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人社会学研究的三次浪潮:内在志向、社会位置与干预行为

2024-03-22 11:18郎友兴赵云云
浙江学刊 2024年1期
关键词:社会学知识分子理论

郎友兴 赵云云

提要:知识人社会学理论的诞生始于知识界对现实的关怀,学术团体内部的反思则是该理论不断更新的主要动力。自20世纪以来,不同的学术团体根据各自的立场进行了知识建构,它们分别是:以关注知识人内在志向为核心的经典知识人社会学、以关注社会位置为核心的知识人场域社会学、以关注知识人干预行为为核心的干预社会学。这些丰富的理论洞见表明,学界关于知识人已经衰落的判断并非确定的社会现象,而是因为在社会结构的变动和学界的反思中,知识的类型和知识人的面貌已发生了改变。

引 言

19世纪90年代在法国发生的“德雷福斯”事件(1)“德雷福斯”事件发生于19世纪90年代,普法战争结束后,法国军事当局诬陷犹太裔军官阿尔弗雷德·德雷福斯向德国出卖军事机密,以间谍罪将其逮捕。该案件使法国舆论一片哗然,许多知识界人士控诉当局的不合理行径,主张为德雷福斯平反,如埃米尔·左拉、阿纳托尔·法朗士、莫奈、涂尔干等。经过社会各界人士的努力和德雷福斯本人的不断申诉,最高法院终于在1906年撤销原判,宣布德雷福斯无罪。被视为现代知识人诞生的标志。(2)在中文学术界中,“士人”“知识分子”与“知识人”是学者们常用的表达方式。“士人”一词常指古代知识精英,其余二词则指向现代知识群体,其中“知识分子”多用于社会科学,“知识人”多用于人文学科。当使用“知识人”一词时,它也暗含了对知识群体的生存方式的探索,对其文化信仰的强调。本文对已出版的著作的引用,根据现有的语言习惯使用已被普遍接受的原文和译文词汇,除此之外,则使用“知识人”一词。自此以后,知识人便没有脱离学界的研究视野。然而,知识人社会学中有关知识人已经衰落的论调却不绝于耳。自1968年“五月风暴”后,福柯便哀叹全能型知识分子(universal intellectuals)的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各类专家(specific intellectuals)。(3)Michel Foucault,“Truth and power,” in Paul Rabinow eds.,The Foucault Reader,Pantheon,1984,pp.51-71.随着现代大学教育体制的兴起和地理环境的改变,雅各比(Russell Jacoby)早在1987年就敏锐地察觉到,那些把普通的或有教养的人当作听众的公共知识分子、作家和思想家终结在出生于20世纪最初几十年的知识分子一代,此后,公共生活中不再听到年轻人的声音。(4)雅各比:《最后的知识分子》,洪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20年后的波斯纳(Richard A.Posner)同样延续了公共知识分子衰落的论调,但却是从知识产品的质量角度来分析公共知识分子在社会地位、个人贡献以及社会意义上全方面的衰落。(5)波斯纳:《公共知识分子:衰落之研究》,徐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不久之后,以色列的历史学家施罗默·桑德(Shlomo Sand)在考察法国从左拉到维勒贝克等知识分子后提出,在信息和知识都呈现碎片化的当代,知识分子和政治权力已经铁板一块,法兰西的知识分子虽然被称为“世界的法官”,但是难以产生“真正的公共知识分子”(6)桑德:《法国知识分子的终结?》,樊艳梅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23年。。因此,一方面是对知识人已经衰落的悲愤和指责,另一方面却又出现了关于知识人的大量研究。除知识人社会学研究之外,很少有一类文献数量增加的主要原因竟然是声称其研究对象正在逐步走向黄昏。(7)Gil Eyal and Buchholz Larissa,“From the Sociology of Intellectuals to the Sociology of Intervention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36,2020,pp.117-137,117-137.在此背景下,若要为形成一篇知识人研究的文献述评提供正当性,本文的目标就不能只是描述的,而应当是重构的。

当我们试图重构知识人研究的文献时,新近的知识人研究方法和知识社会学视野共同提供了启明性。首先,《社会学评论》(TheSociologicalReview)中对“公共知识人介入的策略”进行了理论和经验上的拓展与分析,这些研究尝试发展布迪厄的“策略”概念,进而使其充当沟通结构与能动性、情境与行动、合作与竞争、即兴与计划的桥梁。(8)Mohamed Amine Brahimi et al,“Strategies of Public Intellectual Engagement,” The Sociological Review,Vol.68,No.5,2020,pp.982-998.在布迪厄看来,“策略”是通过社会化的方式获得的对事物的实践感,是一系列由个人或集体所进行的试图维护或提高他们在既定场域中的位置所进行的实践。(9)Pierre Bourdieu,“The Genesis of the Concepts of Habitus and Field,” Socio Criticism [Theories and Perspectives II],Vol.2,1985,pp.11-24.因此,“策略”一词具有时间和空间上的延展性:一方面,社会化的过程具有时间维度;另一方面,个人的实践也体现了他与场域中其他人的关系,在时空交织中,策略同时具有了关系性的特征,这不仅是以个人利益最大化为导向的经济关系,也包括合作、认可、情感等象征性关系。所以,策略拥有让不同理论对话的潜力。而在不同研究视角的对话中,构建知识人理论的三个基本维度也浮现出来:社会位置(social position)、内在志向(allegiance)和干预行为(behavior)。

其次,知识社会学在承认知识发展具有内在理路的同时也强调其特定的历史—社会根源。虽然学者们在进行研究时对三个维度都有不同程度的观照,但政治、市场和社会的作用与知识发展逻辑交互影响,从而使每一时期的侧重点存在差别。因此本文的划分虽然无法兼顾每个理论家的全部学术观点,但却能突出他们选择的维度。本文的主要任务是着眼于西方知识人社会学研究,依据上述三个概念区分知识人社会学理论中不同的浪潮,揭示每一个理论蕴含的洞见,并反思其内部的罅隙,在此基础上提供一幅关于知识人社会学研究的图景。这三波理论浪潮分别是:以关注知识人内在志向为核心的经典知识人社会学、以关注社会位置为核心的知识人场域社会学和以关注知识人干预行为为核心的干预社会学。

