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贸易对居民消费提质升级的影响研究

张雅俊，张颖熙

(1.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商学院，北京 102488；2.中国社会科学院 财经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06)

一、问题提出

数字经济成为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的新引擎。以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为核心的数字经济赋予了传统贸易新的发展活力与动能，数字贸易创新和拓展了传统货物和服务贸易的形式与深度。2021年，商务部等部门印发的《“十四五”服务贸易发展规划》明确提出要加快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大力发展数字贸易，实施服务贸易企业数字赋能行动。数字贸易总额和占比快速提升，发展势头强劲。根据《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0年中国数字贸易额为2 947.6亿美元，相比于2015年增长47.4%，占服务贸易比重达44.5%。数字贸易成为发展外向型数字经济的关键载体，是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综合性业态和加速器。数字贸易加速了生产要素和资源的全球性流动，持续扩展可贸易边界和创造范围经济效应[1]。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中国最终消费支出拉动GDP增长1.0百分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32.8%，同比下降32.6百分点。当前全球经济持续低迷，外需明显回落，消费对经济增长的牵引和拉动作用更加凸显。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商务部将2023年确定为“消费提振年”，着力改善消费条件，创造“品质生活”等16个消费场景，以高质量供给创造有效需求，提振消费信心，释放消费潜能。在新的发展阶段，消费需求正加速向个性化和品质化升级，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必须创新匹配消费需求变化的供给体系，优化消费实现渠道和平台。

近年来，有关数字贸易与消费的研究开始逐渐增多。姚战琪(2021)研究了数字贸易对人均消费支出的影响，发现数字贸易通过提升可支配收入进而促进人均消费支出增长[2]，还关注了数字贸易对消费规模的影响。祝合良等(2022)基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背景，研究了数字贸易对消费升级的驱动作用，发现驱动效应呈现U型变化趋势[3]，该研究重点关注了消费升级和结构变化，没有研究消费质量的改变。郑文清等(2022)从居民消费率和消费结构两个角度研究了贸易自由化对居民消费升级的影响，发现贸易自由化通过优化消费结构实现消费升级[4]，但是没有关注数字经济的影响。王瑛等(2023)研究了进口贸易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同时考虑了数字经济的调节作用[5]，该研究从质和量两个角度研究了消费升级，更关注消费结构的优化。

通过相关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目前学术界关于数字贸易与消费升级的理论和实证研究还相对缺乏。已有的部分研究对于消费提质升级的测度存在一定的局限，对消费提质升级维度的划分相对单一，导致研究维度不够全面；大部分研究从线性影响的视角展开，缺少对可能存在的非线性影响的关注。本文基于中国各省份数字贸易发展情况，研究数字贸易对居民消费提质升级的多个维度的影响效应与作用机制，以期丰富相关研究成果。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主要在于：第一，相对全面地探讨数字贸易对居民消费提质升级的多维影响，将居民消费提质升级细分为品质消费规模、消费质量和消费结构三个维度，从理论上一定程度弥补了现有研究关于两者关系的欠缺；第二，厘清数字贸易促进消费提质升级的作用机制，实证检验产业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增长的影响作用；第三，探究数字贸易对消费提质升级的影响以及收入水平异质性和区域异质性，为相关政策设计与实施提供参考。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贸易

数字贸易的边界不断扩展，学术界对其界定尚未达成统一。一般认为，数字贸易包括贸易数字化和数字化贸易两部分。数字化贸易主要通过互联网技术交付或传输数字产品、数字服务和数据要素，是狭义的数字贸易。贸易数字化是基于互联网实现订购、生产或交付活动的数字订购贸易。数字贸易具有普惠性和平台化等特征。数字贸易对传统贸易的突破和变革主要体现在模式渠道和工具方式，以及交易对象的边界扩展。在数字贸易中，数据成为关键生产要素[6]。数字技术进一步变革创新了贸易方式，数字贸易成为对外交易和交流的新渠道，有效联动内需和外需，匹配需求和供给。数字贸易发展出跨境电商、线上展会和智慧物流等新贸易业态，促进全球产业链变革创新。数字贸易带来了产业空间和形态的新变化，通过应用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显著提升贸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消减贸易信息壁垒、加速资源和信息流动、缩短贸易环节等。数字贸易将改变传统劳动密集型的贸易形态，拓宽贸易发展的空间。

