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吴国之亡与夫差之论

朱亦凡

若说起江苏历史上的故事，春秋时期的吴国绝对榜上有名，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成语和掌故，比如伍子胥复仇、孙子练兵等。而其中最跌宕起伏的就是吴国的兴亡历程，从东南一隅不起眼的小国一跃成为霸主，攻入楚国首都，却在达到巅峰之后迅速衰亡，正是“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为此，吴国的末代君主夫差成了骄傲自大、刚愎自用、不听劝谏以至亡国的代表。虽然这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将夫差完全描绘为昏君，其实是值得讨论的。

夫差与吴国之形势：从破楚到称霸

吴国兴起得益于春秋时期的晋楚百年争霸。两大强国针锋相对，为了削弱楚国，晋国扶持了楚国的东南近邻吴国。事实证明这一招收到了奇效，吴国成了楚国的心腹大患，不断袭击楚国，席卷了大量原来作为楚国附庸的诸侯，导致楚国不得不将主要精力放在与吴国的战事上，疏于中原事务，遑论对抗晋国。晋国由此稳固了自己在春秋中晚期的中原霸主地位。吴国后续的成就让人惊艳，不仅在楚康王、楚灵王、楚平王几朝持续威胁楚国，还趁着晋国会集十七路诸侯声讨楚国的机会联合陈国、唐国、胡国、蔡国攻入楚国的都城郢都，主将伍子胥挖出楚平王的尸体鞭尸，楚国面临重大的危机，如果不是秦国的帮助几乎要灭亡。虽然秦楚联军随后暂时击退了吴军，但对吴国的讨伐却再次失败，多名将领被俘，楚国一时人心惶惶，甚至不得不迁都以避吴国锋芒，可见此时吴国尽管不能完全灭掉楚国，但仍然有足够强大的实力。

关于这次战役，《左传》的记载是：“四月己丑，吴大子终累败楚舟师，获潘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国大惕，惧亡。”这里的终累，据苏州吴文化研究所所长吴恩培先生《〈左传·定公六年〉吴大子终累解析—兼及吴地文化的历代叠加与层累》一文考证，就是后来的吴王夫差，理由是此处与《史记》中记载吴王阖庐“十一年，吴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时间上对应，可以互相印证。从之后夫差取得的功绩来看，的确存在这种可能。

即使终累不是夫差，也不会让夫差的光芒黯淡下去。夫差繼位以后，先为父亲阖闾报仇，攻打越国迫使其臣服，随后北上参与中原霸主的争夺，在与齐国的拉锯中，一度在自己举兵北上的同时派大夫徐承率水师从海路绕道齐国后方远航奔袭，虽然没有成功，却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海陆协同作战。

夫差在吴齐两国的主力会战—艾陵之战中大破齐国，俘获齐军主帅国书及公孙夏、闾丘明、陈书、东郭书等将领，缴获革车八百乘，得甲首三千。之所以吴军取得了如此战绩，是因为夫差在常规的上中下三军外创新性地设置了右军作为预备部队，突破了春秋时期三军对垒的常规作战方式，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使用预备部队的战例，其游击、渗透为吴军的胜利作出了贡献。可惜的是，长期以来，夫差在军事上的创新没有引起足够的注意。

艾陵之战也是春秋历史上少见的大规模歼灭战，战后，鲁国、宋国、卫国不得不表示臣服。于是，不只是楚国，中原各国也感到申包胥（楚国大臣）所言“吴为封豕长蛇”非虚。《墨子·非攻》形容此时的吴国“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齐，舍于汶上，战于艾陵，大败齐人，而葆之大山；东而攻越，济三江五湖，而葆之会稽。九夷之国莫不宾服。”从这段记载，我们得以管窥夫差治下吴国之强盛。