一、经典知识人社会学:内在志向与身份标识

经典知识人社会学的问题意识是:什么是知识人?因此,确认知识人的身份标识就成为理论家孜孜耕耘的内容。在吉·伊尔(Gil Eyal)和拉里萨·布霍尔茨(Larissa Buchholz)看来,内在志向指引着初期理论家去探索知识人的各项问题。(10)Gil Eyal and Buchholz Larissa,“From the Sociology of Intellectuals to the Sociology of Intervention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36,2020,pp.117-137,117-137.换言之,在定义何为知识人时,他们对谁或是对什么负责并献身的问题成为经典理论考虑的重点。(11)查尔斯·库兹曼(Charles Kurzman)和林恩·欧文斯(Lynn Owens)对知识人社会学诞生之初的理论进行了较为详细的分析。他们根据文献中隐含的不同预设,将相关理论划分为“阶级在己论”(class-in-themselves)、“阶级约束论”(class-bound)和“无阶级论”(class-less)。请参见Charles Kurzman and Lynn Owens,“The Sociology of Intellectual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28,2002,pp.63-90.此外,对经典知识人社会学进行综述的作者还有伊万·塞勒尼(Iván Szelényi)和比尔·马丁(Bill Martin),他们以主体性(agency)、结构性位置(structural position)、意识(consciousness)为主题梳理了新阶级理论的三次浪潮,请参见塞勒尼:《新古典社会学的想象力》,吕鹏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23—245页。这一部分并非要论述所有的经典知识人社会学理论,而是以其问题意识、核心关切和理论方向选择代表性学者的理论,从而与知识人社会学在此后的发展方向进行对比。

要明确内在志向成为经典理论核心关切的原因不仅要对“知识人”一词诞生时的社会境况进行分析,也要考虑到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德雷福斯”事件和两次世界大战是孕育经典知识人理论的土壤。在“德雷福斯”事件中,随着左拉的《我控诉》的发表,支持德雷福斯的知识人正式向当权者发出挑战。乔治·克里孟梭毅然写出“来自各个地方的所有知识分子为了一种看法而汇集在一起,这难道不是一种征兆”,但他却出人意料地把原本是形容词的“intellectual”作为名词使用。虽然反德雷福斯派的主将巴雷斯在《日报》(LeJournal)上就此攻击知识分子们自命不凡,但德雷福斯派却欣然接受了这一称呼,(12)吕一民、朱晓罕:《法国知识分子史》,浙江大学出版社,2019年。他们对正义的呼唤也促使当局最终产生合理的判决。因此,“知识人”一词一开始就充满政治和道德伦理的意涵,它意味着知识人依据真理和普遍价值对政治权力的批判与反抗,它充当了凝聚知识人的集结号,当知识人通过言行介入政治时就体现了自己的使命和善心,也成为“良心的一刹那”(13)伯恩斯:《法国与德雷福斯事件》,郑约宜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年,第163页。。然而,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当欧洲许多知识人带着对理念世界的信仰投身政治时,却对涌动的种族、民族和阶级激情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故对这场灾难负有部分责任。同样是对内在志向的践行,缘何知识人参与公共生活却产生了不同的后果?这一社会事实引起了知识群体的反思。此外,就理论自身的发展而言,一门分支学科在研究之初往往与经验现象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学者们的著作中也充满了对知识人的情感和信仰的反思。

具体而言,经典知识人社会学理论围绕“内在志向”这一核心关切,以不同的方式来确认和界定知识人的身份,他们将知识人分为三类:志于抽象理论和普遍价值、志于本阶级的利益和志于知识与利益。

在“志于抽象理论和普遍价值”的文脉中,理论家认为真正的知识人是关注抽象的真理、公正和普遍价值的人,而非关注特殊利益和权力之人,因此在党派中扮演支持性角色的知识人就成为这类理论批判的对象。在朱利安·班达(Julien Benda)看来,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是苏格拉底或耶稣类的知识分子,他们应该用抽象的公正、真理和理性来批判现实,而这些价值也是将知识分子联系在一起的纽带。因此,任何投身现实的行为都是对理想的背离,民族国家、阶级以及种族是腐化知识分子的外在原因,只有远离实际的纷乱,知识分子才可以守护自己的价值理想。然而,1850年至“一战”前后的西方知识分子却背离了这一理想。究其原因,没有人可以否认该时段的欧洲是政治激情登峰造极的时代。种族、民族和阶级的激情不仅甚嚣尘上,而且达到了组织化、合理化和普遍化的程度,知识分子披上道德与科学的外衣投身于现实。他们渴望感性与激情,于是情愿背离理想,而且还以不同的方式背叛自身的使命,如反对民主、将思想介入政治和道德中、反对正义行动等。这些知识分子不相信绝对超验观念的存在,认为一切思想都会随着物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任由理念和激情支配行为。(14)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佘碧平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所以,在班达的描述中,理想世界和现实之间横亘着不可跨越的鸿沟,如果知识分子冒着危险在其中跳跃,就会成为迷途的羔羊。

和班达的立场相似,马克·里拉也认为知识分子沉迷于抽象的符号和心灵世界,但是心灵的激荡则会将人带入政治,并引发一系列政治灾难。他关注的主题是20世纪的欧洲知识分子如何参与了政治和以怎样的立场参与政治。在里拉看来,尽管海德格尔、阿伦特、施密特、科耶夫、本雅明、福柯、德里达以不同的方式参与政治,但他们在“叙拉古之惑”面前缴械投降,无疑都体现了一种“知识分子的背叛”(15)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邓晓菁、王笑红译,新星出版社,2005年。。刘易斯·科塞承接这一文脉,认为知识人是一个拥有自我意识的社会群体,是为理念而生的人,而非靠理念吃饭的人。正因如此,知识人介入政治通常都以灾难告终,知识本身会变质,进而变成辅助性的存在,他们的命运也会受到负面影响。因为知识人关注的是抽象和普遍的价值,当面对现实时往往充满了妥协与折衷。换言之,知识人与政治的关系从未稳固。(16)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希尔斯更是直接指出,每个社会都有获取和评判成就的标准与规则,它们构成了有效精神财富的实质性信念与象征符号。知识分子就是共同继承这些知觉、鉴赏和表达的传统的人,所以他们会频繁地运用抽象符号来表达对人、社会、自然及宇宙的看法,同时也肯定由这些传统认可的工作方式的重要性。(17)希尔斯:《知识分子与当权者》,孙慧民等译,桂冠图书公司,2004年,第3—29页。

