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无形经济的资本实质及其哲学视界

黄志军

(中国人民大学 哲学院,北京 100872)

无论是对于当今的思想界,还是经济界来说,“无形经济”概念大抵说来还不是特别的广为人知。一方面,无形经济长期隐藏在有形经济中,并不引人瞩目;另一方面,无形经济是发达经济体向更高阶段发展而逐步兴起的新经济形态。可以预见的是,它在当代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位置。由此,它之于经济生活具有重要意义,也将对社会生活产生更为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随着2017年《无形经济的崛起》一书(以下简称《崛起》)(1)该书由英国帝国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乔纳森·哈斯克尔(Jonathan Haskel)和英国皇家统计学会首席执行官、英国国家创新基金会(Nasta)高级研究员斯蒂安·韦斯特莱克(Stian Westlake)合著,中文版在2020年4月由中信出版集团出版。在此基础上,两位作者于2022年又联手合著出版了《重启未来:无形经济的挑战与应对》(中信出版集团,2022年12月),继续将无形经济的研究推向深入。国内相关的研究有张雄的《无形经济崛起后的当代资本主义》,载于《光明日报》(2022年7月18日第15版),以及于2023年5月在安徽财经大学召开的第三届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30人论坛暨数字智能化时代的“无形经济”理论研讨会上的会议发言,见王程《无形经济推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社会科学报》,2023年6月15日第3版。的出版,这一概念便受到经济理论界和实业界的极大关注,如比尔·盖茨在该书的“推荐序”中更是以“更多人应该关注这个全球经济趋势”为题进行鼓与呼。在一定程度上,这也反映了无形经济自身在当代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客观事实及其重要影响。那么,何谓无形经济?从《崛起》的书名原文,我们可以窥见一斑,即“Capitalism without Capital”,也就是说,它是“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照此观之,这仿佛也确实是一个悖论。因为严格来说,资本是资本主义得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核心,而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还是资本主义吗?或者说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资本可以不在场的地步和形态了吗?显然,这是《崛起》提出的一个重要理论和现实问题,即无形经济是无资本的资本主义形态吗?为此,我们将在固定资本和资本有机构成的意义上,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式给出界定,揭示无形经济的资本实质,并在有形与无形、主观能动性与经济客观规律、无形经济的消极影响(如加剧不平等)与积极效应(如社会上层建筑变革)等哲学视界上进一步对它予以审视,以期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提供一种可资借鉴的理论资源和实践启示。

一、无形经济的当代表现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经济结构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其中,一个主要的表现就是发达经济体中的实体经济逐步向不发达经济体转移,而不发达经济体则通过承接这种靠产业资本和大量劳动力为支撑的实体经济逐渐发展起来。由此,发达经济体也开始慢慢显露出经济的无形化、虚拟化,或者“不真实感”。比如,相关数据显示,2006年微软市值约为2 500亿美元,但在资产负债表中,该企业的资产估值为700亿美元,其中现金和各类金融工具等占了600亿美元,而传统的资本形态即有形资产如厂房和机器设备等价值仅为30亿美元,只约占微软资产的4%和市值的1%。由此,《崛起》认为微软堪称现今时代的经济奇迹,代表了一种新的资本主义形态,也就是没有资本的资本主义。[1]XI再比如苹果公司,2018年其市值约为1万亿美元,建筑物、现金和其他存款等有形资产仅占公司市值的9%,剩下的大部分价值在于无形资产。这种无形资产包括从研发中获得知识、产品设计、广受信任的品牌、与供应商宝贵的长期关系、员工的公司内部知识和关系、操作系统中的软件,以及庞大的数据资源等等。[2]29由此可见,对于发达经济体中科技、研发、品牌、软件、知识产权等无形资产含量占比高的企业来说,资本实现利润的方式越来越倚重无形资产的投入和开发,其财富积累的方式由依靠传统的劳动力剥削转向通过垄断无形资产来获取超额利润。

