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毅:从国民党信阳县县长到新四军“理财专家”

2024-03-18 07:48杨纪一
党史博览 2024年3期
关键词:朱毅信阳根据地

杨纪一

朱毅

朱毅,原名李德纯,1898年12月5日出生在湖北省汉阳县(今武汉市蔡甸区)。早年间,他团结了大批进步学生,反对陈炯明的兵变,随后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他在参加反蒋革命的过程中毅然走上了爱国民主的革命道路。1938年担任信阳县县长,坚持抗日救亡斗争,并与共产党合作,建立抗日民主政府。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被调往新四军军部,为新四军和苏中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1947年,朱毅前往大连,筹建了中国共产党军工史上第一个大型现代化军工联合企业——大连建新公司,有力保障了解放战争前线的炮弹供给。新中国成立后,他历任中南军政委员会重工业部部长、国家地方工业部机械局局长、三机部部长助理等职,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付出了毕生心血。1977年8月,朱毅因病去世,享年79岁。

反蒋革命,走上爱国民主道路

1922年,朱毅考上广东公立医科专门学校。他白天上学,晚上工作,通过勤工俭学维持生活。这时,军阀陈炯明想发动兵变驱逐孙中山,革命军也酝酿攻打陈炯明部,一时间广州城内局势紧张起来。朱毅团结了一些进步学生,组织起来开展反对陈炯明的活动,被学校开除。从此,朱毅走上了一条进步革命的道路。

1926年,恰逢“建国湘军”招考军医,朱毅被录取,被分配到湖南名将陈嘉佑的教导团任卫生队队长。后来,教导团逐渐扩充为国民革命军第14军,陈嘉佑担任军长,朱毅则任第14军医院院长。他参加北伐战争,救护在战斗中受伤的将士们。正值北伐军节节胜利之时,蒋介石、汪精卫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陈嘉佑在国民党军将领中第一个通电全国公开反蒋,朱毅也愤而离开军队,于1928年东渡日本学习政治经济。其间,他曾经回过家乡,告诫子女“不打倒蒋介石,中国是没有希望的”,“要好好读书,不畏强暴,刚正不阿,正直为人”。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朱毅弃学归国,组织抗日活动。但在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影响下,朱毅的抗日活动进行得十分艰难。朱毅对这种不抵抗政策非常反感,认为抗日必须反蒋。他在上海积极联络老上级陈嘉佑、程潜等人反蒋。为了聚集反蒋力量,开展抗日反蒋工作,以朱毅为首成立了抗日反蒋社团“义社”。与“攘外必先安内”针锋相对,“义社”提出了“反对蒋介石不抗日”“反对蒋介石不民主”“一致对外抗日”等爱国民主口号。除此之外,朱毅还配合程潜、陈嘉佑推动时任广东省省長的陈济棠出兵反蒋。他先是受陈嘉佑之命向陈济棠汇报上海的反蒋情况,后又和陈嘉佑一道说服胡汉民、李济深,共同推动陈济棠出兵。

七七事变后,朱毅找到程潜,要求参加抗日工作。此时,程潜正在组织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部,便任命朱毅为司令长官部秘书。1938年,程潜开始担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政府主席。鉴于河南信阳县是重要的战略基地,在这一年的春天,程潜任命朱毅为信阳县县长。1938年4月,朱毅来到信阳接任县长一职。

坚持抗战,建设抗日民主政府

当时的信阳,正处于日军重点攻击之下。日军飞机对信阳城区狂轰滥炸,日伪和国民党顽固派也趁机进行破坏活动,某些不法奸商囤积居奇发国难财。一时间,信阳城民不聊生、怨声载道。

