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新闻灾难报道伦理的破局之道探析

摘要：“非虚构”是非虚构写作最重要的原则。非虚构写作源自文学领域，这种手法被运用到新闻领域后，成为重新连接文学与社会、涉及文学与新闻的边缘文体，具备公共性与人文主义特征，使得非虚构写作在信息爆炸时代成为一种稀缺资源。作为当代新闻特稿的创新发展，非虚构写作以真实性为原则，更关注事件本身和背后的人、人性以及人物的命运，如今已成为新闻领域的重要报道形式。尤其在面临突发、重大的灾难时，如何把握非虚构新闻灾难报道的新闻性和故事性值得思考。文章使用案例分析法和文本分析法，通过分析《MU5735航班上的人们》和《永不抵达的列车》两篇报道，对比《永不抵达的列车》在事实呈现、报道时间、采访对象、报道意义、情感侵入与《MU5735航班上的人们》的异同，结合灾难报道的伦理原则，反思灾难新闻报道中非虚构写作的伦理与边界，提升媒体和新闻工作者的专业素养和人文精神，以便在发生灾难时做好有温度的报道。通过分析，非虚构新闻灾难报道应注意报道时机合理、生动还原事实、拒绝煽情表达、明确报道意义这四个方面，把握讲求时效但切勿操之过急、遵循最小伤害原则避免二次伤害、做到善意与共情、让报道对象知情同意这四点要求。

关键词：灾难报道；非虚构写作；新闻伦理；人文关怀；报道规范

中图分类号：G21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8883（2024）02-0121-03

灾难是一个突发、重大的话题。灾难发生后，人们不仅要实时了解动态新闻，还要了解事件背后的深层次原因。因此，具有故事性和新闻性的非虚构写作就成为媒体报道的方式。但非虚构新闻灾难报道也面临着难以回避的伦理问题，如何破局，值得思考。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非虚构”是非虚构写作最重要的原则，那就意味着所报道的新闻必须是真实的事实，是不添加记者个人主观色彩的客观报道，每一句话都经得起推敲。虽然非虚构写作源自文学领域，属于文学的一种手法，被称作“文学的求真行动”。

非虚构写作被运用到新闻领域后，成为重新连接文学与社会、涉及文学与新闻的边缘文体，具备公共性与人文主义特征，使得非虚构写作在信息爆炸时代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在灾难报道中，触及温情与人性的故事受到用户的青睐，非虚构写作借助新媒体平台广泛传播，一旦面临新闻伦理问题，会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通过回顾与再现个体的命运、哀悼鲜活生命的逝去是近年来灾难报道在非虚构写作上对人物画像与群体画像的主要呈现方式。“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发生后，《人物》在微信公众号发表的《MU5735航班上的人们》引起了较大的争议。而在“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后，《中国青年报》刊发的《永不抵达的列车》却成为新闻业务实践的经典优秀案例。针对灾难事故，两家媒体都采用了非虚构写作，但两篇报道所产生的效果却大相径庭。

在如今复杂的环境下，灾难报道通常会比其他报道面临更大的伦理问题，需要承担更大的伦理风险，因此需要学界在理论和实践中加以认识和防范[1]。近五年来有关灾难新闻报道的伦理问题研究偏少且较稳定。

郭晓霞和查遇阳[2]对灾难新闻报道伦理失范研究进行了综述。在2022年“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发生后，灾难报道中的伦理问题仍是学者关注的问题[3]。唐冰和唐远清[4]认为在报道上造成的侵扰悲痛与消费悲情等问题时有发生，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陆悦和陆高峰[5]时隔8年再次思考社交媒体对灾难新闻报道的影响，认为灾难新闻报道在新的传播空间中的影响不容忽视。然而与灾难新闻深度报道的选题相关研究较少，学者较多关注以电视新闻报道和杂志为主的媒体深度报道，尚未出现将“非虚构写作”“灾难报道伦理”结合起来考察的研究。因此，本文从这一角度出发，借鉴优秀案例，警惕非虚构新闻报道的伦理问题。

二、非虚构写作守住新闻伦理的破局之道

（一）报道时机合理

灾难事件发生后，公众的即时性诉求被放大，媒体主要以动态新闻报道为主，新闻报道的加速逻辑异常凸显[6]，留给深度报道的时间和空间并不多。然而对新闻时效性的极致追求，也让一些媒体过早地让新闻产品故事化。

