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分配视角下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机制研究

巫颖　王军　白晓博

〔摘要〕 在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和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的历史背景下，探讨数字经济对共同富裕的影响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文章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认为共同富裕实现并不是完全由技术、经济决定的，存在一定的制度建构性，必须考虑制度的作用，核心是处理好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具体来看，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初次分配环节的普惠性，建立健全数字经济时代再分配调节机制和三次分配实现机制等，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关键词〕 共同富裕；数字经济；三次分配制度；新发展阶段

〔中图分类号〕F124.7；F49；F1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0694（2024）01-0011-06

〔作者〕 巫 颖 讲师 宜宾学院文学与音乐艺术学部 宜宾 644000

王 军 副教授 西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成都 611130

白晓博 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 北京 10009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数字技术与经济范式的政治经济学研究”（22FJLB003）；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数字乡村建设对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影响研究”（SCJJ23ND421）。

一、引言

共同富裕作为通往人民美好生活的桥梁，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从“先富带动后富”到“建设小康社会”“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人民为中心的共同富裕建设理念始终贯穿其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现为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新发展阶段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是同步并进的。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扎实推动共同富裕，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共同富裕方向，并将其纳入我国二三五年远景目标规划中，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念的积极实践，也是将社会主义本质外化为具体行动目标的新时代重要探索。2021年8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现阶段，从理论和行动的结合来看，我国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1〕。

随着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量子信息技术等数字信息技术的迅速发展，数字经济正在深刻地改变着我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治理方式。《中国数字经济发展白皮书2023》显示，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规模达到50.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3%，已连续11年显著高于同期GDP名义增速。现阶段，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领跑全球，也是驱动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发展、带动全体人民收入水平提升的关键。与此相伴，共同富裕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重要理论命题，也是社会主义的现实价值取向和实践要求，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探讨数字经济时代共同富裕的实现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二、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制度建构

按照马克思的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分析范式，实现共同富裕不是完全由技术、经济决定的，存在一定的制度建构性（田世野，2019）^〔2〕，必须考虑制度的作用，核心是处理好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中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在数字经济的发展中兼顾效率与公平。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集中体现，是社会主义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最终目的和本质要求。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个重要的发展理念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历史发展到今天，这一政策已经完成任务，应逐步转向实现共同富裕（刘国光，2011）^〔3〕。

从制度建构来看，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和三次分配制度，兼顾效率与公平，关键是要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间的关系。理论与实践都表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实现共同富裕，不能完全依靠市场，政府和社会的力量是不可或缺的，三者必须协同发力。市场、政府、社会各有优势，同时又都存在各自的问题。理顺三者之间的关系，要将其优势充分发挥出来，同时抑制其不足。首先，市场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信息和激励两方面，在经济效率上有着突出的优势，应当让市场在收入分配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特别是在初次分配领域。数字经济时代，即使是对侧重于公平的三次分配，市场仍然可能发挥重要作用，近年兴起的新兴互联网公众筹款平台就是典型案例。其次，政府主导的再分配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机制，通过政府的制度建构，对初次分配和三次分配的规范、兼顾效率与公平，也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通过政府作用来促进公平分配，也可能面临政府失灵问题。最后，社会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有着政府、市场不能替代的作用，随着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社会慈善捐赠等在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促進共同富裕方面的作用就更加显著。与此相伴，社会机制也存在力量分散、有限等内在局限性。通过数字经济促进共同富裕，关键是要从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着手，围绕“政府—市场—社会”关系的主线，完善相关制度。

另外，数字鸿沟以及其他数字经济发展中存在的不公平问题，已经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和担忧，如何防范和缩小数字鸿沟，以数字经济发展缩小城乡、地区、行业差距，促进共同富裕，成为当前数字经济发展政策设计的一个重要关注点。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数字经济时代，我们要坚持走共同富裕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完善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体系，在激发效率的同时兼顾公平，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在实现共同富裕方面的制度优势。

三、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在初次分配环节的普惠性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认为，公平与效率具有同向变动的交促互补关系（程恩富，2007）^〔4〕。有学者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在一定意义上是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然而，将公平置于效率之后也导致我国收入分配差距持续扩大（魏众等，2016）^〔5〕。有学者提出，“效率优先”虽然解决了短期发展问题，但对经济社会长期持续发展埋下了隐患（刘承礼，2008）^〔6〕。随着我国改革发展实践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经济学界逐渐形成共识，那就是效率与公平应当结合互促，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的要义正是在发展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

