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房折腾史

2024-04-05 16:04匡双林
教师博览·中旬刊 2024年2期
关键词:书柜台灯张老师

匡双林

我对书房总有一种深沉的情结,这种情结由来已久。

我出生在一栋泥瓦房里。这栋房子很有故事,我在一篇家族回忆文里提及过。祖父被过继给了烈士,继承了他的遗产,包括这栋房子。如今我们离开这栋房子已经30多年了。房子在风霜雨雪中坍塌了,后来地基被转手卖给了同为烈士家族的叔叔们。我在这样的房子里,当然不可能有书房,也没有对书房的意识。只记得搬家的时候,我四岁,凌晨,即将天亮。从此,我就再也没有回去住过那栋房子。

我想拥有自己的书房,大概是从初中时代开始的。那时我的阅读习惯已经形成,从镇上的老街,买回了我人生的第一本盗版的世界名著《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当时住的房子,现在也不在了,我们大概住了20来年。房子坐北朝南,视野开阔。前面一方小小的荷塘,夏天碧绿碧绿的荷叶、粉红的荷花交叠在一起,蛙鸣阵阵。荷塘岸边,还有一塊巨石,我常常坐在这块巨石上读书乘凉。夏天的黄昏,牛羊归来,鸡鸭入笼,是一天中最惬意的读书时光——仿佛天地才是我的书房。

虽然换了房子,我也没有自己的书房,可是我有了属于自己的书桌。书桌也不是买来的,是从小叔叔那里搬来的。这张桌子至今还在家里发挥着它生命的“余晖”。我把自己用零花钱买来的书籍,全部堆积在书桌上。房间里一张床,一个母亲做嫁妆的柜子,剩下的就是书桌。我还买来了一盏台灯。那时候,拥有一盏台灯,绝对让我有一种阅读的自豪感。于是,我几乎每个晚上都会坚持阅读,那不是为了读书而阅读,那是为了用台灯而阅读——纯粹是一种虚荣心在作怪。我的心仿佛在说:看啊,台灯都买了,怎么能不阅读呢?可是,台灯除了灯泡,全是塑料的。有一天晚上,开了一会儿台灯,我就闻到了一股塑料烧焦的味道,才发现是灯罩在高温下烫化了……

后来父亲又在原有的房子基础上,加盖了几间房。那时候我已经上了高中,住进了新的房间里,我的书也跟着搬进来了。因为我常年住校,书就用箱子装着。到这个时候,我的书慢慢多起来了。这间书房兼我的卧室,我住了很多年,至今想来,还是很有感情。窗户在北面墙壁。窗边挂着修水县一个书法家给我写的条幅:双井群龙舞翔墨海,林中雏凤俯瞰清流。这是我在读高中时候得的墨宝。那时我担任修水四中清流文学社社长,在县城办理校刊的时候偶遇一位写字的老人,便与他聊书法。我忍不住请他题字,但是我居然忘记了他的名字,惭愧得很。正东面的墙壁上,挂着梅兰竹菊的国画,不是画的,全是印刷体。我少年时代,说得接地气就是附庸风雅,说得豪迈一点,就是仰慕文化。我的书,就全部丢在南边的角落里。

上高中的时候,我的书开始了第一次“膨胀”,因为我有机会到南昌。我到南昌学习美术,周末的时候,最爱去江西师范大学旁边的文教路旧书一条街,那是我一生中买书最惬意的时光。只要走进这条街,我几乎忘记了所有。不到肚子咕咕叫,我可以不出来。那些便宜又是我渴望得到的书,真的大大慰藉了我的青春。后来,大学期间、工作期间,我屡到江西师大旁的旧书街闲逛。不过书店越来越少了,我自己也买得不多了,再逛只是对青春的一种回忆。

当我从南昌回来,书越来越多,对书房的渴望,也就越来越急切。

有了书,我就想给自己的书房取一个雅致的名号,古人称之为斋号。其实,斋号与房子好坏没有关系,甚至与书多书少也没有关系——归有光的“项脊轩”不就是代表吗?

读大学时混书画群,身边都是高人雅士,当然就不一样了。那时候,我受到老师张永红先生的影响,特别喜欢写汉碑。他是知名的书法家,请他题写斋号当然是再好不过了。有一次,他在课堂上给我们示范,我就提了这个请求——我居然死活想不起来自己想的这个斋号,只记得最后一个字是“堂”字,大概是“汉什么堂”。因为张老师写隶书,“堂”字的写法,与楷书截然不同。当时我不理解,后来才知道,是参了一点篆意。但我居然记得题款:“双林同学喜汉碑,是以颜其居”——所以,或许有可能就是“汉碑堂”吧。我当时不懂什么叫“颜其居”,傻愣愣问老师:“颜其居是什么意思?”张老师笑眯眯,放下笔,也没回复我。这反倒让我一辈子记住了这句话。

张老师写好以后,我就装裱起来,毕业后放回老家,直接去了温州。等我回老家的时候,发现张老师写给我的斋号横幅,因为保存不当,已经霉变了,我心疼不已。记得早先还拍了一张照片,可是我翻遍了QQ空间相册,还是没能找到这张照片,深为可惜。

毕业后很多年也没有和张老师联系,我不是他的好学生,估计他也不记得我了。我倒还是升起了一股少年的贪念:要是再请老师写一幅,不知道他会不会满足我的愿望呢?

