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能型社会建设背景下职业教育与技能型人才就业 ＊

杨 钋 姜琳丽 徐斯沛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经济研究所，北京 100871）

充分和有效的技能供给是社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建立一支高技能劳动力队伍对于确保社会实现公平、公正、绿色的数字化转型，以及加强各个经济体面对外部冲击的可持续竞争力和复原力至关重要（EU，2023）。当前，全球范围内都存在技能短缺现象。缺乏具备适当技能的劳动者越来越成为国家实现绿色和数字化转型的最大制约因素。欧洲劳动局（2022）和欧盟网络安全机构（2022）均指出，欧洲出现28 个技能短缺的职业，包括医疗保健、酒店、建筑和服务行业；成员国普遍缺乏信息技术和网络安全专家，以及拥有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背景的专业人才。

为应对技能短缺挑战，我国提出以“技能型社会建设”为主线来整合国家的技术技能型人才发展战略，并使其成为劳动力市场政策和民生建设的有机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推动建设宏大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2021 年4 月，全国职业教育大会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技能型社会的理念和战略（石伟平，2021）。技能型社会建设是对我国教育和人才政策的全面升级，是全面落实《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 年）》《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重要举措。2021 年《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提出，“到2035 年，职业教育整体水平进入世界前列，技能型社会基本建成”。

国内学者已从多学科视角，对技能型社会的内涵（石伟平, 2021）、目标、政策制度体系建设（唐智彬, 杨儒雅, 2022） 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已有研究深化了全社会对技能型社会的认识，推动了中央和地方政策实践的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价值。然而，目前学界对技能型社会的讨论尚未与劳动经济学进行深入对话，未能提炼出技能型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发展目标，也未能关注当前劳动力市场转型对技能型社会建设的影响。此外，已有研究分析了职业教育在技能型社会建设中的作用，但是未能探讨具体实现方式，也未能开展科学的评价。当前论述多在宏观层面探讨体系建设问题，未能采用循证研究方法来考察职业教育与有效技能人才供给的关系。

本文力图在文献分析、理论探索和实证研究的基础上回应上述挑战。本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建立技能型社会有效技能供给的分析框架，并利用多年度、大规模的全国高校毕业生调查数据，分析职业教育与有效技能人才供给的关系。本研究尝试在4 个方面填补已有文献的不足：首先，讨论数字/平台经济、零工经济和新工作形态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及其对职业教育毕业生转化为高技能人才提出的挑战；其次，提炼技能型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发展目标，为分析职业教育如何影响技能型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奠定基础；再次，建立技能型社会有效技能供给的分析框架，为实证分析奠定基础；最后，利用长时段和横截面的高校毕业生数据，分析职业教育提供的技能人才规模，以及这些人才的产业、行业、岗位和空间配置，评价职业教育对有效技能人才供给的影响。

一、劳动力市场发展与技能人才供给的挑战

（一）职业教育扩张与人才供给

职业教育是技能型社会建设的重要支持力量。学界充分肯定了职业教育在构建技能型社会价值观和体系建设方面的贡献。在价值观方面，胥郁和雷世平（2022）认为，职业教育作为我国技能人才培养的主力军，其功能发挥深刻影响着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成效及价值目标的实现。在体系构建方面，技能型社会建设的主体力量是“职业带”中具有应用型特征的完整人才序列，包括工程型人才、技术型人才和技能型人才（张元宝, 2021）。构建技能型社会的教育支持体系应从职业教育、应用型教育和继续教育3 个层面协同推进。

近20 年来，我国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张提高了劳动力市场中的技能人才供给，优化了就业人口的技能构成。其一，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为我国提供了大量具备一定技能的劳动者。从2007 年至2010 年，中等职业教育的学生数量由1987 万人增长到2 237 万人。从2018 年到2020 年，中等职业教育的招生数量也迅速大幅度增加，仅两年间增加了87.61 万人。2022 年中等职业教育招生484.78 万人，毕业生399.27 万人。其二，职业教育的扩张优化了人口技能结构。国家统计局（2021）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公报显示，与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全国人口中15 岁及以上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由 9.08 年提高至 9.91 年。罗仁福等（2022）基于8 个有一定代表性的大型调研数据的分析提出：伴随着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我国农村劳动年龄段人口的平均受教育年限提升到8.1 年。

大规模的职业教育毕业生供给为中高技能人才的出现提供了有利条件，但是职业教育毕业生向技能人才的转化受到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数字/平台经济的发展、零工经济的崛起和新工作形态的出现。

