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性论析

2024-04-06 11:15余卫国
关键词:道德观中华内涵

余卫国

(南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通 226019)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求是》2022年第21期。那么,究竟何谓“结合”?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结合’的前提是彼此契合。……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来源不同,但彼此存在高度的契合性。”(2)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23年第17期。“‘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3)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23年第17期。这就不仅深刻揭示了“第二个结合”的科学内涵和相互关系及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而且为继续推进“第二个结合”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指明了前进方向,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但问题是,何谓“契合”?如果说“契合”主要是指彼此之间的“相通”“相融”“相合”的话,那么作为“前提”的“高度的契合性”究竟何在?或者说,彼此之间究竟在哪些方面具有“高度的契合性”?其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究竟何在?这是我们必须直接面对和科学回答的具有重要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时代性课题。不过,从现有文献来看,或认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共同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4)张允熠:《解读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性”》,载《思想理论教育》2023年第7期。或认为这些方面为“两个结合”奠定了深厚的思想文化基础;(5)王芳,陈方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何谓契合、何以契合、以何契合》,载《治理现代化研究》2023年第5期。或认为这些方面是理解两者之间高度契合性的重要支点。(6)康晓强:《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科学社会主义价值观主张的高度契合性》,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5期。虽然在“契合性”的文化基础和价值支撑的研究方面也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但从其本身具有的“相互性”的理论视域来看,也还存在着迫切需要深入研究和探讨的问题。为此,本文拟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第二个结合”的重要论述为指导,从“‘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7)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23年第17期。的理论视域、目标指向和实践要求出发,力求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着重就彼此之间高度契合的前提条件和内在根据、基本内涵和深层原因及其动力机制和实践路径等问题试作探讨,希望能够为增强“第二个结合”的主体性、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奠定坚实的思想理论基础,开辟广阔的发展道路。

一、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的前提条件和内在根据

从学理上说,彼此之间高度契合的前提条件和内在根据的深刻揭示,作为对“第二个结合”之所以必要和可能的前提条件及其内在根据的追问和反思,既是契合性问题研究中的题中之义,更是增强“第二个结合”的主体性、自觉性、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理论基础、本质要求和必由之路。如果说彼此之间在思想理论品格和精神特质上的高度契合为彼此之间的深度融合和创新发展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空间的话,那么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实践则不仅为彼此之间的高度契合、深度融合和创新发展提供了具有世界历史性意义的实践“场域”,而且为彼此之间的高度契合、深度融合和创新发展提供了强大的内生动力支持。

(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

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科学性、人民性、实践性和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属性,更是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之所以具有高度契合性的前提条件和内在根据。而其之所以如此,首先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指引着人民改造世界的行动”(8)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8-05-04)[2023-12-09]. https://www.gov.cn/gongbao/content/2018/content_5294767.htm.,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的科学的理论,人民的理论,实践的理论,是不断发展着的开放的理论。其次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19世纪40年代,但其作为自己时代精神的精华,不仅是对“时代之问”的科学回答,而且更是对“世界之问”的科学回答;不仅是对资本主义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和“世界之问”的科学回答,而且更是对人类社会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和“世界之问”的科学回答。因而不仅具有坚实的实现实践基础,而且更具有超越自己时代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再次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于西方,渊源于西方,但其作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科学,不仅具有超越西方文化和社会历史的超越性,而且更具有普遍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指导意义。还有就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开放着的科学理论体系。开放性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属性和理论品格,更是其之所以具有超越性和现代性而能够永葆其青春与活力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性和世界性、历史性和现代性、创造性和包容性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结晶。民族性和世界性、历史性和现代性、创造性和包容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品格和文化精神特质,是其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高度契合性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而其之所以如此,首先就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产生于中国古代社会,是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之上的具有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文化,但其作为中华民族的独特创造和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具有独特的地域性和民族性,而且更具有超越地域性和民族性的世界性及其现代性意义。其次就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相对独立的文化形态,虽然具有历史性,但其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已融入了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直接构成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民族精神、民族性格、价值追求的文化内涵;不仅具有相对的和深远的历史性,而且更具有历史的连续性和现代性,及其历久弥新的文化价值和实践意义。再次就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多元文化有机统一的文化形态,不仅具有自强不息和开拓进取的创造性,而且更具有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包容性和开放性。如果说其本身所具有的创造性直接构成了其之所以具有包容性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的话,那么其本身所具有的包容性以其对自身文化所具有的创造性的高度自信为前提,不仅构成了其之所以具有开放性、能够积极吸纳外来文化、使之与中华文化相结合而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而且构成了其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具有高度的契合性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还有就是因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不仅是以“仁者爱人”的仁爱精神、“民为邦本”的民本精神、“诚实守信”的诚信精神、“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以义为上”的正义精神、“和而不同”的和合精神和“天下为公”的大同精神等为基本内涵和精神特质的文化,而且更是以“和实生物”“和而不同”“和谐共生”“多样共存”“和衷共济”“协和万邦”“和平发展”“开放包容”等为文化内涵、核心价值和文明品质的文化。