夫差进而在黄池与晋国会盟，且要求做盟主。关于这次争盟，史书中留下了不同的记载，《史记》中《秦本纪》《晋世家》《赵世家》都记载吴国做了盟主，但司马迁在《吴太伯世家》《仲尼弟子列传》中写的又是晋国保住了霸主地位。《左传》支持晋国做了盟主的说法，而《公羊传》与《国语》则描绘了吴国靠实力压服各国成为霸主的场景。纵观历史，除去晋平公、楚康王时的晋楚弭兵期间晋国向楚国让步，也只有吴国能让晋国感到如此巨大的压力，况且吴国劳师以远，后勤补给不易，夫差能让晋国的地位松动就更难得了。无论最终谁做了盟主，黄池之盟都让吴国的地位达到了全新的高度，这是吴国的巅峰时刻，夫差也成为比肩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的一方霸主。

吴国灭亡之分析：谁是最后的赢家

不幸的是，黄池会盟之际，勾践出手袭击吴国，吴国都城姑苏城被攻破，太子友也被俘，此时吴国与晋国的争盟不管结果如何都已经失去了意义。经过这次失败，吴国元气大伤。在越国和楚国的压力下，夫差也无力回天，经过几年的挣扎，最后只好接受灭亡的事实，自刎身死，留下无限的遗憾和不甘。吴国灭亡之后，历史的车轮驶入了战国时代，越国虽然战胜了吴国，但其地位却无法与巅峰时期的吴国相提并论，吴国昙花一现的霸业也成为春秋战国时期东南之地的最强绝响。

由于夫差“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后人编造了大量故事强化勾践隐忍复仇、夫差狂妄骄矜的形象，然而从上面的描述可以看到，夫差是一个在某些方面很有作为的君主，不仅继承了几代先王的事业，还让吴国有实力在中原争霸。吴国的灭亡主要咎于当时各国争斗的局势，也来自各种客观条件限制，尤其是夫差的王图霸业超出了吴国国力所能负担的程度。

先说第一点。综合各种资料来看，吴国亡于几个国家的一起围堵，而不是所谓越王勾践“卧薪尝胆”。一个简单的证据是，会稽之战（前494）仅仅12年后，越王勾践就出动“习流二千人、教士四万人、君子六千人、诸御千人”的庞大部队，攻破姑苏城。会稽之战中，被击败的勾践残余部队仅剩不足万人（不同史籍对此记载有所不同，对勾践兵力最多的记录是《越公其事》，提到越国还剩8000士兵），虽然历史记载勾践大力鼓励生育、增加人口，但仅仅12年时间显然不足以让越国的新增人口形成战斗力，这其中必然少不了与吴国有仇或为敌的国家的支援，尤其是与吴国有深仇大恨的楚国。

勾践攻破了吴国都城，却并没有直接灭掉吴国，而是两年后才让夫差投降，毁掉吴国的社稷。等这两年，非是勾践有耐心，更大的可能是吴国“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而越国实力尚且有限，还没有能力完全消灭吴国。在这两年间，楚国发动大规模攻势，大大挤压了吴国乃至越国的空间，吴国才衰落得无力抵挡越国。如果没有其他国家的帮助，单凭越国不可能完成灭吴的目标。吴越战争的背后是当时的天下局势：吴国屡败楚国、耀师中原，是楚国等国家的心腹大患，于是楚国便“故技重施”，如当年晋国扶持吴国那般，扶持越国牵制吴国，并借助越国的力量，在不使用自己资源的情况下完成对吴国的打击。

事实上，越国灭吴得利最大的不是越国，而是楚国。吴国的旧地大多落入楚国囊中，之后越国也几乎没有像吴国那样征伐中原的记录。换言之，人们喜爱的勾践“卧薪尝胆”的复仇故事，如果不考虑勾践的隐忍励志的精神因素，从越国的国家利益角度，其实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悲剧，越国只不过是为楚国做了嫁衣。吴国存在的时候尚能抗击楚国、抵制楚国的扩张，吴国被越国灭亡后，在楚国面前，越国也是朝不保夕。吴国的存在保全了吴越，还使越国成了与各国平起平坐的大国。唇既亡，齿岂有不寒之理？越国变成了楚国的“棋子”，灭掉了吴国，也让自己陷入窘境。