朱毅到任以后,首先积极支持信阳的爱国进步力量,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到抗日救亡斗争之中。他主持召开信阳各界人士会议,向信阳各界宣传抗日救亡理念;还支持信阳师范学校师生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帮助他们成立信阳师范战时服务团,并和他们一起到信阳县各乡镇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极大激发了信阳城乡群众的抗日爱国热情。徐州沦陷后,大批抗日救亡团体如北平学生移动剧团、上海抗敌演剧第二队、开封扶轮小学孩子剧团、抗敌青年军团实习队等纷纷南下,汇集到武汉北部的门户——信阳。朱毅对这些抗日救亡团体十分欢迎,热情接待安排食宿,为他们开展活动提供便利。他还十分注重抗日武装力量的组织工作,领导组织了一支2500余人的国民抗敌自卫团,自任司令,还在抗敌青年军团实习队的帮助下,促使在信阳西南地区活动的红枪会组织与他一起合作抗日。

朱毅在信阳掀起的抗日救亡斗争引起了中共河南省委的注意,省委认为他是河南各县县长中最可能争取合作、共同抗战的县长。于是,中共河南省委通过与朱毅有亲朋关系的开封孩子剧团指导员谢夕妮同朱毅建立起了联系。1938年6月,中共河南省委秘书长危拱之随孩子剧团来到信阳,同朱毅进行了真诚的会谈,进一步启发了朱毅的爱国思想。朱毅对危拱之提出的大胆使用进步青年、充分发挥来信阳的抗日救亡团体的作用和做好抗战的准备工作等建议都十分赞同。在危拱之的动员下,朱毅在动员民众抗战方面的思想认知又前进了一大步。

1938年9月至10月,日军向信阳发起大规模进攻。在信阳被日军围困的时候,中共河南省委派出中共信阳县委副书记文敏生三次接触朱毅。朱毅对文敏生的到来很是激动,说:“只有共产党派人来与我共商突围问题,可以看出谁是真正抗日的。”文敏生诚恳地向朱毅提出了“避开强敌、保存实力、游击抗倭”的建议,朱毅认为很有道理,于1938年10月10日带领县政府工作人员、县政府常备队武装和监狱犯人,进驻信阳西部山区的黄龙寺。他首先处理了监狱犯人,将他们全部释放,但年轻力壮、愿意抗日的可以留下一起抗日。当时就有80余人留下加入常备队,使武装扩充到200余人。

10月12日,信阳县城沦陷,国民党顽固派又要求朱毅率部等候编遣。正当朱毅身处困境、进退维谷的时候,中共河南省委派文敏生等共产党员对他进行了统战说服工作。朱毅深明大义,断然拒绝了等候编遣的要求,按照文敏生的建议,把县政府迁到共产党领导下的信阳北部北王岗一带,并邀请文敏生、刘子厚(时任中共豫南特委统战部部长)等共产党员合作参政,使信阳县政府成为河南省第一个抗日民主政府。在北王岗,朱毅首次接触到了马列主义图书和共产党的报刊文件。他爱不释手、随身携带,如饥如渴地学习。由此,朱毅比较全面地了解了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对团结抗战有了新的认识。

1938年11月,中共河南省委派刘子厚、危拱之等带一部分兵力,从省委驻地——确山竹沟南下北王岗,与朱毅商讨合作抗日和开辟抗日根据地的问题。朱毅果断决定与共产党联合抗敌,并提出“上四望山”的建议。刘子厚等都认为这是个有战略眼光的方案。随后,双方决定改编县政府常备队,合作建立了抗日武装“信阳挺进队”,由朱毅任司令,共产党员朱大鹏任副司令,危拱之任政治部主任。1938年底,挺进队南下四望山,建立了四望山抗日根据地。朱毅在共产党人的帮助下,以“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教育部队,按八路军、新四军的制度进行部队建设,挺进队成为“实质的新四军”。他还以信阳县县长、挺进队司令的名义,积极收编地方武装,使挺进队扩大到3000余人。

1939年1月,李先念率部南下鄂中,途中来到四望山根据地,与朱毅彻夜长谈。朱毅利用县长的职权,积极帮助李先念部筹集军粮款项,帮助开拓鄂豫边区。

1939年4月,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刘峙下令撤销朱毅的信阳县县长职务。朱毅把全部武装交给李先念后,在朱大鹏等人护送下抵达竹沟,虎口脱险。

