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多重身份对译者行为影响路径的语料库考察
——以《传习录》英译本为例

赵秋荣 孙培真

(北京科技大学 外国语学院,北京 100083)

0 引言

《传习录》是新儒学的重要代表作,集中体现了王阳明的心学智慧。国学大师钱穆喻其为“中国人所人人必读的书”(陈荣捷,2009:1)。有关《传习录》哲学思想的中文著述颇丰,但其英译本研究起步较晚。近百年来仅出现了两个英文全译本:一个是1916 年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传教士亨克(Frederick G.Henke)译ThePhilosophyofWangYang-ming(以下简称亨克译本);另一个是1963 年哈佛大学博士、美籍华裔国学家陈荣捷(Wingtsit Chan)译InstructionsforPracticalLivingandOtherNeo-ConfucianWritingsbyWangYang-ming(以下简称陈译本)。目前《传习录》英译研究集中在以下方面:译本点评和译者背景、翻译动机研究(刘孔喜 等,2018;2019);语用充实对翻译实践影响研究(刘响慧,2019);文化自觉意识和文化资本对翻译策略和风格影响研究(刘孔喜,2019);陈译本语言转喻特点研究(辛红娟 等,2019);亨克译本中“厚重性”翻译策略研究(徐赛颖,2020)。按照毕比(Beeby,2009:84)的分类,陈荣捷和亨克分别属于译出型和译入型译者,译者翻译方向可能影响译本产生。翻译研究中译者身份多重性和社会性间的交互关系有待系统界定和梳理。对译者的研究应不仅关注翻译方法,更应将译者身份和翻译过程联系起来(许多,2018)。为了更客观、更准确地剖析译者多重身份在《传习录》英译中发挥的作用,本文借助语料库语言学的研究方法,从译本易读性、词汇丰富度和句法复杂度入手,旨在回答以下两个问题:

(1)两译本在易读性、词汇丰富度和句法复杂度上是否存在差异?

(2)译者多重身份是否影响译本生成? 与译入译出型译者行为有何关系?

1 译者多重身份与译者行为研究

译者身份的认知过程在翻译发展史上是循序渐进的,从“作者的奴仆”(Bentley et al.,1985:58)、“临摹者”(Robinson,2001: 3)、“创造者”(田德蓓,2000:20)到“语言评估和传递者”(Chen,2011:121)。译者身份的定位发生很大变化,凸显译者多重身份的特性,赋予译者更重要的主体地位。在社会学研究中,社会认同理论(social identity theory)将身份划分为两类:“个人身份”和“多重身份”(Tajfel,1971:153)。个人身份完全由个体自己决定,与个体的认知、联想、记忆等有关;多重身份指与外界环境相互作用、受外界因素刺激生成的身份,如社会身份、文化身份等(Hogg et al.,2003:98)。社会认同理论不仅定义身份多重性,还指出多重身份的等级性和次序性。不同身份按照一定规律由高到低排列,等级越高,与个体行为选择的关系越大,越容易对个体行为产生影响(Oakes,1987 :118)。

社会学的研究成果为译者身份研究提供了参考。译者所处的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及其他主客观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实现了翻译的社会功能,体现出语言学和社会学的内在联系(冯曼,2018:1)。语言学中译者有三种身份:个人身份、角色身份和群体身份(李文静,2011:9)。个人身份指与其他译者产生差异的独特身份;角色身份指与译者社会职业相关的身份;群体身份指基于对国家、民族等群体认同形成的身份。上述对译者身份的定义和分类是社会认同理论与译者身份、翻译行为相结合的首次尝试,明确了译者身份的多重性对翻译活动的影响。谭载喜(2011:120)指出,该尝试提供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参考模式,但并未讨论译者多重身份间的等级性和次序性。他接着提出身份的三个层面:一是身份的本身意义;二是自我身份与他人身份的关系意义;三是身份的等级意义(谭载喜,2011:119)。身份从等级上划分为“主身份”和“次身份”:主身份即每个个体特有的、稳定不变的身份。次身份即受外界影响的多样化身份,是可变的。译者的“主身份”是“语言转化者”,次身份是在具体翻译行为中受多种因素影响生成的角色身份(谭载喜,2011:120)。同时,也有学者将身份和角色区分开来,指出“身份”是显性、固定的,是译者语言层面的行为特征;“角色”是隐形、可变的,是译者社会层面的特征(周领顺,2014a:215)。为了满足特定的社会需求,译者会调整和改变自己的角色,译文也会因译者个人意志留下痕迹,这种社会性选择过程即为“角色化”。译者在翻译社会化过程中呈现多种角色特征,直接导致译者行为和译文的多样性(周领顺,2014b:269)。另一种观点认为,译者的主身份并不仅仅是双语转换者,而有可能是最具影响力的社会身份(谭素琴,2017:34)。褚慧英等(2021)将译者身份进一步划分为学者、译者和作者身份,通过三种身份的转变,探讨译者认知、逻辑和文章布局的发展模式。随着时间的推移,历史、环境和场所也会发生变迁。受此影响,译者主体身份可能并不固定,而是变化的,主身份甚至可以退化为次身份,次身份也可以上升为主身份(刘骥翔,2022:78)。每位译者社会身份各异,但每种身份都可以折射出特定的社会、文化特征。