（二）数字/平台经济与岗位极化和替代

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和劳动力市场变革。从就业结构角度分析，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可能影响劳动力的产业、行业、岗位分布，并影响收入分配。在产业层面，人工智能会影响就业的产业分布（Acemoglu & Restrepo, 2020; Ampatzidis et al., 2017; Yin et al., 2017; 杨伟国等, 2018）。劳动力会沿着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进行迁移，技术进步会促进就业结构的高级化发展（武可栋, 等,2022）。数字技术会促进第三产业服务类岗位的发展 （Demings, 2017; Frey and Osborne, 2017; 杨伟国等，2018）。数字经济可以通过3 种机制影响工作岗位：岗位极化是指数字技术的发展导致中等技能岗位数量减少，同时高收入的认知工作和低收入的体力劳动岗位增加（Autor 2015; Autor & Dorn, 2013）；数字技术的发展还会带来岗位替代，大量工作存在被计算机替代的风险（Manyika et al., 2017）；数字技术在减少就业岗位的同时，也会衍生出新的就业机会（Acemoglu & Restrepo, 2020; Katz et al., 2018)。

从技能需求和技能人才转化的角度观察，数字/平台经济的发展可能改变劳动力市场对技能的需求、配置和使用，从而影响职业教育毕业生转化为技能人才的可能性。一方面，数字/平台经济的出现引发劳动力市场极化和劳动力产业间转移，增加社会对高技能和低技能的需求，降低对中等技能和第一与第二产业技能的需求。同时，数字化可能产生对通用技能更高、更广泛的要求（李政, 2023），降低对行业和企业专用技能的需求。另一方面，数字/平台经济的发展可能改变技能回报的结构，提升高技能劳动力的市场回报率和人力资本效率（Maticiuc, 2018）。这会使得劳动者内部的收入分层加剧，扩大产业、行业、岗位之间的收入差距，加速这些领域的岗位替代。

在此背景下，职业教育规模扩张可以扩大中、高技能劳动力的供给，但这些劳动力未必能够转化为高技能人才。其一，如果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不能适应数字/平台经济发展带来的就业结构变化，可能会造成人力资源浪费。在高自动化替代风险领域学习的毕业生、具备中等技能的毕业生、在第一和第二产业学习的毕业生、通用技能水平较低的毕业生，可能无法转变为技能型社会需要的高技能人才。其二，产业、行业、岗位间技能回报差距的拉大，会导致更多的职业教育毕业生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相关产业、行业和岗位转移，加剧其他行业的技能短缺状况。当然，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本身的快速迭代也有可能适应数字经济转型，能够为新创造的岗位培养人才，加速这些领域的岗位创生。因此，数字/平台经济的发展既有可能阻碍，也有可能加速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向高技能人才的转化。

（三）零工经济与去技能化

零工经济正在劳动力市场中快速崛起（麦戈文·玛丽昂, 2017）。它属于非正规就业，其特征是工作碎片化、合作远程化、工时弹性化、企业管理平台化、人力资本内外整合化、劳动力去技能化（郑祁, 杨伟国, 2019）。零工经济的出现带来工作关系和劳动关系的一系列变化。零工经济可能通过“自由”的劳动体验、“制造同意”的管理模式和“政策红利”下的溢价优势，加大对实体经济领域劳动力的虹吸效应，加速产业去技能化进程（闻效仪, 2020）。零工经济的过度发展可能导致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文化后果。首先，零工经济可能导致“产业空心化”；其次，零工经济发展有可能在社会层面形成劳动者权益的“逐底竞争”（刘子曦, 等, 2019）；再次，零工经济在文化层面造就了职业伦理、职业道德、行为规范、合作与友谊、认同感和归属感的消解（Standing, 2009）。

零工经济类似自由市场经济的“技能拆解模式”，不利于个体和社会层面的技能形成和积累（闻效仪, 2020；杨伟国, 等, 2018）。在个体层面，这种模式在拆解劳动者技能的同时，也通过数字连接拆解了工人与社会的关联，使得劳动者个体化，剥夺工人的关系空间，使得零工参与者面临去技能化的危机。在零工经济中，出现了零工技能档次的分类和平台以技能为基础筛选的现象，对低技能零工的技能形成更加不利（王星, 2020）。在社会层面，零工经济的发展不利于全社会的技能积累。企业通过互联网利用外部人力资本，这些零工与企业不存在长期雇佣关系，企业也不会对其进行技能投资。由于可以利用外部技能满足需求，企业也不会持续对内部人力资本进行投资（郑祁, 杨伟国, 2019）。

当前，随着我国零工经济规模的不断扩张，职业教育毕业生大量进入零工经济岗位，这有可能影响他们向高技能人才的转化。技能形成包括技能知识的学习和技能经验的积累两个方面。随着职业教育毕业生涌入零工岗位，若他们自身具备的技能与岗位要求不符合，他们就无法获得高档次的零工就业机会—如法律、教育、心理和艺术咨询工作，只能从事低档次的零工工作—如网约车和外卖，这无益于个体的技能积累。此外，零工群体整体上处于缺权状态，这使得从事零工工作的毕业生只能获得缺乏劳动安全的低质量就业机会（王星, 2020）。劳动安全的缺乏不利于技能积累，同时低质量的就业机会降低技能回报。总之，零工经济对职业教育毕业生的过度吸纳，有可能阻碍从事零工工作的毕业生转变为高技能人才。