在“志于本阶级的利益”的文脉中,理论家认为知识人受到了本阶级的约束,他们代表着该阶级的利益。这一理论起源于葛兰西对“传统知识分子”与“有机知识分子”的区分。在葛兰西看来,传统知识分子是一个自主的、独立于统治阶级的社会群体,有机知识分子产生于相对同质的社会群体中,而社会群体又是在经济生产中形成的。后者与生产领域有着密切的关系,有机地嵌入在产生自身的社会群体中,他们的观念和实践反映了自身所处的社会群体的经济利益,并扮演着为该社会群体提供文化霸权的角色。葛兰西的观点起源于马克思和马基雅维利,一方面,他的“文化霸权”概念提供了一条文化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道路,另一方面,马基雅维利强调现代国家中精神改革和宗教改革的重要性,此外,对社会的有机理解也影响了他对有机知识分子的关注。(18)葛兰西:《狱中札记》,葆煦译,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418—436页。

如果说前两类理论分别从心灵层面和物质层面关注知识人的内在志向,那么第三类理论则试图超越对内在志向的狭隘理解,转而同时从上述两方面来分析知识人。作为知识社会学研究的开山鼻祖,曼海姆对知识分子的社会根源及其思想有开创性的见解。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难以被明确定义,他们是一个“相对不受束缚的知识阶层”,其基本特征就是漂流不定(free-floating),将其视为一个阶层的原因是他们都受过教育。(19)曼海姆:《文化社会学论集》,艾彦、郑也夫、冯克利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10—174页。当我们仔细拆解曼海姆关于知识人的定义时,作者所谓的“相对不受束缚”意味着知识阶层活动的多样化。从过往而言,他们是抛弃了父母阶层的叛逆者,当统治阶层显示出无力履行其职能的征兆时,当最受压迫的阶层(无产阶级)开始分享对社会秩序的支配权时,知识阶层就得到了社会机遇,进而从原有的社会羁绊中解放出来。就将来而言,知识分子能够以代理人的身份参加各种社会运动,他们的政治选择也因不同的条件而产生相应的变化。正是因为知识阶层本身就是摇摆不定的,所以对知识分子进行确切的社会定位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在曼海姆的理论中,知识人一方面有志于知识,另一方面也会因为各种现实利益与政治结盟,所以无论是抽象理论、普遍价值,还是实际的物质利益都不能对其单独定义。

以古德纳(Alvin W. Gouldner)、伊万·塞勒尼(Iván Szelényi)、乔治·康纳德(George Konrád)等人为代表的新阶级理论也对知识人的志向进行了双重考察,他们认为知识人不仅醉心于抽象的知识,也有志于提升自己的社会地位。“新阶级”这一术语起源于巴枯宁的著作《鞭笞统治的日耳曼帝国和社会革命》,它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有紧密联系,它是以“二战”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及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知识人为主要研究对象的理论。(20)Lawrence Peter King and Iván Szelényi,Theories of the New Class:Intellectuals and Power,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2004.不可否认,“二战”之后许多国家中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都进行了争取权力的活动,但这些追求权力的规划却无一例外地失败了。在这些实践的基础上,新阶级理论家都承认资本主义体系下资产阶级的统治无法持续,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新的阶级。尽管知识分子争取权力的尝试以失败告终,但是社会行动者之间的权力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某些类型的知识分子是这一变化的受益者。古德纳认为,从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出现了技术知识分子阶层与人文知识分子阶层之间的强大联盟,此种技术理性与批判思维的联姻可能导致一个新阶级的形成。在思考新阶级的产生及社会定位时,他主要运用了两种理论:一种是批判性的话语文化(culture of critical discourse),另一种是一般的资本理论(general theory of capital)。一方面,知识分子都接受了高等教育,因这一共同经历产生了批判性的态度、技术语言和对科学的实用主义取向,而这类批判性的话语文化也是构成知识分子共同身份感的基础。另一方面,他们并非不考虑自己的实际利益,而是将自己掌握的知识视为一种文化资本,借此作为在政治和经济市场中进行兑换的工具。(21)Alvin W.Gouldner,Dialectic of Ideology and Technology:The Origins,Grammar and Future of Ideology, Seabury Press,1976, pp.3-19.因此,我们可以合理地推论,将这一独立的知识阶级联结为一体的纽带不仅由“批判性话语文化”构成,同时也由知识群体的个人利益构成。换言之,可以从其归属的价值和归属的权力两方面来定义。在古德纳看来,新阶级是一个有缺陷的普遍阶级(flawed universal class),尽管他们会利用自己的特殊知识来增进自己的利益和权力,但这个在道德上矛盾的阶级可能是历史赋予我们的“王牌”(best card)。(22)古德纳:《知识分子的未来和新阶级的兴起》,顾晓辉、蔡嵘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0页。

经典知识人理论以知识人的内在志向为关切确定了他们的身份标识,并以此为楔子分析了知识人围绕志向展开的一系列实践,这无疑为研究知识人提供了许多丰富的洞见。知识人群体内部的差异性极大,而唯一的共性便是他们都曾受过教育,其文化特征不容忽视,所以知识人以抽象真理和普遍价值为志向似乎成为不言自明的事。但经典知识人理论并不满足于单一的视角,而是重新表述了“内在志向”,将其与物质利益、社会责任和角色期待联系起来。所以知识人不仅关注神圣事物,扮演理念人、文人和文化生产者的角色,也会被现实因素重新塑造,故而“内在志向”这一概念有了更大的延展性。然而,谁掌握定义知识人的权力?如何研究其不断变动的社会位置?处于结构中的知识人是否拥有能动性?经典知识人社会学理论留下的悬而未决的问题构成了后来者继续思考的基础。

二、知识人场域社会学:社会位置与相对自主

知识人社会学对内在志向的重点关注并不是某一时刻戛然而止,而是慢慢地淡出理论家的视野,转而进入学者们研究视域的是对知识人所处的社会位置的强调,这一时期的问题导向便是:知识人身处何处?

