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韧性对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研究
——以安徽省为例

汪传雷，章 梅

（1.安徽大学 商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2.安徽大学 物流与供应链研究中心，安徽 合肥 230039）

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要坚持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通过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2023 年5 月24 日，国资委召开的中央企业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部署会明确要加快发展战略新兴产业，其高质量发展代表了科技创新的产业引领作用，是实现我国经济增长的强大动力。在稳步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时期，保证供应链的平稳运行是推动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动力。而我国产业链整体上仍处于中低端，产业链上中下游不配套问题日益凸显［1］，引发供应链韧性探讨，故研究供应链韧性与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对我国产业发展具有深刻影响。

供应链韧性被认为是供应链对内外部冲击的应变能力，从而保证自身不断链，具备稳健性、鲁棒性和可靠性，也可以认为在受到冲击时恢复到常态甚至超越受伤害之前的状态。目前学者对供应链韧性的研究多集中在内涵、测度和影响因素等方面，如樊雪梅等［2］从五个维度构建指标运用熵权法对汽车的供应链韧性进行评价；秦立公等［3］借助模糊组态分析方法，分析适合农产品供应韧性的模式；盛昭瀚等［4］从复杂系统管理角度分析了供应链韧性的内涵及原理。

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即隶属于战略新兴产业的企业经过生产经营实现高经济增长、高附加值增长以及高生产效率增长的发展目标［5］。现有文献宏观层面探讨了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经济分析、实现途径以及政策研究等，微观层面研究了测度和影响机制等。从微观层面的影响机制来看，数字经济、财政支出、科技创新等都对高质量发展具备促进作用，如赵涛等［6］验证了数字经济的促进作用且具有边际效用递增特征。从供应链角度，供应链关系资本、智慧转型能对企业的高质量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如郭志芳等［7］验证了供应链关系资本对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供应链韧性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目前多集中在内涵方面，如曾宪奎［8］认为提升供应链韧性能够保证经济在动荡下持续健康发展，核心技术的突破能够实现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安全性和高质量发展的协同；同时梳理了当前链条的薄弱和缺失环节并提出战略建议。郭韩等［9］认为增强供应链韧性是我国提升供应体系在国际分工中安全水平的必要和必须，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

综上，供应链韧性领域的研究成果较为丰富，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涉猎广泛，但关于供应链韧性实证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高质量发展实证研究中供应链韧性作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寥寥无几。因此，本文以战略新兴产业企业为样本，从企业发展视角研究供应链韧性对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进而探讨不同规模、不同产权性质下供应链韧性对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1.1 供应链韧性与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

WUCA 时代下，企业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和选择，而供应链韧性的提高可以有效降低中断风险从而帮助企业实现高质量的经营。资源基础观认为好的企业可以通过整合资源创造能力进而获得独特的竞争优势，而优秀的供应链被认为是一种能够产生竞争优势的能力［10］。随着全球化加剧，越来越多企业参与全球供应链并从中获益，使得全球供应链变得“更长”和“更复杂”。漫长而复杂的全球供应链通常对变化反应迟钝，更容易受到业务中断的影响，加剧了供应链的风险和脆弱，从而阻碍企业的发展。韧性被认为是应对供应链中断的方法之一［11］。考虑到不可预测和不断变化的商业环境，一个强大而有韧性的供应链对企业的增长和生存至关重要［12］。供应链韧性能够使企业对意外事件做出快速反应，并通过合并和重新安排现有资源和能力重建运营。有韧性的供应链能够更好地预测和减轻不良事件的有害影响，同时显著减少恢复正常运营所需的时间［13］。供应链韧性的提高能够保证整个供应链的持续运营，维持其长期竞争力［14］。同时，供应链韧性及其稳健性对企业的经营业绩和股东财富都有着显著的影响［15］。因此，供应链韧性可作为企业持续性的竞争优势，在面对风险及供应链中断时快速作出反应使企业恢复正常运营，促使战略新兴产业维持经营业绩，进而推动其迈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基于此，提出假设：