(二)消费提质升级

有学者将消费升级界定为消费结构优化，以消费分类加权得出消费升级指数，但是质量和数量密切相关，消费结构升级也必然导致消费规模增大。因此从规模和结构两个角度讨论消费升级更加全面。孙久文和李承璋(2022)进一步将消费升级分为消费规模、消费内容和消费结构三个方面，分别用人均消费支出、非基本消费占比和除食品和衣着消费外的消费占比衡量[7]。消费规模衡量了消费的数量，消费内容和消费结构则进一步衡量了消费的质量。结合以往研究思路和消费提质升级的内涵，从品质消费规模、消费质量和消费结构三个角度解释消费提质升级更为全面和科学。从消费对象和内容看，消费可以分为生存型、发展型和享乐型消费。消费提质升级的典型特征之一就是由生存型消费向发展型和享乐型转变。生存型消费指衣、食、住等满足生理需求的消费；发展型消费指教育文化娱乐、交通通信、医疗保健等满足发展要求的消费；享乐型消费指以享乐为目的的家庭设备、奢侈品及其他用品和服务的消费。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物质文化需要逐渐向美好生活需要转向，教育、医疗、养老、环境等非物质需要愈发突出。教育等生活性服务和科技、环境等生产性服务仍是中国的短板。释放消费潜能需要提升供给与新需求的适配性。消费提质升级的实现一方面需要高质量高附加值的产品与服务供给，另一方面需要增强消费需求，增强消费信心，疏通消费堵点。

(三)数字贸易发展与居民消费提质升级

数字贸易主要通过创新产品和服务供给以及优化消费过程和体验等途径促进居民消费提质升级。第一，数字贸易创新了产品和服务供给，从供给端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数字贸易业态可以分为货物类电子商务、服务类电子商务、数字赋能传统服务、电信等信息服务、数字内容、可数字交付的其他服务与数据要素贸易七类。从类型上看，大部分都是非生存型消费内容，即数字贸易发展丰富了非生存型产品和服务供给，与居民持续增长的品质消费需求是吻合的。常等人(Chang et al.，2009)发现贸易通过比较优势增强了产品竞争而增强了消费水平[8]。数字贸易能够推动产品、服务、流通和产业创新，进而引领消费升级[3]。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赋能研发、生产、销售和流通全流程环节，通过深度挖掘消费者需求和偏好，优化产品和服务以动态匹配需求变化，从以供给为中心向以需求为中心转变，提升产品和服务丰富度与品质，释放消费潜能，支撑居民消费升级需求的实现。数字贸易为消费者提供了更优质的高附加值产品选择，而这正是消费者追求所在。企业基于消费者相关数据，利用算法等数字技术开展消费需求和偏好分析活动，研发优质商品，疏通消费堵点，畅通消费活动[9]。法杰鲍姆和坎德瓦尔(Fajgelbaum &Khandelwal，2016)发现国际贸易能显著影响消费结构[10]。数据要素和数字技术助力数字贸易打破时空限制，高效促进交易双方匹配和交易对象交付，实现贸易企业降本增效。数字贸易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和扩展性，涉及的范围广泛。快速发展的全球在线零售网络极大促进了跨境贸易，数字贸易等新型数字化贸易不断发展，丰富了消费产品和服务的选择，显著增加了优质的产品和服务供给，赋能消费者品质消费规模扩大和消费质量提升。

第二，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深刻影响了居民的消费习惯、消费偏好和消费过程等，从需求端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数字贸易推动了居民消费内容和对象改变，促进消费质量和消费结构持续提升和优化。数字经济推动了新产业、新业态和新模式持续涌现，助力消费市场发展和消费需求高效匹配，深刻影响了消费方式、空间、群体和习惯。数字贸易能够产生正的经济效益溢出，提高参与主体的福利水平[11]，优化消费者的消费体验。数字贸易拉长了整个消费链条，从商品消费不断扩展蔓延到服务消费，消费活动的发生地点从线下场所逐渐转移到电子商务平台、外卖平台和在线旅行社平台等线上平台。“商品种草”等消费互动分享行为和消费场域环境深刻影响了消费者的消费模式与感受，消费前浏览和参考相关商品的线上评价和攻略已经成为消费的前置行为，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持续凸显，线上线下结合的消费模式激发和实现了大量消费需求，有效促进消费规模扩大和质量提升。数字贸易的服务贸易特性推动服务消费规模和占比快速增长，生存型消费不断向发展型和享乐型消费转变，发展型和享乐型消费规模和占比提升，促进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基于以上分析，结合消费提质升级的表现维度，提出以下假设：

