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发展、交通基础设施与农民增收的动态关联研究
——以湖北省“襄十随神”区域为例

黄志毅，南曙光

（1.湖南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0；2.汉江师范学院 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湖北 十堰 442000）

《关于全面推进2023 年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2023 年初在京发布，《意见》指出乡村振兴的中心任务是富民增收，要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要举全党之力、社会之力全面推进乡村振兴［1］。产业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乡村旅游是乡村特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将乡村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优秀传统文化转化为旅游经济效益，是实现农民增收的重要方式。休闲旅游、乡村旅游不仅能带来持续的经济增长，还能为共建美丽乡村、促进乡村振兴创造新的发展动能。湖北省十四五规划提出“一主引领、两翼驱动、全域协同”的区域发展战略［2］，其中北翼“襄十随神”一体化发展对于湖北建成支点、走在前列、谱写新篇发挥着重要作用。“襄十随神”四市（区）地处湖北省西北部，包括襄阳、十堰、随州、神农架三市一林区，拥有武当山、神农架、薤山、大洪山、古隆中、唐城、汉江、丹江口水库、银杏谷、神农架国家公园等众多自然和人文旅游资源，四地凝聚了三国文化、道教文化、曾都文化、巴人文化、抚治文化等众多文化类型，不同文化在这片区域交相辉映，各放光彩，形成不同的民俗风情。四地自然和人文资源富集，既有世界文化遗产、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世界自然遗产、又有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镇及湖北省旅游名村、旅游名镇，丰富且独特的乡村旅游资源为“襄十随神”旅游一体化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将乡村旅游与乡村振兴有机结合，是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途径，以往研究和实践证明，旅游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门类多、链条长、见效快、带动力强、参与面广，在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乡村旅游绿皮书：中国乡村旅游发展报告（2022）》显示，2020 年乡村旅游接待达25 亿人次以上，乡村旅游综合收入接近6 000 亿元，乡村旅游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和加快共同富裕进程的有效途径［3］。

交通作为旅游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进行旅游活动的先决条件，交通便捷与畅通是发展旅游业的前提和基础。《意见》指出，要持续加强农村公路养护和安全管理，推动与沿线配套设施、产业园区、旅游景区、乡村旅游重点村一体化建设［1］。道路网络建设能有效削弱空间隔离，提高要素流动，俗语称“要想富，先修路”，即提升区域可进入性，达成经济交流，实现农民增收。旅游发展、交通基础设施与农民增收三者直接关联，相互促进。在区域一体化发展背景下，有效合理测度旅游、交通、农民收入增长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对实现乡村振兴，加强一体化协作，推进区域经济增长和协调发展具有现实意义。

1 文献述评

旅游发展与交通基础设施二者之间关系如何？Massidda 等［4］围绕旅游产业对交通设施的需求以及二者关系进行了研究；Deng Yanmei［5］等以安徽省公路交通为例，对公路交通与旅游经济耦合协调发展时空格局进行研究。王彤彤等［6］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对15 个旅游城市的交通、旅游面板数据进行分析，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对区域旅游经济呈现明显的正向增长；张广海等［7］通过空间计量模型分析公路对于区域旅游经济发展的影响，结果表明公路交通对区域旅游经济具有优势作用，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王兆峰等［8］以著名旅游目的地张家界为研究对象，通过响应强度系数分析“交通-旅游经济”之间的关系，探究二者相互作用的内在机制；侯志强［9］以省域交通及旅游经济面板数据为例，实证分析了交通基础设施对于旅游经济具有空间溢出效应且这种直接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不分交通种类。国内外相关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对于区域旅游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正向效应，但这种效应在不同区域具有不同的表现程度。

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可以提升农民收入，提高生活水平，任晓红等［10］实证研究了西部11 省区近十年数据，发现交通基础设施现有存量对农民收入具有一定的正向促进作用；王浩［11］以贵州省为案例地，采用面板数据研究了交通和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发现公路对民族地区农民增收具有正向促进作用。

