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脑瘫弟弟一个机会

范志伟

凌晨4点，急诊室里的喧嚣人群逐渐散去。我正准备喝口热水，稍作休息，一个坐着轮椅、被毛毯包裹全身的患者出现在我面前。

患者的身形与八九岁的孩子相似，因我所在的急诊内科只接收14岁以上的患者，我下意识地以为他们走错了诊室，开口就问：“你们要看儿科吗？”

轮椅旁站着两女一男，年龄与我差不多。其中一个女性回答道：“大夫，我们就是看内科。我弟弟已经23岁了呢！”

家属的回答让我吃了一惊，也促使我仔细观察这位患者。我问患者：“你有什么不舒服吗？”同时，我拍了拍他的身体，发现他无法自主应答，意识也有点模糊。

“昨天早晨起床后不久，弟弟就开始发热，然后一直呕吐。到了晚上，他说了几次头痛，可吃了药仍不见好转，就带他来看看。”那位男家属应该是患者的哥哥，向我补充了患者的病史。

生命的长度如何选择，永远没有标准答案。但对这位因脑瘫常年卧床的患者而言，无论哥哥姐姐们作出何种决定，都是可以理解和值得尊重的。

见患者的身形瘦弱，像发育迟缓的孩子，我追问家属：“他之前有什么病史吗？为什么看上去这么瘦小？”患者哥哥叹了口气，说道：“我弟弟生下来就是脑瘫，走路也很困难，最近七八年一直躺在床上。”

原来如此。但我心中又有了几个疑问：这位患者有明显的生长发育异常现象，是脑瘫导致的吗？家属提供的病史是完整的吗？可当务之急，我需要明确患者为何会有发热呕吐一天后意识模糊的情况，并作出对症处理，其他问题不容多想。

通常，持续高热或许会导致部分患者出现意识模糊的症状，当患者同时出现头痛呕吐等症状时，就不得不让人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因为这意味着患者可能有引起颅内压增高的疾病，比如最常见的急性脑出血、颅内感染等。

“大夫，您给弟弟好好检查一下吧，我们还是想为他治好病的。”患者姐姐表示出积极治疗的意愿。

“你们的父母呢？”对于患者这种没有民事行为能力的人来说，父母的意见才是最主要的。患者哥哥回答，他们的父母早些年去世了，弟弟排老四，这些年都是哥哥姐姐几个在照顾他。

我为患者开了医嘱，并安排了脑部、胸部CT检查。为避免患者在检查途中出现呕吐误吸窒息的情况，我一直跟在他们身后，协助家属把患者抬上CT机。我发现，患者的身体很轻，大概不超过30公斤。

在CT室里，我可以快速得知检查结果。报告上的文字也如我想的那样，患者不仅有急性脑出血，还有合并肺部感染这种长期卧床的常见并发症。初步估计，患者脑出血量在50毫升—80毫升之间。我告诉家属：“患者有脑出血，已經破入脑室。从片子上看，出血量还不少，你们要做好心理准备。”

原以为弟弟只是感冒发热，或是肺部感染，没想到竟是脑出血，听到这个结果后，家属一下子紧张起来了。

“大夫，怎么办？他会不会有生命危险？”送患者回急诊室的路上，患者姐姐拉住我的衣袖，脸上写满了慌张和无助。面对她的提问，我只能如实告知：“是有可能的。他马上要用药，可能还要气管插管、开刀、住院。你们就听安排吧！我这边先联系手术医生来会诊，等会儿找你签字。”在关闭急诊抢救室大门前，我又补充了一点：“像他这种情况，你们要考虑好还要不要手术。一旦心跳呼吸没有了，还要不要进行一些有创抢救？”

向家属提出这个问题的原因，不仅是患者的危重病情，更是出于现实的考量。生命的长度如何选择，永远没有标准答案。但对这位因脑瘫常年卧床的患者而言，无论哥哥姐姐们作出何种决定，都是可以理解和值得尊重的。

很快，神经外科、呼吸内科、ICU等各科医生坐在一起，为患者制定治疗方案。无论是何种治疗方案，核心都只有一点——以患者的身体状况和现实情况来看，都极可能出现病情进展恶化，甚至最后人财两空。

急诊抢救室门外，我向家属通告了患者的病情、风险，以及患者面临的三种方案：一是先行外科手术然后转ICU住院监护治疗，二是保守治疗，根据病情进展情况再行决定，三是放弃治疗离院回家。待我介绍完情况，家属们沉默了。在事关患者生死这样重大的决策面前，没有人能够做到沉着冷静，没有一丝慌乱。

我试着提议：“你们要不要征求一下家里长辈的意见？”兄妹三人对视了一下，哥哥说：“不用，我们自己决定吧。”兄妹三人中一个从未开口说话的姐姐说：“弟弟这些年都挺过来了，还是给他一个机会吧……”

急诊抢救室里每天都在上演类似的情况，而眼前这些家属们的决定让我至今难忘。患者哥哥说：“母亲去世前把弟弟交给了我，我有这个责任。”他坚定的语气，也在向我传递“全力积极抢救治疗弟弟”的意愿。

将患者推出急诊抢救室转送手术室时，两个姐姐分别拉着患者瘦弱无力的手，哥哥捧着检查资料和生活用品紧紧跟在身后。三人对弟弟的感情，犹如冬日凌晨中最温暖的一束光，打动了我这个长年奔跑在抢救生命一线的人。他们的母亲一定能够看见这相亲相爱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