对译者不同身份的探讨正成为翻译过程研究的重要课题(聂炜 等,2022:82),同时也成为译者行为研究的重要途径。周领顺(2014a:25)将译者行为定义为“社会视域下译者的语言性翻译行为与社会性翻译行为的总和”。译者成为语言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结合体,既承担译内行为(语言性行为),又承担译外行为(社会性行为)。换言之,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要基于原文对译文进行翻译,还要兼顾读者与社会的需求。在此基础上提出“求真—务实”译者行为连续统评价模式,并指出“求真”与“务实”是连续统上的两个端点(周领顺,2014a:77)。翻译过程中,既要“求真”也要“务实”,并尽可能达到二者的平衡。“求真”指忠实于原文的内涵意和形式意义;“务实”指赢得读者和市场的认可,译者的务实行为,最直接的表现是语言可读性的提升(周领顺,2023b:177)。“译者行为批评”为译者行为研究提供了模式,在此基础上译者行为研究不再拘泥于单一的译者主体性研究,而是将文本、译者、社会有机结合,以此来梳理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彭白羽,2023:118)。近年来相关研究包括:译者身份对译本选择和译本表达的影响研究(黄勤 等,2021),译者身份和角色对译者行为影响研究(梅晓娟,2022),译者审美意识与译者行为之间关系研究(杨国强 等,2023)等。

目前,国内外的译者行为研究,大致分为三大阵列。我国学者周领顺(2010)提出的“译者行为批评”研究位于第一阵列,是当前译者行为理论体系化研究的主阵地(周领顺,2023a:17)。中国学者“译者行为批评”视域之外的其他译者行为研究,属于第二阵列,这一阵列大多没有构建自己的译者行为理论体系,而是通过译者行为研究验证或支撑其他理论体系(周领顺,2023a:18)。第三阵列在国外,可称为“国外广义狭义译者行为研究阵列”,与第二阵列相似,该阵列研究主题多元,呈离散状态,缺乏相应的理论体系(Mastropierro,2018;Shih,2019;Liu et al.,2021 等),但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手段和眼动追踪、键击记录等研究方法值得学习和借鉴(周领顺,2023a:18)。本文正是基于语料库的方法探讨译者多重身份对译者行为的影响。

翻译方向是西方翻译学界的古老课题之一。翻译方向指意义传递方向,即译者将母语(或第一语言)译为外语(或第二语言),或是将外语(或第二语言)译为母语(或第一语言)(Beeby,2000:190;Pokorn et al.,2020:59)。译入母语常被称为“L1 翻译”“正向翻译”“直接翻译”“译入翻译”等;译出到外语常被称为“L2 翻译”“反向翻译”“间接翻译”“译出翻译”等。译入是对其他民族文学、文化的向内翻译行为;译出是向其他民族译介自己的文学和文化(谢天振,2014:248)。从外语译向母语为译入型译者,从母语译向外语为译出型译者(Beeby,2009:84)。译者身份与译者行为研究中,译入、译出是重要的关注点,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热点话题(赵征军,2019:112)。由于翻译方向不同,译入型和译出型译本在语言特征和风格上存在一定差异(王瑞 等,2015:97;赵征军,2019:118)。目前,多数研究仍聚焦于译者的职业身份(黄海翔,2009;李捷,2016;许多,2018;贺莎莎 等,2020),基于译者多重社会身份和角色的译者行为研究较少,尤其在典籍英译研究中,鲜有对译入译出型译者的多重身份研究(聂炜 等,2022)。同时,对译入译出翻译仍存在一些模糊认识(许多 等,2019:131),研究过程中使用的研究方法、指标各不相同,系统性不强,缺乏统一标准。面对这一问题,本文认为,基于译者多重身份考察不同翻译方向作品的生成过程,不仅能够窥探译者主体身份对译入译出行为的影响,还可以充分探究深层次社会和文化因素,做到翻译内和翻译外研究相结合。以多重身份为路径对译者行为进行研究,可以更全面地探究译者身份对译本生成的影响,从而更好地揭示译入译出型译者在典籍外译中的行为差异。

