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金融、产业结构升级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
——基于环境规制调节的中介模型

徐胜，董浩楠

（中国海洋大学 经济学院，山东 青岛 266100）

2022 年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海南考察时指出，建设海洋强国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大战略任务。当前，我国海洋产业快速发展，海洋经济跃然成为经济发展新增长极，加速推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是建设海洋强国的必然选择。绿色金融作为加速经济发展、促进环境保护的现代金融业，是进行绿色发展的重要抓手，能够引导资金流向和提升资源配置水平支持环保型企业发展。在环境规制作用下，通过抑制“两高”企业的污染性行为来维护生态环境水平，从而为产业结构调整转型升级增速，进而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和重要的资金保障，是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海洋强国的关键一步。因此，从产业结构升级和环境规制视角探索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路径是我国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应有之义。

1 文献综述

关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相关研究，国外学者对海洋经济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海洋经济发展的必要性[1-2]、海洋政策管理[3-4]与海洋生态可持续发展[5-6]等方面。国内早期的研究围绕海洋经济发展必要性展开，随后在对海洋经济发展评价测度上主要是从海洋生产总值[7-8]、海洋全要素生产率[9]、海洋产业可持续发展[10]等方面展开。随着学者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概念和内涵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重点转移和集中为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涵和综合体系指标的测度和评价上[11-12]，通过构建多维度的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评判体系，可以立体式多模块地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进行衡量，也能够对中国各区域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异质性分析，探究其影响因素和优化路径选择。

在对绿色金融的研究中，学者的研究早期主要集中于绿色金融的内涵及其发展紧迫性上[13-14]。随着学者对绿色金融发展的研究不断探索和延伸，绿色金融的研究开始集中于对绿色产业的影响[15-16]、绿色金融顶层设计[17]以及如何利用绿色金融进行助力国家可持续性发展进程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上[18-20]。因此，目前提升经济发展水平须将绿色金融视为战略性政策和工具，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体系，利用绿色金融开启新的增长点[21]，优化要素配置路径和经济发展模式，推动我国的可持续化进程。最后，在绿色金融如何落实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定性研究中，也有较多学者如王志强等[22]、吴朝霞等[23]提出了具体可实施的政策建议。

在金融发展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研究中，一些学者对两者关系进行了理论研究。陈婷婷[24]指出了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中金融支持的关键作用，且海洋金融业的发展以海洋金融集聚为典型特征，国家应设立海洋金融要素聚集区，助推海洋经济发展。赵昕等[25]以我国绿色金融发展现状为基础，剖析绿色金融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构建了海洋领域绿色金融保障体系，促进绿色金融支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遗憾的是目前学者的研究多集中于金融对海洋经济发展的影响，在仅有的绿色金融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研究中也局限于理论研究，并未有学者对两者关系展开实证研究。

综上所述，我国在金融、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和两者关系的研究中取得相应成果，但遗憾的是多局限于定性分析，实证研究较为匮乏，特别是现阶段绿色金融对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研究较少。基于此，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第一，通过多维度构建综合指标体系，全面考察和评价了我国绿色金融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并对两者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第二，构建中介模型，探寻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中介效应，在此基础上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创新性地纳入环境规制变量考察其在绿色金融、产业结构升级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两两之间三条路径中发挥的调节作用；在不同环境规制水平下，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效应、直接效应和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产生的间接效应进行分析，深入探索了基于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路径和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下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联和作用机理。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2.1 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

绿色金融作为推进绿色发展的关键路径之一，为海洋经济绿色发展提供了融资路径，是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绿色金融通过资本形成、信息传递和要素引导功能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体分析如下：①资金集聚功能。金融体系有改善风险、促进信息获取与资源配置、加强企业控制、动员储蓄等功能。而绿色金融可以为涉海企业发展提供投融资路径，增强金融市场活力，极大地为涉海企业提供了资本来源，推动了涉海企业的发展进程，从而推动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②要素配置功能。绿色金融通过金融市场调节降低了海洋污染行业的信贷融资额，迫使其进行绿色劳动和生产技术创新，促进行业进行绿色转型升级，推动海洋绿色发展。③信息传递功能。绿色金融在实施过程中传递了国家大力进行绿色发展的信号，各项条例和准则的实施促使企业不断向绿色发展过渡，受到绿色金融优惠政策的海洋企业会获取充裕资金来进行创新性绿色技术的升级和生产规模的扩大，推动自身企业的发展，引导绿色金融实践高效展开，从而促进海洋绿色产业发展，形成规模经济效应，最终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H1：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直接推动作用。