事实上,这些单个公司所展现出来的无形资产远远超越有形资产的情形,只是主要发达经济体中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投资比例发生巨大变化的一个个生动写照。通过主要发达经济体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投资的显示图(如图)[2]30,我们可以发现,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无形资产投资的规模一直处于增长状态,并且开始超越有形资产的投资,而有形资产的投资则开始呈现出放缓的迹象。这显然是发达经济体内部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同时也是世界经济结构的重大变化。这主要是由于资本全球化的程度变得更高,特别是服务业投入成本增加及信息技术、管理技术日新月异等诸多因素,使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均衡被打破。尽管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数据显示,不发达经济体内部无形资产对有形资产的超越,但是从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就是资本越发展,它就越疯狂地发展生产力而言,发达经济体所发生的这些变化极有可能是不发达经济体未来的现实景象。正如马克思在德文第一版《资本论》的第一卷序言所言:“问题在于这些规律本身,在于这些以铁的必然性发生作用并且正在实现的趋势。工业较发达的国家向工业较不发达的国家所显示的,只是后者未来的景象。”[3]

图 主要发达经济体的有形资产和无形资产投资资料来源:作者的计算来自www.lntaninvest

当然,无形经济不是“无中生有”的经济形态,它也有自身发展的轨迹和历史。以有形经济和无形经济的两个概念为枢纽,有学者把西方资本主义400多年发展的历史划分为两种形态:第一种是以有形经济为主的资本主义,包括17世纪早期资本主义、18世纪工业革命时期资本主义、19世纪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20世纪垄断的资本主义。而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兴起,尤其是1971年美元金本位制度解体(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意味着资本的虚拟形式越来越多样化,资本的虚拟化程度也越来越高,因此也就意味着第二种,即以无形经济为主的金融化资本主义诞生。这种以无形经济为主的资本形态,在21世纪主要表现为金融化资本主义、科技资本主义、数字化资本主义。[4]历史地看,在以有形经济为主的资本主义中,无形经济是长期隐藏其中的一种经济力量,只是它并未起支配和决定的作用,比如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主要研究的对象是以手工业为主要方式的生产,有形经济的物质性、可感性是占据主要地位的,或者说劳动者与有形生产资料的结合其实处在一种较为直接的关系中,李嘉图在其《政治经济学及其赋税原理》中也是如此,主要以机械、矿产、谷物、棉纺织品等为研究对象,而对于产品设计、知识创造、品牌价值等经济要素并未给予适当关注。这当然不是他们有意如此,但也并不意味着无形经济的缺失,而是经济活动和发展规律使然。从这个意义上说,无形经济作为经济发展规律的当代表现,是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其中由资本本性支配下的无形经济与有形经济的矛盾转化是其内在动因。

于此,无形经济的当代表现还主要体现在它对世界经济危机的重要影响上。乔纳森·哈斯克尔认为,当代世界的经济危机其实是一场无形经济发展不充分的危机。这些危机主要表现在21世纪初以来发达经济体所处的困境,如生产率增长的停滞、财富与收入的不平等、经济发展的脆弱性、经济的不良竞争以及现代经济的“不真实”等。这些危机产生的原因,以往有两种基本的解释:失落的黄金时代和大分裂的叙事。前者主要诉诸对技术和教育等传统要素的投资,后者主要诉诸对精英阶层的不当行为和道德败坏的控诉。但是乔纳森·哈斯克尔指出,这两种解释或叙事最终在对目前经济危机的解释中融合在了一起,即特殊的利益集团改变游戏规则,通过牺牲社会的整体利益进而获得自身的特殊利益,破坏了稳定的经济增长所依赖的既有机制。也就是说,上述两种叙事事实上忽略了一个重要的现实方面,即“资本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企业越来越多地投资无形资产(多数是不可测量的)”[2]28。在此意义上,所谓的当代经济困境其实是发达经济体艰难转型的结果,也就是从依赖有形资产向依赖无形资产转型的结果,其根源正是在于这种转型的不完全,以及无形资产投资的增长放缓。

