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该自在地写作

齐晓君

2017年1月8日，北京，台湾作家张大春携新书《文章自在》登场北京四中国际校区，与四中师生、家长探讨文章之道。

每年高考期间，各省份的作文题目都会占据热点话题。在海峡的另一边，重要升学考试的作文题同样会被民众审视。2015年8月初，台风“苏迪罗”侵袭两岸，中国台北市一红一绿两个并排而立的邮筒被掉落的招牌砸歪，活像两个侧弯着腰的小人。在严肃紧张的抗灾氛围里，它们凭借可爱的外形蹿红网络。

2016年1月，台湾大学学科能力测验（大学入学考试的一部分）中，国文学科把这件事选做材料，定题《我看歪腰邮筒》，请考生陈述个人看法。当年的报考人数仅13.5万，创下全台湾历年新低 ，但据后续数据统计，《我看歪腰邮筒》让2240名学子拿了0分，比上一届增加647人 。

众多考生被一对邮筒“零封”引起作家张大春的关注，他在社交网络上批评：“作文分数明显偏低，问题不是孩子的作文能力低落，而是题目出得烂！”出题人的动机无非是迁就媒体热议的气氛，让题目显得平易近人，带点讽喻的趣味，甚至还期待孩子们对于这种一窝蜂的社会景观有所反省、批判。

张大春怀疑这种追随话题炒作而出的题目，根本无法甄别学生的思考与表达水平。于是，出题人希望呈现在卷面上的“批判”被他回敬过去：“到‘歪腰邮筒边拍照的人们，与出‘歪腰邮筒题目的人有什么差别呢？不都是一窝蜂吗？出题的老师难道要把这份作文也引入可笑的庸俗热潮之中去吗？”他代学生反问：“你连题目都不会出，凭什么考我作文？”

从“歪腰邮筒”说到命题积弊，令张大春忧虑的是诱导人摒弃个性、揣度他意的作文教育。如果一个孩子从8岁到18岁，按每1到2周写1篇作文计算，假如长大后不以写文章为生，大概一生要写160至320篇作文。这其中极少有孩子是自主命题或自发写作，往往是不得不写。一代代人经过如此训练，自小就学会揣摩命题深意、如何拿高分，甚至还有技术性判断，每每提起笔却忘记了最重要的事情——自己应该拥有什么样的思想。教导孩子文从字顺、人云亦云地写作，他们的生活、情感、思维都无法真正地展开，自主追求更无从谈起。

写文章而不是搞作文

有人认为，一个人学生时代作文写得好，可以为将来从事文学创作打下基础，张大春偏要彻底打破这种迷思。他从小就被视为班级里写作文水平不错的学生，多次参加比赛并获名次。但他非常清楚，上学时培养的写作文能力，跟后来变成作家毫无关系，他很庆幸在高中以后就不写作文了，还笑称：“如果高中以后还继续写作文，那么我再过15辈子也当不了作家！”他甚至持一种颇为激烈的观点：作文教育正在抹杀文章教育，如果作文教育不改弦更张，日后华文世界不会有好的作家出现。

所谓“文章自在”，首先自在的应是写作之人。一代代学生的写作经历，如果都与附和题目深深纠缠，那么直到脱离语文教育都无法真正表达内心，为此张大春发出“不会有好作家出现”的悲观预测。但教育终究是互教互学的活动，在我们探讨如何应试的同时，部分孩子似乎很清楚應该追求怎样的写作。当张大春把“歪腰邮筒”之类的考题拿给邻居家14岁的学优生，得到的回答被他视作至理名言：“要考的是我阅读理解的能力，而不是你理解文章后，考我知不知道你的想法。”

张大春向来提倡写文章而非搞作文，因为优秀作文或许具备高妙的修辞技巧、丰富的语料、清晰的章法路数，但唯有文章才是一个人有文字运用能力后表达的意见及思想，是修辞立其诚，是内在心志的自然抒发。写文章才是真正跟随人一辈子的能力。