第二点则是吴国面对的各种限制。首先，夫差为人诟病的是没有斩草除根、杀掉勾践，实际上这并不是因为夫差真的放松了警惕，而是当时条件使然，越国仍然有部分力量，且越国的地形是吴国难以完全占领和控制的。据《越公其事》载，当时勾践派文种向夫差求和，说越国仍“有带甲八千，有旬之粮”。如果吴国意图一劳永逸解除越国的威胁，势必承担相当大的代价，很可能得不偿失。让越国臣服纳贡，已是当时最理想的结果。其次，吴国北上争霸是相当成功的，而且即使夫差不北上，吴国也没有多少发展前景—既无法对越国更进一步，也很难再对楚国取得新的重大胜利。吴国最终被越国偷袭，不能归咎于夫差目光短浅，而是作为其最大对手的楚国恢复的速度远超时人想象，不单夫差，时人都大大低估了楚国奋发图强重整旗鼓的决心。楚昭王回到楚国以后，任用子西等贤才，励精图治，团结国内各种力量，甚至一度准备给孔子封以“书社七百里”，让孔子及其弟子在楚国做官。孔子虽没有在楚国得志，仍对楚昭王赞不绝口，在他去世后称赞道：“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 不到10年，楚国消灭了在入郢之战前后跟随晋国或吴国进攻楚国的顿国、胡国，俘虏了胡国国君胡子豹。会稽之战同年，楚国联合陈、许发兵包围蔡国国都，“蔡人男女以辨”，把男女奴隶分别排列捆绑投降，楚昭王将蔡国迁往别处。公元前491年，楚国攻下夷虎，策划向北扩张。可见，楚国并没有在吴国入郢后一蹶不振，恰恰相反，楚国在楚昭王这样一位贤君的带领下迅速重整旗鼓，让吴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两国在公元前504年楚国舟师追击吴军后，心照不宣地保持了15年的休战状态，之后就是楚国趁吴国衰落進攻吴国了。

最后，由于吴国属于后发的“赶超型国家”，国力及发达程度不够，稍有差池或运气不好就会有灭国之危。因此，吴国的灭亡并不应该归咎于某个“亡国之君”。换言之，是吴国的先天不足让吴国处于随时会因为一些偶然原因就亡国的危险境地，即使换作他人，很多问题仍然没有办法解决，夫差只是一个背了黑锅的“靶子”。

吴王夫差之评价：想象与真实

世人对夫差的态度以批评为主。《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就记载了子贡对夫差的负面评价：“吴王为人猛暴，群臣不堪；国家敝以数战，士卒弗忍；百姓怨上，大臣内变；子胥以谏死，太宰嚭用事，顺君之过以安其私：是残国之治也。” 夫差在后世更是成为穷兵黩武、先明后昏导致国家灭亡的典型。陆贾将夫差与智瑶并列，认为他们都穷兵黩武；傅嘏则认为夫差与齐闵王都是虎头蛇尾的强人。牛僧孺指出夫差虎头蛇尾是因为用人不明；司马贞则将其归咎于夫差不听取伍子胥的意见、轻视越国。陆龟蒙、范成大、胡曾、周昙等诗人则有专门写夫差的咏史诗。所有这些都是基于成王败寇的“后见之明”，并没有全面透彻地认识历史，而是片面武断地以“曾经不可一世的亡国之君” 为夫差画像。