基于以上论述,《崛起》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提出如下主张:(一)认为无形经济是全球经济发展的大势,以往我们只是把无形经济看作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与有形经济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部分,但是从有形资产投资向无形资产投资的长期转变是一个持续经历的过程,逆潮而动并非发展良计,因势而为才是通往繁荣之道;(二)认为无形资产在当今世界的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影响,比如无形资产对长期停滞的影响、对加剧不平等(收入、财富和尊重)的影响,以及标准、框架与规范这些无形经济体系下的基础设施的影响等等;(三)围绕无形经济的转型,需要改革公共投资和知识产权等资助制度、改革无形资产丰富型中的金融与货币政策、从制度和意识形态等方面改革城市运转方式,以及减少企业和个人之间的不良竞争等。显然,无形经济的当代表现或它的崛起为我们把握当代经济所面临的困境和未来发展,应对当代经济社会的挑战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以往的视角。这对于我们自身对无形经济的认知和研究来说,无疑是难能可贵的。

二、无形经济的资本实质

通过对无形经济的当代表现的阐述,我们对它有了初步的认知。这种认知在《崛起》一书中是通过实例来使读者获得的,比如有形资产系列为:建筑物、信息与通信技术设备、非电脑机械和设备、车辆等,而无形资产系列为:软件、数据库、研发、矿藏勘探、娱乐、文学或艺术原作、设计、培训、市场研究和品牌推广、业务流程重组等。 可以说,有形资产是人类在漫长的物质生产活动中所使用的主要生产资料和工具,也是经济学历来的主要研究对象,而无形资产则被称为经济体系运转中的“暗物质”,愈发左右着物质财富的生产和流通,尤其是在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时代,这样一种生产中的“暗物质”更是不可避免地成为人们关注的对象。但面对这样一个非常核心的概念,我们不能仅凭比喻和举例来把握它。因为比喻和举例根本不能代替对无形经济的概念阐明,更不会轻而易举地就将无形经济的实质揭示出来。其实从根本上来说,无论是有形经济,还是无形经济,都是以获取利润为最终目的的经济形式,只是它们在获取利润的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不同罢了,或者说以它们为中介的财富积累的方式不同罢了。在此意义上,我们试图立足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来分析无形经济的资本实质。

在《崛起》中,作者在严格的概念界定上花的笔墨很少,以至让人产生概念不严谨的印象。我们认为应对“无形经济”概念作必要的理论界定,澄清对它的模糊认识,以免掩盖其资本的实质。具体而言,乔纳森·哈斯克尔认为无形经济就是资本的无形化,而资本则是可提供长期生产服务的固定资产。[1]9由此,自然可推断出无形经济即是可提供长期生产服务的固定资产的无形化。该著作通过“药品专利”来说明无形经济即资本的无形化,如药企通过投入资源研发,或以出资购买的方式获得了专利,那么药企再在此基础上进行开发、销售,专利便获得了长期的价值,所以专利便是能带来长期利润的无形资产。其他诸如软件、数据库、研发、矿藏勘探、娱乐文学或艺术原作、设计、培训、市场研究和品牌推广、业务流程重组等无形资产都可作此理解。但是对于何谓“可提供长期生产服务的固定资产的无形化”,我们认为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解析和探讨。

第一,《崛起》里的“生产”主要是指由国民经济账户统计的企业、政府或非营利部门的生产活动,还包括家庭生产活动(诸如洗衣、做饭之类的活动)。显然,这与马克思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是有差别的。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域中,所谓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别关键在于它们是否能带来新的价值,即价值的增殖,而与具体的劳动形式无关,也就是说主要看支付劳动工资的来源是可变资本,还是等价货币,前者可以被视为生产劳动,而后者则被视为非生产劳动。正如马克思所言:“只有那直接转化为资本的劳动是生产的;所以,只有可变资本当做可变量来推动的劳动,是生产的。……生产劳动是这种劳动,它会产生出剩余价值,或者说会侍奉资本,当作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从而是当做资本,当做会自行把价值增殖的价值。”[5]由此,乔纳森·哈斯克尔的“生产”概念将非营利活动和家庭劳务也包括在内,而不给出区分的理由,实际上是模糊了无形经济的资本属性。