H1：数字贸易能促进消费提质升级。

H1a：数字贸易能促进品质消费规模扩大。

H1b：数字贸易能促进消费质量提升。

H1c：数字贸易能促进消费结构升级。

数字贸易可以分为数字服务贸易和数字货物贸易，或分为数字交付和数字订购。数字贸易发展具有一定的阶段性。最初以传统数字贸易为主，包括跨境电子商务和数字化交付的一般性服务贸易，以新型数字技术产生的数字产品和服务为对象的新型数字贸易正在快速发展中。电子商务是数字贸易发展初期的主要表现形式，依托数字技术的进步与应用，数字贸易的内容与形式不断发展。在数字贸易发展初期，受到传统贸易活动影响，数字货物贸易占比较高，数字贸易更多地表现为数字订购，而数字交付实现较少。数字贸易的对象更多是食物、生活用品等基本生存物资，对发展型和享乐型消费品需求较少。同时外贸总体大而不强的特征显著。因此，数字贸易发展初期能促进总体消费规模扩大，但是对消费提质升级的驱动作用相对有限。随着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数字技术和新型数字贸易不断发展成熟，贸易对象数字化趋势显著，数字交付部分占比逐渐增加，发展质量效益得到显著提升，发展模式持续优化，数字贸易对居民消费提质升级的驱动作用将会显著增强。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2：数字贸易促进消费质量提升和结构升级的过程是非线性的。

(四)数字贸易驱动居民消费提质升级的作用机制

数字贸易发展会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根据相对比较优势理论，地区为获取最大利润，将通过产业结构升级以大批量生产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进行贸易。基于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的数字贸易能够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很大程度摆脱对土地、资本等传统生产要素的依赖，集聚新兴产业，实现融合效应[12]。数字贸易有助于知识溢出，营造良好的发展环境，显著降低贸易和交易成本，推动产业线上集聚持续涌现[13]，加速企业转型升级，推动区域产业结构升级。产业结构升级能够直接和间接促进消费提质升级。一方面，生产决定消费，产业结构升级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提升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进而释放消费潜力，优化消费结构。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还会影响收入水平和技术进步，释放就业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推动消费从低质量产品转向品质化、高端化和个性化产品，间接促进居民消费提质升级[14]。因此数字贸易能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进而促进消费提质升级。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3：数字贸易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带动消费提质升级。

数字经济能够帮助生产商优化产品和服务，有效提升消费意愿和消费需求，改变原有消费结构，引导和推动消费升级[15]。韩文龙(2020)指出，数字经济改变了消费的内涵，推动消费内容个性化、多元化和虚拟化发展[16]。消费中心逐渐向数字平台转移，消费场域突破了有限的物理时空，大规模高质量消费需求产生。数字贸易丰富了消费对象的种类、提升了消费对象的品质，会引致大量新兴品质型消费需求。数字贸易能通过加速生产环节数字化升级，减少贸易成本，丰富贸易对象品类和影响消费观念，为消费者提供便捷的消费方式和平台，节约大量成本和时间，进而显著增强消费需求[17]。消费需求是消费行为实现的本质驱动。因此数字贸易能通过促进消费需求增长进而带动消费提质升级。基于以上分析，提出以下假设：

H4：数字贸易通过促进消费需求增长促进消费提质升级。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为检验数字贸易对居民消费提质升级的影响，设立如下基本计量模型：

Conit=α0+α1Dtit+α2Xit+μj+φt+εit

(1)

