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而无信的朋友

〔英国〕彼得·特恩布尔

悉尼·波斯特听到了枪声，异乎寻常的枪声间隔令他心生疑惑。那晚，在升鹿酒吧，他讲述了这件蹊跷事，围观的听众还不少。其实，悉尼·波斯特就想当个饭后谈资来哗众取宠的。

然而，总有些过度解读的读者朋友会脑补案发地的氛围：约北纬54度，西经1度处有块一望无际的平地。那里满目萧然：冬季的树林，枝丫无叶，翻耕过的土地还没种上冬麦。天空阴沉，旷野无风。尽管三周后就是圣诞节，可在这，只有那片光秃秃的小树林里偶尔传来几声乌鸦叫。热心读者还会继续构想：一条灰色的狭长小路径直穿过那块平地，山楂树篱挺立在小路两旁，在树篱与小路之间是片宽阔的草地。一名中年男子行走在草地上，看上去有点老，但显然还不到退休年纪。只见他脚蹬一双工作靴，穿着厚实的耐磨外套，头戴鸭舌帽，身背帆布包。这个饱经风霜却面泛红光的人就是悉尼·波斯特。他正往家赶，大约还要两个小时，天一黑，估计就能美美地吃上惦记一路的热乎饭菜。

突然，四声枪响划破了这一片的宁静，悉尼·波斯特吃了一惊，停下脚步，回头看向小树林，枪声似乎是从那里传出的。受惊的乌鸦如离弦的箭一般飞出树林，在空中回旋，厉叫。枪声的间隔很不同寻常，既不是猎人一枪一枪打死喜鹊或狐狸的声音，也不是围猎松鸡或野鸡时的连续扫射声，而是快速连续两枪，停一会儿，第三枪，再间隔很久，才响了第四枪。就是悉尼·波斯特模仿的“砰砰—砰——砰”。这太奇怪了，于是，波斯特原路折返，扒开路边的山楂树篱，从一条狭缝中钻过去，向小树林走去。惊魂未定的乌鸦还在空中盘旋，“哑哑”地尖声惨叫。波斯特满腹狐疑，加快了脚步，忘了自己可能正身赴险境。

在通往小树林的路上，波斯特看到了三具尸体：两具倒在一起，似乎都是被猎枪近距离击中面部；第三具脸部朝下，倒在远处，看样子是在转身逃跑时，被击中了腿部，然后后脑勺又被补了一枪，脑浆四溅。

“看看，”悉尼·波斯特慨叹不已，“这就是招摇过市、盛气凌人的下场！坦白地说，我都奇怪怎么现在才有人对他们下手！”

悉尼·波斯特继续赶路。途经电话亭时，他拨打了报警电话999。在电话里，他先向接线员介绍了自己，然后报案说，克莱顿家的儿子被人谋杀了。“呃……”他强调，“是三个儿子被杀了。”说完尸体所在地后，他挂了电话，继续往家走。他太想跟妻子说说，也特别想去升鹿酒吧侃一侃。

路易丝·戴克半跪着查看了一眼尸体，随后缓缓起身。英姿飒爽的她令乔治·亨尼西再一次着迷。路易丝·戴克是一名法医，身娇体柔，酷爱骑马，浑身洋溢着妩媚却不失干练的女性魅力。

路易丝·戴克沉着地说：“在这，我无法做更深入的工作，乔治·亨尼西总督察。”她俯身将肛温计放进锃亮的格莱斯顿包里，转身又说，“拍完照，请把尸体运到约克区医院，明天上午我做尸检。死者的身份你们确定了吗？”

“正在确认，女士，”乔治·亨尼西边说边厌烦地抬头看了看还在乱叫的乌鸦，“报案人说是斯坦普村的克莱顿三兄弟。”

“斯坦普村？”路易丝自信一笑，“‘邮票村吗？”