这一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的研究焦点转移不仅是对西方社会结构变迁的反映,也与布迪厄提出的场域社会学密不可分。随着现代生产社会向后现代消费社会的转型,市场机制在社会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并创造了一种多元主义文化的社会。此前构建道德责任和干预政治的“德雷福斯”式知识人因难以垄断设计民族国家的权力,逐渐从舞台中央退出,只能流转于不同的场域。因此,学界对知识人身处的空间和位置的关注是其面对社会现实的自觉反应。布迪厄的反思确立了这一阶段的研究范式,他以“场域”和“惯习”之间的辩证关系来与各种实体论的倾向决裂。“场域”是指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网络,由附带一定的权力(或资本)形式的各种位置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所构成。(23)杨善华、谢立中编:《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7—168、167页。而“惯习”是集体历史和客观结构在个人身上体现出来的持久的性质,它不仅生成和塑造历史,同时也是历史的产物。(24)杨善华、谢立中编:《西方社会学理论》(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67—168、167页。在这一理论的洞见下,知识人被置于关系性的视野中,学者们不仅可以研究个体之间的互动,通过探索互动效果的终结之处来重构知识人场域,也可以研究体系或结构等非人格力量对个人产生的效果,从而通过分析结构与个人的关系解释知识人场域的变迁或成败,并与经典理论中对知识人进行静态分析的方式划分界限,呈现知识人的群像。(25)李四龙编:《人文宗教研究》,宗教文化出版社,2013年,第263—277页。

布迪厄以其场域社会学理论对知识人进行具体分析。在他看来,知识分子的定义问题是社会学研究的对象之一,谁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知识分子的特征,这本身就是文化场域的争夺对象。(26)斯沃茨:《文化与权力:布尔迪厄的社会学》,陶东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第251—252页。因此界定知识分子的问题以及这个界定如何变化的问题,本质上是知识分子的场域如何被建构的问题。此后的理论家们不再执着于对“何为知识人”进行明确定义,而是去分析知识人身处的结构性位置和其围绕资本展开的斗争实践。

此外,布迪厄认为真正的知识分子是独立于各种世俗权力、经济和政治权威的人,他们享有一定的自主性,能够在与权力保持距离的基础上自由地批判权力,经典知识人社会学理论对内在志向的强调便在这一观点中留下了余音。但是,知识分子并不拥有笛卡尔意义上“我思”的自由,因为他们的观点总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其认知和评价图式、体现在言行中的惯习以及整个心智结构都与他们自身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密切相关。然而,知识分子并不总是能意识到自己的不自由境况,他们往往处于集体无意识中,误认为自己拥有对社会进行批判的权力和自由,而这种集体幻想正是知识分子与具有支配性的社会政治力量合谋的产物。(27)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第26页。在此意义上,将知识人定义为追求抽象真理和普适价值的观点则是知识人集体幻想的产物。

在布迪厄看来,知识分子所追求的自主性只能通过集体反思和行动来获得。具体来说,知识分子应该意识到现有境况只是一种幻觉,他们应该在一定的时空条件下建构批判与讨论的空间,通过集体的力量将自己建构为一个独立群体,然后再以群体为单位去影响政治。在布迪厄的启示下,不少理论家界定知识人的依据从内在志向转向了他们生产的知识的性质,从研究知识人的群体行动转向知识人场域的重构和转型,从解释知识人的阶级问题转向依据场域概念解释特定知识人类型的出现或成败。

如果说经典知识人社会学依据知识人内在的特征、倾向和地位对其加以界定,那么知识人场域社会学则认为对知识人的定义应取决于他们的知识产品,除文人学者之外,各类专家、智库和公共知识人都成为知识人理论的研究对象。曼德维茨(Thomas Medvetz)关注了美国智库的起源、背后的原因和发挥影响力的模式等问题。在他看来,美国的智库不全然是政治过程中的“橱窗装饰物”,也是将知识实践和政治实践联系起来的主要工具。智库发展出了自己的传统、规则和等级制度,并成为出台公共政策和连接公共争论的新机制。但智库的制度化不能被还原为特定的因素,它是历史进程中多重因素交织的产物。正是在经济资本的所有者重申了对经济的控制、特殊形式的政治专业知识的发展、大众媒体的增长、大学的企业化等因素下,自主知识在公共生活中的价值才得到了提升。(28)Thomas Medvetz,Think Tanks in America,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0.

在经典知识人社会学理论中,知识人要么成群结队地投入政治,被朱利安·班达指责为对理想和价值的背叛;(29)参见班达:《知识分子的背叛》,佘碧平译,2005年。要么处于特定的社会圈子中,和圈子中的人产生互动,并考虑到他的圈子在知识方面的需求,进而承担起扩展相应知识的社会功能;(30)兹纳涅茨基:《知识人的社会角色》,郏斌祥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或者是处在世俗化和职业化的教育体制下的研究人员,共同构成了“形而上学”俱乐部(metaphysical club)。(31)C. Wright Mills,Sociology and Pragmatism:The Higher Learning in America,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这些研究在将知识人置于一定的社会情境的同时忽略了知识人场域的重构和转型,但兰道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敏锐地捕捉到了前人未见的图景。他在戈夫曼的符号互动论与涂尔干对仪式的研究的基础上建构了互动仪式链(interaction ritual chain)理论,进而追溯了古希腊、中国、日本、印度、中世纪欧洲和现代欧洲的哲学思潮。(32)Randall Collins,The sociology of Philosophies:A Global Theory of Intellectual Chan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柯林斯把哲学思想的发展变迁放到了知识网络的背景中,所谓的知识网络就是思想家之间的社会联系,它是一切思想的起源。知识网络作为思想变迁的动力机制可以分为学术群体、代际网络和结构性竞争。学术讨论必然发生在一定的群体之中,而知识分子会因此建立起联系。与此同时,知识分子的创造也不是凭空而来的,除了横向的学术交流,还有纵向的学术传承,因此师生之间的传授链条就显得尤为重要。最后,学术工作也在竞争中不断进步,不同的观点往往针锋相对,如果说学术群体之间的观点是一种整合,那么此处的学术网络就是一种对抗。