《MU5735航班上的人们》发出时，官方还没有任何消息表明遇难者人数与身份，除了公布事故搜寻现场以及报道与黑匣子相关的进展，受众对核心调查的结果一无所知，集体正陷入一片焦急和沉痛中。此時《MU5735航班上的人们》的人物群像报道犹如大杂烩，甚至是通过“不是特别熟的那种朋友”获取信息，将这篇报道变成了“大拼盘”。同时，《人物》的关注点也略显偏颇。

在事故发生后，公众最想知道的是真相，包括事故缘由、责任方、政府及后续处理、社会责任，应更多关注救援人员安排、社会力量动员、家属联络与接待等事项，而《MU5735航班上的人们》在灾难发生不到24小时就开始深挖失联人员生平，在情况尚未明了的情况下将诸多航班乘客的经历公之于众。媒体在追求新闻时效性的同时，不妨多考虑新闻价值，关注社会责任，在进行非虚构写作时多沉淀一些有深度的内容。

反观《永不抵达的列车》在事发后的第四天刊发，虽然时效性稍打折扣，但当时官方已将调查结果清晰定位为铁道部的责任，因此受众已经完全能够理解新闻记者报道遇难者是在增强质疑铁道部的合法性，而非消费死亡，在这样的情况下《永不抵达的列车》对悲情的渲染越浓烈，受众的情感共鸣就越强大[7]，受众的关注与共鸣能形成舆论监督的压力，从而使政府关注动车安全，记者也就达到了报道的目的。

（二）生动还原事实

非虚构写作作为新闻特写的延续，一要有新闻性，二要有故事性，但究其根本，不能脱离“非虚构”的本质。灾难报道作为应急事件报道，尤其要重视新闻真实[8]。

《MU5735航班上的人们》描述MU5735乘务长向思奇的经历，仅凭借一张工作照，便得出“她对自己有一种完美主义”的结论；而徐泽强、曹凯铭、张峻闻、小姚的故事也有些牵强，要么是没有信源，要么就是信源单一，甚至张峻闻的故事是由“他的一位大学女同学如今在南航工作，她在微博里写下了印象中的他”来揭露的，不免让人怀疑记者的主观情感占据了太多篇幅。

可以说，《MU5735航班上的人们》一文在描述人物群像时用刘志宏的爱情故事开头确实吸引人，但是《人物》的采访并不充分，并且在没有确切证据证明飞机失事与乘客有关的情况下，盲目将事情还未查明的乘客及家属作为报道对象，极大地伤害了被采访者。

而《永不抵达的列车》信源丰富，除了采访朱平和陆海天的多位同学外，还提供了短信、微博、人人网、照片等信息，还原了两位遇难者生前的经历，在文中多次使用两位遇难者同学的直接引语，并且提供了证据，做到了全文有据可循，可以从多处公开信源进行查证。同时，记者尽力还原了两位遇难者的形象，用同学的回忆再现了他们生前的场景，引发了读者强烈的共鸣。

（三）拒绝煽情表达

在非虚构写作中，细节的还原与故事的叙述非常重要。因此，充分的采访必不可少。但有时也会出现消费悲情的伦理问题，包括幸灾乐祸、将自己的工作乐趣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这是缺乏关怀的一种表现[9]。

在灾难报道中，记者不应该对公众的痛苦和忧患麻木不仁，但同情并不是驱动人们关注灾难信息的唯一动力[10]。在进行非虚构灾难报道时，更要注意拒绝煽情表达，杜绝居高临下地用幸存者偏差来反衬遇难者的悲哀。煽情化渲染更不该成为非虚构写作逃避新闻报道要求的借口。而《永不抵达的列车》大部分是基于事实的合理推测，文中多处表达都令人感到悲伤和遗憾，但都是建立在事实的基础上。

灾难事件涉及突发、公共和灾难三个要素，往往能成为舆论焦点，产生群聚效应[11]，尤其是在无形的网络空间中，与公共利益相关的灾难事件很容易煽动网民的情绪，进而造成不良的社会影响。因此，在灾难报道中，拒绝煽情表达是任何一种文体的基本要求。一个负责任的媒体应该坚守正义与真相，在灾难报道中不应该出现“心灵鸡汤”[12]。

（四）明确报道意义

在进行灾难报道前，记者必须思考的问题是：是不是非报道不可？报道有何意义[13]？由于非虚构写作需要更多的细节作为补充，因此可能在采访过程中造成过度侵扰。

虽然目前我国并没有法律规定必须由官方机构告诉亲属遇难信息，但是否造成二次伤害只有遇难者家属才能界定。在《MU5735航班上的人们》中，记者显然承担了第一告知者的角色。文中写道，记者在事发一夜之间就采访了遇难者家属、同学、朋友等，已经成为第一告知者，造成了侵扰。从人物视角展开新闻叙事固然有其必要性，但广泛联络相关亲友、朋友，过度挖掘他人工作与生活细节，不仅弱化了新闻价值本身，还有消费他人痛苦之嫌。