“也可以说‘脚印村，”乔治回以微笑，“虽然斯坦普的写法没变，但是，几个世纪了，已成一词多义。斯坦普村的全称叫‘山谷斯坦普村。当地人一直管它叫‘斯坦普。离这儿约一英里……就是那个方向。”乔治·亨尼西指向西边，即小树林方向，“这三个人是不是罗伯特·克莱顿、迈克尔·克莱顿和赛勒斯·克莱顿三兄弟，最后还需要根据指纹或DNA检测来确定。据说这三人不招村里人待见。”

“親兄弟？”路易丝·戴克感叹道，“父母要伤心了，低调点不好吗？看看这一身名牌，昂贵的鞋子，没看错的话，戴的是劳力士手表。”她对着一具尸体的右手腕微微颔首。

“是挺有钱的，”乔治·亨尼西说，“如果是克莱顿三兄弟，那的确有钱。我们的两名警员正在去克莱顿家的路上。”

屋里传来女人撕心裂肺的哭喊声。她的丈夫——汤姆·克莱顿瘫坐在扶手椅上，一动不动，双眼悲伤而漠然地直视前方。在警员汤普森·文特诺看来，那是一双掠夺成性的眼睛。

“我的儿子……”汤姆·克莱顿平静地问道，“我的儿子……你们确定吗？”

“正在比对指纹。”汤普森·文特诺回答。文特诺和韦伯斯特站在克莱顿家的厚绒地毯上，韦伯斯特趁机扫了一眼四周：就像读者想象的一样，克莱顿家是一栋新落成的别墅，装修奢华，墙上挂着一台宽屏电视，有一套高保真音响，偌大的客厅里却看不到一本书。韦伯斯特的第一印象是，这家人特别看重物质。文特诺则一直盯着汤姆·克莱顿——这个男人的眼里透出掠夺成性、冷酷漠然的神色。

“我能见见我的儿子吗？”汤姆·克莱顿问道。

“不行，”文特诺斩钉截铁地回绝，“这绝对不行。克莱顿先生，没有哪家父母能直视那种场面，那种惨状不应该留在父母的脑海里。”

“他们都是好孩子，是的，他们犯过错，”汤姆·克莱顿喃喃自语，“就一次，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之后再也没干过傻事。”

“是的，”韦伯斯特点点头，“我们知道，也做过调查。他们为此服刑了六年，提前三年获得假释，对吧？”

“没错。在监狱里，他们遵纪守法，”汤姆·克莱顿仰起头，看向天花板，“我也坐过牢，了解监狱的规章制度。我告诉他们如何做才能减刑，一定要低头做人，不兴风作浪，好好改造。孩子们做到了，提前三年假释了。”

“你看起来很成功，克莱顿先生，”韦伯斯特环视着屋子，“你不介意我这么说吧，这是豪宅呀，外面还停着奔驰车。”

“没错，房子很舒适，我拥有的一切都是合法所得，”汤姆·克莱顿冷冷地说，“请不要含沙射影。我参加过电视竞猜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赢得了50万英镑的奖金。当时还是太谨慎了，如果跟着直觉走，我能赢得100万英镑。最后一个闯关问题是‘英国哪种鸟与美国的走鹃有亲缘关系。”

“杜鹃。”文特诺脱口而出。

“对，”汤姆·克莱顿点点头，“就是这个答案。我当时不能百分之百地确定，如果答错了，前面的奖金就会泡汤。最终我选择放弃答题，赢得了50万英镑。这笔财富对我们家来说已经足够了。拿到奖金，我便在斯坦普建了这栋全村最豪华的房子。我们是斯坦普人，我的曾祖父就生活在这里，为什么要我们离开？可谁会杀害我的三个儿子呢？我是说谁会呢？除非……除非……不，不是哈里森，他不会这么蠢……何况那件事情过去那么久了。不……他不会……但他说过要杀我的儿子。你们应该去问他，问哈里森，哈罗德·哈里森。”

第二天早上，在斯坦普村附近的约克区医院，克莱顿三兄弟的尸体并排摆放在病理实验室的不锈钢工作台上，隐私处盖上了白毛巾。路易丝·戴克检查赛勒斯·克莱顿尸体时，手指头不由自主地咚咚敲击着工作台的边缘。“枪伤致死，”她断言，“确切地说是猎枪。12口径的猎枪才能把人打成这个样子，三具尸体的头部都被打得稀巴烂。两具脸部中枪……第三具，可能他当时在逃跑，所以腿肚子中弹，致命一枪在后脑勺。”