经典知识人社会学围绕知识人是否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阶级展开了争论,不同于经典理论的静态分析,20世纪末的场域社会学则以动态的视野分析知识人类型的出现或成败。吉·伊尔感到困惑的经验现象是: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中欧,为何资本主义能够在缺乏资产阶级的情况下兴起?(33)伊亚尔、塞勒尼、汤斯利:《无须资本家打造资本主义:后共产主义中欧的阶级形成和精英斗争》,吕佳龄、吕鹏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第20—53页。在回答这一问题时,伊尔运用布迪厄的资本概念描述了权力场域中的成功者和失败者。在这一过程中,苏联时期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持有者因没有适应新的条件而沦为失败者,文化资本的持有者使用自己的知识而非特权铸造了一个新的资本主义类型,从而成为成功者。(34)Jeffrey J. Sallaz and Jane Zavisca,“Bourdieu in American Sociology,1980-2004,”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33,2007,pp.21-41.文化精英之所以能够在不正式拥有资产的情况下控制资产,也和他们与技术官僚之间松散的联盟分不开。虽然双方并没有结成真正的联盟,但是却在新自由主义的主题下实现了统一,并共同成为资本主义精神的载体。(35)Gil Eyal,“Anti-Politics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Dissidents, Monetarists and the Czech Transition to Capitalism,” Theory and Society,Vol.29,No.1,2000,pp.49-92.

伊尔不仅运用布迪厄的资本概念,也重视惯习概念在经验研究中的运用。他发现,以色列研究中东问题的学者和军事情报部门联系紧密。为什么应该以中立的态度进行研究的学者会与军事情报工作有紧密关联?为什么政府机构中最冷静、最秘密的组织会寻求历史学家和文献学家的帮助?在作者看来,中东研究和军事情报机构之间关系的建立,不仅有赖于在学术界和官方之间构建一个边缘的机构环境,也有赖于学术界和情报人员具有共同的专业知识形式,学术文献是从事情报工作的工具之一,而情报工作者和研究者都是受过教育的人,都有追求真理的惯习,所以这个联盟能够形成。(36)Gil Eyal,“Dangerous Liaisons:The Relations between Military Intelligence and Middle Eastern Studies in Israel,”Theory Sociology,Vol.31,2002,pp.653-693.

场域社会学在经典社会学基础上有所发展。首先,不同于经典理论对知识人类型和特征的关注,场域社会学关注知识人所嵌入和进行实践的空间;其次,它将场域视为宏观结构之下的中层结构空间,从而避免了经典理论的决定论倾向;最后,它在理论层面对西方社会结构转型的事实进行了自觉思考,提出了知识人当下境况的诸多解释。然而,场域社会学在专注于分析结构与能动性的互动时,尚未深入到对知识人具体行为的分析之中,作为社会学中重要因素的文化也长期被视为因变量,近来的研究则克服了这些局限,同时也以新的方式分析了现代社会中的知识人。

三、知识人干预社会学:个人实践与干预模式

在新世纪到来前夕,社会结构的变化和知识发展的内在理路又引发了知识人研究新的转向。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和全球化进程的推进,知识人不仅与国内的政治力量、公众和市场等主体频繁地互动,也加快了国际交流的频率,他们在多元场域的实践增加了理解知识人境况的多重视角。引导学界进行反思的并非只是他们对实践现象和经验科学的兴趣,对理论的关注是其一贯目标。关注知识人“内在志向”和“社会位置”的两条理论脉络不仅聚焦社会结构因素,也重视个人的心智和精神层面因素。正是在这两类研究的成果和关系性的方法论基础上,理论家们才能够对知识人凭借自己的知识对其他领域进行的干预实践进行细致研究。因此在伊尔和布霍尔茨看来,知识人社会学已经转向了干预社会学。(37)Gil Eyal and Buchholz Larissa,“From the Sociology of Intellectuals to the Sociology of Intervention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36,2020,pp.117-137.具体而言,布迪厄的场域社会学不仅持续在法国学术界产生影响,也影响了别国的知识人研究;20世纪80年代英美社会学中的“文化转向”在即将进入21世纪时孕育出了“表演理论”。这两种研究范式最终相汇为“策略理论”,为知识人经验研究提供了新的范式。

(一)知识干预模式理论

知识干预模式理论往往注重描绘知识人的群像,并对其行为进行分类说明。萨丕诺(Gisèle Sapiro)围绕法国作家为什么容易走向政治化的问题提出了针对公共知识人干预行为的类型学分析。她借鉴布迪厄的场域概念,将公共知识人干预的不同模式和知识人所占据的不同位置联系起来。(38)Gisèle Sapiro,“Forms of Politicization in the French Literary Field,” Theory and Society,Vol.32,2003,pp.633-652.具体而言,成为作家的方式限制着个人介入政治空间的模式。显要人士会借用媒体来传达自己的观点,如公开演讲和发表道德论述等;美学家则会沿着“德雷福斯”式知识人的路径,通过文学评论的方式发表对政治的看法;先锋派作家会通过公开宣言和声势浩大的艺术示威等方式摆出政治激进主义的姿态。如伊尔所言,萨丕诺进一步拓展了自己的工作。她认为处于不同位置的文化生产者实践着不同的政治干预模式,而他们的位置又进一步被三个维度所重新塑造。第一,作家拥有的象征资本的总量,它与作家的干预模式是集体的还是个人的直接相关;第二,相对于外部政治需求的独立程度,这影响着他们采取自由散漫的干预形式的可能性;第三,专业化的程度,文化生产者越专业,就越有可能在一个专业的组织实体中进行干预。基于上述三个结构性因素,萨丕诺建构了7种知识干预的模式:普遍型知识人、道德秩序的卫道士、知识人的争论团体和先锋派、来自机构和政治组织中的知识人、专家、特殊的知识人和集体性知识人。(39)萨丕诺于2009年发表的作品为法文,此处转引自:Gil Eyal and Buchholz Larissa,“From the Sociology of Intellectuals to the Sociology of Interventions,”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Vol.36,2020,pp.117-137.