加入中共,投身财政经济战线

在竹沟,朱毅每天认真阅读马列主义图书,郑重地向党组织提出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要求。经朱理治(时任中共中央中原局代理书记)、危拱之介绍,1939年4月,朱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入党时,朱毅十分激动地对朱理治说:“我今天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表示我新生命的开始,因此我要起个新名字,叫朱毅。姓朱,与你一个姓,因为你是我的入党介绍人、革命引路人;朱者,红色也,象征革命,近朱者赤。名毅,表示我的意志,毅然决然,一辈子跟着党,决不动摇!”由此,朱毅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共产主义者。

1939年8月,朱毅从竹沟抵达皖南新四军军部,任新四军教导总队队务处长。1940年,朱毅调往陈毅处工作,并在部队进驻黄桥后任税务总局局长、财政经济部部长,正式转战财经战线。11月,朱毅又任苏北临时行政委员会财政处长,陈毅亲切称他为“理财专家”。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新四军挺进苏北,在盐城建立了新的军部。时任新四军政委的刘少奇深知朱毅具有理财专长,任命朱毅为新四军财政经济部部长。1941年3月苏中行署成立后,朱毅又兼任苏中行署财经处处长。

当时,新四军全军共有10万余人,开支很大,而新四军活动的苏北、苏中地区虽有一定经济基础,但在日伪顽对我实施破坏、封锁、统制、怀柔等政策的情况下,根据地面临被封锁、掠夺和打击的严峻考验,财政经济困难。朱毅就是在这样的艰难情况下担任财经部部长的。他把自己早年担任信阳县县长时积累的财经知识和工作经验,同党中央、苏中区党委关于财经工作的主张以及根据地的实际经济情况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财经工作总方针。

上任伊始,朱毅就采取了“分而治之”的方法:各师在其所在地实行经费给养自筹,军部和独立旅的开支则由财经部筹集。这样就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财经部在筹集经费给养上的压力。

在朱毅的领导下,新四军财经部开展了一些具有开拓性的工作:制定简便易行的工商税征收办法;制定财经工作规划;建立严格的预决算制度和审计制度;举办财经干部培训班,培养财经干部;建立起江淮银行、印钞厂、金库等金融机构,发行根据地货币江淮币;向抗属、民兵和穷苦农民发放农业贷款,解决他们的生产资金问题等。这些措施对迅速恢复根据地经济秩序、确保部队经费给养和根据地民众正常生产生活起到了很大作用。

1941年7月,日军对盐城进行大“扫荡”后,新四军财经部被撤销,朱毅转到苏中专任苏中行署财经处处长。朱毅根据战争环境和精兵简政要求,大刀阔斧地开展财经机构改革的工作,实行财粮收支两条线,财经处管理税收和资金支出,粮食局则管理粮食收支,厘清了不同财源的管理边界。

在财经工作中,朱毅始终坚持“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取之合理,用之得当”的原则,坚守人民本位、群众路线,精打细算开展财经工作。当时,苏中根据地的主要财政收入是公粮和商业税,朱毅便根据这一特点组织制定了苏中根据地有关公粮征收和商业税征收的办法。这些办法充分照顾各阶级的利益,既有合理负担,又不伤害民利,有利于苏中根据地农业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充分调动了各阶级的生产积极性。

在日伪频繁进行“扫荡”“清乡”和国民党顽固派实施经济封锁的恶劣环境下,朱毅组织领导各级财经干部,采用各种办法维护和增加根据地的财政收入。敌人在产棉区掠夺棉花,根据地财经干部就登记棉田、到棉农家中上门收购;敌人在产盐区掠夺食盐,根据地财经干部就带人控制鹽灶,并挨家挨户做灶民的工作;敌人暗杀、绑架我税务人员,根据地财经干部就和税警一起武装征税;敌人大量发行伪币掠夺根据地经济资源,根据地财经干部就严格控制物资出入,禁用伪币,逐步停用法币,发行抗币。在朱毅和财经干部们的共同努力下,敌人对根据地经济秩序进行的破坏未能得逞,相反,根据地的生产建设得到了长足发展,财政收入也得到了有力保障。1942年,根据地财经部门在夏季就征收公粮53.6万担、公粮代金77万元,超过了1941年全年征收的总和。