2 研究设计及研究步骤

本文首先构建《传习录》汉英平行语料库,库容58 176 词,其中陈译本29 623 词,亨克译本28 553 词。

其次,本研究采用的工具为二语句法复杂度分析器(L2SCA)、词汇复杂度分析器(LCA)和语篇衔接分析器(Coh-Metrix 3.0)。L2SCA 和LCA 是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陆小飞教授团队开发的在线工具,共包含39 个语言特征,用于测量文本的词汇和句法复杂度(Lu,2010;2012)。Coh-Metrix 3.0 由美国曼菲斯大学开发,可以计算11 个维度的106 个词汇语法特征,用于分析词汇多样性和易读性等语言特征(Graesser et al.,2004)。

最后,本文基于两译本易读性、词汇丰富度和句法复杂度差异探索两位译者的风格差异,从译者多重身份角度分析译入译出型译者风格的表现及其对译本的影响,并总结出“译者多重身份差异影响路径”模型图。

3 两译本易读性、句法复杂度和词汇丰富度对比

本文使用SPSS 25.0 对L2SCA、LCA 和Coh-Metrix 的指标进行独立样本T 检验,发现共有58 个指标存在显著差异。限于篇幅,本文选取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14 个特征,如词汇丰富度、动词连贯度、平均句长等,从易读性、词汇丰富度和句法复杂度三方面考察两译本差异。

3.1 易读性差异

易读性(readability)即文章的阅读难度,指读者阅读和理解的困难程度(McNamara et al.,2014)。两译本在3 种评分模式下的易读性均呈现显著差异(p 值小于0.05),结果见表1。

由表1 可知,弗莱士易读度、弗莱士-金凯德年级水平和Coh-Metrix 二语易读度都反映出陈译本易读性高于亨克译本。读者阅读陈译本时会更加轻松,更容易理解文本内容。这可能与两译本的词汇使用和句法结构有一定关系。基于此,本文将具体分析两译本在词汇和句法方面的差异。

3.2 词汇丰富度差异

从词汇特征上看,两译本在词汇丰富度、动词丰富度、动词连贯度、名词短语使用频率、副词短语使用频率、动名词使用频率、第一人称代词使用频率等七项特征上存在显著差异,具体见表2。

表2 两译本词汇特征差异

整体而言,亨克译本的词汇丰富度高于陈译本,动词丰富度也较高,对原文中动作和行为的表述更加丰富,但也因此降低了词汇前后连贯度。另外,大量使用名词性成分是英语书面语的标志之一(Biber et al.,2011:228)。亨克译本中名词性成分的高频使用体现出鲜明的书面语特征,说明亨克译本没有完全忠实于《传习录》源语的语录体体裁。相比亨克译本,陈译本虽词汇丰富度较低,但动词使用保持了前后一致,动词连贯度显著高于亨克译本,更易于阅读和理解。另外,陈译本中第一人称代词和副词词组的使用频率较高,突出了文本的人际交互性,体现出较强的口语化特征,表达出更加丰富的情感。