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社会学家布洛维尽管并未直接对知识人群体加以研究,但是他围绕“社会学是为了谁”以及“社会学是为了什么”两个问题展开了思考,由此绘制的社会学劳动分工图也代表了知识干预的不同模式。在对上述问题的回答中,布洛维确立了区分社会学知识的两个标准,分别为学术听众和非学术听众,工具性知识和反思性知识。作者进一步将社会学知识区分为政策社会学、公共社会学、批判社会学和专业社会学,每一种具体的社会学知识背后都有相应的社会学家作为载体。政策社会学为特定的非学术客户所面临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是一种工具性知识;公共社会学试图在社会学家与公众之间建立对话关系,双方的议程都能被共同商讨;专业社会学面向学术群体,由多样交叉的研究计划组成,是一种逻辑融贯的理论体系;批判社会学则审视专业社会学研究的基础,是一种反思性知识。就知识干预行为而言,布洛维并未对这四种知识进行价值排序,而是认为它们意味着社会学家采取了不同的知识干预方式。尽管可以从理想类型的角度对不同的知识作出区分,但是在经验层面,四种知识往往相互交织,每一种都具有其他三种知识的面向,只有互惠共存,有机结合,才能共同促进学科繁荣。(40)布洛维:《公共社会学》,沈原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年,第15—17页。

(二)表演理论

知识人的表演理论则直接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社会学中的文化转向的影响,强调文化范式的文化社会学与知识人研究的关系不容忽视。(41)亚历山大:《社会生活的意义:一种文化社会学的视角》,周怡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8—25页。如果说马克思把人放在经济和阶级关系中来思考,那么就要通过研究知识人的经济基础以及与其他阶级的关系来理解知识群体。如果说福柯把人放在权力关系中去理解,那么就要通过研究权力和知识的共生关系来分析知识人和权力的合谋等问题。(42)福柯:《规训与惩罚:监狱的诞生》,刘北成、杨远婴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但是亚历山大等文化社会学家则把人放到剧场中来理解,于是人们的社会行动被当作一场表演,一场成功的表演需要演员和观众都能理解表演所参照的文化符号,而知识人则掌握着创造和阐释文化符码的权力。(43)Jeffrey C. Alexander and Jason L. Mast,“Introduction:Symbolic Action in Theory and Practice:the Cultural Pragmatics of Symbolic Action,” in Jeffrey C. Alexander,Bernhard Giesen,Jason L. Mast,eds.,Social Performance:Symbolic Action,Cultural pragmatics and Ritual,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6,pp.1-29.尽管他们都认为社会行动既不是基于利益,也不是基于偶然的计算,而是为了产生意义,但表演理论内部却存在一定的分歧。

亚历山大用文化语用学模型(cultural pragmatics)来解释社会的发展与变迁,强调社会的变化是由意义推动的,表演概念中蕴含的多个要素共同构成了社会变迁的动力。换言之,这是一个知识人的理念产生社会或戏剧效应的过程。(44)亚历山大、侯园园:《社会表演理论:在仪式和策略之间建立文化语用学模型(上)》,《社会》2015年第3期。在亚历山大看来,社会表演可以被系统地类推为剧场表演。人们依赖简化了的符号交流的结构进行文化互动,其主要特征就是仪式的中心性。而历史转型是一个仪式去中心化的过程,无论韦伯怎样坚持自己对社会进化论的反对立场,从克里斯玛的常规化到价值、目的理性的社会运动,无一不是仪式的去中心化过程。但亚历山大认为,即使社会已变得愈加复杂,我们的生活仍然充斥着符号的、类仪式的活动。因此,不同于结构理论对制度、组织、阶级、利益等因素的关注,亚历山大将意义放到社会学研究的中心,认为社会实践是一场表演,只有成功的表演才能保证社会互动持续进行。组成文化表演的要素包括集体表象、演员和观众,在此基础上,演员需要探寻各种使符号的投射得以可能的世俗物质材料,进而也产生了对舞台布景的需求。(45)亚历山大、侯园园:《社会表演理论:在仪式和策略之间建立文化语用学模型(下)》,《社会》2015年第4期。

亚历山大认为,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变就是仪式中各种要素不断分崩离析的过程,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文字的发明和剧院的出现都使得表演各要素彼此分离。(46)亚历山大:《社会生活的戏剧》,李谨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22年,第9页。如果演员无法解码剧本并在表演中释放情绪,或者在文化延伸的过程中没有使观众产生心理认同,那就是一场失败的表演。因此,只有当这些要素“再融合”时,社会表演才会成功。面对背景表象、剧本、演员、观众之间分离的挑战,知识人往往需要利用自己的叙事能力创造驱散黑暗的魔力。知识人的叙事不仅具有共时性,也具有历时性。一方面,知识人确定了善与恶的边界,将现在的社会秩序确定为危险的,然后提出乌托邦的替代方案;另一方面,他们将神圣和世俗的社会力量安放在历史之中,神圣力量是历史的主角,世俗力量则是其对手。知识人告诉我们,过去是一段黄金岁月,未来也充满了光明,当下的不堪是历史的铰链,它可能被困于现在,也可能向未来的救赎挺进。这种神圣与世俗的道德二分是一项社会斗争,同时也产生了戏剧性的效果。(47)Jeffrey C. Alexander,“Dramatic Intellectual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tics,Culture and Society,Vol.29,No. 4,2016,pp.341-358.