(三)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的主体性和创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

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创新实践是二者之间之所以具有高度契合性的实践基础和桥梁纽带,更是彼此之间之所以具有高度契合性的动力机制、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主体性和创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创新实践的精神品格、根本属性和最鲜明时代特征,更是其之所以与马克思主义具有高度的契合性的实践基础和动力机制。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创新实践本身所具有的主体性和创新性、开放性和包容性,不仅为彼此之间的相互契合、相互结合、相互成就提供了世界历史性的实践“场域”,而且为彼此之间的相互契合、相互结合、相互成就锻造了强大的物质力量和内生动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创新实践是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创新实践,更是在有着5000多年文明历史的中国大地上的创新实践,只有从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创新实践需要出发,才能对彼此之间的高度契合性问题有全面深刻的理解和认知,也才能为彼此之间的高度契合和深度融合奠定坚实的实践基础,开辟广阔的发展道路,提供强大的动力支持。

二、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的基本内涵和深层原因

从根本上说,彼此契合作为相互结合、相互成就的前提和条件,以现实实践为基础,不仅体现在理论品格和文化精神上,而且更体现在思想和文化内涵上。如果说彼此之间在理论品格和文化精神上的高度契合为彼此之间相互结合、相互成就提供了充分而必要的前提条件和内在根据的话,那么其在思想和文化内涵上的高度契合则无疑直接构成了其之所以具有高度的契合性的基本内涵、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那么,就此而言的高度契合性究竟何在?在我们看来,其主要体现在几个大的方面。

(一)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宇宙观的相互契合

世界观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为人们关于整个世界的根本观点和看法的理论体系,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成果,更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前提,广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为科学的理论体系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狭义上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作为其关于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及其存在方式的关系原理,以其特有的时空观为基本内涵,属于本体论的范畴。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世界观,以其特有的宇宙观为中国表达,从广义上说,是以“天人合一”为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的世界观;从狭义上说,是以其特有的时空观为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的世界观。二者在世界观和宇宙观上的彼此契合,作为彼此之间相互契合的基本内涵和内在根据,不仅集中体现在时空观的高度契合上,而且更集中地体现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命题上。如果说中国化所表征的主要是空间维度的话,那么,时代化则主要体现为时间维度。而彼此之间在时空观上的高度契合不仅为实践基础上的相互结合提供了广阔的理论视域和理论空间,而且直接构成了二者之所以具有高度契合性的基本内涵、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