3.3 句法复杂度差异

亨克译本平均句长、小句数量、T 单位数量和复杂T 单位比率均高于陈译本,具体见表3。

表3 陈译本和亨克译本句法复杂度差异

从表3 可见,亨克译本的句法复杂度较高,表现为嵌套结构和语言单位更复杂。而陈译本平均句长较短,复杂语言单位出现的比率较低,句法构造更加简洁。

4 译者多重身份对译者行为影响的分析

基于两位译者译入型和译出型的身份定位,本文从主身份、次身份和末身份三个层次剖析二者的多重身份等级,探索译入译出型译者行为在译本中的表现并探究其规律。典籍译者多有其专属的社会身份和标签,如传教士、大学教授等。本文认为,译者的社会身份贯穿译者翻译活动始末,且最先对翻译活动产生影响,也就是在翻译尚未开始时译者社会身份就开始发挥作用,体现在译者翻译目的、翻译选材上。本文将译者的主身份定义为最重要的、长期从事的社会身份。其次,翻译过程中,尤其是对比不同翻译方向译者时,语言差异成为重要的参考指标,母语影响不仅体现在语言方面,还通过母语思维影响译文的逻辑和译者策略选择,本文将译者的次身份定义为不同的母语使用者。最后,翻译活动同时也是创作活动,译者的创作往往受到其社会身份和母语文化的影响,本文将创作者身份定义为末身份。末身份不是指其无法独立起作用,而是受到前两种身份的影响较大。本文将逐一分析《传习录》译者的主、次、末身份。

4.1 主身份:国学家对传教士

主身份即译者最重要、长期从事的社会身份。主身份影响翻译的动机以及对源语文化的认同程度,进而影响翻译策略的选择以及对原文的忠诚度。个体的认知、思维、行为等总会受到集体文化以及文化中其他个体的影响(Markus et al.,1991:243)。翻译活动中,译者不可能脱离社会,也无法摆脱根植在思维中的特定文化场域。因此,翻译行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译者社会角色的影响(冯正斌 等,2023:127)。亨克作为在华传教士及《传习录》的首位译者,翻译《传习录》源于上海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中国支会中汉学家的动员(刘孔喜等,2018:29)。翻译动机以介绍为主,而非高度还原源语内容,对原文的忠实程度较低。他旨在向西方介绍孔孟老庄哲学之外的新儒学思想。而陈荣捷是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国学家,他认为亨克译本对原作遗漏甚多,甚至有误译,作用有限(Chan,1963:xiii);世人若要充分理解中国的思想文化,必须完整翻译此书(Chan,1963: xi)。可见,陈荣捷翻译《传习录》的动机来源于纠正亨克译本的误译,目的是完整准确地呈现原作内容,因此对原作的忠实程度较高。

4.2 次身份:汉语母语者对英语母语者

本文将译者的次身份归纳为不同的母语使用者,体现出译者所处语言文化场域的重要作用。次身份通过影响译入译出型译者对源语的理解,进而影响译文的准确度。翻译不是单纯语言层面的转换,而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译者不仅要熟悉两种语言,还要熟悉两种文化,并在翻译中充分考虑两种文化的差异。汉语母语者和英语母语者的语言和文化差异导致他们对源语的理解也存在差异。译者的次身份体现出译入译出型译者在原文理解方面的差异。对非母语译者来说,读懂晦涩难懂的古汉语对他们挑战巨大。高度还原原文要求译者拥有丰富的文化知识底蕴,准确地理解原文。译者对原文的理解很大程度受到次身份的影响。陈荣捷在中国出生,成长,接受过良好教育,熟读古典名著,熟悉古代文化,具备准确理解古文的能力。而亨克作为英语母语者,对中国古代历史和哲学知识了解较少,不能较好地理解古汉语的丰富含义,导致其对原文某些词汇的理解出现了一定偏差,降低了译本的准确度。

4.3 末身份:创作者身份

末身份指译者在翻译活动中体现出的“创作者”身份。这里的创作者身份是指相对于读者而言的译本创作者身份,译者的这一身份使其在创作过程中必须考虑读者的阅读感受。该身份通过影响译本生成时的词汇和句式使用,进而影响译本的易读性。译者的任务是准确理解源语文字,同时将源语含义准确传达给读者。其中一大难点是在目标语和源语之间寻找平衡。在这个过程中“创作者”身份会受到前两种身份的影响。受“国学家”主身份的影响,陈荣捷选择以源语文化为导向,对原作进行高度忠实的还原,保持了中国哲学的独特性。为了兼顾目的语读者,译本中使用了大量注释,对文中人物、朝代、历史背景作了详细解释,这样既可以帮助读者学习中国古代知识,也有助于向世界传播中华文化。从创作者的角度观察亨克,可以发现他比陈荣捷更加关注目的语读者,这种差异与他作为传教士的主身份和英语母语者的次身份是分不开的。传教士的首要目的是让信众理解传教内容,进而与传教者产生共鸣,得到认同。因此,亨克作为创作者将目的语读者的阅读感受放在首位。为了迎合读者,他为原文的每个篇章拟作标题,合并部分相邻段落,使译文看上去更接近散文体而非原作的语录体。同时使用了丰富的词汇和多变的句式,这些都有助于提升读者阅读体验。