第二,《崛起》里的“固定资产”指的是一种需要消耗资源生产的资产,而像金融资产则不需要此类消耗,如飞机、汽车、药品专利等均为消耗资源生产的结果,而股权则不是。从本质规定来说,这种需要消耗资源生产的资产其实属于生产资本的范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将生产资本分为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它们是按在生产过程中执行职能的资本价值各自的周转方式不同而划分的,而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则没有固定和流动的区分。所谓固定资本,即是“在它执行职能的全部时间内,它的价值总有一部分固定在里面,和它帮助生产的商品相对立,保持着自己的独立”[6]。正是因为这种特性,固定资本获得了它独特的存在形式。在这个意义上说,乔纳森·哈斯克尔所谓的固定资产在实际上属于生产资本中的固定资本范畴,即不是一次消耗的资产,而是逐步地、一部分一部分消耗的资产。于此,我们认为无形经济的资本在实质上包括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它是生产的结果,也就是物化劳动的结果,是积累起来的劳动,而非活劳动,所以它不是“无中生有”的资产,亦非流通领域的事物。由此,它被投入继续再生产,从而构成价值增殖的资本要素。这也就难怪我们很难在《资本论》第2卷中马克思关于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的论述中察觉到上述无形资产的存在。因为马克思研究的主要还是生产过程,即作为生产的前提和条件而存在的资本物质形态,比如机器、产房、设备、燃料等等。而对于像专利、数据库、品牌价值等生产结果的再利用等问题,则更是超出了那个产业资本时代的视野。当然,对于作为生产前提和条件而存在的非物质形态,如企业文化、管理制度、组织规范、流程设计等等,马克思也是关注得不够多的。这一点后来随着泰勒制、福特制等企业管理制度的发展而逐渐受到重视。尽管如此,《崛起》把无形资产理解为固定资产的无形化,其实质也表明它不是资本自我增殖的根源,但是它扩展了我们对资本自我增殖方式和手段的既有认知,比如保护知识产权和专利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以及它对于推动知识创新和产品创造的重要作用等等。

另一方面,在继续再生产过程中,不能再简单地把无形经济看作有形经济的影子。作为一种客观存在的经济形态,它是物化劳动的一部分,但是它也有独立自主存在的特性。这种独立自主性是在它与有形经济(比如有形基础设施)发生微妙且持久的转型关系中产生的。这一点,我们以往在绝对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的比照中,也会发现劳动力素质的提升、劳动工具的改善、劳动效率的提高等无形要素在资本增殖中的作用。然而在这里,无形资产在生产过程中将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即无形资产在资本主义生产的过程中,将极大地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也就是说,在资本的技术构成与资本的价值构成比例中,无形资产成为资本的技术构成的越来越重要的一极。正如《崛起》认为相较于有形资产,无形资产密集型企业的运行有其独特的模式及特性,如4S效应:(1)扩展效应。有形资产在使用时,时空上具有单一性和统一性,而无形资产则可以实现时间和空间的分离,可在多处使用。(2)沉没效应。在放弃投资时,有形资产可以比较明确地收回成本或抵押、流转,而无形资产的收回成本及其难度都要大得多。(3)外溢效应。有形资产在所有权、占有权、使用权方面具有明显的排他性,而无形资产则能够被他人利用并谋取利润。(4)协同效应。诸如创意之间的结合,其相互作用的范围比有形资产更广,规模更大,形成的价值更高等。由此可见,无形资产的这些独特模式和特性,对于我们丰富和扩展资本有机构成的理解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简言之,无形经济属于生产资本,是固定资产的无形化,不是资本自我增殖的源泉,但是在经济投资和发展过程中,由于其4S效应,将扮演着有形经济无可替代的作用,即它能够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进而加速和扩大交换价值的生产。

三、无形经济的哲学视界

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看,无形经济的崛起实际上是改变了资本的技术构成,从而改变了资本的有机构成,可以说是生产方式上的一场变革。然而,对于这样一种资本新形态的思考,除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界,必然还需哲学视界的介入。在哲学的视界中,(1)通过辨析有形与无形之间的相互关系及转化,进一步揭示无形经济发展的历史趋势;(2)通过阐明经济活动中的主观能动性与经济发展规律之间的关系,进一步把握无形经济建设的内在要求;(3)通过分析无形经济所带来的不平等的消极影响与财富积累效率之间的关系,进一步考量无形经济对社会的现实影响。哲学视界中的这三组关系是由“无形经济”概念自身所引导出来的,而不是我们给它强加上去的。所以,我们在此也将结合无形经济的资本实质来加以阐述。