从理论上讲，初次分配应该由市场发挥主导作用，应当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数字经济本身是市场创新的产物。中国的数字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主要是靠市场主体的创新。“春江水暖鸭先知”，置身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对潜在的市场机会最敏感，对行业情况最熟悉。数字经济的发展必须遵循市场导向和市场规律，政策上应当积极为市场主体松绑，充分激发市场主体创新创业的活力。政府的主要作用在于为企业创新提供服务、准备条件。政府在数字经济产业体系布局、基础设施建设、数字经济相关人才培养等方面能够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而加速数字经济的发展。资源要素的配置和价格，主要由市场供求、竞争来决定，这意味着初次分配领域主要应当由市场来决定。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在调节数字经济领域的初次分配、促进共同富裕方面完全无能为力，至少在两个方面，政府的调节作用是必要的和十分重要的。

一方面，促進数字经济在城乡、区域、行业的协调均衡发展，引导数字经济在城乡、区域、行业的合理布局，吸引社会资本流入数字经济发展洼地，防范和缩小数字鸿沟。由于发展基础和客观条件的差异，城乡、区域、行业在数字经济发展上存在明显差距，可能造成新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从国内数字经济发展的现状来看，已经产生明显的数字鸿沟现象，且有不断扩大之势，对共同富裕的实现产生不利影响。虽然数字鸿沟的形成有着客观的经济因素，但制度、政策并非完全不能发挥调节作用。实际上，通过政府资源和政策的倾斜，结合中西部地区的资源、气候优势，有意识地引导数字经济相关产业布局，加快补齐发展短板，能够在相当程度上缩小城乡、区域、行业之间的数字鸿沟。例如，贵州特有的气候环境，适合建立大数据中心，通过政策引导，贵州的大数据发展正走在全国前列。另外，农业农村是数字经济发展的薄弱环节，一个基本的约束条件是农业农村基础设施薄弱，不仅是与数字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薄弱，更加基础的设施，如道路、水利、仓库等同样发展薄弱。解决这些困境，也需要政府加大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的投入力度，大幅度提升农业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和传统基础设施水平。在此基础上，多渠道、多形式引导社会资本流入中西部地区、农村地区和农业部门等数字经济发展洼地，补齐这些领域数字经济发展短板。

另一方面，政府应当对大型平台企业的垄断行为进行有效规制，促进合理竞争，积极引导大型企业对中小微企业发挥服务带动作用，创造普惠性的经济机会。数字经济产业大多存在显著的规模经济，经过激烈的市场竞争，逐渐形成一批垄断性的独角兽企业，这在互联网平台经济领域表现得最为显著。例如，国内的电商平台企业只有淘宝、京东、拼多多等少数几家；外卖平台只有美团、饿了么等；网约车平台长期是滴滴一家独大。这些巨型平台企业在占据市场垄断地位后，开始利用其垄断地位，提高抽成比例、打击竞争者，不仅挤占平台上的广大卖家和消费者的利益，还排斥竞争，压制市场活力，造成公平与效率的“双输”。因而，促进数字经济发展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政府应当积极反垄断。

四、建立健全数字经济时代的再分配调节机制

再分配是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手段。如果说初次分配领域主要由市场决定、更加重视效率，那么在再分配领域，必须更加重视公平。数字经济时代，如何更好地发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促进共同富裕，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大议题。

数字经济为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带来新动能，将引领新一轮经济增长，为加大再分配力度、促进共同富裕提供更可靠的经济基础。众所周知，通过再分配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要建立在经济增长的基础上，只有“做大蛋糕”，才能“分好蛋糕”。长期以来，我国再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较弱，经济发展水平不足是根本的制约因素。一方面，因为经济发展水平较低、财力不足，对农业农村和欠发达地区的转移支付必然受到制约，对收入调节至关重要的社会保障体系也只能“低水平、广覆盖”，再分配政策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能力有限。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情况下，迫切的任务是加速经济发展，因此本就不充裕的财政资金必须大量用于建设，而非提供公共服务和福利，这也在根本上制约着我国再分配政策的实施效果。因此，提升再分配政策在促进共同富裕方面的效能，需要依赖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进一步提升，这是根本支撑。