其中，i、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Conit为被解释变量，包括品质消费规模提升(Sca)、消费质量提升(Squ)和消费结构升级(Str)；Dtit为数字贸易水平，Xit为省级层面的控制变量。根据已有研究[18]，居民消费提质升级还会受到内在和外在因素影响，比如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政府参与水平、外商投资水平和居民特征等因素。控制变量包括经济发展水平(Gdp)、城镇化率(Urb)、政府干预(Govi)、外商投资水平(Fil)、人力资本结构(Hrs)；μj为省份固定效应；φt为时间固定效应；εijt为随机误差项；α0为常数项，α1、α2为模型估计参数。

为进一步研究数字贸易对居民消费提质升级的非线性影响，以及不同居民收入水平下数字贸易对居民消费提质升级的非线性影响，设定如下面板门槛模型：

Lnconit=μ0+μ1lnDtit×I(lnqit≤π)+μ2lnDtit×I(π

(2)

其中，Lnconit为被解释变量，包括消费质量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I(·)为指示函数，lnqit为门槛变量，包括数字贸易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π为门槛值。式(2)为单一门槛模型，本文依次使用单一、双重和三重门槛模型，多重门槛模型以此类推。

为实证检验数字贸易驱动消费提质升级的机制，设定如下模型：

Conit=α0+α1Dtit+α2Xit+μj+φt+εit

(3)

MVit=β0+β1Dtit+β2Xit+μj+φt+εijt

(4)

Conit=γ0+γ1Dtit+γ2MVit+γ3Xit+μj+φt+εijt

(5)

其中，MVit为机制变量，分别是产业结构升级(Insup)和消费需求(Cond)；Conit为被解释变量，包括消费质量提升(Squ)和消费结构升级(Str)。

(二)变量定义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

为更全面衡量和理解消费提质升级，将消费提质升级分为品质消费规模扩大、消费质量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三个维度。消费升级相关研究常使用总消费支出衡量消费规模进而作为消费升级的一个维度。为更准确刻画消费提质升级，使用品质消费规模替代消费规模作为消费升级的一个维度，代理指标选择人均非生存类消费支出(不包括食品、衣着和居住支出)。参考刘望和曹思敏(2020)[19]的研究，消费质量使用非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即“1-恩格尔系数”衡量。以往研究对于消费结构的测度并不统一，或者使用恩格尔系数仅考虑了食物和非食物支出，相对宽泛；或者进一步考虑衣着消费，使用除食品和衣着消费外的消费占比来衡量消费结构。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消费提质升级的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了生存消费与非生存消费的简单划分，从生存型、发展型和享乐型消费三种细分类型测度消费结构更加科学。生存型、发展型和享乐型消费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消费细分类别的统计数据计算加总得出。参考产业结构升级指数，按照生存型、发展型和享乐型消费的发展升级趋势赋予不同的权重，消费结构使用如下指数衡量：

其中，Str为消费结构，y为居民总消费支出，y1为生存型消费支出，y2为发展型消费支出，y3为享乐型消费支出。

2.解释变量

目前数字贸易统计体系尚未形成，较多研究基于姚战琪(2021)[2]构建的指标体系对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进行测度。基于数字贸易的内涵，参考祝合良等(2022)[3]和姚战琪(2021)[2]的指标选取，进一步丰富了产业数字化贸易和数字产业化贸易部分的测度指标，以更加全面地测度是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本文构建的测度指标体系如表1所示。使用5个一级指标、15个二级指标，从数字贸易基础设施、数字化技术、产业数字化贸易、数字产业化贸易和进出口贸易五个维度衡量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其中，数字贸易基础设施和数字化技术测度数字贸易发展的基础和支撑；产业数字化贸易测度基于互联网实现订购、生产或交付活动的数字订购贸易；数字产业化贸易测度以数字产品、数字服务和数据要素等为主要贸易对象的贸易；进出口贸易衡量整体国际贸易规模。基于构建的测度指标体系，首先使用熵值法确定各指标的权重，接着使用优劣解距离(TOPSIS)法测算数字贸易水平，指标数值越大，数字贸易发展越好。

表1 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综合测度指标体系

3.其他变量

基于理论机制分析部分，提出假设数字贸易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消费需求增长等途径促进消费提质升级。机制变量的代理指标如下：参考谢婷婷和郭艳芳(2016)[20]的研究，使用Uis指数衡量产业结构升级Insup，具体计算方法为：