（四）新就业形态与非正规就业

随着数字/平台经济的发展，零工经济的扩张，以及公共卫生事件的冲击，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出现了劳动力市场向新工作范式的转型（杨伟国, 2021）。新工作形态的出现拓展了非正规就业的范围。传统的非正规就业包括正规就业部门的非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部门的就业，后者又包括自由雇佣就业和被雇佣就业。在数字经济出现后，企业平台化就业、远程办公、电商平台就业、分享经济就业、自由专业技术工作者都成为新型的非正规就业（张成刚, 2016；张成刚, 祝慧琳, 2017）。新就业形态已经成为劳动力市场的重要趋势，此类劳动力也成为近年来我国劳动力市场新增就业的重要来源（张成刚, 王静怡, 2023）。据调查，各类新就业形态中都有大学生群体参与，当前在线教师、微店店主、网店店主、城市即配、网约车司机中，大学生占比均接近或超过30% （阿里研究院, 2022）。

新就业形态的发展需要高技能人才支持，其对职业教育毕业生技能形成的影响有待观察，还有可能阻碍毕业生向高技能人才的转化。首先，多数新就业形态提供的岗位属于零工经济或“轻创业”——在电子商务领域依托平台创业。在平台的筛选下，多数“轻创业”岗位与零工经济的工作岗位类似，不利于技能的形成与积累。同时，新就业形态也会影响就业结构，使得大量职业教育毕业生从实体经济转向服务业，带来产业空心化，这可能加剧第一和第二产业以及第三产业中生产性服务业的技能短缺。此外，不少“轻创业”和零工工作对平台的依附程度高，社会福利保障水平和收入水平不高，稳定较差，难以建立职业认同（张成刚, 陈雅茹, 徐玥，2022）。这些都不利于从事新就业形态岗位工作的职业教育毕业生转化为高技能人才。

综上所述，我国职业教育的规模扩张提升了个体和社会的人力资本存量和质量，为中高技能人才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但是劳动力市场本身的新发展可能会影响职业教育毕业生向高技能人才的转化。具体而言，数字/平台经济的发展加剧了岗位极化和岗位替代，可能会影响职业教育毕业生在产业、行业、岗位的分布，导致技能供给和需求的错配。此外，零工经济的崛起带来了个体和社会层面去技能化的趋势，不利于社会技能人才总量的增加。数字/平台经济的发展和零工经济崛起共同推动了新工作形态和新就业形态的出现，后者创生了新的工作岗位，但是未必能促进职业教育毕业生向高技能人才的转型。在新的劳动力市场形势下，为促进技能社会建设和职业教育毕业生向高技能人才的转型，必须清晰地分析技能型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发展目标，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如何实现技能型社会的有效技能供给。

二、技能型社会的有效技能供给

（一）技能型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发展目标

技能人才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力量。加强高级工以上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对巩固和发展工人阶级先进性、增强国家核心竞争力和科技创新能力、缓解就业结构性矛盾、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近年来，我国整体人才结构优化，质量不断提升。欧洲工商管理学院、波图兰研究所和新加坡人力资本领导力研究所联合发布的《2022 年全球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显示，中国排名从2019 年的45 位升至2022 年的36 位，是全球最具人力竞争力的中高收入国家（澎拜新闻, 2023）。2022 年全球化智库的《全球人才流动趋势与发展报告》发布了世界人才竞争力指数排行榜，中国位居全球第八位 （中国新闻网, 2023）。

我国技能人才培养成效显著，但仍存在结构性缺陷，高技能人才供给不足。2017 年，全国共有技能劳动者1.65 亿人，占就业人数的21.3%，高技能人才占技能劳动者的比例为29% （中国政府网,2023a）。2021 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比例达到26.8%，高技能人才占技能人才的总数达30% （吴立波,黄楷胤, 2023）。2022 年，全国高技能人才已超过6 000 万人，占技能人才的30% （中国政府网,2023b）。据分析，日本高级技工占产业工人的40%，德国的比例达到50%；其中，德国制造业中约37%—41%的劳动力具备较高的技能水平（王星, 2021）。由此可见，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高技能人才供给仍然存在一定差距。

构建技能型社会的建设目标是回应当前全球化危机、技术变革、人口老龄化等快速重组社会和工作的世界趋势带来的挑战，适应市场对技能需求的转变（OECD, 2021），同时解决我国人才的结构性缺陷问题。我国学者从不同的学科视角对技能型社会的内涵进行了分析。研究指出，技能型社会是一种以技能促进社会发展的理念或社会形态（张元宝, 2021）。同时，技能型社会具有技能发展功能，可以促进技能积累和技能习得（张学英, 张东, 2022），以及建构学习型社会（雷世平等, 2022；邓小华, 2021））。作为一种以技能为核心的新社会形态，劳动力市场发展是构建技能型社会的中心，但已有的研究尚未对此开展深入的研究和分析。