旅游发展与农民增收之间的研究出现较早，当前国内关于旅游发展和农民增收的研究是伴随着旅游扶贫实践经验而兴起的。黄细嘉等［12］以国家级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为例，通过计量经济模型分析乡村旅游发展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发现农民收入增长受乡村旅游发展影响，乡村旅游发展能够有效促进农民增收；王威峰等［13］以近十年广西市域面板数据为例，通过计量分析方法探究旅游产业发展和区域农民增收效应之间的关系，发现旅游产业发展与农民收入增长之间具有正向效应且较为显著。此外，苏伟洲等［14］、刘炯［15］从不同研究视域出发研究旅游业发展和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发现旅游发展对农民增收均有正向的积极作用。

综上，旅游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农民增收三者之间互为关联已得到学者的普遍认可。但是，以往研究多采用引力模型、空间计量模型、计量经济模型等基于省级面板或区域面板数据研究旅游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农民增收相互之间的二元关系，少有对三者动态关联的探讨。因此，以湖北省北翼“襄十随神”区域为研究对象，通过计量经济模型量化分析三者之间的联动关系，揭示动态关联的内在逻辑，并提出对策建议，以期统筹发挥旅游、交通和农民增收的协同效应，为“襄十随神”地区的乡村振兴、农民增收、经济发展提供参考。

2 动态关系实证分析

2.1 指标选取

旅游发展指标（ly）：梳理相关文献，王威峰等［13］认为旅游总收入或旅游总消费可以被认作测度旅游发展水平的指标，因此，他以旅游总消费作为衡量旅游业发展的指标；苏伟洲等［14］选取国内旅游收入和国际旅游外汇收入作为旅游发展指标；刘炯［15］选择国内旅游收入作为旅游业发展指标。本文结合数据可获得性及横向可比较性，选取“襄十随神”四市（区）国内旅游收入作为衡量旅游发展水平的替代指标。

交通基础设施指标（jt）：程雪等［16］采用公路里程数来衡量交通通达性；陈子真等［17］以铁路里程和公路里程代表交通基础设施；张森栋等［18］以公路、铁路交通密度指数来衡量交通基础设施。因铁路营业里程多以省域尺度统计，考虑数据的可获取性、完整性及乡村旅游目的地位置，本文使用公路里程作为交通基础设施测度指标。

农民增收指标（sr）：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能很好的衡量农民收入增长情况，按照统计分类，包括工资收入、财产净收入等四类。王威峰等［13］以农民可支配收入作为农民收入水平的指标；苏伟洲等［14］以农民人均纯收入作为农民收入增长指标；张森栋等［18］以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居民生活衡量标准。基于现有研究，本文选取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作为农民增收的衡量指标。

2.2 模型设定

向量自回归（VAR）模型的优势在于将所有变量都当做内生变量处理，常用于估计内生变量的动态关系［19］。根据文献分析，发现旅游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农民增收三者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存在内生性关系。为了厘清三者联系，本文利用VAR 模型对“襄十随神”地区进行实证研究，模型如下：

其中，Yit为旅游业（ly）、交通基础设施（jt）、农民增收（sr）的三维向量，i、t分别代表各市（区）与年份，α为常数项，Ap为系数矩阵，P为滞后阶数，ut为随意扰动项。

2.3 数据来源

数据时间跨度为2004—2021 年（截至目前，因地方统计部门暂未公布2022 年及以后统计数据，十堰市、随州市、神农架林区三地部分指标数据未能有效获取，为保证研究结果真实有效，本研究面板有效数据截至2021 年）。原始数据来源于襄阳市、十堰市、随州市、神农架林区公布的统计年鉴，部分数据通过EPS data 和各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进行补充。实证分析工具采用Eviews13.0 软件，考虑到可能出现的异方差问题，所有数据均进行对数化处理。