其中，Yi为该省份第i产业的增加值，i=1，2，3；Y为该省份总增加值。

Insup越接近100则结构层次越低，越接近300则越高。使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自然对数衡量消费需求。为验证不同居民收入水平下数字贸易促进居民消费提质升级具有异质性，使用居民平均可支配收入的自然对数衡量居民收入水平。消费提质升级受到诸多因素影响。借鉴经典文献和相关研究，模型主要选择了五个控制变量：使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衡量经济发展水平、使用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城镇化率、使用政府财政支出占总增加值的比重衡量政府干预程度、使用外商直接投资占GDP的比重衡量外商投资水平、使用高等教育人数占总人口的比重衡量人力资本结构。

4.数据来源与处理

数字贸易从2015年左右开始持续稳定增长，全球数字贸易进入蓬勃发展阶段。考虑到数字贸易发展阶段和数据可得性，本文使用2012—2019年中国30个省份(不含港澳台地区和西藏)的面板数据为样本。相关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全国沿海港口布局规划》、各省份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高德地图等。使用软件Stata 16.0进行模型估计。

5.描述性统计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2所示。不同省份的品质消费规模、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相差明显、消费质量差异较大、消费结构差异较小。

表2 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

四、实证检验

(一)基准回归分析

基于省级面板数据对式(1)进行估计，以考察数字贸易对居民消费提质升级不同维度的影响作用。在估计模型前，使用方差膨胀因子方法(VIF)检验解释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结果表明模型VIF总值和单个解释变量VIF值均小于10，解释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鉴于省级层面经济变量存在较为明显的差异，为克服截面异方差性带来的估计不一致影响，参数估计采用稳健性估计。基准模型估计结果如表3所示。未加入控制变量时，数字贸易对品质消费规模和消费质量的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消费结构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加入控制变量后，数字贸易对品质消费规模、消费质量和消费结构的系数分别在1%、5%和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数字贸易对品质消费规模的驱动作用最强，对消费结构升级的驱动作用较强。H1得到验证。结果显示，城镇化率对居民消费质量和消费结构的影响为负。与已有研究结论相似，祝合良等(2022)基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背景研究数字贸易对消费升级的驱动作用时，也得到了城镇化率对消费升级存在负向影响的结果[3]。原因可能在于城镇化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大于拉动效应。

表3 基准模型估计结果

(二)内生性处理

为缓解模型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使用两阶段工具变量方法进行估计。大量贸易相关研究中使用与港口的地理距离作为工具变量，用于贸易与收入等关系的因果推断。与港口的地理距离不会影响居民消费规模、质量与结构，符合外生性的假设，同时与双边贸易相关，符合相关性假设。参考费耶尔(Feyrer，2021)[21]的思路，取各省份的省会城市到基于中国交通运输部公布的港口的最近距离(1)15个港口包括：上海港、宁波舟山港、青岛港、天津港、深圳港、日照港、唐山港、大连港、广州港、连云港港、厦门港、北部湾港、烟台港、营口港、湛江港。。由于地理距离是不随时间变化的截面数据，为了反映动态特征，需要引入一个时间序列变量构造面板数据。考虑到数字贸易的本质，参考谢会强和雷一鸣(2022)[17]、努恩和钱(Nunn &Qian，2014)[22]的研究，采用上一年的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作为时间序列。即使用各省份省会城市到最近港口距离倒数的对数(lnrdisr)与2011—2019年全国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的对数(Inu)的交互项(lnrdisr×Inu)作为工具变量。模型控制变量包括Urb、Govi、Fil、Hrs，聚类到个体。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工具变量通过了不可识别检验(P<0.01)，Kleibergen-Paap rk WaldF值大于Stock-Yogo检验在10%水平上的临界值，说明工具变量的选取具有合理性。回归结果显示，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后，数字贸易影响居民消费提质升级的作用依然存在。数字贸易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变为负向，可能是因为存在非线性影响。整体上，验证了研究结果的稳健性。

表4 工具变量法回归结果

(三)稳健性检验

1.系统-广义距估计

为验证结论稳健性，使用系统-广义距估计(SYS-GMM)，将被解释变量滞后一期项(Conit-1)作为解释变量纳入模型。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品质消费规模和消费结构估计系数分别通过了1%、5%水平的显著性检验，整体上与基准回归估计结果一致，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