本文聚焦技能型社会的技能发展功能，提出可以从规模、结构和配置3 个方面来定义技能型社会的劳动力市场发展目标。首先，在规模方面，技能型社会倡导“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2022 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了未来5 年技能人才、高技能人才，以及区域技能人才的数量目标。进入技能型社会后，由于“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劳动力市场中的公众技能成就获得显著提升。因此，技能型社会劳动力市场发展的首要目标是已有劳动力的技能水平普遍提高，同时新增劳动力具备较高的技能水平。

其次，在结构方面，技能型社会的建设需要解决“技能市场失败”问题。劳动力市场中的信息不对称和寻租行为都会导致技能投资不足。面对高流动性的劳动力市场，雇主会缩减对雇员的技能投资以避免因雇员跳槽带来的损失，这会导致技能投资不足。同理，个体学习专用性技能的动机不强，因为雇员一旦遭到解雇，其专用性技能在劳动力市场中的价值较低 （杨钋, 2020）。此外，产业结构升级、企业技术更新和非正规就业部门扩展等外部冲击，也会带来劳动力流动。劳动力在产业、行业、岗位间的流动，可能导致社会收益高但私人收益低的产业和行业的就业流失和技能短缺。技能型社会的目标是解决上述市场失灵问题，因此，其劳动力市场发展的第二个目标是提高产业行业、岗位的技能配置效率，改善技能短缺和配置不合理问题。

再次，在配置方面，构建技能型的社会形态需要优化技能人才的空间分布。技能是各个国家和地区成功实现绿色和数字化转型的关键。2023 年是欧盟的技能年，其目标之一就是提高区域的技能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然而，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和去技能化产业政策的推广，发达经济体中出现了技能空间分流的现象。技能分流意味着高技能劳动力向高收入、高生活成本的大城市集中，中低技能劳动力向低收入和低生活成本的中小城市分散 （Giannetti, 2003；Moretti, 2012），这不利于技能配置的空间优化。近年来，由于大城市的教育回报率更高，我国高技能劳动力逐步向沿海发达地区和中心城市集中。同时，由于技能互补性的存在，提高了大城市对低技能劳动力的吸纳（Liang and Lu, 2019），这有利于技能劳动力在空间维度的合理配置。技能型社会中，技能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壁垒将逐步消除。因此，技能型社会劳动力市场发展的第三个目标是实现更为合理的技能空间配置，缓解地区技能短缺问题。

（二）有效技能供给的分析框架

据上文，技能型社会是全新的社会形态，其劳动力市场发展目标应包括3 个层次，即技能供给扩大且公众技能成就显著提升；技能在产业、行业、岗位间的配置显著优化，技能短缺情况改善；技能劳动力空间流动的壁垒逐步消除，技能空间配置优化。这些目标的实现面临诸多挑战。例如，在技能型社会建设进程中，职业教育的扩张、数字/平台经济的发展、零工经济的崛起和新就业形态的出现，一方面改变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态，另一方面也影响着职业教育毕业生向高技能人才的转化。

有鉴于此，本文尝试在劳动力市场发展新形势下，建立一个技能型社会有效技能供给的分析框架（图1）。图1 表明，技能型社会应该以有效技能供给为核心来进行构建。为达成技能型社会劳动力市场发展的3 个目标，需要由国家职业教育体系提供丰富的技能人力资源，并通过劳动力市场的优化配置实现职业教育毕业生向技能人才的转化，形成技能型社会的有效技能供给。

图1 技能型社会有效技能供给分析框架

根据技能型社会的内涵（石伟平，2021；张元宝，2021），社会的有效技能供给可分为两个层次。第一，技能人才的供给总量能够满足技能型社会建设的需要。按照“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的原则，技能型社会建设应着力提升全社会技能资本的总量，脱离“低技能均衡”，达到“高技能均衡”（Culpepper, 1999; Finegold, 1993, 2019）。在高技能均衡条件下，社会中获得中级及以上技能认证的劳动力比例应达到较高的水平。第二，实现技能人才在产业、行业、岗位和空间的合理流动和有序配置。技能型社会建设的目标是改善特定领域的技能短缺情况，通过技能人才在多个维度上的合理流动，有可能优化技能人才的产业、行业、岗位和空间配置，解决技能短缺问题。

研究表明，高技能均衡条件下（Acemoglu & Restrepo, 2018; Culpepper, 1999; Finegold, 1991），有效技能供给实现的条件是职业教育、劳动力市场和技能型社会的协同发展。首先，职业教育可以按照技能型社会高技能均衡需求向劳动力市场提供具备相关技能的毕业生。高技能均衡的实现要求社会技能资本总量达到较高水平，这意味着：第一，职业教育毕业生供给充足，相当比例的青少年群体选择接受技能教育；第二，相当比例的职业教育或普通教育毕业生能够获得技能认证，从而得以进入高技能岗位。