最先启发他明白这些道理的是一位初中国文老师。有一次，张大春要代表学校参加台北市初中生作文比赛，学校指定了高年级国文老师苏尚耀为他做指导。操着一口浙江腔的苏老师并不谈什么作文功法、修辞秘笈，只是不断提醒他：“要多给校刊写稿子，写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写作文”。至于比赛，苏老师宽慰道，参加了就参加了，得不得名次只是运气，不必在意。

后来张大春运气很好，得了第一名，自此对苏老师的教导深信不疑。他开始定期给校刊投稿，每月1篇，每篇稿费15块钱；有时候一个月甚至可以领到30块。还有位女同学跟他一样频繁地写作投稿，后来成为独具风格的诗人，据说她从不代表学校参加作文比赛。

毕业前夕，张大春请苏老师签名留念，并问为什么“写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要写作文”？苏老师沉吟片刻，回答道：“作文是人家给你出题目，真正写文章，是自己找题目，还不要找人家写的题目。”可见，自主表达，避免沿袭旧题的写作才被归到写文章的范畴。

2017年，花甲之年的张大春受邀与北京四中的师生交流写作经验。畅叙之际，他对学生的嘱托之词与苏老师当年的教导如出一辙。他希望孩子们从十二三岁就立志写文章。这样一来，孩子就会试图跟这个世界对话，跟陌生人议论，试着与所接触到的整体社会发生互动关联，哪怕是辩论性的关联，这种关联又是建立起另外一种关联的基础。总之，要先深深地感知到“这个世界与我有关”，写文章的动机才会真正产生。

说话让人听

张大春不否定考作文的必要性，也承认作文是重要的敲门砖。为作文而发愁的人，真正应该焦虑的是如何“说话”。人们热衷于通过改善外表让自己变得美好，却很少反省语言是否平顺和准确，也不关注自己能否流利地运用字句。其实，说话给人听恰是可以在文章与作文之间找到的共通性。

2016年11月，曾凭非虚构作品《一个农村儿媳眼中的乡村图景》走红的广东金融学院财经传媒系教授黄灯来到华师附中，以自身经历告诉师生，非虚构写作是对个人成长的一种唤醒，勉励学生“让非虚构文字接通真实的生活”。

写作文要从说话开始，琢磨如何组织字句。日常练习非常简单，学生要勤于思考在学校发生的故事有什么可以跟家里人说的，也可以把家里的事拿去学校说，总之，想方设法在生活中挖掘可诉说之事。另外，需要养成次序分明的表达习惯，在头脑里弄清先说哪一段、先让哪个人物登场、提供哪些细节，之后再思考它们之间如何一一呼应。

张大春曾在军事学校担任文史教官。他面对的是几百名联考的落败者，他们所有人都对作文深恶痛绝。有学员在课堂上公然睡觉、罢写，声称：“教官出的题目我没话可说。”张大春一连琢磨几天后，让学员先读一篇自选的故事，然后用自己的语言复述。评分标准很简单：不得用无意义的连接词，用一次扣10分，完成口述且不遗漏故事内容，就得满分。一开始没人能拿满分，大部分人连60分都得不到。后来学员们为了流利地复述，开始尝试构思、组句、谋篇，最后不得不拿起笔打草稿。大家很快便可以通顺流畅地说清楚一个事件、掌握一段情节，甚至还能恰到好处地丰富细节。

张大春将不经思索地说话视作对写作最具伤害的行为。学员们的表现证明，在规范口头表达和纠正说话习惯的过程中，作文能力也能得以锻炼。复述训练在本质上是帮我们自如地操控语言，掌握精炼的文字，其间我们需要思考，需要弄清楚内心想表达的东西。

（责编：常凯）

张大春（1957— ），祖籍山东济南，中国台湾作家、编剧、书法家。辅仁大学中文文学硕士，曾任辅仁大学中文系讲师。代表作有《认得几个字》《聆听父亲》《城邦暴力团》《大唐李白》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