马克思主义时空观作为其世界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以时间和空间作为运动着的物质的存在方式为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的时空观。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一切存在的基本形式是空间和时间,时间以外的存在像空间以外的存在一样,是非常荒诞的事情”(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页。。历史地看,马克思主义时空观是唯物辩证法的矛盾观和发展观乃至整个世界观的理论基石和思想坐标,是把握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和发展趋势,创立东方社会历史理论的理论基础,更是始终坚持一切以时间、地点和条件为转移的价值观主张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事实上,无论是其物质观的建构,还是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的创立,剩余价值规律的发现,以及“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结论的得出,也无论是社会生产和再生产理论的创立,等等,无不是在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有机结合上的历史和逻辑的展开。马克思主义时空观是正确认识古今中西文化的辩证逻辑关系的科学的时空观,更是其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所以具有高度契合性的基本内涵、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宇宙观或世界观,以时空观为核心,形成于作为“轴心时代”的先秦时期,以“宇宙”一词的出现为标志,以其特有的时空观为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是中国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前提和逻辑起点,更是中华文化之所以具有民族性和世界性、历史性和现代性、创造性和包容性等本质特征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历史地看,“宇宙”一词,可见于《庄子·齐物论》:“奚旁日月,挟宇宙?”(10)北京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选注:《中国哲学史教学资料选辑》(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63页。《释文》引《尸子》之言曰:“天地四方曰宇,往古来今曰宙。”(11)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0页。这说明“宇宙”作为一个时空概念,已为当时的人们所使用。那么,其作为一个时空概念究竟具有怎样的思想内涵和理论性质呢?《庄子·庚桑楚》云:“有实而无乎处者宇也,有长而无本剽者宙也。”(12)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郭象注云:“宇者有四方上下而四方上下未有穷处。宙者有古今之长而古今之长无极。”(13)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淮南子·齐俗训》云:“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14)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张衡《灵宪》云:“宇之表无极,宙之端无穷。”(15)张岱年:《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1页。这就不仅深刻揭示了空间和时间存在的客观性和无限性,而且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提供了广阔的理论视域和思维空间。而其作为中国人的世界观的形成和发展则不仅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文化传统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而且为其同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观特别是在时空观方面的高度契合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人观的相互契合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人类与生俱来必须始终面对和科学回答的基本问题。因为这不仅涉及到对人的社会性本质的理解问题,而且更涉及到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不仅涉及到人对待自然的态度问题,而且更涉及到人的行为方式问题;不仅涉及到经济社会发展的方式问题,而且更涉及到人的自由和解放问题。事实上,当人类从自然界中分化出来开始,就不仅要面对存在于其中的整个世界,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一定的世界观或宇宙观和时空观,而且必须面对自己赖以生存和发展的自然界,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一定的自然观。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虽然产生于工业文明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自然观,虽然产生于农耕文明时代,但其作为人类始终必须面对的共同性问题则不仅直接构成了彼此之间相互契合的基本内涵,而且直接构成了彼此之间之所以具有高度契合性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既是其科学世界观的基本内涵和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建立在科学实践观基础之上的自然观;既是从“现实的个人”及其社会本质出发,以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发现为历史和逻辑起点的自然观,更是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为目标指向和价值追求的自然观。而其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1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0页。。但同时也会导致和加剧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在恩格斯看来,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就是要“学会更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学会认识我们对自然界习常过程的干预所造成的较近或较远的后果”(1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60页。。可见,恩格斯认为,要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解,实现人与自然界的和谐共生,不仅要学会正确地理解自然规律,而且要变革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人观作为现代意义上的自然观的中国表达,是建立在自然经济或农耕文明基础上的自然观,更是以崇尚“天人合一”“道法自然”,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本质性内涵的自然观。历史地看,“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自然观的形成和发展,肇端于作为“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时期,以所“行”之“道”向着本源、本体、秩序和境界之“道”的理性升华和“哲学突破”为标志,既涉及到“天道”和“人道”的关系问题,更涉及到“自然”和“人为”的关系问题。“天道”和“人道”源自于作为本源、本体、秩序和境界的“道”。“天道”主要是指天地万物运行的客观规律。“人道”主要是指社会运行的规律及其人应当具有的道德品质和应当恪守的行为准则。“自然”和“人为”由“天道”和“人道”转化而来,既涉及到对待“自然”的态度问题,更涉及到人的行为方式问题。在老子道家看来,“天道”“自然”,“人道”“无为”,只有行“无为”,才能“无不为”。而其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天地万物本来就是一个“自生”“自宾”“自化”和谐共生而不相害的生命共同体。而“无为”作为人应当恪守的行为准则,就是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辅万物之自然”而“不妄为”。与老子道家不同的是,儒家以“阴阳”变化为“天道”,以“仁义”为“人道”,以“天人之际,合二为一”“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为思想前提和内在根据,不仅明确提出了“仁者以万物为一体”的思想和命题,而且明确提出了“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和“民胞物与”“厚德载物”的实践要求和思想进路。因此,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看来,“人与天地并生,万物与我为一”。人不仅参与了自然界的大化流行,而且本身就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协同者和维护者,只有“尊道贵德”“厚德载物”“守中致和”,才能达致“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和“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的理想和境界。正是从“道不远人,人能弘道”的理论视域和原则立场出发,通过道德修养的内在超越方式,以达致“天人合一”的理想境界,不仅赋予了其天人观以道德人文主义的深刻思想内涵,而且为其同马克思主义自然观的高度契合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