其次，技能人才的配置需要通过劳动力市场机制实现，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和成熟有助于技能人才的优化配置。如前文所述，技术变革推动了数字经济和平台经济的发展，催生零工经济，影响了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形态、就业结构、岗位、工作关系和技能的形成与积累。这些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塑造了职业教育为技能型社会提供有效技能的方式、规模、结构和质量，进而影响职业教育毕业生向高技能人才的转化。由此可见，我国职业教育规模扩张是形成有效技能供给的必要条件，但其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劳动力市场形态的变化。只有当职业教育响应劳动力市场的变化，并与之协同发展，才有可能实现社会层面的有效技能供给。

最后，以技能型社会建设为目标来引导劳动力市场发展。受到技术和资本力量的推动，数字/平台经济、零工经济和新就业形态加速迭代，重塑了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对文献综述和以往的理论研究已经表明，这些变化与技能型社会建设目标之间存在张力。为了实现有效的技能供给，需要以技能型社会劳动力市场发展目标为指引，适当控制数字/平台经济、零工经济对劳动力市场的渗透，引导新就业形态沿着发展个体和社会技能的方向发展。例如，引导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和行业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或者将人工智能与传统产业和行业的工作岗位相结合，提升这些岗位的就业竞争力，降低其被智能化替代的可能性。

综上，本文定义了技能型社会劳动力市场发展的目标和有效技能供给的内涵，这有助于政策制定者思考如何为我国技能型社会建设制定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此外，有效技能供给框架提出了实现有效技能供给的具体条件，这有助于分析技能型社会的实现路径，并对技能型社会发展情况进行评价。

三、高等职业教育与有效技能供给

本文尝试利用技能型社会的有效技能供给框架，分析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与有效技能供给的关系。分析分为两步，一是观察高等职业教育发展对社会技能人才的供给总量的贡献，二是考察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产业、行业、岗位和空间流动对技能劳动力分布的影响。

（一）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扩张了技能供给总量

社会有效技能供给的第一个层次是社会技能人才供给的总量增加。1999 年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职业教育体系。截至2023 年6 月，我国高职（专科）院校数量达到1 545 所，在校生人数达到1 670.9 万人（教育部，2023）。本研究分析的数据来自2011—2022 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教育统计年鉴》“2022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和“2010—2022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此外，还利用了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03—2019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①和2018—2022 年麦可思中国高职生就业调查数据。

分析表明，我国高等教育毕业生已经成为我国技能劳动供给的主要来源之一。从绝对规模来看，自2010 年以来，高等职业院校累计为社会提供了3 316 万毕业生（图2），扩大了社会技能资本存量。2022 年高职（专科）毕业生达494.77 万人，比上一年增加了96.36 万人，增长24.19%。伴随着高等教育的扩张，我国受教育人口数量显著上升。与 2010 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每10 万人中拥有大学文化程度的人口数量由8 930 人上升至15 467 人 （国家统计局，2021）。

图2 高校和高职院校毕业生数量 （2010—2022 年）

从相对规模来分析，高等职业教育扩张也扩大了我国的技能人口规模（图3）。2010 年到2022 年，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口数从1 168 万人上升到1 206 万人，累计达到1.663 8 亿人。同期，高职毕业生数量占全国城镇新增就业人口的比重从19.1%上升到41%。2010 年年末，全国就业人数为7.61 亿人，2022 年为7.34 亿人。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数量占当年年末全国就业人数的比重，从2010 年的不足0.3%，上升到2022 年的1.47%。这表明高等职业教育扩张规模快于城镇新增就业人口增长速度，且已成为新增就业人口的主要来源之一。

图3 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占比 （2010—2022 年）

无论是从绝对规模还是相对规模，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超常规发展为技能型社会建设奠定了技能供给总量的基础。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不但使得城镇新增就业人口的技能水平显著提升，而且通过20 余年的发展，提升了我国已就业人口的技能构成，提高了中高技能水平人口的占比。简言之，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扩张显著提升了劳动年龄人口和新增劳动力的技能水平。

（二）高等职业教育改善了技能人才分布

社会有效技能供给的第二个层次是技能人才在产业、行业、岗位和空间的合理流动和有序配置。本文采用统计年鉴数据和有关高职毕业生全国就业调查数据，主要有：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03—2019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2022 届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数据”②，以及麦可思研究院2018—2022 年中国高职生就业调查数据。

1.高等职业教育促进技能人才的产业转移

数字经济的发展推动了劳动力市场转型，尤其是促进就业结构的高级化，驱动新增就业人口从第一、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杨伟国等,2018）。利用麦可思研究院（2023）发布的《就业蓝皮书：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本文梳理了2018—2022 年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产业和行业分布状况（图4）。

图4 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产业分布 （2018—2022 年）

近5 年来，约3 成毕业生进入第二产业工作，近7 成进入第三产业工作，不足3%选择第一产业工作（图4）。从2018—2022 年，高职毕业生从事第三产业的比例从70.8%略微下降到67.7%，从事第二产业比例从27.5%略微上升到29.7%。由此可见，近5 年来，数字/平台经济发展并未显著改变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就业结构。但是，当前毕业生就业的产业结构表明，劳动力市场上已经出现了人力资本高级化的趋势，劳动力沿着产业结构升级的方向进行了迁移。

