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精神专科医院药品不良反应严重程度的影响因素分析

刘伟杰，钱东丽，陈永新，张瑞岭

《药品生产监督管理办法》指出药品不良反应（adverse drug reaction，ADR）是指合格的药品在正常用法用量下出现的与用药目的无关的有害反应，并对严重的ADR加以规定［1］。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的相关报告显示，世界范围内ADR发生率约5%～20%［2］。随着社会生活压力的增大，我国精神疾病的患病率日益增高［3］。规范化药物治疗是临床有效控制精神疾病症状的手段之一，但抗精神病药物的药理作用较为复杂，且患者大多存在联合用药、长期用药的现象，因此ADR发生率相对较高［4］。有研究发现［5］，精神疾病患者因ADR或不能耐受药品已经成为中断治疗的主要原因之一。ADR可发生在临床治疗全过程，是导致患者非计划再入院的重要原因［6］。大多数ADR不仅会引起严重的系统性炎症反应，而且还会增加潜在的发病率和死亡率［7］。有效预防ADR、积极改善患者不良预后是临床合理用药的关键。若医务人员能及时发现ADR并积极给予正确的对症处理，大概可预防60%～70%的严重ADR［8］。本研究通过对某院ADR报告进行研究和分析，旨在了解掌握ADR程度分布，分析影响ADR严重程度的因素，为精神科临床合理用药提供理论依据。

1 资料与方法

1.1 资料来源

在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中提取该精神专科医院2020年1月1日～12月31日期间上报的ADR报告，排除ADR相关信息不全或关联性评价为“可能无关”“待评价”“无法评价”的报告后，最终纳入160例ADR报告进行分析。

1.2 研究内容

对160例ADR报告中患者的一般资料、药品类别、联用药品种类数量、给药途径、报告者、关联性评价、对原患疾病的影响、转归情况、发生时间、ADR史、新的不良反应、累及系统/器官进行统计分析，并根据ADR严重程度分为一般ADR组（n=111）和严重ADR组（n=49）。

ADR名称和累及系统/器官参照《药品不良反应术语使用指南》（2016年版）［9］的评定标准进行规范化和分类，其中ADR累及系统/器官包括神经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血液淋巴系统疾病、皮肤疾病、全身性疾病、视觉疾病、代谢和营养障碍、肾脏泌尿系统疾病、内分泌系统疾病；严重程度根据《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管理办法》［10］进行分类；年龄段划分参考《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年度报告》（2022年）［11］的分层标准，包括18岁以下、18～49岁，以及50岁以上。

1.3 统计学方法

所有数据应用SPSS 20.0统计软件处理。计量资料以±s表示，行t检验；计数资料以n（%）表示，行χ2检验。采用单因素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探讨影响ADR严重程度的因素。P＜0.05为有统计学差异。

2 结果

2.1 影响精神科患者ADR严重程度的单因素分析

严重ADR组患者的女性、≥50岁、其他用药、3种及以上、口服、药师、可能有关、病程延长、心血管系统疾病、皮肤疾病、代谢和营养障碍比例高于一般ADR组；抗精神病药、2种、很可能有关、不明显、医生、神经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低于一般ADR组（P＜0.05）。两组患者的转归情况、发生时间以及ADR史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P＞0.05）（表1）。

表1 影响精神科患者ADR严重程度的单因素分析 n（%）

2.2 影响精神科患者ADR严重程度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将两组比较具有统计学差异的指标设为自变量，构建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程。结果表明，女性、≥50岁、可能有关、3种及以上、口服、医生、心血管系统疾病、皮肤疾病为ADR严重程度的危险因素（P＜0.05）（表2）。

表2 ADR严重程度影响因素的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

3 讨论

ADR为药品的固有属性，只要使用药品就有发生ADR的可能。实施ADR监测可及时了解上市药品导致ADR的表现及严重程度，可最大限度避免ADR发生，在控制用药风险、评价药品质量、支持监管决策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精神疾病患者是一个庞大且特殊的患病群体。2020年流行病学研究报告显示［12］，全国精神障碍患者超过2.4亿人，总患病率高达 17.5%，而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发病率超过1%，且发病人数仍在逐年增长。药品是精神疾病患者治疗的基石，多数患者需要长期甚至终生服用，且以口服药品为主。抗精神病药具有特殊性，其作用机制较复杂，且易与临床多种药物产生相互作用，较其他类别药物更易引发ADR［13］。精神障碍患者极易出现ADR，并会对患者用药依从性及自身安全性造成直接影响。对于长期用药患者，更需定期监测ADR，以便及时发现并进行对症治疗，且有利于预防因ADR引发的药害事件，保障患者用药安全［14］。

本研究中，女性为ADR严重程度的危险因素之一。邹慧琴等［15］研究发现女性服药更易出现不良反应，其原因可能与男性和女性的药动学参数存在差异，且女性在月经期和妊娠期对药品更为敏感等有关［16］。精神疾病患者大多发病于青中年期（18～49岁），该年龄段人群社会压力大，用药比例较高，不论是一般ADR还是严重ADR，其出现ADR的比例都较高［13］。此外，≥50岁发生严重ADR患者的比例明显高于一般ADR，提示医务人员应对≥50岁女性患者给予足够重视，做好用药监护。

目前国内ADR监测大多依靠医务人员的被动监测，不仅加重了医务人员的工作量，而且易出现漏报及报告信息不完整等问题。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提示医生报告是ADR严重程度的危险因素之一。本研究中，严重ADR未见医生上报，其原因可能与医院政策、医生对严重ADR上报流程了解不够等多种因素有关，临床药师应加强ADR上报的培训，辅助医院监管决策，帮助医生提高对严重ADR监测和上报ADR的认知水平和重视程度［17］。本研究中，口服给药是ADR严重程度的危险因素。赵娟等［18］研究发现抗精神病药中，口服给药的ADR发生率高达85.71%；邹慧琴等［15］回顾性分析了精神科ADR病例情况，发现严重ADR发生率达25.47%。这可能与精神疾病患者多数需要长期甚至终生服用、且以口服药物为主有关。并且，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皆提示联用3种及以上药品是ADR严重程度的影响因素之一。因此患者给药时应尽量减少联用药品种类，控制用药风险，并实施ADR监测，在发生ADR时及时采取治疗措施。此外，皮肤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也是ADR严重程度的危险因素，提示在临床诊疗过程中需加强对皮肤与心血管系统的监测，降低严重ADR的发生率。

综上所述，女性、≥50岁、3种及以上、口服、心血管系统疾病、皮肤疾病为该院严重ADR的独立影响因素，临床诊疗中应重点关注此类患者。医务人员应密切配合，实时监测患者用药过程中的生命体征及各项指标，做到早发现、早干预，加强用药监护，以降低ADR发生率、促进临床合理用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