抗战胜利后,朱毅奉调华东局任财经委副书记。1947年2月莱芜战役结束不久,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华东局和陈毅即派朱毅前往大连,建立弹药生产基地。就这样,朱毅从财经战线转战军工战线,开始了新的人生挑战。

建新公司生产军工产品使用的车床

转战军工,保障生产支援前线

建设军事工业基地,对于一直从事财经工作的朱毅来说,是十分陌生的。但朱毅没有讨价还价,而是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只向组织上要了几名干部,就立即动身前往大连。

1947年3月15日,朱毅抵达大连。甫一到达,朱毅就积极向中共旅大地委汇报建设军工厂的工作,又和其他同志一道对大连的工业基础进行了认真仔细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军工基地的建设规划,希望地委能将大连钢铁厂、化学厂、机械厂等一批重工业工厂划归军工基地。办完交接手续后,朱毅对现有工业资源进行了整合,同时新建了炮弹厂等专业工厂。这样,中共历史上第一个也是最大的大型现代化军工联合企业就诞生了。鉴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企业被命名为“大连建新公司”,朱毅任总经理。

公司成立伊始,面临很多困难:工厂设备残缺不全,一些主体设备缺少;生产工艺和生产技术缺失,需要从头探索试验;粮食紧缺,很多人饿着肚子参加生产;弹药生产的原材料也十分紧缺。在这种窘迫的状况下,朱毅充分发挥集体智慧,解决了很多难题。他善于团结和使用干部,把具有不同专长的干部安排到适合的岗位,还大胆提拔当地干部,充分发挥各厂留下来的日籍技术人员的作用。大连钢厂有一位日籍高级技术人员荻原三平,掌握了新型硬质合金的生产技术。朱毅同他交朋友,经常请他到家里吃饭,同他谈心、讲政策,荻原三平很受感动,主动向朱毅表示要献出这一技术。朱毅当即组织起技术攻关小组,在荻原三平指导下夜以继日地工作,在三个月内试制出了这种新型硬质合金,使我国首次具有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硬质合金生产技术,大大加快了炮弹的生产速度。朱毅还注意发动和依靠群众,经常开“诸葛亮会”,集思广益,集体攻关。建新公司在1947年7月1日正式成立后,仅用半年时间,在1948年1月24日成功制成了新型炮弹。这是中国共产党军事工业史上首次研制出后膛钢制炮弹。朱毅十分高兴,把这种炮弹命名为“一二四式”炮弹。

“一二四式”炮弹试制定型后,建新公司又面临着增加产量的问题。朱毅采取研制炮弹时的经验,发挥群众智慧,自行设计制造各种设备,挖掘机器潜力,有效解决了产能不足的问题。朱毅还大抓思想政治工作,公司各级领导干部和职工在支前保生产的目标指引下创造了很多业绩,也涌现出一大批英雄人物和英雄事迹,如“中国的保尔”、全国劳动英雄吴运铎。

在全厂上下团结一心为生产的氛围中,建新公司的生產取得了很大成就。1948年全年,建新公司为淮海战场和其他战场提供了23万发合格优质的“一二四式”炮弹;1949年,又用7个月时间为渡江战役等战役战斗贡献了70余万发炮弹。对此,中央首长和前线将领予以充分肯定和高度评价。在1948年全军军工生产会议上,刘少奇评价:“大连建新公司支援人民解放战争,工作做得很好,中央很满意。”陈毅和粟裕亲自给朱毅写来感谢信。粟裕在信中说,“非常感谢你,你们做了威力很大的炮弹,保证了我军取得淮海战役的胜利”,还说,“华东的解放,一是离不开山东的小推车,二是离不开大连的大炮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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