伯恩哈德·吉森(Bernhard Giesen)同样运用表演理论研究知识人问题。和亚历山大一样,他认为“意义”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中心位置,意义系统具有相对于物质社会领域的独立性,而且圣俗二分是建构意义的有力机制。但是,在研究社会秩序的表演性时他与亚历山大出现了分歧。亚历山大专注于融合的问题,把神圣性的建构放在首位。吉森则预设了表演各要素已然分离,转而强调神圣性的专制本质。之所以说神圣性具有专制的特征,是因为神圣性并没有从当代社会中消失,而是存在于每一个社会历史性的时刻,并通过特定的价值展现出来。在此基础上,他提供了文化表演在当代社会生活中呈现的模式,也展示了我们与神圣性产生联系的时刻。(48)Bernhard Giesen,“Performing the Sacred:A Durkheimian Perspective on the Performative Turn in the Social Sciences,” in Jeffrey C. Alexander,Bernhard Giesen,Jason L. Mast,eds.,Social Performance:Symbolic Action, Cultural pragmatics and Ritua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p.325-368.这些神圣的时刻离不开知识人生产的文化产品,吉森分析了德国知识人彼此的沟通仪式和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他认为,知识人能够通过特有的交流仪式,在无意识中生产一般性的观念,并能够定义集体身份符码,这也是德国民族认同的重要来源。然而他并未融洽地解释知识人的文化产品与民族认同之间的关系,因为知识人仅仅是历史进程的助产士,而不能直接诞育民族认同。(49)Bernhard Giesen,Intellectuals and the Nation:Collective Identity in a German Axial Age,Translated by Nicolas Levis and Amso Weisz,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

在表演理论中,另辟蹊径的还有贝尔特(Patrick Baert)的定位理论(positioning theory),他的理论在知识源流上和奥斯汀的言行理论(speech-act theory)有紧密关联。遵循着维特根斯坦的“词语如何达成事情”(how words accomplish things)的问题意识,贝尔特探索了语言学中的表演转向(performative turn)和知识人理论的相关性,深入思考知识干预达成了什么事情。具体而言,他思考的是知识人如何通过他们的知识干预将自己和他人定位在各种文化、社会和政治舞台当中,这一定位如何影响了观念的传播和知识人的地位。(50)Patrick Baert,“Positioning theory and intellectual interventions,” Journal for the Theory of Social Behaviour,Vol.42,No.3,2012,pp.304-324.在贝尔特看来,知识干预就是对知识领域内有贡献的知识产品(intellectual product)进行的干预,书籍、演讲、文章、博客等都是干预的形式,尽管它无法对更广阔的世界产生直接影响,但是能对知识生产者以及特定的学科产生影响。这便是表演理论的出发点,也正是在表演活动中出现了包含言说与行动的定位行为:某些特点会被赋予个人、他人、组织或其他实体。

定位过程往往包括两类主体,一类是在现实世界中实施定位行为的能动者;另一类是被定位的人或共同体。从个人来看,他不仅会定位其他人的知识产品及组织,同时也对自己的知识产品定位,进而赋予定位对象一些特征。然而,这并非是一个单向的过程,个人对自己的定位不仅源于他们内在的反思,同时也受到了自身所处的机构或其他人对自己的定位的影响。从这个层面来看,贝尔特的研究是以关系性的视角看待知识人和组织,而不是赋予其实体性的含义,所以定位成了一个流动的、有时间性的过程。人们有能力在持续的对话中积极参与和改变自己的立场,而不是固守某个角色所赋予的价值,像木偶一样被外在的准则和规范所束缚。

在两类主体的互动中,定位展现出不同的维度,一方面是知识定位(intellectual positioning),另一方面则是政治-伦理性定位(politico-ethical positioning)。从知识定位来看,它包含能动者一般的知识定位以及知识产品的意义。从政治-伦理性定位来看,它指个人的政治或伦理立场。尽管知识干预和定位有关联,但是知识干预本身并不包含定位的过程,它之所以能产生一定的定位效果,是因为能动者在特定的场所中利用各种修辞装置行动,而使用何种修辞装置也依赖于人们的身份、结构性位置、职业轨迹等要素。首先,知识干预在定位方面的效果取决于实施干预措施的个人,取决于他们在知识领域中已经确立的地位;其次,它还取决于在同一领域内发挥作用的其他人;最后,它也取决于知识干预所处的具体知识或社会政治环境。

正因为定位理论采用了关系性的逻辑,所以贝尔特不仅关注知识人的定位,也注重挖掘定位过程所产生的结构与制度背景。因为不同类型的定位行为与当时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51)Patrick Baert,The Existentialist Moment:The Rise of Sartre as a Public Intellectual,Polity Press,2015.他在解释萨特的流行与公共知识人的转型时提出了三种公知类型:权威型知识人、专家型知识人、嵌入型/对话型知识人。萨特作为典型的权威型知识人出现于特定的社会条件中,此类知识人依赖于在受到高度关注的学科中接受训练所获得的文化资本,或者从有优势的背景中获得的文化资本。进而知识人可以凭借其特权和知识成就获得大众的尊敬,尽管反对建制派,但是却不会丧失自己的地位与权威。他们不依赖于学术机构,而是拥有相对独立的资源,也不依赖于公众,而是将自己置于公众之上,以具有强烈道德力量的言语谴责或奖励去激励人们行动。如果一个社会中一部分关键人物重视知识生活,文化知识资本集中在少数精英当中,那么在这个等级明晰的社会中,权威型知识人的数量会大大上升。然而,随着社会的变迁,当哲学丧失了在知识上的主导地位,知识精英和普罗大众的界限变得模糊,所有的团体都无法享有知识上的垄断地位时,公共领域的范围便日渐扩大。当许多人都可以发出声音时,知识人的声音便不再洪亮,他们转化为专家,也就是福柯意义上的专家和鲍曼所说的阐释者,只能就某个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52)鲍曼:《立法者与阐释者:论现代性、后现代性与知识分子》,洪涛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当民众的受教育程度不断上升,技术的发展更为迅猛,知识人和大众的互动也因此变得普及,这时便出现了嵌入型知识人,所以也可以理解萨特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在如今的法国已很难再现。

(三)策略理论

如前所述,布迪厄提出的“场域”是在历史过程中形成的,因此它为研究知识人群体在长时段中的变迁提供了理论工具和研究方法。虽然批评布迪厄的理论具有决定性是一种误读,但他仍旧在解释个人实践方面稍显无力。英美世界在研究知识人时所运用的表演理论则避开了布迪厄理论中长期的投资和赌注问题,转而从共时性层面集中为知识人提供“快照”,但是却没有追溯知识人在时间长流中的前世今生。正因如此,穆罕默德·阿明·卜拉希米(Mohamed Amine Brahimi)等人试图让布迪厄的“策略”这一概念充当英美世界的知识人理论和法国知识人理论对话的桥梁。(53)Mohamed Amine Brahimi,“Strategies of Public Intellectual Engagement,”The Sociological Review,Vol.68,No.5,2002,pp.982-998.策略是一个场域中的个体或集体试图维持或提升自己的位置所进行的一系列实践,或者说,它是通过社会化的方式获得的有实践感的东西(practical sense of things)。(54)P. Lamaison and Pierre Bourdieu,“From Rules to Strategies:An Interview with Pierre Bourdieu,” Cultural Anthropology,Vol.1,No.1,1986,pp.110-120.策略也与时间要素紧密相关,因此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就将或然性引入了社会分析之中,从而能够与各种结构主义的思维模式决裂。这种兼具结构分析和或然性分析的方式,使得“策略”具有了让不同文脉进行对话的理论潜力,同时也为经验研究开辟了空间。