4.4 典籍外译中“译者多重身份差异影响路径”模型探索

译者行为研究“理论”的初衷是尝试发掘新的探索路径或途径(周领顺,2019:25)。本文基于对《传习录》译入译出型译本的易读性、句法复杂度和词汇丰富度对比,结合译者主、次、末身份等级的讨论,初步探索了典籍外译中“译者多重身份差异影响路径”模型(见图1),旨在一定程度上开拓译者行为研究路径,丰富现有的译者行为研究理论。

图1 “译者多重身份差异影响路径”模型

“译者多重身份差异影响路径”模型由主身份、次身份和末身份引导,每种身份通过各自的路径分别对译文忠诚度、准确度和易读性产生影响,最终形成不同的译者行为。同时,模型中的主、次、末身份包含了译者不同角色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译者的主身份是译者最重要、长期从事的社会身份,也可将其视为译者首要的社会主体角色。这一主体角色对译者的其他角色施加影响,影响译者扮演其他社会角色时的行为。例如,在从事语言相关活动中,译者承担了语言使用者的角色,但译文中的言语构造、逻辑层次等不仅与母语、非母语使用者相关,还受到社会主体角色的影响和制约。进行翻译活动时,译者又扮演了创作者的角色,本文将这一角色归纳为末身份,因为其同时受到译者社会主体角色和语言使用者角色的双重影响。可以发现,无论是主、次、末身份,还是主要角色和次要角色,都是由主到次递进式发挥作用。因此,在译者行为分析中,非常有必要了解和研究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角色和身份,进而做到译内和译外相结合。

此外,还需指出的是,译者作为社会中的个体,可以同时拥有多种身份和角色,“译者”只是个体在翻译活动中的一种特殊身份,这种身份是所有译者共享的。换言之,“译者”身份是共性的,对比译者行为和翻译策略时如果只从“译者”这一种身份入手,就如雾里看花,无法找到根源,而真正对翻译实践产生影响的是译者所在的社会和文化环境。社会和文化因素在塑造译入译出型译者风格中承担着重要作用。不同翻译方向的译者在各自的生长环境和特定的语言环境中形成独特的身份和价值体系,塑造了多元化的译者行为。尤其在典籍外译中,不同社会、文化导致的身份和认知差异是形成译本差异的重要因素。因此,从社会和文化角度剖析译者多重身份与译入译出型行为间关系的研究显得尤为迫切。结合《传习录》英译本案例,本文将剖析译者的翻译行为如何受到多重社会身份的影响,并尝试揭示其折射的社会和文化缩影。

4.4.1 主身份影响译文忠实度

翻译目的和动机与译者的身份息息相关(李翼,2022:89)。亨克“传教士”的主身份决定了翻译内容的选材,翻译过程中产生了“宗教至上”的翻译思想,使其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度弱于宗教文化。传教士基于宗教背景、信仰和使命,从事的活动都或多或少与宗教相关(刘树森,1999:126)。受主身份影响,亨克翻译时对原作进行了评估,将他认为不需要传播到海外的内容进行删减,尤其未能完整地翻译第二章和第三章。此外,亨克译本也体现出强烈的宗教色彩。

例(1) 先生明睿天授。(王阳明,2008:1)

The wisdom of the Teacher was from Heaven.(Henke,1916:47)

Our Teacher is endowed with intelligence and wisdom.(Chan,1963:4)

亨克的主身份影响了他对源语文化的认可。深受宗教“天赋人权”思想的影响,亨克将王阳明的先天聪慧描述为“由天所赋”,将“天”理解为“Heaven”。陈荣捷“国学家”的主身份决定了他对中国文化的高度认可,体现了“完整呈现”的翻译目的。陈译本使用被动结构,将“明睿天授”表达为与生俱来就拥有的一种聪明智慧,高度还原了源语的生态文化。