2.2 绿色金融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间接效应

绿色金融与海洋产业发展密不可分，不仅能够推动海洋产业结构升级，而且在提升海洋产业生产效率中发挥着关键作用。在绿色理念和金融政策的落实中，海洋污染企业由于生存压力进行绿色技术的研发，将减少企业能源消耗和推动产品升级来进行绿色转型升级，提升企业生产效率；污染企业还会优化内部组织结构，以此来发展新兴高新绿色产业，推动生产要素和人才向先进高新绿色企业聚集，形成空间集聚效应，以此进一步对全国不同地区的资源结构加以优化，最后促进产业结构的整合升级。然而，干春晖等[26]指出，伴随着经济趋于服务化和改革进程的深化，产业结构升级的“结构红利”效应会逐渐减弱，对经济的驱动作用会逐渐下降。

总的来说，绿色金融发展促进了资金、技术和劳动力向优势产业集聚，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溢出效应有利于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假设H2：绿色金融有效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

综上所述，绿色金融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如图1 所示。

图1 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制

2.3 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

环境规制是政府为保护环境而对企业污染行为进行约束和管制的措施。本文创新性地引入环境规制作为调节变量，分析其在绿色金融、产业结构升级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两两之间三条路径调节效应的影响，进而优化完善外部路径边界，以此全方位地考察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首先，对于环境规制在绿色金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调节效应来说，当政府为了进行绿色发展而推进绿色金融实施时，绿色金融作为一种金融服务和激励制度安排，可以通过市场调节的作用与政府进行的强制性管控相互补充，优化以往环境规制的作用路径，协同推动涉海企业绿色发展，提升海洋经济发展质量。其次，从环境规制在绿色金融和产业结构之间的调节效应来说，认为绿色金融在引导金融资源流向绿色环保产业的同时，限制了海洋污染产业的资金借贷，通过鼓励清洁产业发展、制约高污染行业发展，推动了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最后，对于环境规制在产业结构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调节效应来说，政府在进行环境规制政策的实施时，在短期内，海洋污染企业可能会进行内部生产工艺升级从而投入大量资金使得经济效益有所下降，但从长期来看，依据“创新补偿说”，企业面临渐进递增的环保税和渐进递减的政府补贴率的政策组合，涉海企业绿色技能水平将不断得到提升，进而提升企业生产效率获取更高的边际收益来对成本进行补偿。产业结构升级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由起初的抑制作用进而过渡为提升海洋经济发展质量。综上所述，本文总结环境规制在绿色金融、产业结构升级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产生的调节效应如图2 所示，并提出假设H3a：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金融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两者间关系；H3b：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金融和产业结构升级两者间关系；H3c：环境规制正向调节产业结构升级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两者间关系。

图2 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机制

3 指标选取与模型方法

3.1 指标选取

3.1.1 被解释变量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EQUA）。自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相继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海洋经济成为我国新的增长极。海洋强国建设应将“新发展理念”融入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本文在遵循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基础上，从5 个维度17 项指标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进行全面考察和评测，依据熵值法测算指标权重，最终得出11 个沿海省份综合指数。具体设定指标如表1 所示。

表1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指标体系

3.1.2 核心解释变量

绿色金融（GF）。2016 年，中国人民银行等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建议》，优化完善了绿色金融体系，指出绿色金融是通过绿色信贷、债券、保险以及碳金融等推动可持续发展进程的国家性战略性政策。因此，本文通过对上述指导建议的分析，参考曾学文等[27]的研究，从绿色信贷、绿色债券、绿色保险、绿色投资和碳金融5 个维度7 项指标依据熵值法得出绿色金融综合指数。根据上述分析，绿色金融设定指标见表2。

表2 绿色金融指标体系

3.1.3 中介变量

产业结构升级：本文基于结构主义的观点将产业结构升级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TL）和产业结构高级化（TS）两个层面。产业结构合理化（TL）体现的是各产业之间的协调水平、产业结构集聚程度和生产要素配置的合理性和高效性。参考干春晖等[26]的研究，指标计算如式（1）所示：

式中：i=1, 2, …,N，代表各省份；Yi和Li分别代表产值和就业人口数；TL指数值与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成反比，本文通过标准化处理使TL指数正向化，即TL值越大，产业结构的合理化水平越高。