2.改变估计方法

为验证结论稳健性，改变估计方法，使用截尾回归(tobit)模型估计。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估计系数都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估计系数与基准回归相差不大，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

3.替换核心变量

为验证结论稳健性，更改被解释变量的衡量方法。使用除去实物和住房的消费支出(Cex)衡量品质消费支出规模，使用发展型消费占总消费支出比重(Dec)衡量消费质量提升。回归估计结果如表5所示。估计系数都通过了1%水平的显著性检验，且估计系数与基准回归相差不大，验证了结论的稳健性。

表5 稳健性检验回归结果

五、进一步分析

(一)非线性影响检验

通过构建的门槛模型式(2)验证数字贸易对居民消费提质升级的非线性影响。采用自助抽样法(bootstrap method)反复抽样300次。首先检验是否存在门槛效应，由单一门槛、双重门槛、三重门槛依次检验。数字贸易发展水平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当被解释变量为消费质量、门槛变量为数字贸易时，三个门槛模型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即数字贸易对居民消费质量提升不存在门槛效应。当解释变量为消费结构、门槛变量为数字贸易时，单一门槛模型和双重门槛模型都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第一门槛值为3.47，第二门槛值为4.41。由此使用双重门槛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依据门槛值可以将数字贸易发展水平分为低、中、高三个区段。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每提高1%，三个区段的消费结构升级将分别提升0.146%、0.153%和0.149%，且三个系数在1%的水平上都显著。因此，数字贸易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存在门槛效应，即数字贸易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存在非线性影响，H2部分成立。数字贸易对居民消费质量提升不存在门槛效应，影响更多是线性的。可能是因为消费质量不同于消费结构，消费质量受到供给和需求的影响，变化更加迅速和直接，消费质量会随着数字贸易发展成熟持续增强。随着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的提升，数字贸易驱动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强度会经历先增强后减弱的过程，驱动作用强度在到达峰值后会开始减弱，但是仍然强于初始水平，呈现出倒U型变化趋势。数字贸易的发展较为依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数字技术创新和数据要素应用等，发展初期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驱动作用相对较低；随着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完善、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应用更加广泛，数字贸易水平提升，进一步推动数字产业化贸易，大量数字产品等虚拟货物交易和流通，居民发展型和享乐型消费规模与占比快速提升，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驱动作用明显增强；当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进入更高阶段，居民消费内容和对象开始趋于稳定，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驱动作用有所下降，但是仍然高于低发展阶段的驱动强度。

表6 数字贸易发展水平门槛效应检验

表7 数字贸易发展水平门槛模型回归结果

(二)影响机制检验

1.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贸易驱动消费提质升级过程中的中介效应

分别对式(3)—式(5)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机制变量MVit为产业结构升级(Insup)，以检验数字贸易对消费提质升级的影响路径。回归结果如表8所示。数字贸易促进消费质量提升和产业结构升级。当模型同时包含数字贸易和产业结构升级时，产业结构升级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消费质量提升，数字贸易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消费质量提升，即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贸易驱动消费质量提升过程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其中，直接效应为0.135，间接效应为0.036，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21.05%。产业结构升级驱动消费结构升级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即产业结构升级在数字贸易驱动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没有明显作用。H3部分成立。理论上，产业结构升级能够直接和间接促进消费。数字贸易促进了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提升了产品和服务供给质量，最终释放消费潜力。因此，数字贸易能通过优化产业结构影响消费质量。数字贸易加强了资本、技术和数据等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促进了地区产业结构优化，进而以高质量供给提高了居民消费质量。消费结构的优化具有一定的过程性，产业结构对消费结构的影响更多是通过就业效应和资源配置效应等间接实现，可能导致了数字贸易通过产业结构对消费结构的影响不明显。