谈到夫差，人们经常会以夫差不听伍子胥忠言、偏信伯嚭这样的佞臣，或者中勾践美人计来证明夫差的昏庸。然而据《越公其事》载，夫差答应勾践停战后主动告诉了伍子胥，伍子胥表示反对。夫差指出之前能取得攻入郢都的重大胜利，一方面是将士用命，另一方面也有一些运气因素。吴国在会稽之战中也付出了不小代价，越国困兽犹斗，不可小觑，继续征讨恐怕得不偿失，最终说服了伍子胥同意了其方略。可见，夫差并没有偏听偏信、贪慕美色，也充分尊重了伍子胥。另外，阖闾在位的时候，齐景公把女儿嫁给了夫差。齐景公是中兴齐国的有为之君，曾带领卫国、郑国等一众国家攻入晋国，干预晋国内乱，让齐国继齐桓公之后再度强盛。吴国与齐国的艾陵之战，夫差正是靠着这层关系，打出为齐景公之子齐悼公报仇的旗号才打败了齐国军队，凸显了他的政治智慧。

除此之外，在与齐国作战期间，夫差为连通长江与淮河，于公元前486年特地开凿了长约150千米的邗沟，并指挥部队沿运河北上。这是中国历史中记载的第一条有确切开凿年代的运河，也是中国大运河水系中最早的河段，早于隋炀帝修建大运河1000多年。后随着中国经济重心的逐步南移，这条运河的作用愈发重要。唐代关中粮草不足，于是开始用邗沟作为漕运通道。这条通道让东南的物资源源不断运往北方政治中心，为天下的安定作出了突出贡献，所谓“半天下之财赋，悉由此路而进”。从源头上讲，都要拜夫差所赐。

不难发现，以往大众认知下的夫差形象未必符合历史的真实。关于夫差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有两个故事可以让我们有更客观的认识。

公元前487年，夫差进攻鲁国，鲁国大夫公宾庚、公甲叔子和析朱鉏与吴军在夷地相遇，公甲叔子战死，吴军俘虏了公甲叔子和析朱鉏，把二人的尸体献给夫差。夫差说：“此同车，必使能，国未可望也。”夫差的意思是，公甲叔子作为鲁国大夫能和析朱鉏在同一辆战车上作战，共同进退，说明鲁国能用人才，也有人愿意为鲁国尽力效死，故进攻鲁国很难得手。最后夫差决定放弃用武力征服鲁国的计划，与鲁国达成盟约，鲁国派人到吴国做人质。

公元前475年，已经从霸主地位跌落的夫差遭到了越国军队的包围，晋国的使者、赵鞅的家臣（赵鞅是黄池会盟时与夫差争雄的晋国代表）楚隆经过勾践的同意见到了夫差，表达慰问。夫差下拜叩头说：“寡人没有才能，不能侍奉越王，因此让大夫忧虑，谨拜谢您的命令。”于是给了楚隆一盒珍珠，让他送给赵鞅。夫差还问楚隆：“贵国的史墨为什么被称为君子？”原来当年阖闾进攻越国的时候，史墨就观测星象指出吴国进攻东南方向的越国违背岁时，并预言不到40年，越国就会吞并吴国。楚隆回答：“史墨，他做官无人讨厌他，退休没有人诽谤他。”夫差说：“正该如此啊。”这里夫差特意问这样一个在吴国还十分强大的时候就预言吴国灭亡的人的事情，颇有自嘲的意味，也看得出他头脑清醒、容得下不同的声音。

我们从这两个故事就能看出，历史上真实的夫差并不是一个无能昏庸之人，而是颇能识人、有自知之明的君王，其昏君的形象来自后世的“层垒叠加”，来自对失败者成王败寇的偏见。

诚然我们可以说夫差的扩张超过了吴国的实力导致吴国的灭亡，其自身存在的好大喜功、奢靡浮华的缺点，一定程度上也要为吴国的灭亡负责，但夫差不应由于其身死国灭的结局被全盘否定。恰恰相反，他一度励精图治，继承并发扬了父亲阖闾的遗志，将吴国带到新的高度，堪称雄才大略。仅凭其在中国第一次使用海陆协同作战、设置预备部队等战法，艾陵之战大败齐国、黄池会盟与老牌霸主晋国一较高低，夫差就值得在历史上特书一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