(三)马克思主义社会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天下观的相互契合

马克思主义社会观作为其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建立在科学实践观基础之上的以“现实的个人”即“从事实际活动的人”为“现实出发点”的社会观,更是以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观和社会发展观为基本内涵,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终极关怀和最高理想的社会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观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观的中国表达,是以“天下为公,世界大同”为终极关怀和最高社会理想的社会观。彼此之间在社会观特别是在社会理想层面上的高度契合,既是彼此之间高度契合的基本内涵,更是彼此之间之所以具有高度契合性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

马克思明确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1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9)《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1页。。马克思主义社会观既是建立在科学实践观基础上的,以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观和社会发展的历史观为基本内涵的社会观,是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指向和终极关怀的社会观,更是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20)《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02页。为立足点和出发点,以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即“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最高社会理想和终极关怀的社会观。人类的解放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无产阶级解放的前提条件,是人类从“人的依赖性”和“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向着“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也是由“虚假的共同体”向着以“自由人的联合体”为基本内涵和本质特征的“真正的共同体”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自由人的联合体”作为“真正的共同体”是以人类具有的共同利益为基础,以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目标和指向的“真正的共同体”。正是从构建“真正的共同体”的实践要求出发,通过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逻辑”的批判,以完成对“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内在逻辑的深刻揭示,对共产主义社会理想的美好憧憬和终极关怀,是其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社会观,特别是在最高社会理想层面上之所以具有高度契合性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天下观,是以“天道至公”的天道观为思想前提和理论基础的社会观,更是以“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为终极关怀、价值追求和最高理想的天下观。历史地看,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世界中,“天”虽然具有主宰之天、自然之天、天命之天、义理之天等多重意涵,但其作为“三才”之一,则不仅与“地”和“人”相对应,而且主要是指“天道”或“天”之“道”;不仅主要是指自然之天,而且更具有本源、本体、秩序和境界的思想内涵和价值意蕴。《周易·贲卦·彖传》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21)刘文明:《从全球文明观念史看中国式现代化》,载《历史研究》2023 年第2期。所谓“天下”,主要有两重含义:其一是作为宇宙观意义上的地理空间概念,主要是指苍穹之下,超越“国家”界限和局限的“天下”。这不仅直接构成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主张的“万物一体”“民胞物与”“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等“共同体”思想建构的理论基础,而且为直接构成了其“以道观天下”和“以天下观天下”的思维方式和胸怀天下,以天下为己任的理想人格境界的文化基因。其二是作为政治哲学范畴,主要是指国家(土地和人口)范围(疆域)内的“天下”。由此不仅形成了一个以“天”“天下”“国”“家”“身”等为结构要素的天下观体系,而且赋予了“天下为天下人之天下”,而非一人、一家、一国之“天下”的深刻思想意涵;其中不仅遵循着“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的价值逻辑,而且更遵循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合”“天道”之“至公”的实践逻辑。《礼记·礼运》云:“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22)孙希旦:《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582页。“天下为公”“天下大同”“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为伦理基础和理论架构,既是其“以天下为己任”“胸怀天下”“忧乐天下”,讲求“夕夜在公”“以公灭私”“讲信修睦”“平章天下”“协和万邦”“以利天下”的天下观的基本内涵和核心价值、目标追求和终极关怀,是中国共产党人胸怀天下,协和万邦,追求“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的文化基因,是其与马克思主义在社会观,特别是在最高社会理想追求方面之所以具有高度契合性的基本内涵、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