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TS）：本文参考付凌晖[28]的研究，产业结构高级化值TS 下：首先根据三次产业划分将GDP 分为三个部分，将每一个部分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作为空间向量中的一个分量，从而构成一组三维向量X0=（x1,0,x2,0,x3,0）。然后分别计算X0与产业由低层次到高层次排列的向量X1=(1, 0, 0)，X2=(0, 1, 0)，X3=(0, 0, 1)的夹角θ1、θ1、θ3。

TS越大，表明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越高。利用沿海城市2009—2019 年三次产业结构比重数据，可以计算不同时期我国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

3.1.4 调节变量

环境规制强度（ER）：环境规制强度可以限制企业的污染性行为，通过合理配置资源和提升企业创新能力等来影响经济发展。本文在上官绪明等[29]的研究基础上，选取废水、二氧化硫和固体废物排放率运用熵值法构建了综合环境规制指标来衡量环境规制强度。

3.1.5 控制变量

影响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因素有很多，参考已有研究，本文选取以下控制变量：①政府规模（GOV）：用政府财政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表示。②市场化率（MAR）：本文采用市场化指数进行衡量。③人力资本水平（HC）：本文采用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率来对人力资本水平进行衡量。④人口密度（PD）：采用城区每平方千米人口数表示。上述数据来源于2009—2019 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万德数据库、《中国海洋统计年鉴》、国泰安数据库以及沿海11 个省份的统计年鉴等。在数据获取过程中，对缺失数据用指数平滑法补齐。以上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3。

表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3.2 模型构建

3.2.1 面板模型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为检验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的影响，依据2009—2019 年我国11 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建立回归模型（4）如下：

式中：i=1, 2, …,N，代表各省份；t=1, 2, …,N，代表各年份；EQUAit是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GFit是绿色金融水平；controlit是控制变量；εit是随机扰动项。

3.2.2 中介效应模型

在分析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的基础上，进而探讨绿色金融是否能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来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建立如下模型进行中介效应检验[30]。

式中：i、t分别表示省份和年份，本文上述分析中已将产业结构升级分为产业结构合理化即TLit和产业结构高级化即TSit，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β1γ1/α1。

3.2.3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为进一步检验环境规制对中介效应产生的调节作用，根据前文环境规制的调节机制分析，构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如下[31]：

式中：ERit表示环境规制。本文以逐步回归法来检验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首先，对模型（7）进行回归，若系数α3显著，则表示环境规制对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其次，对模型（8）、（9）进行回归，先检验模型（8）中β1和β3的显著性，再检验模型（9）中γ1和γ2的显著性，在各项回归系数中，只要β1γ2、β3γ1、α3γ2三组中有一组不为零，则可知环境规制存在调节效应。环境规制调节作用下，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效应为α1+α3ERit，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为β1+β3ERit；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为(β1+β3ERit)(γ1+γ2ERit)；表示在环境规制的调节作用下，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

4 绿色金融促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证分析

4.1 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结果

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基本方程为只引入核心解释变量绿色金融的实证检验；扩展方程是将控制变量人力资本水平、市场化水平、政府投入规模和人口密度逐步引入后的实证检验。在模型（4）的回归结果中，绿色金融系数均在1%水平显著为正，表明了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且在扩展方程中人力资本水平、市场化水平、政府投入规模和人口密度均显著为正，这与本文预期相符。

表4 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基本回归结果

4.2 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检验

在固定效应实证分析中，绿色金融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因此能够进行中介效应检验。在表5 的模型（5）中，绿色金融的系数分别为0.256、1.120，均显著为正，即绿色金融和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正相关关系。在模型（6）中，绿色金融的系数分别为0.374、0.282，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系数分别为0.489、0.194，均显著为正，表明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显著。综上所述，绿色金融除了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直接效应外，还能够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升级来实现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即存在着部分中介效应。依据各参数系数计算可得，绿色金融通过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间接效应分别为0.125、0.158，总效应为0.499，中介效应分别为25%、44%，影响方向均为正，H2 得到验证。

表5 中介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4.3 环境规制的调节效应检验

如表6 所示，在模型（7）中，GF·ER的系数分别为1.239，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效应，且模型（8）的交互项GF·ER的回归系数分别为0.111 和2.650，后者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环境规制对直接路径的正向调节效应显著，验证了H3a。进一步根据模型（9）交互项GF·ER的系数1.113 和0.591，模型（9）TL·ER、TS·ER的回归系数0.498 和0.428，后者在1% 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又因为在各项回归系数中，只要β1γ2、β3γ1、α3γ2三组中有一组不为零，可知环境规制存在调节效应。因此可以得到，环境规制对绿色金融通过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间接路径，调节效果显著，验证了H3b 和H3c。

