与负性情绪的多层分析：情绪调节困难与心理韧性的作用

刘 帅，施 霞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职业教育学院，天津 300222）

一、引言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大学生的校园生活也变得更加丰富多样。同时，处于成年早期的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会经历更多需要独立面对的生活事件，面对更多不确定的日常生活压力。Lazarus的压力应对理论指出，个体知觉到压力的过程往往是对生活事件的认知评价开始的，当个体认为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满足或挑战外部需求时便会产生压力。［1］个体对于压力的认知评价不同，也使得一些人更容易受到负面压力结果的影响。［2］

负性情绪作为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往往作为个体知觉到压力的负面结果出现。［3］实证研究表明，大学生抑郁、焦虑等负性情绪往往出现在应对压力事件的过程中［4］［5］。并且，知觉到更多压力的个体所产生的负性情绪水平更高，因此大学生个体如果长期处于压力威胁下将会出现许多心理健康问题。［6］根据情感动态模型（The Dynamic Model of Affect,DMA），在日常生活情境中的情绪体验往往与压力间存在动态变化关系，并且会呈现一定的变化趋势。［7］然而，前人关于压力与负性情绪的研究往往采用回顾式自陈问卷的方法，并将压力和负性情绪看作一种稳定的心理状态进行考察。［8］这样的研究方式往往忽略了日常情境中知觉压力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动态属性。大学生日常生活中压力对负性情绪的动态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因此，本研究将情绪调节困难与心理韧性作为可能的调节因素，考察知觉压力水平对负性情绪反应的动态影响机制。

（一）情绪调节困难的调节作用

近年来，实证研究发现情绪调节困难作为重要因素影响着个体可能出现的许多适应性问题。［9］［10］一旦个体情绪调节出现困难，个体的心理健康就会受到严重负面影响。Gratz等人认为情绪调节困难是一种情绪调节能力的缺失，往往表现为个体无法采用具有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使得情绪调节出现失调或障碍。情绪调节能力包括感知和理解情绪、接受情绪体验、控制情绪行为表达以及选取适当情绪调节策略的灵活性等。［11］情绪调节出现困难的个体会在面对日常压力事件时更频繁地使用适应不良的情绪调节策略并造成更加严重的情绪问题，并且具有压力性的生活事件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是由适应不良的情绪调节策略（自我责备、灾难化和反刍)所调节的。［12］因此，情绪调节困难程度不同的个体在日常知觉压力对负性情绪的动态影响作用中可能是存在差异的。

（二）心理韧性、情绪调节困难与压力

心理韧性在个体面对压力后所产生的负性结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心理韧性可以被看作是一种积极的个人特质，它可以减轻压力的负面影响，帮助个体在具有不确定性的压力环境下积极适应。［13］在本研究中，我们将心理韧性定义为一种积极的人格特征。情绪的拓展——构建理论表明，心理韧性较好的个体在面对压力时会保持更多的积极情绪从而扩大脑海中潜在应对策略的范围，从而增强一个人对压力的适应能力。［14］Gloria等人的研究也表明，心理韧性可以帮助个体在面对压力时产生更小的负面影响并且促进更多积极的压力应对策略，［15］这与情绪调节作用于压力反应的方式是类似的。心理韧性水平较高的个体在面对压力后可能会使用更多的积极应对策略，这其中可能也包括了更具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因此，对于心理韧性水平不同的个体可能在不同情绪调节困难水平预测日常压力对负性情绪的动态影响作用上存在差异。

国内学者徐慰等人曾考察了在日常情境下个体特质正念［16］、心智游移［17］在日常压力与消极情绪关系间的动态影响作用，但结合前文所述，以往对于日常压力对负性情绪的动态影响机制的研究还较少，日常压力对负性情绪影响的动态机制中的其他重要中介或调节作用因素还有待研究。本研究采用动态评估（Ambulatory Assessment，AA）的方法，在日常的自然情境下重复对个体的想法和行为进行实时抽样，可以更好地考察大学生日常压力对负性情绪影响的动态机制。［18］因此，本研究欲通过动态评估大学生日常生活中的压力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关系，对日常生活情境下的压力和负性情绪进行密集型追踪测量，并考察情绪调节困难与心理韧性在日常生活中知觉压力对负性情绪动态影响的作用。