为更直观地展现本文算法腮腺的分割结果，我们进行了三维腮腺图像的分割实验，实验参数：ν=0.01，Iter=20，其它参数设置与分割二维腮腺图像相同。图5为算法分割后的三维重建结果，（A）图为区域生长后的结果，将其作为FALD算法的初始轮廓进行演化，迭代20次得到最终的分割结果如（B）图所示。从图中不难看出，区域生长的结果含有阶梯状灰度，表面多毛刺、凹凸不均匀，而经过FALD算法之后表面变得平滑、连续，这是由于在分割过程中引入了原图边界的局部灰度差异信息，对复杂梯度边界上错误分割点进行矫正，从而得到了正确的分割结果。

3 实证分析

3.1 平稳性检验

VAR 模型运用的前提是必须保证时间序列稳定，变量的稳定性保证VAR 模型的可靠性。如果不能保证时间序列稳定，则可能出现伪回归现象，影响到分析结果的准确性。为保证模型的有效运用，首先对变量的平稳性进行检验。采用同质单位根（LLC）、扩展的迪克富勒检验（ADF）、异质单位根（IPS）三种检验方法考察各变量平稳性，结果如表1 所示，对变量lnsr、lnly、lnjt进行一阶差分后，LLC、IPS、ADF 检验在5%置信水平上显著，为一阶单整，符合时间序列平稳性要求，可以进行下一步分析。

表1 单位根检验结果

由表1 可知，变量lnsr、lnly、lnjt 本身不平稳，一阶差分后为平稳序列，因此在利用VAR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前，有必要对各变量展开Johansen 协整检验，确定各变量之间是否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对变量建立Johansen 检验，检验结果如表2 所示，三个变量在5%置信水平上None、At most 1、At most 2 均拒绝原假设，表明旅游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农民增收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

表2 Johansen 协整检验结果

3.2 最优滞后阶数

本文运用Eviews13.0 软件中的似然比检验（LR）、赤池信息准则（AIC）、汉南-奎因准则（HQ）、施瓦茨准则（SC）来确定VAR 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结果如表3 所示。在确定滞后阶数（Lag）时，首先根据AIC、SC 值大小确定（AIC、SC 值越小越好），当两种准则阶数不一致时，再根据LR 值选择。根据上述原则结合表3，可以确定2 阶为VAR 模型的最优滞后阶数。

表3 最优滞后阶数确定

3.3 VAR 模型稳定性检验

在VAR 模型中，采用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方法分析内生变量，观察各变量之间的关系，在分析模型结果前，应检验模型稳定性，以确定所得结果的可靠性，VAR 模型稳定性检验采用AR 根估计方法，观察特征根模值是否小于1，进而对模型稳定性进行判断［20］。设定模型最优滞后阶数后，对农民增收、旅游发展、交通基础设施脉冲模型稳定性进行检验，结果如图1 所示。数值位于单位圆，证明该模型具有较高的稳定性，所得结果可靠有效，可以进行后续分析。

图1 VAR模型稳定性检验的单位圆

3.4 脉冲响应分析

脉冲响应函数能够直观的表现出各变量对共生关系的影响轨迹，同时也可以在控制其他变量不变的情况下，获得其中某一变量对另一变量的影响程度，分析变量间动态变化过程［21］。

3.4.1 农民增收、旅游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对自身的脉冲响应 农民增收、旅游发展、交通基础设施三个变量在面对自身一个标准差冲击时，响应较为迅速且保持为正向反应。农民增收在第1 期就呈现最大的正向反应，随后逐渐减弱，在第6 期左右逐渐向X 轴收敛；旅游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在第2 期、第4期呈现负向响应后迅速上升转为正向响应，并第5 期左右逐渐向X 轴收敛至0，图2 说明农民增收、旅游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均表现为自我强化机制，可以促进其自身发展。乡村振兴背景下，休闲游逐渐成为小康社会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刚需，旅游作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随着经济发展，逐渐成为一种大众休闲方式，具有明显的延续性。在与区域经济发展协调的情况下，交通基础设施完善会更好地促进人、财、物的移动和聚集，从而推动区域旅游经济进一步协调发展。随着旅游不断发展、交通基础设施改善增强，消费水平得以提高，消费能力得以释放，农民增收进一步增强，会对相关领域产生释放效应，也会对旅游发展产生溢出效应。如图2 所示，其中，实线表示脉冲响应的变化曲线，虚线表示标准差的波动范围。