H1 保持其他条件不变，供应链韧性显著促进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

1.2 数字化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

战略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具备较强的科技含量。供应链的数字化建设能够使企业物流实现技术创新，从而提升绩效，形成强大的网状供应链体系，深化端到端的信息沟通和弹性［16］，能够使供应链上下游的各类企业在虚拟中达到一种整合和可视化，实现数字供应链。链条上的各个节点企业根据前期数据及时做出调整，对消费者的需求了解更清楚。数字技术的技术创新有利于企业发展动态能力，更好地应对供应链风险。新兴工具、大数据分析、先进机器人、区块链技术都在提高供应链的抗风险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17］，能够增强企业对风险的感知和判断，也是实现供应链韧性治理的关键所在。同时，运用数字技术管理库存和货物还能够提升供应链管理的效率［18］。供应链与数字技术融合能够更快地共享信息，提高了企业的数据处理能力以及数字信息共享能力，对实时信息的准确把握和使用能够显著影响供应链韧性［19］。数字化对协同知识创造、供应链灵活性和供应链的可持续性绩效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0］。基于此，提出假设：

H2 较高的数字化发展水平有助于加强供应链韧性与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正相关关系。

2 研究设计

2.1 模型设定

根据假设并参考相关学者做法，为验证客户韧性与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本文构建模型：

为验证供应商韧性与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构建如下模型：

为验证数字化发展水平在客户韧性与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构建如下模型：

为验证数字化发展水平在供应商韧性与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构建如下模型：

其中，i和t代表公司和年份，被解释变量SEI-HQDit代表战略新兴企业t年高质量发展，解释变量CUSit代表企业t年客户韧性，SUPit企业t年供应商韧性，DIGit为调节变量代表企业t年的数字化发展水平，DIGit×CUSit为数字化发展水平与客户韧性的交互项，DIGit×SUPit为数字化发展水平与供应商韧性的交互项，Controlsit代表与该质量发展影响相关的一组控制变量，模型考虑了时间和行业固定效应，εit为随机扰动项，其中α0为常数项，α1、α2、α3、α4为各个变量的系数。

2.2 变量刻画

解释变量 供应链韧性，包括客户韧性（CUS）和供应商韧性（SUP）借鉴柳彩莲［21］的研究思路，供应商韧性采用上市企业前五大供应商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PCHHI）表示，客户韧性采用上市企业的前五大客户的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CCHHI）表示。其中x代表某产业的市场规模，xi代表该产业中第i个企业的规模，n代表该产业内的企业数，Si为第i个企业的市场占有率。

在入选研究对象中，汉族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组（病例组）共18例、对照组14例；维吾尔族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组（病例组）共16例、对照组12例；哈萨克族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血症组（病例组）共16例、对照组14例。

产业内企业规模越是接近且企业数量越多，HHI 指数就越接近于0；而当独家厂商垄断时，该指数越大，说明市场竞争度越低，供应商或者客户的选择少，韧性越差。

被解释变量 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SEI-HQD） 主要衡量指标是战略新兴产业中的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本文借鉴霍春辉［22］等的研究采用LP 法计算。具体测算模型如下：

其中，yt为总产出、lt为劳动力、kt为资本投入、mt为中间投入、ωt为全要素生产率，ηt为随机扰动项，β0为常数项，βl、βk、βm为各变量的系数。

调节变量 数字化发展水平（DIG）参考张永珅［23］的做法，采用期末无形资产明细项目中与数字化相关的无形资产金额比例刻画企业数字化程度。具体在企业财务报表附注中，当无形资产明细项目中有“客户端”“管理系统”“智能平台”“数据”“数控”“信息化”“网络化”“互联网”“人工智能”“自动控制”文本的数字化关键词术语以及数字化相关的技术专利时，划为“数字化相关的无形资产”，再对同年度企业的各项数字化无形资产金额进行加总，以此计算数字化相关的无形资产总额占期末总资产的比例。

控制变量 参考伍中信等研究［24］，控制变量选择为：企业规模（Size），以企业期末总资产的自然对数值表示；总资产收益率（ROA），以净利润除以平均总资产表示；总资产周转率（ATO），以营业收入除以平均资产总额表示；董事长与总经理两职合一（Dual）；是否国有企业（SOE）；管理费用率（Mfee），以管理费用除以营业收入；公司是否由四大（普华永道、德勤、毕马威、安永）审计（Big4）。