另外，《MU5735航班上的人们》信源复杂，没有起到推进报道的作用，也没有接触到报道中人物群像的核心，文字的组织停留在对逝者在社交平台发布的生活细节的堆砌上以及大量记者对逝者当时情景的语气、动作、心理状态的想象上。另外，该文还涉及如何平衡知情权和隐私权的问题。当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展现自己的生活时，其中的情感态度与日常事件就成为非虚构写作的材料来源，同时也是个人隐私的一部分[14]，那么未经允许直接使用公开在社交媒体的用户信息是否合理，这也有待考量[15]。

而《永不抵达的列车》在报道方法、工作方式上没有采访遇难者的亲属，几乎所有信源都来自两位遇难者的同学、朋友。文章中多处直接引用遇难者同学的话，通过同学提供的短信等物件还原事实，让读者感受到记者与被访者是建立在相互信任与尊重的基础上进行的采访。最后文中提到：“悲剧没有旁观者，在高速飞奔的中国列车上，我们每一位都是乘客。”通过刻画两位普通大学生的故事，反映了社会共识，呼吁政府与公众关注动车安全，升华了全文，具有极强的社会意义。

三、结语

在互联网语境中，非虚构新闻报道有了广阔的生存空间和传播平臺，对故事性和真实性的追求打造了新媒体时代的流量池，使其兼具文本和商业双重价值。但灾难报道绝不是自媒体人和网民狂欢的秀场，主流媒体应在非虚构写作灾难报道中，注意新闻性与文学性的平衡，如讲求时效但切勿操之过急；遵循最小伤害原则避免二次伤害；做到尊重、善意与共情；知情同意乃报道前提。

总之，在报道灾难时，记者不能放弃工作需要，但人文关怀精神、真诚与尊重、倾听与讲述同样重要，也希望国家能够为新闻伦理筑起法律防线，制定新闻传播领域的法律规范，以迎接新的时代变化。

参考文献：

[1] 王之延.灾难报道四大伦理问题：认识与防范[J].中国记者，2015（4）：102-103.

[2] 郭晓霞，查遇阳.我国灾难报道伦理研究文献综述[J].科技传播，2021，13（23）：77-81.

[3] 方可成.关于灾难报道的几个伦理问题[J].青年记者，2022（7）：4-5.

[4] 唐冰，唐远清.灾难报道“侵扰悲痛”困境及对策：以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报道为例[J].青年记者，2022（11）：41-44.

[5] 陆玥，陆高峰.社交媒体环境下空难信息传播的伦理失范探析[J].传媒观察，2022（5）：21-26.

[6] 侯燕婷，冯锐.灾难报道中的“新闻加速”与“新闻异化”：以“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为例[J].青年记者，2022（13）：51-53.

[7] 胡菡菡.丢失的“新闻共识”：复旦踩踏遇难者报道的悲情框架何以面目全非？[J].新闻记者，2015（2）：37-41.

[8] 王红军，赵丰.灾难事件应急报道的思考与探索[J].青年记者，2021（17）：19-21.

[9] 王军，张爽.灾难报道的伦理原则及社交媒体的引用规范[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5，37（6）：66-69.

[10] 闫岩，葛宪麟.避险需求和情感抚慰：灾难报道的核心功能及变迁[J].传媒观察，2022（5）：14-20.

[11] 张淑华，周志勇.“涝疫结合”：灾情的网络戏谑式表达及其传播社会学分析[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44（4）：161-168.

[12] 黄月琴.灾难报道拒绝“心灵鸡汤”[J].青年记者，2021（15）：5.

[13] 方可成.关于灾难报道的几个伦理问题[J].青年记者，2022（7）：4-5.

[14] 徐敬宏，张剑峰.社交媒体时代灾难报道中知情权与隐私权的冲突与平衡[J].新闻春秋，2022（6）：64-72.

[15] 李建伟，付盛凯.框架理论视角下中央与地方媒体自然灾害报道对比分析：以《人民日报》《河南日报》对河南特大暴雨报道为例[J].新闻爱好者，2022（8）：25-27.

作者简介 黄昕洋，研究方向：新闻与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