2.高等职业教育影响技能人才的行业配置

基于2018—2022 年麦可思中国高职生就业调查数据的分析，近5 年来，高职毕业生的行业分布未出现显著调整（表1）。其中，毕业生占比下降的行业包括第二产业的建筑业、家具制造业、木品和纸品业；第三产业的零售业、教育业、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各类专业设计与咨询服务业、金融业、运输业、房地产开发及租赁业、批发业等。毕业生占比增加的行业包括第二产业的机械设备制造业、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其他制造业；以及第三产业的电子电气设备制造业（含计算机、通信、家电等）、住宿和餐饮业、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

表1 高职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 （2018—2022 年）

基于北京大学教育学院2003—2019 年全国高校毕业生就业调查数据，考察了中长期时段毕业生就业行业分布的变化（表2）。2009—2019 年，农林牧渔和批发零售等行业的相对重要性下降，金融业、教育行业的相对重要性提升，制造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的重要性保持不变。从行业分布看，高职毕业生尚未系统性地涌入平台经济和零工经济主导的邮递、物流、仓储及批发零售等行业。

表2 高职毕业生就业的前5 大行业分布（2003—2019 年）

通过基于上述2 类来源数据的分析表明，第一和第二产业中社会收益较高、私人收益较低的行业（如农林牧渔和批发零售）出现了岗位替代，第三产业中社会收益较低、私人收益较高的行业（如金融）出现了岗位创生，毕业生逐步从高替代风险的行业中撤出，转向新创生的行业。值得注意的是，制造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基础性行业仍然能够吸纳较大比例的高职毕业生，劳动力市场与职业教育发展较为协调。

3.高等职业教育调节技能人才的岗位供给

再看高职毕业生的职业岗位分布情况（表3）。高职专科生的职业类型主要集中在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技术辅助人员）、商业和服务人员、企业管理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和生产、运输设备操作人员（一线生产工人）这5 大职业类型。这些职业类型覆盖了高技能、中等技能和低技能的岗位。从时间趋势来看，从2003—2019 年，需要较高技能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岗位持续保持前列，需要中等技能的办事和有关人员、行政管理人员的岗位占比持续下降，需要较低技能的商业和服务人员的岗位占比持续上升。

表3 高职毕业生就业前5 位职业岗位分布（2003—2019 年）

分析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高职毕业生就业中出现了岗位极化。更多的毕业生选择了高技能和低技能岗位，在中等技能岗位就业的毕业生占比下降。这一趋势与数字/平台经济发展有一定联系，它的出现已经引发了劳动力市场极化和高职毕业生在岗位间的转移，增加社会对高技能和低技能的需求，降低了对中等技能的需求。数字经济研究表明，数字化会产生对更高、更广泛的通用技能的要求，降低对行业和企业专用技能的需求。但是，本文发现行政管理人员、办事和有关人员等通用技能较高、专用技能较低的岗位，对高职毕业生的吸纳程度下降。

4.高等职业教育改进技能人才的空间分布

实现技能型社会的有效技能供给意味着技能人才合理的空间配置，需要解决特定地区存在的技能短缺问题。高技能均衡不仅意味着社会技能资本总量的提升，而且意味着技能空间分布的均衡（Culpepper,1999; Finegold, 1993, 2019）。本文采用高职毕业生初次就业数据分析了新增就业人口的流动对空间分布均衡的可能性影响。分析数据来自2022 年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课题组合作开展的“2022 届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就业状况调查”。本研究考察毕业生的省际和省内流动模式是否有利于形成更为均衡的技能劳动力空间分布。

首先，本文考察了2022 年高职院校毕业生的省际就业流动情况。以高职院校所在省份为起点，本研究分析了毕业生初次就业省份的分布情况。笔者将高职学生的就业去向分为省内与省外两大路径，其中，“省内”指高职毕业生的院校所在省份与就业所在省份为同一省份，“省外”指高职毕业生的院校所在省份与就业所在省份不在同一省份③。全国分析结果参见图5。

图5 高等教育高职毕业生初次就业流向 （2022 年）

分析表明，70.25%的高职毕业生选择了留在省内工作，29.75%的高职毕业生选择跨省工作，即超过7 成高职毕业生留在就读省份就业。在未跨省流动的高职毕业生中，约半数留在学校所在城市工作，其余选择省内其他城市。在跨省工作群体中，约1/5 的高职毕业生回流到家庭所在城市就业，其余选择其他城市就业。与前期研究一致（Yang, 2023），本文发现学校所在城市对高职毕业生有较强的吸引力，超过37%的高职毕业生留在学校所在城市工作，实现了城市为了满足本地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而举办高职院校的初衷。同时，另外6 成高职毕业生向省内其他城市或者外省流动，扩大了技能劳动力空间分布的范围，使得学校所在地之外的城市也获得了具备一定技能的新增就业人口④。