表6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回归结果

4.4 不同环境规制水平调节作用下的影响变化

本文采用Bootstrap 方法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即在不同环境规制水平调节作用下，分别对低环境规制水平、环境规制均值和高环境规制水平下进行产业结构升级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见表7。第一，对于条件直接效应来说，在以TL为中介变量，在ER由低到高的水平下，绿色金融的条件直接效应分别为0.141、0.328 和0.514；以TS为中介变量，绿色金融的条件直接效应为0.197、0.296 和0.395，均逐渐上升，且置信区间均不含0。这表明随着ER的上升，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推动作用显著提高。第二，对于条件中介效应来说，当以TL为中介变量时，TL的条件中介效应分别为0.056、0.079 和0.104，只有当ER为均值以及均值正一个标准差时，置信区间不含0，系数显著；当以TS为中介变量时，TS的条件中介效应分别为0.012、0.086和0.223，且当ER是均值正一个标准差时，置信区间才不含0，这显示只有当ER较大时，TS 的中介效应才显现出来。第三，对于条件总效应来说。在不同的ER调节作用下，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效应依次为0.222、0.430 和0.638，置信区间均不含0。随着ER水平的上升，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显著提升。

表7 环境规制调节的直接效应、中介效应和总效应路径检验结果

由回归结果绘制调节效应M±1SD 和J-N 图。由图3 可知，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效应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而显著提升。根据图4 和图5，当调节变量环境规制大于-0.156 和-0.176 时，绿色金融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积极作用显著，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不断提高，正向影响不断扩大。根据图6 和图7，在不同环境规制调节下，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作用均显著；当环境规制水平大于0和-0.002时，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升作用显著，且两者均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正向促进作用不断增强。

图3 环境规制调节下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效应

图4 环境规制作用下绿色金融对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

图5 环境规制作用下绿色金融对产业结构高级化的影响

图6 环境规制调节下产业结构合理化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图7 环境规制调节下产业结构合理化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

4.5 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所得结论的稳健性，本部分通过绿色金融的滞后效应和依次剔除控制变量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4.5.1 绿色金融的滞后效应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既受绿色金融的影响，也会由于绿色金融发展的时间推移而产生变化。为保证本文上述结论的稳健性，把滞后一期的绿色金融（记为L.GF）视作解释变量，以此进行面板回归。由表8 回归结果可知，绿色金融的系数仍显著为正，代表本文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较好。

表8 绿色金融的滞后效应

4.5.2 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回归剔除控制变量检验

由于回归结果与所得结论可能因控制变量的不同而有所变化，所以本文依次剔除人力资本水平、市场化水平、政府投入规模和人口密度等控制变量后来进行稳健性检验，结果见表9。绿色金融的系数虽然和表4 的回归结果有所差别，但是符号和显著性均一致，这代表本文上述回归结果具备稳健性，再次验证了本文的结论。

表9 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回归剔除控制变量检验

5 结论

（1）我国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显著的正向直接促进作用，产业结构升级在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存在正向的部分中介效应，绿色金融可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有效提升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且绿色金融通过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提升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间接效应所占比重较高，绿色金融发展通过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产业结构高级化进而提升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水平的中介效应分别为25%和44%，影响方向为正。

（2）对于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来说，环境规制正向调节绿色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积极影响，同时强化产业结构升级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作用，且在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中存在显著促进效应；在环境规制的调节模型中，环境规制强度不断提高，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推动显著上升。相较于没有环境规制调节下，环境规制水平的上升驱动绿色金融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正向影响显著扩大，且提升了产业结构升级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影响作用。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升，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效应也增幅显著。

（3）当环境规制为均值正一个标准差时，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的条件中介效应分别为0.104、0.223，正向效应显著，相对于没有环境规制调节的中介效应（分别为0.079、0.086），正向中介效应占比比重上升显著。由M±1SD 以及J-N 图可知，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总效应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提高而显著提升。绿色金融对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发挥了正向影响，随着环境规制水平的不断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正向促进作用不断增强。

综上所述，首先，我国绿色金融对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其次，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均存在正向部分中介效应；再次，环境规制在绿色金融、产业结构升级和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两两关系的三条路径均存在正向调节作用。因此，我国应设计协调统一的海洋绿色金融保障体系，提升绿色金融全面发展水平，持续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加强环境规制强度，从而助力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海洋强国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