威廉姆斯(Kate Williams)延续了社会学中对关系性的重视,她着眼于专业知识在大学、智库和政府机构的间隙性空间扮演的角色,借鉴了布迪厄的场域和资本概念及贝尔特的定位理论,探索行动者如何确定自己的智力成果的位置并获得象征性资源。威廉姆斯利用访谈和文件数据考虑了个人和组织的定位实践:一方面,组织能够定位自己与其他机构的关系;另一方面,研究者个人也能够进行策略性定位,进而将自己同时置于不同的情境中,以便从一系列相关领域获得资本,最终实现了与学术界、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相关的知识目标。(55)Kate Williams,“Strategic Positioning:How Policy Research Actors Situate Their Intellectual Labour to Gain Symbolic Resources from Multiple Fields,” The Sociological Review,Vol.68,No.5,2020,pp.1070-1091.当威廉姆斯探索如何在边缘空间中进行身份建构的问题时,法国学界对场域的关注和英美学界对表演理论的重视被融合在一起,读者的注意力被引向了产生有意义的知识干预的策略实践。

埃尔南多和贝尔特关注的问题是:知识人如何被视为集体的一部分?集体如何协商他们的公共干预,并将自己定位为一个群体?他们在伊尔和布霍维茨的干预社会学与定位理论基础之上,建构了一个理论框架来分析知识群体是如何根据与他人的关系来定位自己,并获得正式的集体身份和能动性。他们选取了是否存在单一的组织集合和知识凝聚力的程度两个变量来研究集体认同。一般来说,一个知识人群体越是围绕一个特定的组织结构行动,越是寻求公共干预的一致性,就越有可能作为一个有凝聚力的团体。但是群体的凝聚力过强也会使人们把个人的错误归咎于集体。两位学者的研究仍旧没有脱离公共干预模式的问题,这也进一步表明将视野从知识人的特点转向介入本身的重要性,因为它能够扩大被建构为知识人的行动者的范围,进而将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组织、网络、群体以及其他的集体能动者等涵纳其中。(56)M. G. Hernando and P. Baert,“Collective of Intellectuals:Their Cohesiveness,Accountability and Who can Speak on their Behalf,” The Sociological Review,Vol.68,No.5,2020,pp.1143-1158.

杜蒙(Lucile Dumont)的研究聚焦于20世纪60、70年代的法国学术空间,他思考了在学术界边缘所部署的社会策略如何使文学文本的理论方法(符号学、语义学、叙事的结构分析)合法化。在作者看来,合法化的实现离不开学术界以外的推动者的干预。这些界外之人及时把握住高等教育体制变革的机会,在缺少稳定而强大的学科框架的情况下,努力融入知识和文学场域,进而绕过了学术生涯的若干要求。他们所运用的两个具体策略是:第一,要么与文学先锋派联盟,要么临时构成一个整体,以政治或美学的方式进行干预。第二,批评家和理论家利用跨国网络和国际化的投资等资源,采用绕过国家的象征性和学术性道路的方式来重新规划自己的公共参与方式。通过这两种策略,心怀抱负但又处于边缘的学者能够获得象征地位和学术合法性。然而,不同于此前对社会策略的功能性假设,杜蒙延续了布迪厄的理论取向,认为策略既不必然是有意识的,也不是被社会化的性情倾向,策略旨在保护或改善一个人在阶级关系或相应领域中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杜蒙的研究同时实现了对布迪厄理论的继承与超越。(57)Lucile Dumont,“Literary Theories in and beyond French Academic Space(1960-1970s),”The Sociological Review,Vol.68,No.5,2020,pp.1108-1123.

丽莎·斯坦普尼茨基(Lisa Stampnitzky)要回答的问题是:为什么人们普遍认为专业知识处于危机之中?这个危机为何会困扰社会学家?作者以关系性的视角将专业知识视为知识生产者、问题和干预模式三个因素构成的具有历史性的偶然产物。她认为人们所面对的并非真正的危机,而是各种要素的改变带来的专业知识类型的转移。而社会学家会对此感到困惑的原因是,特定的治理和专业知识联盟的主导地位在社会学中是不言自明的,因此它的弱化很容易被理解为专业知识的危机。布迪厄对长时段因素的关注,文化及表演理论中行动者在特定时刻生产知识的策略都是作者的理论资源,进而她能通过展示经验现象的丰富性为理论对话提供可能。(58)Lisa Stampnitzky,“Rethinking the ‘Crisis of Expertise’:A Relational Approach,”Theory and Society, Vol.52, No.6, 2023, pp.1097-1124.

知识人干预社会学下的不同理论分支为把握全球化条件下知识人实践的复杂性提供了表述和分析工具。“干预模式理论”是对布迪厄知识体系的发展与细化;“表演理论”因从文化视角重新构建经验现象而与经典理论对内在志向的关注遥相呼应;“策略理论”则站在前人的肩膀上,用具有延展性和解释性的理论观照知识人在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实践,从而为比较研究留下了空间。

结 语

知识人社会学理论的诞生始于知识界对现实的关怀,学术团体内部的反思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则是该理论不断更新的主要动力。本文依照内在志向、社会位置和干预行为三个主题对知识人社会学理论进行的梳理,就是不同学者根据各自的立场所进行的知识建构,并共同构成了研究知识人时不可或缺的维度。这些研究已经大大丰富了我们对知识人群体的理解,也为不同的理论提供了对话空间,结构与能动性、共时性与历时性、物质结构与心智结构等要素都能在其中占据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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