2.消费需求在数字贸易驱动消费提质升级过程中的中介效应

分别对式(3)—式(5)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机制变量MVit为消费需求(Cond)，以检验数字贸易对消费提质升级的影响路径。回归结果如表9所示。数字贸易促进消费质量提升和消费需求增加。当模型同时包含数字贸易和消费需求，消费需求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消费质量提升，数字贸易也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促进消费质量提升，即消费需求在数字贸易驱动消费质量提升过程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其中，直接效应为0.218，间接效应为0.306，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58.40%。消费需求驱动消费结构升级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即消费需求在数字贸易驱动消费结构升级过程中没有明显作用。H4部分成立。数字贸易能激发大量消费需求，进而推动消费质量提升。数字贸易拉长了整个消费链条，深刻改变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示范效应和棘轮效应持续刺激消费者产生新的品质消费需求，再通过满足品质消费需求完成消费内容的质量提升。消费需求会直接影响消费规模和质量，但是对消费结构的影响存在一定的传导性和时滞性，消费结构受到消费偏好、预算约束、资源配置、产品市场等诸多因素影响，可能导致数字贸易通过消费需求对消费结构不产生影响。

表9 消费需求在数字贸易发展促进消费提质升级过程中的中介效应检验

(三)异质性分析

1.收入水平异质性

数字贸易对不同收入水平居民的消费提质升级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对于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群体，受到预算约束与消费偏好的影响，其消费内容和需求不同；供给上，存在着低端产品供给过剩、中高端产品供给不足、中高收入人群更偏好通过境外消费满足消费需求等问题[7]。数字贸易丰富了产品尤其是中高端产品的供给，有助于产品市场发挥出对较低收入群体消费提质升级的引领作用。数字贸易对于消费提质升级的影响是否具有收入异质性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检验。通过门槛模型探索不同居民收入水平下数字贸易对消费提质升级影响的异质性。当被解释变量为消费质量、门槛变量为收入水平时，单门槛模型和三门槛模型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双门槛模型F值为17.06，P值为0.07，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门槛值为2.27和2.37。回归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但是系数都不显著。当被解释变量为消费结构、门槛变量为收入水平时，双门槛模型和三门槛模型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单门槛模型F值为41.28，通过了1%水平显著性检验。门槛值为2.37。由此使用单门槛模型进行回归，估计结果如表7所示。依据门槛值可以将居民收入水平分为低和高两个区段。数字贸易发展水平每提高1%，低收入居民和高收入居民的消费结构升级将分别提升0.146%和0.140%，且两个系数在1%的水平上都显著。因此，不同居民收入水平下数字贸易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存在门槛效应。数字贸易能降低交易成本，增强信息透明度，丰富消费品类，提供了更多的消费产品选择，方便居民消费。相对于高收入居民，数字贸易对低收入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驱动作用更强。数字贸易对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驱动作用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上表现出不同的作用强度，数字贸易更有助于低收入水平居民消费结构升级。

2.地区异质性

数字贸易对不同地区居民的消费提质升级影响可能存在异质性。中国不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不均衡，资源要素分布不均、流动不畅通，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不同，消费市场发展程度和发展规模不一，这种区域发展异质性也影响了居民消费[23]。数字贸易对于消费提质升级的影响是否具有区域异质性需要关注和检验。根据所处地理位置将研究样本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组(2)东部省份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江苏、上海、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和海南；中部省份包括：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吉林和黑龙江；西部省份包括：内蒙古、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和新疆。。对三组地区样本分别进行回归，对基准模型进行异质性分析，结果如表10所示。不同地区在数字基础设施、数字经济发展、贸易基础、居民消费潜力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导致数字贸易对居民消费提质升级的影响方式与程度不一致，即呈现地区异质性。东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基础设施完善且居民消费能力较强，数字贸易对居民品质消费规模增长的驱动作用强于中部和西部。三大地区数字贸易都能促进居民消费质量提升，其中对西部地区的驱动作用最强。数字贸易对品质消费规模和消费质量的影响存在地区异质性。数字贸易对消费规模的影响更加直接，在经济发达、人均收入水平更高的东部，供给质量提升对消费规模的促进作用更强；在欠发达的西部地区，在预算约束有限的情况下，数字贸易有效促进了品质消费的相对增长，即表现为较强的消费质量提升作用。因此，推动西部地区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能有效促进西部居民消费质量提升。西部地区数字贸易对消费结构升级的影响仅通过了10%的显著性水平检验，但是呈现负相关。原因可能有以下两点：第一，数字贸易对消费结构升级存在非线性影响，数字贸易不同的发展程度对于消费结构的影响可能是不同的，而西部数字贸易发展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第二，西部地区经济条件相对落后，数字贸易粗犷式发展较为严重，消费内容和对象的质量参差不齐，同时当前阶段数字贸易以数字订购贸易为主，数字化贸易发展滞后，以数字订购贸易为主的贸易数字化促进了更多的生存型消费，表现为生存型消费占比增加，而发展型和享乐型消费占比减少，最终呈现负相关关系。