值得注意的是，高职毕业生在不同省份间的扩散模式并不相同。作为职业教育建设高地，山东省高职毕业生的“留鲁率”极高。2018—2022 届驻鲁高职院校毕业生市场化就业的省内流动从68.21%上升到87.37%，呈现逐年递增态势（中新网，2023）。本文对2022 届山东省高职院校毕业生的分析也显示，90.3%的山东高职毕业生选择留在山东省工作，仅有不足10%的高职毕业生选择离开；而在江苏省，仅有77%的高职毕业生留在本省工作；西部地区陕西省约有72.6%高职毕业生留在本省就业。

不同省份毕业生流动性的差异，反映了各省对本省培养的人才的吸引力的差异。考虑到不同省份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模的差异，较高的本省就业率说明高等职业教育的规模扩张有利于职业教育大省吸纳更多的技能人才，而培养规模较小的省份较难通过毕业生流动吸引外省人才。对中国地级市举办高职院校的分析表明，经济实力更强、人口基数更大的城市和省份举办了更多的高职院校（Yang & Liu,2023）。因此，当前的省际流动模式不利于新增技能劳动力更均衡地配置到经济实力较弱、人口基数小、高等职业教育规模不大的欠发达省份。

其次，本研究进一步分析了高职毕业生在同一省内不同城市间的流动情况，尝试探讨不同城市对技能人才吸引力的差异。对2023 年驻鲁高职院校的分析表明，济南、青岛、烟台分别吸引了24.46%、22.15%、13.57%的2022 届驻鲁高职院校毕业生。山东省区域核心城市人才聚集效应已经显现，省内其他的三四线城市对高职毕业生的吸附能力不足（中新网，2023）。

本文对2022 年北京大学和北京外国语大学课题组开展的全国高职高专院校毕业生就业调查中山东、江苏和陕西 3 个省的毕业生的省内城市间流动进行了分析，以下数据来自对省内毕业生流动的讨论（表4 为以山东省为例）。研究发现，首先，同一省内不同城市对高职毕业生的吸引力不同。以山东省为例，吸引省内高职毕业生前来就业的前3 名的城市分别为济南市（21.44%）、青岛市（14.33%）、潍坊市（11.78%），后3 名是威海市（2.32%）、聊城市（2.06%）和枣庄市（1.92%）。在陕西省，西安、咸阳和宝鸡分别吸引了55.6%、12.2%和11%的本省毕业生，成为前3 名最具吸引力的城市。其次，技能人才的城市间流动具有不平衡性。在济南市就业高职毕业生中，约半数来自其他城市，该市吸引的毕业生主要来自潍坊、淄博、东营和日照。约70%在青岛就业的高职毕业生来自其他城市，排位靠前的城市包括潍坊、济南、东营。济南市吸引了少数来自青岛的高职毕业生（0.95%），而青岛吸引了大量来自济南的高职毕业生（11.2%），可见城市间出现了不对等的人才流动。再次，不同省份城市技能集中度不同。作为省内吸引高职毕业生的首位城市，济南市吸引了21.44%的本省高职毕业生，南京市吸引了22.38%的本省高职毕业生，而西安市吸引了55.6%的本省高职毕业生。

表4 山东省不同城市高职毕业生来源分布 （2022 年）

高职毕业生的省内、城市间流动模式反映了同一省份中不同城市技能人才的吸纳程度不同。吸引力最高的首位城市往往是省会城市和省内经济最发达的城市。这种流入模式会导致本省不同城市生产的技能人才向经济核心地区流动，而部分生产具备技能的毕业生的城市将面临“技能赤字”，即流出的高职毕业生规模大于流入的高职毕业生数量。同时，城市间毕业生流动的不对称性，可能体现了流出城市的技能和流入城市的产业结构之间的互补性，具体成因尚待进一步分析。

综上，高等职业教育发展扩大了各个地区技能劳动力的规模，提升了各地新增劳动力的技能水平。高职毕业生的省际流动性低于省内流动性，且省内流动性出现城市间的不对称，首位城市和经济发达城市更易从毕业生流动中获益。高职毕业生流动中存在一定程度的技能分流现象。

四、结论和讨论

当前，不同国家都致力于应对不确定性环境中的技能挑战。2015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全球教育议程《教育2030 行动框架》建议，到 2030 年各国拥有的相关技能人才不仅要实现数量上的大幅度增加，还要实现种类上的全面增加。欧盟将2023 年定为“欧盟技能年”，目标是提升成员国对技能的重视程度和投资水平（European Parliament, 2023）。近年来，我国政府也积极应对地缘政治变化、公共卫生危机和技术冲击带来的技能挑战。2021 年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提出了建设“技能型社会”的理念和战略，2022 年《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意见》又提出了技能型社会建设的5 年目标。建设技能型社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