二、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在天津某大学以及网络招募在校大学生参与研究，总共有82人参与研究。中途7人退出，因此有75名被试完成所有测量。根据Hox提出的多层线性模型中50/20法则，以个体为组在14天内重复追踪28次，符合建立多层线性模型样本量要求。［19］其中女生38人（50.7%），男生37人（49.3%）。在受教育水平方面，39 人（58.7%）为本科生，36 人（41.3%）为研究生，年龄范围从18～25 岁，平均年龄21.8岁（SD=2.39岁）。

（二）方法

1.调查方法

通过在校内以及网络论坛发布广告海报招募符合研究条件的被试参与研究。首先研究人员通过微信向被试发送情绪调节困难问卷的问卷星链接，并要求被试在安静且专心的条件下完成。此后采用动态评估的方式测量知觉压力与负性情绪。具体方法为：在开始追踪前要求被试打开微信消息通知，每天中午12 点和晚上6 点通过微信消息向被试发送问卷星链接，并提醒被试在收到链接后完成简版知觉压力量表和自编负性情绪问题的填写与提交。每位被试在完成14天的追踪测量后会收到一定被试费作为奖励。

2.个体内（Within-Person）变量（采用动态评估测量）

个体内变量是指将每一个个体看作一个群组，对其重复观测的变量。本研究中将每天的知觉压力和负性情绪作为个体内变量。

为了更好地在日常动态测量大学生的知觉压力，本研究采用简版知觉压力量表［20］（Perceived Stress Scale）。简版知觉压力量表由10 个简短的项目组成，题目形式如：在过去的半天里，有多少时间你感到无法掌控生活中重要的事情？此量表采用利克特5 点进行评分，其中“从未有”计0 分、“几乎没有”计1分、“偶尔”计2分、“较多”计3分以及“非常多”计4分。总分越高，代表个体在当下知觉到的压力程度越强。所有被试在该量表上得分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

根据以往研究者对负性情绪的动态考察方法，本研究将参考Diener 等人编制的正负性情绪量表［21］，并在其中选用五个大学生日常常见的负性情绪，采用自编问题评定的方法对日常负性情绪进行测量［22］。这五种情绪分别为愤怒、抑郁、疲惫、焦虑、不适，自编问题的形式如：你当下是否感觉抑郁？被试将对问题进行从0（完全没有）到100（极其）的评分，并将所有负性情绪的总分作为总体负性情绪的指标。所有被试在5 个问题上回答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

3.个体间（Between-Person）变量

情绪调节困难采用中文版情绪调节困难问卷［23］对情绪调节困难进行测量，该量表由36 个项目组成，分为6个维度：情绪意识困难、情绪接纳困难、情绪理解困难、冲动控制困难、目标行为困难和策略使用困难，包含11 道反向计分题。量表采用5点计分（1=从来没有，5=总是有），得分越高情绪调节困难的程度越严重。量表在本研究中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4。

为了更好地测量心理韧性，近年来的研究趋势更倾向于将心理韧性放在个体面对压力情境下的过程中动态考察。［24］因此，心理韧性的测量通过参考Veer 等学者的考察方法，［25］将个体内水平14天内重复测量28 次采集的知觉压力作为自变量，以负性情绪作为个体当下心理健康水平的指标作为因变量，并构建标准回归曲线。将此回归曲线作为提供个体知觉压力的心理健康反应性的规范性预测，并将每个个体的残差定义为实际得分与预测得分之间的差值，作为衡量个体心理韧性的指标。被试在回归线上的残差表示其偏离当下正常压力预测心理健康关系的程度，残差值为正的个体表现出更多的负性情绪反应，而残差值为负值的个体表现出更少的负性情绪反应。因此，这一指标的残余分数越高，代表个体心理韧性水平越低。

（三）统计处理

采用HLM 7.0对数据进行多层线性模型分析。第一水平的变量为个体内变量，即采用动态评估测量的知觉压力与负性情绪。第二水平的变量为个体间变量，即使用情绪调节困难量表测量的情绪调节困难的得分与残差化法得出的心理韧性的得分。在分析时将在多层线性模型中参考情绪调节困难与心理韧性及其交互项的斜率值及其显著性，作为情绪调节困难与心理韧性调节日常压力预测负性情绪的依据。