(四)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观的相互契合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道德作为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性,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重要标志和基本底线,是人类共同生活的行为准则,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标志,更是人的自我完善的实践路径和社会秩序建构的动力机制。道德观作为人们对道德的起源、本质和功能的根本观点和看法的有机整体,是道德认知、道德评价、道德选择和道德实践的结晶,更是道德观念、道德标准和道德规范形成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观,虽然产生于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同社会历史背景,但道德本身所具有的普遍性,特别是彼此之间在社会理想上所具有的契合性,则决定了彼此之间在道德观上的相互契合性和“相互结合”的可能性及其实践基础上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这是彼此之间相互契合的基本内涵,更是彼此之间在道德观上之所以具有高度契合性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

马克思主义道德观作为对道德的起源、本质和功能的根本观点和看法的科学理论体系,既是其世界观、自然观和社会观的历史和逻辑的展开,更是建立在科学实践观基础之上的,以共产主义道德为基本内涵,以注重道德实践为本质特征的道德观。从科学实践观出发,深刻揭示道德的起源、本质和功能,是马克思主义道德观形成和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的起点,更是马克思主义在道德观上实现革命变革的重要标志。正是从科学实践观出发,马克思不仅深刻揭示了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和人在现实性上的社会性本质,而且深刻揭示了道德的实践起源和实践本质;不仅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原理出发,深刻揭示道德的意识形态性即其本身所具有的阶级性和人民性、继承性和创造性、相对的独立性和能动的反作用,及其发展变化的动力和机制,而且为共产主义道德观的创立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道德观是建立在科学实践观基础之上的道德观,更是建立在人的社会性本质基础之上的道德观;既是以作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的“现实的个人”为立足点和出发点,更是以是否有利于每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道德标准、道德境界、终极关怀和价值引领的道德观。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的创立,不仅为社会主义道德观和共产主义道德观的建构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而且为其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道德观的高度契合和深度融合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开拓出了广阔的发展道路。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道德观作为其宇宙观、天人观和天下观的深层意涵、本质要求和逻辑展开,是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的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有机整体,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共同的道德基础和强大精神力量。历史地看,其道德观既是以“道”或“天道”为本源、本体、秩序和境界,以“德”为核心内涵的道德观,更是以调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人与自我关系为己任的道德观;既是以人性本善的性善论为基础的道德观,更是以“天道”之于“人道”所具有的“仁义”为本质内涵、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的道德观;既是从人的自为本性出发,通过完善人的生命本性、开发生命的内在价值,以圆满生命、完善人格的道德观,更是以“以仁为本”“以义为上”,以“公而忘私”“无私奉献”等为道德境界和价值追求的道德观;既是以注重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推崇仁爱原则,坚持以和为贵,重视道德义务的道德观,更是强调道德修养,坚守道德底线,坚持道德践履,以实现内在超越为基本内涵,以“知行合一”为本质特征和实践要求的道德观。其具体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就是“天人合一”“厚德载物”;体现在国际关系上,就是“亲仁善邻”“协和万邦”;体现在国家治理上,就是“为政以德”“富民乐民”;体现在人伦关系上,就是“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体现在人际关系上,就是“与人为善”“诚实守信”“守望相助”;体现在人格修养上,就是“利济苍生”“无私奉献”“仰俯无愧”“知行合一”;体现在道德底线,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体现在道德理想上,就是“天下为公”“止于至善”。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道德精髓和核心价值,更是其与马克思主义在道德观层面之所以具有高度的契合性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