“这么说是谋杀？”乔治·亨尼西问。

“哦，是的，”路易丝·戴克瞥了一眼乔治·亨尼西，“最凶残的一种枪杀方式。案子有头绪吗？”

“目前信息不多，”乔治·亨尼西说，“但死者的身份已经确认。他们是斯坦普村的克莱顿三兄弟。关于这起案件，我们还在调查。今天早上，韦伯斯特和文特诺去当地走访了。这是两个年轻的警员，办案热情，配合默契，案件一定会水落石出。我们就等着吧。”

“是的，没错，我说过要杀了他们。”说话的是哈罗德·哈里森。他坐在客厅的一把旧扶手椅上，房子很小，阴冷潮湿，炉蓖里的小煤球闪烁着点点火星，没什么热量。“我是说过，他们一出狱我就杀了他们，但那只是冲动时说的气话。我真要杀他们，早就动手了，怎么会等十年！”哈里森身材矮小、结实，敞开的衬衫露出了浓密的银色胸毛。警员注意到他那双干农活的手，宽大有力。哈里森慢慢拿起炉蓖旁的拨火棍，捅了捅小煤球，火星四射，但燃烧的火焰很快又熄灭了，“是……是……我儿子不该那么做，但克莱顿三兄弟下手太重了，太重了！”

“怎么回事？”文特诺和韦伯斯特并排站着，礼貌地谢绝了哈里森的入座邀请。

“我儿子把一杯水泼在了唐纳德·克莱顿的头上，也就200毫升的水。唐纳德是克莱顿的第四个儿子，出生时伴有并发症，缺氧什么的，先天愚笨，智力有障碍。我敢说他绝对不是正常孩子，不过都是一回事儿。原本只是孩子们街头打闹的小事，并不是欺凌，克莱顿夫妇完全可以为此打我儿子一巴掌，了结这事。但是，克莱顿一家是什么人？他们可是斯坦普村的霸主，谁敢惹他们？可我儿子在‘太岁头上动了土！后来，在一天晚上，克莱顿三兄弟设计把我儿子狠狠教训了一顿。结果，我儿子住院的时间比他们蹲监狱的时间还长。”

“原来如此，”韦伯斯特说，“我们仍然需要排查你的嫌疑，请说说昨天下午4点左右你在哪里。”

“在医院。我去做常规血压检查，评估最近的用药疗效。我步行去医院要半个小时。我比预约时间早到，但还是等了半个小时。预约的会诊时间是下午3点50分。我的不在场证据充分吗？”

“听起来没问题，”文特诺说，“但不管怎样，我们都要核实。你儿子，他似乎有杀害克莱顿三兄弟的动机。我们要找他谈谈。他在家吗？”

“在隔壁房间，”哈里森指着对面，“你们肯定能见着他。他坐在轮椅上，是克莱顿兄弟暴打的结果。午餐时间快到了，他现在靠食管进食。我敢保证，就他这样子绝对不可能出门作案。你们请便吧，他就在隔壁。”

从哈里森家出来，文特诺和韦伯斯特向斯坦普大街的升鹿酒吧走去。走近酒吧，他们看见，酒吧屋顶上的瓦片没了，外墙破败，急需修缮，窗框上的油漆也剥落了。这光景让文特诺脑海里闪过“年久失修”几个字，韦伯斯特想到的词则是“摇摇欲坠”。文特诺抓起铜把手，推开门，示意韦伯斯特先进，自己紧随其后。

“你好，先生，要点什么？”酒吧老板身材魁梧，胡子刮得干干净净。他身穿蓝色衬衫，打着条纹领带，身后和头顶的货架上排列着不同口径的炮弹壳。

“不用，谢谢！”韦伯斯特微笑着向老板出示了证件，“我们是来查案的。”