2.3 样本和数据来源

选择2011—2021 年安徽省战略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样本，通过国民经济行业分类与《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2018）》比对进行手工筛选，行业包括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材料产业、生物产业、新能源汽车产业、新能源产业、节能环保产业、数字创意产业。并在原始数据的基础上剔除ST 和ST*公司以及数据缺失较多的公司，对数据缺乏较少的用线性插值法补充。同时为克服极值影响，对数据进行1%以下及99%以上的分位数进行缩尾处理。最终获得86 家企业550 条数据。本文选取的样本数据来自国泰安，采用Stata17 进行分析处理。

3 实证分析

3.1 描述性统计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1 所示。战略新兴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均值为8.436，最小值为6.643，最大值为10.96，最小值与最大值的差值较大，说明不同的战略新兴企业之间的发展质量存在差别，且均值稍大于中位数说明我国战略新兴产业整体发展较好。数字化发展水平的均值为0.0367，远大于中位数0.0059，说明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可能有两极分化现象，有些企业正处于数字化初始阶段，有些已经实现一定程度的数字化发展。

表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3.2 结果分析

表2 供应链韧性对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实证结果

3.2.2 数字化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 企业不同数字化水平是否会影响供应链韧性与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回归结果如表2 所示。其中模型（3）考察客户韧性与数字化发展水平的交互作用，模型（4）考察供应商韧性与数字化发展水平的交互作用。从客户韧性角度观察，数字化水平对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0.5172 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数字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从而促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交互项DIGit×CUSit的系数为0.0665 在5%水平下显著，客户韧性与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的系数由原来的-0.0072 变为-0.0067，说明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有助于缓解客户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对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抑制效应，数字化水平正向调节客户韧性与战略新兴产业的关系。

从供应商韧性角度来说，数字化水平对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系数0.5866 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数字化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企业的高质量发展从而促进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交互项DIGit×SUPit的系数为0.0742 且在1%水平下显著，说明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有助于缓解供应商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对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抑制效应，数字化水平正向调节供应商韧性与战略新兴产业的关系。且供应商的显著性更强说明数字化发展水平对供应商的影响要强于对客户的影响，原因可能是数字化通过知识管理和技术的优化对实时信息的使用更加得心应手，使得与供应商的合作关联密切，对消费者需求等的了解更加透彻，进一步促进了数字化的深入。

3.3 稳健性检验

为平衡样本的选择性偏差，本文采取倾向得分匹配（PSM）进行控制，对客户和供应商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根据平均数划分为二类变量即CC和PP，采取核匹配方式进行匹配，结果如表3 所示。客户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系数为-0.053 在10%水平下显著，说明与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正相关；供应商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系数为-0.0573 在5%水平下显著，说明与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之间是正向关系，表明研究结论稳健。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供应链韧性的衡量采用赫芬达尔系数，表示行业的集中程度，进而说明风险集中度体现供应链的韧性脆弱。本文借鉴徐星美等［25］的研究用第一大客户销售额占总销售额比率（TCO）衡量客户韧性，第一大供应商采购额占总采购额比率（TPO）衡量供应商韧性，然后进行稳健性检验，分别采用模型（1）和（2）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 所示，TCO的回归系数-0.0033 在5%水平下显著，说明正相关；TPO的回归系数为-0.0023 在10%水平下显著，说明正相关，结果验证了主回归结果的稳健。

考虑到供应链韧性与高质量发展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为降低偏差，对战略新兴产业全要素生产率先做滞后一期处理（L.SEI-HQD）再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 所示。供应商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的回归系数-0.0078 在5%水平下显著；客户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的回归系数为-0.0092 在1%水平下显著，也就是说在滞后一期的情况下，供应链韧性仍显著促进战略新兴产业的高质量发展，说明主回归的结果具备稳健性。

3.4 异质性分析

本文从企业产权性质和规模角度检验供应链韧性与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影响效应的异质性。

从企业产权性质视角看，不同产权性质的企业会有不同的行为。在数字化发展水平的影响下，供应链韧性会对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产生不同影响。本文设定SOE取值为1 为国有企业，取值为0 为非国有企业，再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 所示，客户韧性对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影响都不显著；主要区别在于供应商韧性，无论是国有还是非国有企业，供应商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均与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负相关，从而供应商韧性与其正相关影响，这与本文主效应结果相同。根据解释变量的suest 检验Prob ＞ chi2 = 0.0399，说明在非国有企业，供应商韧性对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明显，且数字化发展水平的影响更加显著。