表10 地区异质性检验结果

六、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结论

基于数字贸易对居民消费提质升级的作用机理分析，构建了基础模型和门槛模型实证检验数字贸易对居民消费提质升级三个维度的影响。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研究了数字贸易对居民消费提质升级的非线性影响、影响机制、收入和地区异质性影响。

实证研究发现：(1)整体上，数字贸易能够驱动居民消费提质升级，具体表现为品质消费规模扩大、消费质量提升和消费结构升级，其中数字贸易对品质消费规模扩大的驱动作用最强。(2)数字贸易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存在非线性影响。随着数字贸易发展水平的提升，数字贸易驱动消费结构升级的作用强度会经历先增强后减弱的倒U型变化趋势。(3)数字贸易能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和消费需求增长驱动消费质量提升，但是对消费结构升级不存在中介效应。(4)不同居民收入水平下数字贸易驱动消费结构升级存在门槛效应，对低收入水平居民的驱动作用更强。(5)数字贸易对不同地区居民消费提质升级的影响方式与程度不一致，即呈现地区异质性。

(二)政策启示

1.推动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激发国内市场品质消费潜力

超大规模的国内市场资源是中国的巨大优势，推动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以充分利用和发挥该优势，促进居民消费规模扩大和提质升级，最大程度激发国内市场品质消费潜力和活力。目前中国数字贸易发展水平不高，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存在一定的差距，主要体现在数字基础设施不完善、监督治理相对滞后、国际竞争力不足等方面[24]。未来需要加强顶层制度设计，构建数字贸易国际交流合作平台，支持数字贸易企业积极参与国际竞争。加强核心技术研发，实现关键领域的核心技术突破，构建中国数字技术与软件生态。加速数字贸易化和贸易数字化发展，改善数字贸易“大而不强”发展现状，推动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充分释放数字贸易对于消费提质升级的推动作用。

2.动态优化数字贸易发展策略，充分发挥数字贸易对消费提质升级的驱动作用

由于数字贸易对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存在非线性影响，数字贸易不同发展阶段对消费提质升级的驱动作用强度是不一致的。因此当数字贸易发展处于初步阶段时，应以加速发展数字贸易为核心策略。推动数字贸易发展水平跨过第一个拐点，可以增强数字贸易对消费提质升级的驱动作用强度。当数字贸易发展到一定阶段后，需要由高速发展向高质量发展模式转变，重视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克服数字贸易产生的负面影响。加速探索数据治理，建设完善数据要素市场，规范数据交易和跨境流通，建立数据分级分类制度，重视关键和核心数据安全与保护，积极参与国际数字贸易和数据治理体系构建，共同制定数字贸易规则。以数字贸易高质量发展支撑居民消费持续提质升级。

3.促进数字贸易均衡发展，释放西部地区和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潜力

借助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数字贸易突破了传统贸易对沿江沿海沿边依赖的限制，相对偏远的内陆和西部地区迎来新的发展契机和空间。未来要提升西部等传统贸易不发达地区的数字贸易发展速度和质量，培育更多优质的内陆开放高地和跨境电商区域，促进西部等地区社交电商、直播电商等新业态新模式发展。推进西部等地区数字贸易平台建设，优化电子商务平台经营管理，丰富消费品类，提高消费质量，优化消费环境，增加消费渠道。扩大跨境电商区域试点，建设数字贸易先行先试区，进一步提升服务业开放水平。通过贸易数字化和数字贸易化实现西部等落后地区的贸易高质量发展，释放西部地区和低收入居民的消费潜力，促进居民消费提质升级，保障全体人民有机会共享经济贸易发展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