图2 农民增收、交通基础设施、旅游发展的脉冲响应

图3 旅游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脉冲响应

3.4.3 旅游发展和农民增收脉冲响应 如图4 所示，农民增收对旅游发展冲击时，旅游发展做出正向响应，随后微微上升向X 轴收敛，从整体上看，旅游发展面对农民增收冲击，围绕X 轴上下轻微波动且多以正向响应为主。可以看出，伴随乡村振兴，农民增收、旅游消费需求开始增加，但农民对于旅游需求具有一定的限制性。因此，面对冲击，波动较小，但农民增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区域旅游发展。农民增收面对旅游发展冲击及时呈现出正向响应，随后下降转向负向响应，到第2 期又缓慢上升，整体围绕X 轴上下小幅度波动，表明旅游发展对农民增收有显著影响且具有一定的负向效应。旅游发展初期，游客大量涌入会产生大量工作岗位，提高了农民收入。但游客的大量涌入也会造成自然环境、社会环境等的破坏，甚至引发旅游目的地社区居民对于游客的抵触和排斥，可能导致旅游发展对农民增收的负面影响。因此，对旅游目的地合理规划和有效引导，会减缓负响应向正响应转变，这一过程基本与脉冲响应过程相一致。

图4 旅游发展和农民增收脉冲响应

3.4.4 交通基础设施和农民增收脉冲响应 如图5 所示，交通基础设施对农民增收冲击时，第1 期呈现了正向响应，随后逐渐收敛并围绕X 轴上下波动，表明短期内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完善会对农民增收有一个明显的正向影响。但随着游客增多，交通基础设施不断完善，游客停留的时间变短，农民增收出现一个上下波动过程。从长远看，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对农民增收具有积极作用，可以降低流通成本，促进区域经济交流。交通基础设施面对农民增收标准差正向冲击时，滞后期内效应基本为正向，脉冲响应整体不明显，响应结果趋近于X 轴，表明农民增收对于增强交通基础设施能够发挥一定作用，可作用力有限。

图5 交通基础设施和农民增收脉冲响应

3.5 方差分解

为进一步了解旅游发展、交通基础设施与农民增收之间的相互贡献程度，通过对VAR 模型进行方差分解。方差分解本质在于观察冲击对于内生变量的贡献度。利用方差分解可以进一步分析旅游发展、交通基础设施与农民增收之间的互动关系，结果如表4 所示。由表4 可知，旅游发展、交通基础设施与农民增收的自身冲击对其发展都占据了重要因素，但不同变量之间存在明显差异。第一，旅游发展自身第1 期方差贡献率为99.84%，到第10 期贡献率为91.85%，说明旅游业主要受自身影响。交通基础设施和农民增收对旅游发展的影响从第2 期开始显现，且来自农民增收的影响更大一些。第二，交通基础设施在第1 期来自自身的方差贡献率为92.32%，到第10 期时，本身方差贡献率仍在80%以上，说明交通基础设施同样受自身影响较多。旅游发展与农民增收对交通基础设施的冲击影响逐期增加，农民增收从第1期的0.47%到第10 期的3.73%，旅游发展从第1 期的7.21%到第10 期的13.81%，农民增收和旅游发展的方差贡献率合计为17.54%，说明旅游发展和收入增加对于交通设施完善有显著性的影响。第三，农民增收是自身最大的贡献要素，第1 期至第10 期由100%变为99.54%，交通基础设施和旅游发展短期内对于农民增收的影响较弱，但处于一个稳步增长状态。这与乡村旅游发展情况相符，旅游资源的开发并不会立即带来效益增收。