已有研究多从技能型社会的内涵、目标、政策制度体系建设方面进行分析，尚未从劳动力市场发展维度进行讨论。有鉴于此，本研究尝试提出技能型社会有效技能供给的分析框架，并利用多个全国范围的高校毕业生调查数据，考察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对技能型社会劳动力市场发展的价值。

本文提出技能型社会建设的核心是实现有效技能供给。职业教育的扩张、数字/平台经济的发展、零工经济的崛起和新工作形态的出现，一方面改变了我国劳动力市场的形态，另一方面也影响着职业教育毕业生转化为高技能人才的可能性。公众技能成就显著提升，产业、行业、岗位技能短缺情况明显改善，技能空间配置日趋合理是技能型社会劳动力市场发展的3 个目标。有效技能供给是达成这3 个目标的关键，它的第一个层次是使得技能人才供给总量满足技能型社会建设的需要，提升社会技能资本总量，达到“高技能均衡”；第二个层次是实现技能人才在产业、行业、岗位和空间的合理流动和有序配置。为此，必须实现职业教育、劳动力市场与技能型社会的协同发展。职业教育体系的发展有助于扩大技能劳动力的规模，这是形成有效技能供给的必要条件；劳动力市场的发展又影响一定技能劳动力向技能人才的转化，这是形成有效技能供给的充分条件；同时，需要以技能型社会建设为目标来引导劳动力市场发展。三者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有效技能供给的底层逻辑。

本文还对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能否促进有效技能的供给进行了实证分析。针对全社会技能人才供给总量，研究发现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规模的扩张，扩大了我国劳动力市场中具备一定技能劳动力的规模和占比，提升了全社会技能资本的存量。因此，我国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提升了全社会技能资本存量，为有效技能供给奠定了数量基础，然而供给结构仍受到劳动力市场转型的影响。

从时间维度看，针对技能人才在产业、行业、岗位和空间的合理流动和有序配置，本文发现，从毕业生产业分布来看，超过2/3 的高职毕业生选择进入第三产业工作，约1/3 的高职毕业生选择了第二产业，这表明劳动力市场出现了沿着技术进步方向的就业结构升级。从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的行业分布及趋势来看，毕业生的行业配置比较稳定，平台经济和零工经济的扩张尚未吸引大量高职毕业生进入相关行业就业。对毕业生职业岗位的分析发现，数字/平台经济与零工经济的渗透，可能导致中等技能岗位的消失。这表现在更多的高职毕业生选择高技能和低技能岗位，而中等技能岗位就业的毕业生占比下降。可见，劳动力市场形态的变化更多地影响了新增技能劳动力的岗位分布，而非行业分布。本研究认为，高职毕业生的初次就业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优化了技能人才在产业、行业、岗位的配置，但其影响力受到劳动力市场转型的限制。

在空间维度看，从高职毕业生的省际流动情况看，较高的本省就业率可能会造成技能人才分布的“马太效应”，即职业教育大省既可以培养更多毕业生，也有能力留住本省高职毕业生，其技能人才存量不断提升，逐步从职业教育高地转变为技能人才高地。这种局面不利于形成更为均衡的省际技能分布。对同一省份内部城市间的流动分析表明，城市间高职毕业生流动存在不对称性。这种模式有利于省内中心城市技能人才的集聚，但会导致周边城市技能人才的净损失，这不利于形成更为均衡的城市间技能分布。因而，当前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初次就业的省际和省内的空间流动模式，可能不利于实现技能空间配置的合理化。

作为社会发展理念的生成或社会形态的变化，技能型社会的建设是一个历史过程。诚然，体制机制的建设和制度保障对技能型社会的出现至关重要，有效技能供给的实现程度才是衡量技能型社会发展的客观标准。本研究表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和职业教育规模的扩张是形成有效技能供给的必要条件，但其作用的发挥取决于劳动力市场形态的变化。为了使职业教育更好地支持技能型社会的建设，必须充分研究劳动力市场形态的新变化及其对职业教育发展和技能人才配置的影响，并以此为基础制定合理的技能型社会发展战略。

有鉴于此，未来需要在两个方面持续开展研究。第一，劳动力市场形态的变化对技能形成主体、内容、方式、成本分担的影响。数字/平台经济和零工经济的发展已经解构了传统的“就业”，形成了新的就业形态。新就业形态具有去技能化的趋势，但是其在岗位创造和岗位替代过程中，也催生了新的技能需求。为此，有必要研究劳动力市场转型对技能形成各个维度的影响。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有助于理解未来职业教育如何助力劳动力市场相关技能的形成。第二，对职业教育毕业生在产业、行业、岗位和空间上的流动做更为细致和整合性的分析，这有助于理解个体如何应对劳动力市场形态变化，以及职业教育如何通过影响高职毕业生的就业流动来促进有效技能供给的形成。

（杨钋邮箱：poyang@pku.edu.cn；姜琳丽为本文通信作者，邮箱：lynnjll@stu.pk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