4.4.2 次身份影响译文准确度

译者所处文化场域的差异对翻译过程和译文准确性产生影响。《传习录》的两位译者在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环境中成长,拥有不同的次身份。亨克作为英语母语者,对古代汉语的掌握程度与陈荣捷有一定差距,对一些词汇的理解难免会有偏差。

例(2) 惠惭谢。(王阳明,2008:64)

Hui was ashamed and thanked.(Henke,1916:134)

Hui was ashamed,apologized … (Chan,1963:82)

古汉语中,“谢”兼有“感谢”与“道歉”的含义。例(2)中,弟子惠因未能理解王阳明的话而“惭谢”,不难判断此处“谢”是“道歉”的含义。两位译者对“谢”的翻译存在明显差别:陈译本翻译为“apologize”(道歉);亨克译本译为“thanked”(感谢)。可见,亨克未能准确区分古代汉语中“谢”的差别,和其次身份有一定关系。

此外,在表示集体含义词汇的使用上,如第一人称代词we、our、us等,陈译本的使用频率明显高于亨克译本,突显出中华文化注重集体的观念和意识。由此可知,次身份影响译者对源语文字和文化观念的理解,进而影响译本的准确度。

4.4.3 末身份影响译文易读性

在翻译活动中,译者既是原文的读者,又是译文的作者(李翼,2022:90)。翻译过程中,译者必须要考虑读者的阅读感受。亨克译本词汇丰富度和句法复杂度较高,有助于增强译本文学性。但对于未接触过中国古典文学的读者来说,较难理解。陈荣捷虽然以源语为导向,但也充分考量了目的语读者的需求,用词前后一致,句式简洁,文本易读性较高。

例(3)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阳明,2008:7)

Knowledge is the purpose to act,and that practiceimplies carrying out knowledge.Knowledge is the beginning of practice;doingis the completion of knowing.(Henke,1916:55)

Knowledge is the direction for actionand actionthe effort of knowledge,and that knowledge is the beginning of actionand actionthe completion of knowledge.(Chan,1963:11)

中国典籍外译的目的是向海外传播优秀的中国文化,如果译者对中国古典语言文字缺乏研究且过度以目的语读者为中心,则会让源语文化向目的语文化靠拢,导致西方读者仍从固有文化思维出发,无法深入了解中国哲学思想。如例(3)中“行”的翻译,亨克根据语境选择了不同的词汇,提高了词汇丰富度,但读者可能不会认为act、practice、doing都指代原文中同一个字,缺失了“行”的独特性。陈荣捷译本中的用词则保持高度一致,增加了文章连贯性,降低了理解难度。

综上,“译者多重身份差异影响路径”模型展示了译者主、次、末身份的影响路径,揭示了译者多重身份等级对翻译活动的影响过程。同时,本文认为译者身份并非直接对译者行为产生影响,而是通过特定路径实现,即:译者主身份影响翻译动机和源语文化的认同程度,进而影响译文忠实度;次身份影响源语的掌握程度和源语文化的熟悉度,进而影响译文准确度;末身份影响源语与目的语间的平衡和读者的阅读体验,进而影响译文易读性。这些因素间的相互作用最终共同形成译者独特的行为,表现为译本独特的呈现方式。

5 结语

本文结合语料库语言学,使用L2SCA、LCA 和Coh-Metrix 工具分析《传习录》两种英译本的易读性、词汇丰富度和句法复杂度,考察译者多重身份对译入译出型译本生成的影响。研究表明:译入型译本词汇更加丰富、句法更为复杂,忠实度、准确度、易读性较低;译出型译本词汇丰富度较低、句法更加简单,但忠实度、准确度、易读性较高。这些差异的形成与译者的主、次、末身份等级差异有关。译者的主身份是其最重要的社会身份,次身份是不同语言的使用者,末身份是服务于目标读者的创作者身份。基于上述发现,本文尝试提出“译者多重身份差异影响路径”模型,展示了主、次、末身份对译者风格的影响路径。最后,需要指出的是,翻译实践作为一项以译者为主体的活动,不仅受到社会、语言、文化的影响,还受到个体主观能动性、历史时期、原作难易度等多重因素的影响,这些因素纷繁复杂,相互融合,共同影响译本的生成,未来可尝试基于多本典籍构建多因素分析方法进行拓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