首先,无形经济常被称为“暗物质”,比如企业理念、流程规范、品牌价值等,它与有形的机器设备、厂房等可触摸的物质是两种不同的存在方式。显然,如何理解有形经济与无形经济的关系,实际上对于理解无形经济自身是一个核心问题。众所周知,在哲学上,关于有与无、有形与无形的关系问题是涉及宇宙本体论的问题,即关涉到如何理解万事万物的存在方式问题。《老子》开篇就曾对此给出了颇具思辨意味的解答,即“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有,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7]。这里的有无之辨,在于说明无形之道产生了天地,而有形之天地则产生了万物,老子用无形体的道来观察天地原始的奥妙,而用有形体的天地来观察万物的母体的边涯,这样便知道了天地和万物的来源了。在《老子》第二章,他又提出“有无相生”的判断,指出有和无之间既对立又相伴相生的辩证关系。由此可知,在老子的哲学宇宙论中,无形是有形的根基,而有形则是无形的表现,在逻辑上无形先于有形,有形随于无形。但是他又辩证地认为有与无其实是对立统一、相伴相生的。在此意义上,这种关于有无的哲学之辨对于我们把握无形经济来说是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

一方面,如果缺失了有形经济的支撑,那么无形经济将是一种虚无的存在。或者按照经济学的话语来说,如果脱实向虚,那么离经济危机也就不远了,经济泡沫的破碎也就临近了。无形经济的崛起发端于发达经济体,有它自身的产生和发展历史,即资本自身的发展规律使然,也就是资本为了获得更大利润,需要降低可变资本的成本,将大量的实体工厂转移到不发达国家和地区,利用那里廉价的劳动力,为它们既有的无形资本(如为世界知名品牌贴牌生产(2)贴牌生产,也可以称为代工生产、委托生产、委托加工、定牌制造、生产外包等,其本质是指拥有优势品牌的企业为了降低成本,缩短运距,抢占市场,委托其他企业进行加工生产,并向这些生产企业提供产品的设计参数和技术设备支持,来满足对产品质量、规格和型号等方面的要求,生产出的产品贴上委托方的商标出售的一种生产经营模式。)攫取更多剩余价值。所以,对于不发达经济体来说,不能照搬照抄发达经济体中无形经济的模式来运营经济,而是应进一步壮大有形经济,积蓄资本的力量,进而才能在未来与发达经济体的无形经济市场竞争中占有一席之地。另一方面,倘若没有无形经济的发展,那么有形经济的存在也将始终处于低级阶段,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得不到有效的提高,物质财富的积累方式得不到质量上的提升,对于经济活动来说,也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就经济发展的趋势来说,无形经济对有形经济的支配和统治将是一个历史过程,就像金融资本、虚拟资本对产业资本、实业经济的支配和控制一样。我们虽然认为无形经济产生于有形经济,但是前者对后者的超越也具有不可避免的必然性。