大学毕业,我的书又一次在我家“开疆拓土”。

大学四年,我常常徘徊在旧书街里,尤其是每年大学毕业前夕,校园里的旧书摊,是我一生难忘的风景。临近毕业的学长学姐们,把不愿带走的书籍全部放校园里摆摊来卖。夏日的黄昏,我流连在昏黄的路灯下,用最便宜的价格,买回一些久觅不得的书籍,是人生的一大乐事。我记得花了十元钱——这已经算是很贵的了——买了1956年出版的繁体竖行《萧三诗选》。那时候正是《恰同学少年》热播,我趁着电视剧热播读了这本书。至今它还留存在老家的书架上。

我是美术生,可我却偏偏爱买文史类书籍。王力先生主编的《古代汉语》,连同郭锡良等先生编著的《古代汉语》,刘盼遂、郭预衡二位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散文选》,成了我能够“顺利抢夺”语文老师饭碗最重要的“资本”——这些书,都是在大学校园毕业季的书摊上以较低价格买来,然后细细啃过的。

那时候,学校里流传着一段佳话。杨红柯是我们学校的老师,他离开的时候,就带走了多少多少书,而且上面密密麻麻都是笔记,后来他成了大作家——大学校园里这些故事带有深厚的人文关怀,对学生有着无穷的影响。我就幻想成为这样的人。

毕业时,邮局在学校开设专门托运服务。我的书,也有整整六大箱,连快递人员都觉得不可思议……

于是,老家的房子,我不在那里住,反倒真的成了书房。

工作了之后,我的宿舍就是我的书房。

我在好几个学校工作过。房间里从来就是书住一半,我住一半。记得去一所高中就职,是凌晨搬的家。姐夫借了一辆轻卡给我搬书,我当时写了一首打油诗,其中有两句是“书多从来搬家累,钱少总为买房愁”。最后搬走的时候,又是姐夫用轻卡帮我拉。这是到第二所高中。

这所学校的住宿条件比之前的要好,房间大一些,但同样被书填满了。一张单人床,所有的柜子里都是书,地上也是书。但这时候,我已经有了女友(后来成了妻子),她为了我的书想尽办法。比方说,在书桌上给我摆了一个小三层的书架,然后到温州黎明立交桥的家具市场,再给我添置了两个书架。这样一来,书显然比以前要规整得多。记得有一次,两位女同事因为要出卷,找我借阅资料,到我房间取书,我非常窘迫。我本来就邋里邋遢,再加上那么多书,房间里乱啊!她们却被我柜子里、书架上、地上、床头的书“震撼”了。正是因为这样,从这所高中离职进入道尔顿小学的时候,我的搬家就极其辛苦。好在我的学生虞隆、杨丁力、金已程帮了我的大忙。虞隆跑到吾悦广场“借”来了推车,帮我从十楼运下来;再跟车到温州,帮我搬上楼。

这时候,我在温州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套房子。房子里有一个小书房。房子本来就不大,书房就更小。考虑到种种情况,我还是在两面墙上装了两个书柜,“顶天立地”。客厅自然也要拿出来放书,但是客厅很小,只好把书柜装在沙发后面。沙发挡住了大量的书,要拿的时候,真是不容易啊,需要把沙发移开。但为了置放,我还是把一整面墙,全部装成书柜。

客房要装一面衣柜,一面落地窗,一面与门相连,书柜本不能装。于是妻子再想办法,把床移出来一点,床后面再装一个书架,把不大用的书,置放在木床靠背的后面。

最大的麻烦,是根本不知道哪些书什么时候要用。有时候写点东西,找书的时间比写文的时间还长。这是一种赤裸裸的折磨。

这时候,我给自己的书房(我也不知道哪间房是书房)取了另外一個名字——清香半亩园。这是典型的大话,哪里来的半亩?但是可以联想到“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诗句。我又请襟兄贾旧师刻了一方“清香园藏书”的印章。

就这样,住了五年后我又搬进了现在的家。有了一间不大当然也不能算小的书房——用妻子的话说,这样买书,再大的房子,都不够用。

书房在房子的西角,冬天的时候非常温暖。暖阳照进来,负暄读书,山泉泡茶,的确是人间美事。可是,书多得已经成为累赘。妻子又想到办法,把原来房子里的书柜拆下来,重新组装放置在仓库里,这样还能再塞下一点书。再加上客厅、次卧、主卧,书终于能放下了。最关键的是,楼下还有一套亲戚的房子,供我放书。

终于,到此,为了给书籍找一个家,不知道是书还是我自己,折磨了我这么多年。山山水水,千里万里,漂泊流浪,书没抛弃我,我也居然没抛弃书。很显然,不离不弃,生死相依,是做不到的。我还是要考虑给书房瘦身,不然,太累了。

房子当然比以前的要好。这一次,我取了一个“香清草堂”的名号,并请山东潍坊的书家王清平老师题写斋号。至于为什么叫“香清草堂”,我估计你能想得到“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的句子。梦里还有年少时房子前面的一方荷塘:祖父种的荷花总会在暑假里开得很艳,荷叶也是密密麻麻。那是我少年的念想。这个荷塘,就在前文我提到的,我四岁搬进来的那栋房子正前方。

这个名字,总能让我回到童年!

当然,还有一个原因——这两个字,一个来自我母亲的名字,一个来自我父亲的名字……

我想表达的是,走过千山万山,跨过千水万水,一个人总是很难走出童年,走出父母给予的爱。

我带着书,书带着我,一路漂泊,一路流浪,也在一路回归。

(作者单位:浙江省温州道尔顿小学)

(插图:罗家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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