“哦，是来调查昨晚克莱顿兄弟被枪杀的事吧，”老板看向一旁的文特诺，“看来，你也不是来消费的。”

“抱歉，”文特诺也出示了证件，“你对枪击事件了解多少？”说完和韦伯斯特一起站在吧台边。

“我只是在昨晚听悉尼·波斯特讲过。波斯特说他循着枪声发现了尸体，说枪声听起来有点不对劲，间隔异常。”

“对，他也跟我们说了，”韦伯斯特回应，“你能和我们说说受害者吗？往常我们会去邮局了解当地情况，但这里一家邮局都没见到，所以就来酒吧看看。”

“我们这里没有邮局，”老板拿起抹布，心不在焉地擦拭着吧台台面，“村子里的商店倒是有个功能类似的小邮铺，可以买邮票、寄包裹，但做不了正规邮局那样的全套业务。自从煤矿关闭后，我们村就变得贫穷了，这儿的煤矿是英国最后一个深层煤矿。”

“煤矿采空了？”韦伯斯特问。

“那倒没有，下面还有大量的煤，只是从波兰进口更便宜。”老板将抹布扔在吧台上，接着说，“农场也没什么活儿，大家只能背井离乡去城里找活。我这间酒吧也没希望了。”

“没希望？”文特诺问，“一点都没有？”

“可不，”老板耸了耸宽阔的肩膀，“你们看看我这儿，房子都快散架了，早就该修缮了，可我没钱。我这酒吧不是啤酒厂的，是我自己的，没有租金。像卖饮料一样，我从啤酒代理商那里进啤酒卖，赚个差价。当年我退伍回来时，盘下了这间酒吧，那时生意红火得很。原本打算干到退休卖了，钱就留作我们老两口的养老金，再去西班牙买栋别墅颐养天年。现在破成这样，还有谁要？卖不出去了，只能一直干，干到干不动，最后住进政府的救济房，靠救济金生活。”

“前景渺茫，”韋伯斯特点点头，“不容乐观。既然来了，给我一杯苏打柠檬水吧。”

“我也来一杯，”文特诺说，“大杯青柠汁。”

“先生们，我不需要你们施舍，”老板低声说，“不过还是要谢谢你们。”

“这不是施舍，”韦伯斯特将一张面值5英镑的钞票放在吧台上，“我们挨家挨户走访，口干舌燥的，出任务不能喝酒，这会儿来上一杯苏打柠檬水，正好。”

没过多久，文特诺喝着青柠汁，问：“这起枪杀事件，你对克莱顿兄弟或他们家有什么要说的吗？”

老板向左侧瞄了一眼说：“村里没人喜欢他们。这家人可不是善茬儿，怙势凌弱，大家避之不及。在超市里，克莱顿太太总要插队，大家都不敢出声，谁要出声了，家里的窗户就要被砖头砸得稀巴烂。现在超市也关了。”

“唉，”文特诺义愤填膺，“这种人家，我也见过。”

“我想你们肯定遇到过，”老板接着说，“后来……他们在一档电视竞猜节目中赢得了一大笔钱，更嚣张了。那档节目叫《谁想成为百万富翁》，现在停播了。”

“是的，这个我们了解到了。克莱顿先生说，他赢得了50万英镑。”

“没错……他在节目中表现得很好……哦……”就在此时，两辆闪着蓝灯、响着警笛的消防车驶过酒吧，一辆警车紧随其后。

“出事了，”老板说，“消防车来我们这种穷乡僻壤，那是出大事了。我哥是消防员，他曾说过，城里驶过消防车，四次有三次是在演习，一来是训练消防员，确保驾驶技术时刻在线；二来是训练路人，习惯让道。而消防车出现在我们这里，那就真出事了，不是我们村，就是其他村子，一定出大事了。”他缓了缓神，“不管怎样，最后，克莱顿一家并没有像村民期待的那样，离开斯坦普去郊区或海边买房，而是从生活困难的村民手中买了块村头的地，自建了一栋大别墅，一家人过着锦衣玉食的奢华生活，还有几辆二手奔驰车，气派得很。他们要的就是这个场面，无比虚荣。他们来酒吧也是为了炫富，男的点两三瓶啤酒能吹一晚上，女的穿着拖地貂皮大衣晃来晃去地显摆……没人喜欢他们。他们对诺伯特·肖特，怎么说呢，太不讲道义了。”