表4 企业产权性质异质性结果

从数字化发展水平与客户赫芬达尔- 赫希曼指数的交互项DIGit×SUPit看，suest 检验Prob ＞ chi2 = 0.0092，说明数字化发展水平的调节作用在非国有企业更加显著，正向调节供应商韧性与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并在1%水平下显著；而在国有企业，负向调节供应商韧性与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并在10%水平下显著。国有企业不仅受到较大的政策影响还要承担更多社会责任，加强供应链韧性的目的与企业所追求的总体目标可能不一致，又因为可以获得更多的垄断性资源、拥有强势的市场地位，即使供应链中断也能够很快恢复，供应商韧性对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更强。在数字化水平的影响下，国有企业的市场地位能够进一步增强，行业的市场竞争度变得更小，反而使得其供应商韧性减弱，从而影响战略新兴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从企业规模视角看，供应链管理中，韧性通常在与大型买家运营相关的空间和时间尺度背景下进行定义和评估［26］，供应链韧性对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会受到企业规模的影响。本文将Scale 设为企业规模分类变量，相应数值高于中位数的设为大型企业取值为1，小于中位数的为中小型企业取值为0，回归结果见表5。从模型（1）（2）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客户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与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在大型企业下显著在1%下显著，说明客户韧性在大型企业中与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相关性强，且数字化发展水平的系数为0.726 在1%水平下显著，但交互项DIGit×CUSit不显著，说明在此样本下数字化发展水平对客户韧性和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没有调节作用。从模型（3）（4）回归结果可以看出，供应商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在大型企业中与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关系在1%水平下显著，在中小型企业是5%水平下显著。数字化发展水平与解释变量的交互项DIGit×SUPit在suest 检验中Prob ＞ chi2 = 0.0045说明存在显著差异。可以看出中小型企业的数字化发展水平能够抑制供应商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与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负相关性，进而强化供应商韧性与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关系。但是在大型企业，交互项DIGit×SUPit系数为-0.16 在10%下显著，数字化发展水平加强了供应商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对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关系，从而抑制了供应商韧性对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关系。因为大企业供应链中的各种行为者以及与周围生态系统的关系要更加复杂多样，受到许多非政府组织、客户、监管机构以及社会、生态、政治、经济对企业运营的影响，出现与供应链韧性的冲突。供应链的相对韧性是根据公司被偏离平衡路径的敏感程度以及恢复或过渡到更好状态所需的时间来评估的［26］，在这种状态下，大企业在数字化水平调节下受到供应链中断的影响恢复到常态需要更多的时间，牵一发而动全身如复杂供应链系统的崩溃。

表5 企业规模异质性结果

4 结论与启示

以2011—2021 年安徽省战略新兴产业上市公司为样本，实证检验了供应链韧性对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客户韧性对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积极影响，供应商韧性正向影响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企业数字化发展水平对客户韧性和供应商韧性与战略新兴产业的关系具备正向调节作用。同时，异质性分析表明了企业数字化水平对中小规模、非国有企业战略新兴企业的供应商韧性与其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影响更强，客户韧性对战略新兴产业的影响在大规模企业中更显著。

文章结论对不同企业如何提升自身供应链韧性进而促进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实践思路：1）对中小型和非国有战略新兴企业，加快建设企业数字基础设施以促进企业数字化转型，发挥数字技术的赋能效应，维护好客户关系，推动供应链转型升级，形成可追溯、可调节、可视化的供应链，提升供应链韧性，促进战略性新兴产业高质量。同时，夯实大中小企业的融通发展，联合产业链的上下游实现供应链的延链补链强链。2）对大型企业，做好数字化与自身规模扩张的平衡，避免过度超前数字化加重企业负担导致抑制高质量发展；利用数字技术如区块链、元宇宙等巩固好龙头企业的引链作用，从而提高供应链韧性。3）对于国有企业，平衡好企业运营与供应链韧性的协调关系，选择空间一体性供应商，避免行业过于集中导致自身供应商选择阈值范围变得狭窄，发挥国有企业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作用补短板锻长板，从而推进战略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