自我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进入中高速增长的经济新常态之后，经济发展就迫切要求寻找新动能、新引擎。在传统产业过剩日益严重、经济增长疲软的时代，通过数字经济这一新兴经济部门的发展，带动工业、农业、服务业等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形成“实体+数字”的新型经济结构，有望引发新一轮财富快速增长，并推动产业竞争力全面提升。在财富充分增长的基础上，财政、税收政策可以更加侧重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在经济发展推动财政收入增长的基础上，国家有能力进一步提高城乡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和补贴标准，加大对中西部相对落后地区和农村的转移支付力度，改善其生产生活条件，支持教育、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为共同富裕打牢必要且充分的物质基础。

除了“数字经济—推动经济增长—提升再分配政策效能”这一逻辑主线外，数字经济的发展还为改善再分配效果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在数字经济时代，5G、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广泛运用，使得信息更加透明。因为数字技术革命可以建立更有效的社会治理模式，通过数字化转型，再分配政策也可以更加透明、规范和公正。数字经济的发展将使得更多的收入转为线上，使得规避逃税、漏税有了更多的技术手段，更好地“调节过高收入、取缔非法收入”。

五、建立健全数字经济时代三次分配实现机制

数字经济时代，应充分发挥慈善捐赠作用，创新三次分配的实现机制。第三次分配是改善收入分配结构、帮助社会困难群体提高收入水平、促进共同富裕的重要机制。从线下场景来看，社会困难群体对慈善的需求远远没有得到满足，同时，社会爱心人士进行慈善捐赠、帮助他人的供给潜力远远没有发挥出来，这种供求矛盾的一个基本原因是慈善捐款渠道不通畅。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这种供求矛盾日益突出，显示出在当代社会第三次分配对于调节收入分配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巨大潜力。在数字经济时代，新的数字技术、线上平台为解决那些长期困扰慈善捐款（第三次分配）的困境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和有利条件。然而，技术动力日益重要，但不代表制度建构不重要。充分发挥数字经济对第三次分配的促进作用，同样需要解决好体制机制问题。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主要围绕的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第三次分配则进一步拓展到社会，理顺政府、市场、社会三者的关系。

一方面，推动红十字会等慈善平台和组织借助数字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在信息化时代，由于内外部原因，红十字会等传统慈善组织面临信息不透明、响应个体性和多样性需求能力不足、社会公信力减弱等严峻挑战，需要创新线上筹款机制，利用新的线上平台和数字技术，进一步完善对捐款的发起、利用、监管的整个流程，增强对社会个体需求的供给能力，增加慈善捐款的透明度，更好地解决传统慈善捐款的一些痼疾，进一步提升传统慈善捐款机构的社会公信力。

另一方面，要创新互联网筹款平台，完善相关体制机制。新兴互联网捐款平台已经显示出互联网在发展慈善捐款、完善第三次分配等方面的巨大优势和广阔前景，特别是对那些个性化的需求。不同于红十字会等传统慈善组织，新兴的互联网慈善平台拥有更多的社会力量乃至市场力量，更需要处理好政府、市场、社会的关系。新兴互联网捐款组织的成立，无疑是加入了市场力量，体现了市场在激励创新、适应社会需求等方面的作用。应当发展多元化的筹款机制，满足困难群体对慈善捐赠的个性化需求。在发挥社会主体创新创业活力、弘扬关心困难群体和社会公益的社会氛围的基础上，发挥好政府必要的监督和制度建构作用，建立健全对新兴互联网平台的监督机制，保证合理的平台抽成比例，促进慈善资金筹集和利用的公平公正、公开透明，构建有利于新兴线上筹款平台规范化发展的制度环境。

参考文献：

〔1〕姜长云.扎实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J］.中国西部，2022，（01）.

〔2〕田世野.中国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共享机制构建研究［D］.西南财经大学，2019.

〔3〕刘国光.是“国富优先”转向“民富优先” 还是“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转向“共同富裕”？［J］.探索，2011，（04）.

〔4〕程恩富.现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四大理论假设［J］.中国社会科学，2007，（01）.

〔5〕魏众，王琼.按劳分配原则中国化的探索历程——经济思想史视角的分析［J］.经济研究，2016，（11）.

〔6〕刘承礼.30年来中国收入分配原则改革的回顾与前瞻——一项基于公平与效率双重标准的历史研究［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8，（09）.

（责任编辑 肖华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