“发生了什么？”韦伯斯特问道。

“你们最好自己去问问诺伯特·肖特。他住在这排房子的尽头，一栋白色小屋，诺伯特·肖特博古通今，无所不知。在我们这儿的智力竞猜之夜，他最抢手，大家都想拉他入队，因为胜出那方能得到一加仑啤酒。诺伯特·肖特从来没有学过做生意，一直都打零工，没什么钱，但他拥有‘最强大脑，曾经能一字不差地记住各种有趣但不能赚大钱的知识，大家戏称他为‘活词典。”

“曾经？”韦伯斯特很惊讶，“他死了？”

“差不多吧，活不了几天了。你现在去，或许还能见到他，就在街尾那栋白色屋子里。”老板向他的身后指了指，“出酒吧向右转，这排房子最后一栋，门前花园杂草丛生的小白屋就是他家。”

走出升鹿酒吧，文特诺和韦伯斯特按照老板的指示向右转，眼前的景象想必读者朋友也能猜到：街道前方约400米处，一栋房子正火光熊熊，两辆消防车的消防员拖着水枪奋力灭火，后面停着警车。围观的人不少，乱糟糟的。文特诺和韦伯斯特不疾不徐地向街的尽头走去。路边，商店的窗户被木板条封死，很多废弃的房屋，窗户破败不堪。此情此景令二人无话可说，突然，一栋空房的破屋顶飞出一只小鸟。走到火灾现场附近，文特诺和韦伯斯特才发现，着火的房子正是诺伯特·肖特的家。他们向一名身穿制服的巡警亮明身份，打听房子的主人在哪儿。

“他在警车的后座，”巡警说，“我们已经联系了刑事侦缉部，要求派警员来，这位先生说是他放的火。”

“他纵火！”韦伯斯特倒吸一口凉气，“你把嫌疑人独自留在警车里？”

“是，先生，”警察轻声道，“他身体极其虚弱，跑不了。”

“我们是为一起谋杀案来的，要找他谈一谈。就在车里跟他谈吧。”

韦伯斯特和文特诺坐在警车的前排，转身看向后座的诺伯特·肖特。这是一个又瘦又小，略显斯文的男人。他面容消瘦，胡须蓬密，倦容满面，目露凶意。穿着一件廉价的夹克，牛仔裤也褪了色，身上散发出难闻的气味。

“你们是为克莱顿三兄弟被杀来逮捕我的吧？”他问。

“啊？”窗外寒风刺骨，韦伯斯特还是降下了他这侧的车窗，“为什么这么说？”

“是我开枪打死了他们。”诺伯特说。

韦伯斯特和文特诺面面相觑。诺伯特喘着气说：“猎枪就在我的后花园，坏了，里面没子弹。”

“为什么要杀死他们？”诺伯特·肖特身上的气味太重，文特诺也降下了他那侧的车窗。

“汤姆·克莱顿欺骗了我。他是个骗子。他没有兑现承诺，没有给我事先说好的报酬，”诺伯特气喘吁吁，咳嗽起来，“他参加那档百万奖金的电视竞猜节目，有三次场外求助的机会，其中一次是电话连线，我就是他那个‘电话连线的朋友。我们说好，答对了，他付给我题目價值一半的奖金。”

“很合理。”文特诺中肯地说。

“他答题卡住的时候，电话连线了我。那道题价值6.2万英镑。问的是约克市在奥古斯都-恺撒时代的名称。”

“艾波罗肯。”韦伯斯特不假思索地说出答案。

“没错……我想，对生活在英格兰南部或威尔士、苏格兰北部或阿尔斯特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题。但如果是个地道的约克人，那在小学就学过了，可他不知道！他打电话给我，我告诉了他正确答案。放下电话那刻，我在想，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赚这么多钱，也是最轻松的一次，只说一个单词就获得3万多英镑！至少，我当时是这么想的。”