三、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共招募82人，其中7人中途退出，最终75 人完成了14 天共28 次的动态评估测量。因此回收到有效回复数据数为2100次。多层线性模型中所有个体内水平变量的被试内平均数的均值和标准差与个体间水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呈现见表1。

表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二）日常压力与负性情绪之间的多层线性模型分析

首先分别将个体内变量负性情绪（总分、焦虑、疲惫、愤怒、不适、抑郁）作为因变量代入第一水平方程中建立随机ANOVA MODEL，根据结果显示焦虑、疲惫、愤怒、不适、抑郁以及负性情绪总体得分的ICC值分别为0.60、0.56、0.57、0.59、0.66、0.70，组内相关程度较高适合进行多层线性模型分析。因此，将日常压力对日常负性情绪的影响放入第一层（level 1），将情绪调节困难与心理韧性放入第二层（level 2）。构建多层线性模型方程如下所示：

Level 1：

总体负性情绪/焦虑/疲惫/愤怒/不适/抑郁=π 0i+π1i*（知觉压力ti）+eti

Level 2：

π0i=β00+β01*（情绪调节困难i）+β02*（心理韧性i)+β03*（情绪调节困难I*心理韧性i)+r0i π1i=β10+β11*（情绪调节困难i）+β12*（心理韧性i)+β13*（情绪调节困难I*心理韧性i)+r1i

在方程中对第一水平自变量进行了组中心化处理（group center），第二水平自变量进行了总体中心化处理（grand center）。结果显示，在第一层方程中截距参数均显著（p<0.001）表明个体在的日常生活中都体验到了明显的焦虑、抑郁、愤怒、疲劳、不适等消极情绪。

第一层方程中的斜率均显著（p<0.001），表明个体某一时刻的知觉压力可以显著影响当下的消极情绪。

在第二水平方程中，情绪调节困难的斜率在负性情绪总分（β11=0.19，SE=0.03，p<0.001）、焦虑（β11 = 0.03，SE = 0.01，p = 0.004），疲惫（β 11=0.02，SE=0.01，p=0.018）、愤怒（β11=0.03，SE=0.01，p<0.001）、不适（β11=0.02，SE=0.01，p < 0.001）以及抑郁（β11 = 0.03，SE = 0.01，p =0.001）作为因变量时显著，并且为正值。（见表2）这表示情绪调节困难可以显著调节某一时刻知觉压力对疲惫、愤怒、不适、抑郁以及总体消极情绪的影响。斜率系数为正值表示，当情绪调节困难得分升高，即个体情绪调节困难程度越强，知觉压力对消极情绪的影响力升高，说明情绪调节困难的高低可以显著预测日常生活中压力对负性情绪的动态影响作用。

表2 多层线性模型结果

再看心理韧性的斜率，在总分（β12 = -0.30，SE = 0.11，p = 0.010）、焦虑（β12 = -0.10，SE =0.04，p=0.006），疲惫（β12=-0.08，SE=0.03，p=0.012）作为因变量时显著，不适（β12=-0.05，SE=0.03，p=0.079）作为因变量时边缘显著，并且均为负值。（见表2）这说明心理韧性可以显著调节某一时刻知觉压力对当下总体负性情绪、焦虑、疲惫的影响。根据前文对测量心理韧性指标的定义，得分越高表示个体心理韧性水平越低。由此可说明斜率为负值时，个体心理韧性得分升高，知觉压力对负性情绪的影响降低。

情绪调节困难与心理韧性交互项的斜率显示，在愤怒（β13=0.00，SE=0.00，p=0.011）作为结果变量时显著。（见表2）这表示心理韧性可以显著调节情绪调节困难对知觉压力影响愤怒情绪的调节作用。交互项斜率系数与情绪调节困难斜率系数均为正值说明了，当个体心理韧性得分越高（即心理韧性水平较低的个体），情绪调节困难对日常知觉压力影响愤怒情绪的调节作用越强。