其次,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无形经济的崛起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必然结果,同时也表明深处其中的经济主体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之创造性。按照黑格尔辩证法的核心精神来说,这是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在劳动活动中的彰显。对于主体来说,目的是其内在的精神规定,其行为就是在目的的引导下展开的,所以黑格尔认为“目的是直接的、静止的、不动的东西;不动的东西自身却能引起运动,所以它是主体”[8]。那么,在经济活动中,资本主体在追逐最大限度的利润这一目的的驱使下,必然要以否定前一种经济形式和内容的方式来实现,这主要表现在劳动主体充分发挥其全部主观能动性来进行经济的创造,通过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来缔造资本自身的运动规律。当然,主体展开自身的经济活动或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是没有条件的,而是受制于和依赖于既有的条件,这里既包括物质条件,也包括精神条件,二者皆有之。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对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依赖程度的关系对于把握无形经济建设的内在要求来说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一般而言,有形经济的建设主要依赖外在于劳动主体的物质条件,当然,这里面也必然内含一定的精神创造物,但这不是主要的,更重要的是无形经济的发展依赖内含于劳动主体的精神条件或精神生产的能力。可以说,无形经济对劳动主体的精神能力要求更高,而不是像在有形经济的创制活动中,主要是机械式的、流水线式的、打螺丝式的活动。尤其是在当代互联网和人工智能的经济创造活动中,对从事科学技术研究、程序设计研发、文化产业创意等领域的劳动主体而言,他们的精神生产能力和活动对无形经济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当经济活动中的精神条件这种主动性要素越来越占据支配地位的时候,物质条件这种被动性要素则越来越会处于依附的地位。由此,无形经济的建设实际上主要是人力资源中智力要素的发挥,所以劳动者的教育和培训都将改变以往以技能为主的方式,而更注重主观能动性中想象力的培养、创造力的激发等方式。

最后,无形经济的崛起产生了重大的社会影响,既包括积极的社会效应,也包括消极的社会影响。对于发达经济体来说,无形经济作为那些少数具有相关资源率先开拓市场、占有利润的企业来说,他们及其内部员工获得了更多的收益,而对其他的企业来说,则并不如此。显然,平等问题对于无形经济的发展来说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哲学问题。一般而言,无形经济将催生和加剧三类不平等:一是收入不平等。无形资产的协同效应和外溢效应加剧企业间的不平等,从而导致员工薪酬差距的扩大化,从事无形资产管理的相关技能人士逐渐占据高薪岗位,而无形资产的管理者也由此索取高额薪酬。二是财富不平等。无形资产主要聚集在高度发达的城市,由此推动优质房产价格的上涨,再加上政府对流动性较强的无形资产跨企业、跨国转移征税难度大,更加剧了财富的不平等。三是尊严不平等。在无形经济越来越占据重要地位的时代,开放性人格由于更擅长对接创意、促成交流,可从中获取更多的利益,而开放性程度较低的传统主义者则相反。[1]126-127显然,对于发达经济体及其内在的民粹主义来说,反对这种不平等,进而要求平等是具有正当性的。但是对于不发达经济体,特别是处于现代化境遇中的经济体来说,以效率的尺度即财富积累的速度来审视无形经济,或许更能理解无形经济对于他们的重要意义和现实价值。

如果说无形经济加剧了发达经济社会体内部的不平等,那么无形经济在以下方面则会对社会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一是无形经济的发展将推动无形基础设施(辅助经济运行的规则、规范和流程)的建设和发展。乔纳森·哈斯克尔认为,人与人之间和企业之间的信任是最为软性的基础设施,人际信任可促成社会交流,继而创造协同效应,而企业信任有助于提高无形资产投资规则的确定性。二是无形经济更加需要优质的组织模式和管理模式,对员工的自主性、领导者权威提出了适应从有形经济向无形经济的转型的更高要求。三是随着无形经济的发展,相应的公共政策和措施也将围绕如何为无形经济创造便利条件和发展知识基础设施而作出改变。[1]7、8、9章显然,随着无形经济逐步渗透到整个经济活动中,身处其中以及奠基其上的那些无形基础设施、组织管理方式和相应的公共政策都会逐步发生或快或慢的改变,以适应无形经济的发展。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来说,这是经济活动的一条基本规律。这种改变对于人类活动的创造和发挥、对于整个社会的基本建设和发展来说,是具有重要时代价值和现实意义的。

无疑,推动无形经济的建设和发展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运动,是值得整个社会予以关注的时代课题。特别对于我们建设中国式现代化来说,也是一种可贵的思想借鉴和实践启示。我们从中应该认识到无形经济产生和发展的规律,一方面,要把握有形经济与无形经济的关系在生产实践中的边界,防止经济脱实向虚、无形经济与有形经济在空间上的脱钩;另一方面,在无形经济的发展中也要积极作为,在遵循无形经济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增强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加强社会上层建筑的现代建设,实现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推动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建设迈向纵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