“他拒绝支付？”韦伯斯特追问。

“是的。后来，我知道他兑换了支票，拿到了50万英镑，便去他家要酬金。可他却说他知道答案，只是当时卡了一下。我说，这不是借口。最后他说：‘给你50英镑，去买套新衣服……多余的零钱去酒吧喝一杯。”

“不讲道义，”文特诺表示同情，“太不讲道义了！”

“我这个人……一辈子没有稳定的工作，靠打零工勉强糊口，但我上知天文，下通地理。我不会做生意，就用这点所长做了那一次交易。那笔钱原本可以很好地改善我的生活……但是，‘50英镑……你知道吗？但凡他说‘20英镑，或者‘100英镑，结局都会不一样。我当时真想用猎枪崩了他，但是，那句‘50英镑回荡在我耳边，让我想起一个故事：一个小伙子为小镇清除了老鼠，镇政府却食言了，没有遵守承诺支付他1000英镑的奖励。”

“《花衣魔笛手》，”韦伯斯特说，“是一个诗体童话。”

“嗯……故事也好，诗体童话也罢，”诺伯特·肖特呼吸急促起来，有点上气不接下气，“都一样。总之，后来镇长拒绝兑付承诺的奖金，只想用50英镑打发他。”

“50荷兰盾。”韦伯斯特纠正。

“嗯，不用纠结是英镑还是荷兰盾了，反正就那意思，”诺伯特气喘未定，又咳嗽起来，“于是，魔笛手便吹起风笛，把镇上所有的孩子带到一个山洞里，孩子进洞后，洞口神奇地消失，岩壁堵死了洞口。有一个小男孩，因为腿脚有问题，拄着拐杖，走得慢了些，等他到山洞时，已经找不到洞口，他因此成为全镇唯一幸存的孩子。”

“对的，”韦伯斯特说，“我们知道这个故事。”

“我当时想，得让汤姆·克莱顿为他那句‘给你50英镑付出代价。我要杀死他的三个儿子，只留下那个智障儿子。”诺伯特·肖特喃喃自语，“那个智障儿子可以留给他。”

“你觉得你很善良吗？”韦伯斯特咆哮道。

“我一直在等待合适的下手时机，”诺伯特·肖特咳得越来越厉害，“我快要死了，现在化疗对我都没有用，化疗一次只能缓解一两周的疼痛，我再也不想做了。每当躺在那潮湿的床垫上，我就不想让护士每天走进那阴冷的小屋，给我注射止痛针。是时候跟汤姆·克莱顿做清算了。我知道他三个儿子的行踪，所以打完止痛针后，趁着身体还能扛得住，我带上猎枪，埋伏在他三个儿子出现的地方，看到他们来了，我从灌木丛里冲出来，对准其中一个的面部开了枪，接着对准第二个的面部开了第二枪。在我安装子弹时，他家第三个儿子如果反扑上来，我可能会招架不住。但是，你知道，和所有的恶棍一样，克莱顿家的也是懦夫。他的第三个儿子选择了逃跑，于是，我装好子弹，朝他的腿肚子开了枪，再次上膛，又对着他的后脑勺补了一槍。周围瞬间肃静了，哀求声、哭喊声都没了。解决完他们，我走回了家。今天，我放火烧了我那阴冷潮湿的房子，再也不住了。这是另一起案件，我讲多了。总之，我的目的达到了。现在，我可以在监狱里打止痛针，然而我这身子撑不到审判的那天。”诺伯特·肖特开始咳嗽，“只要没宣判，我就不是杀人犯，死了依旧可以上天堂。我聪明吧？”他又咳嗽了一阵子，“我接听了汤姆·克莱顿的电话，为他提供场外援助，我真的是他的‘在线朋友，而他却是一个言而无信的朋友。这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

（吴碧宇：上海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李明明：上海市松江区佘山外国语实验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