四、讨论

（一）日常压力对负性情绪的动态影响

本研究考察了大学生日常生活中感知到的压力对负性情绪的动态影响。在个体内水平，日常知觉压力可以显著预测负性情绪（包括焦虑，疲惫，愤怒，不适，抑郁以及总体负性情绪），这表明当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压力时更倾向于出现负性情绪。这一结果与前人在横断研究中考察的压力与负面情绪的结果是一致的。［5］本研究与前人研究相比，考察了大学生自然情境下压力与负性情绪间的动态关系，提高了研究结果的生态效度，并对探讨大学生日常生活面临更多复杂多变的压力与情绪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二）情绪调节困难与心理韧性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发现情绪调节困难可以显著正向预测日常知觉压力对负性情绪的影响。对于情绪调节困难水平高的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压力后会产生更多的负性情绪（焦虑，疲惫，愤怒，不适，抑郁及总体负性情绪）。这可能是由于情绪调节困难的个体面对消极的生活事件时更易使用适应不良的情绪调节策略，如压抑情绪，反刍，逃避等，［26］导致个体更容易产生消极情绪。

同时，本研究发现心理韧性能够显著调节日常知觉压力对负性情绪的动态影响。个体心理韧性水平越低，知觉压力对于当下负性情绪（焦虑，疲惫以及总体负性情绪）的预测力就会降低。根据情感信号假说（Affective-Signaling Hypothesis）这可能是由于整体心理韧性水平低的人可能会在更多情境中处于较为负性的情绪状态，在面对压力时削弱了某些负性情绪（焦虑，疲惫）的信号。［27］这是因为心理韧性水平高的个体对待压力情境或逆境的防御动机较强，因此在压力情景下产生更强烈的情绪反应。［28］

最后，本研究发现，相对于心理韧性水平高的个体，心理韧性水平低的个体情绪调节困难预测知觉压力对愤怒情绪的动态影响作用更强。这说明了在压力反应中，情绪调节困难对低心理韧性水平的个体损害更大，更易产生愤怒情绪。愤怒情绪是一种由于环境影响与主观感受构成的一种短暂的情绪状态，并且让个体投入更多认知资源。［29］这表明心理韧性可以帮助不同情绪调节困难水平的个体在压力情境中缓解愤怒情绪。Block和Kremen的研究也指出，心理韧性水平较高的个体在遇到压力等应激环境时，可以帮助个体更积极地应对不确定的问题，［30］减少负性情绪反应。这与情绪调节困难程度低的个体在面对压力时可以更灵活地选取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来减少负性情绪反应的过程是相契合的。

（三）研究意义、不足与展望

目前已有的研究大多以回顾性问卷测量的方式来考察情绪调节困难、心理韧性与负性情绪在特质水平的关系，但Moore 等学者指出，在日常生态情境中的动态评估与传统回顾性的纸笔测验相比得到的结果是有差异的，这是因为重复测量减少了被试的状态对时间点测量的影响的可能性，也可以增加调查研究中被试报告结果变化的能力。［18］因此，本研究创新之处在于考察大学生情绪调节困难与心理韧性对多种负性情绪以及负性情绪总体水平在日常生活动态变化情境中的作用，并且放在日常压力与负性情绪的动态结构中考察，对多种负性情绪与整体负性情绪水平进行了探究，为更好地探究大学生情绪调节困难与心理韧性在日常知觉压力对负性情绪产生的动态机制中的作用有着一定的临床意义。

此外，学校心理辅导人员在为大学生进行日常压力疏导、改善负面情绪的心理干预工作时，应更加重视指导个体学会使用更有效、更具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31］使其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有意识地训练对各种情绪的觉察与理解，通过认知改变的方式赋予事件更积极的意义，提高个体情绪调节的灵活性，改善情绪调节困难，提高心理韧性水平。

然而，本研究也具有一定的局限性。7名被试没有完成追踪调查，即使追踪的问卷题目较为简短，但密集型追踪的测量方式仍会给被试造成更多负担。因此研究人员在权衡测量方法时要考虑被试流失与被试依从性的问题。此外，本研究仍采用了自我报告的方式，未来在日常情境的动态评估过程中如果可以同时采集被试在当下的生理指标数据，如心率变异性，皮质醇反应等结合考察，将会进一步提高结论的生态效度。日常知觉压力对负性情绪的动态影响机制中是否还存在其他中介或调节因素，未来也可以进一步进行探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