表4 方差分解表

4 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基于“襄十随神”四市（区）2004—2021 年市域面板数据，从旅游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农民增收三项指标出发，通过构建VAR 模型，实证探究了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1）“襄十随神”四市（区）的旅游发展、交通基础设施与农民增收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2）交通基础设施与旅游发展存在相互影响关系，但旅游发展对于交通设施的正向促进作用更明显；旅游发展与农民增收存在相互影响关系，但农民增收对于旅游业发展影响更显著；交通基础设施能够促进农民增收，农民增收对于交通基础设施短期影响较小，长远来看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3）从旅游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和农民增收之间影响的强弱关系来看，农民增收对于旅游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影响较弱，旅游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对于农民增收影响较强，但两者对农民增收的正向反应并未充分发挥，反映出旅游业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并未成为“襄十随神”地区农民增收的主要原因。

基于以上研究结果，提出如下建议：

1）重视协整关系，促进旅游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和农民增收协调发展。协整检验表明，旅游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农民增收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在乡村振兴共同富裕背景下，应重视三者之间的关系。一方面，乡村旅游作为农民增收致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要着眼长远、合理规划，在保护乡村自然、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发展旅游经济，实现旅游发展对农民增收的正向响应；另一方面，交通基础设施为旅游发展提供发展条件和基础，在提升流通性的同时也缩短了时空距离，在一定程度上负面影响旅游发展。因此，加强景观交通建设，提升周边旅游目的地互通水平，提升旅游发展对交通基础设施正向响应程度，进一步促进三者之间的协调发展。

2）审视脉冲响应，权衡方差分解，提弱增强，促进旅游、交通、农民增收共生发展。脉冲响应分析发现，不同变量对于冲击的响应程度不同，农民增收对旅游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冲击响应较弱，旅游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对农民增收冲击响应较强，旅游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之间的冲击响应较强，不同变量冲击响应各具阶段性特征。基于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探析变量之间的动态关联性，发现变量之间的贡献程度，可以通过以下四点促进各变量之间共生发展：一是抓住乡村振兴战略契机，遵循“乡村因路而富”理念，做好区域交通规划，加大交通基础建设投入力度，提升交通通达性和要素流动性，为旅游业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二是强化旅游对于交通的促进作用，路依景、景围路，路景融合，提升旅游地之间的关联程度，扩大交通边际效应，减弱时空距离缩短的负面影响；三是因地制宜，一村一品、一城一景，充分认识旅游业的特殊性，发挥产业的带动性与关联性，切实做到促进农民增收致富。乡村旅游发展要聚焦于需求与供给，对于拥有丰富旅游资源且满足一定开发条件的地区，应秉持可持续发展理念科学规划；四是注重负面效应调节。随着旅游业发展，会出现诸如游客与目的地居民的矛盾、环境恶化、旅游产品更新缓慢等负面效应，进而表现出增收变减收的边际递减特征。因此，在发展过程中应加强统筹协调，注重旅游新业态挖掘，减少边际递减效应的发生。

3）坚持以人为本的一体化发展目标。“人民是共享的主体，一切以人民为中心”，牢牢把握“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文旅产业”的定位，促使更多农民参与到旅游业发展过程之中。农民增收是共同富裕的前提，乡村振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襄十随神”地区一体化发展不仅注重经济增长、效率提升，更要注重协调公平发展。旅游业和交通基础设施发展对于农民增收有积极的正向作用，农民增收也反作用于两者的发展。当前，农民增收对于另两者的促进较弱，但他们是一个系统工程，在推进旅游发展、交通基础设施完善的同时，围绕区域发展实际情况，协调好当地政府、旅游目的地居民和开发者之间的利益关系；围绕旅游基础要素，维护好农民的合法权益和当地旅游发展的优先受益权，持续推进农民增收，提升他们的获得感、幸福感、满足感，进而反助旅游发展和交通基础设施完善，实现三者良性互动，推动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