三、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高度契合的动力机制和实践路径

从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观点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契合性问题的提出和深刻思想内涵的揭示,既是对“第二个结合”何以可能和如何可能的“时代之问”的理论升华和科学回答,更是对“第二个结合”的深刻思想内涵的丰富发展和时代拓展。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彼此之间的高度契合作为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相统一的自然历史过程,以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文化自强为前提和条件,既是在思想精髓和文化精华上的高度契合,更是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践基础上的高度契合。其作为高扬民族主体性的理性自觉和创造性的实践活动,以彼此之间的深度融合和理论创新为指向,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身赓续发展的需要,是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的需要,更是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是三者之间的“彼此契合”“相互结合”和“相互成就”的本质要求、实践“场域”和动力机制。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科学结论,是新时代新征程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是“第二个结合”之所以必要和可能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实践基础和内生动力。中国式现代化是以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为根本指导思想的现代化,是从5000多年文明历史中走出来的现代化。要实现彼此之间的高度契合、深度融合和创新发展,就是要在充分认识“第二个结合”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可能性及其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基础上,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和信念,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坚持问题导向和守正创新。

(一)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和信念

理想和信念作为人类特有的精神现象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和精神动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是“第二个结合”命题提出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更是“第二个结合”的前提条件和精神动力。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揭示了社会主义代替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科学预见了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特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而且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开辟了广阔的发展道路,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和强大的精神动力。实现共产主义是共产党人的最崇高的理想、坚定的理想信念和不懈追求,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人民性、实践性的理性认知和价值认同,来源于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创新和发展,来源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历史反思和深刻总结。坚定马克思主义理想信念,就是要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就是要从“大历史观”出发,坚持在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中,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坚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就是要在准确把握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准确把握“两个必然”和“两个绝不会”的深刻思想内涵、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基础上,准确把握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好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其中,最根本的就是要从“六个必须坚持”的实践要求出发,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坚持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在不断赋予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以新的时代内涵和新的文化使命精神的同时,充分彰显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和实践伟力及其在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地位和作用,为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奠定坚实的实践基础和群众基础,为继续深入推进“第二个结合”奠定坚实的思想和理论基础,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创新实践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前进定力。

(二)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

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相互契合、相互结合和相互成就的前提条件和精神动力。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史和奋斗史。历史自信作为对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发展历史的正确评价和价值认同,以其对自身发展历史的正确认知为前提,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自身发展的历史和逻辑的起点;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自信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是把握历史规律,争取历史主动,砥砺前行的前提条件、精神依托和内生动力;是坚持独立自主,坚持自信自强的底气和勇气的重要来源;更是“两个结合”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坚定的历史自信,来源于人类历史发展的合目的性和合规律性及其蕴含的“大同”理想的自信,来源于对中华文明所具有的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和平性”的自信,来源于对中华文明所创造的历史伟业和人类文明成果的自信,来源于对中华文明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中的地位和作用的自信。坚定历史自信,就是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坚持历史思维,把握历史大势,争取历史主动;就是要坚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和力量,让历史照亮未来。文化是文明智慧的结晶。文化自信是民族精神独立性的重要保证,是民族主体性的重要体现,是文化繁荣发展的前提条件和精神动力。坚定的文化自信是坚定的历史自信的基本内涵和精神实质。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就是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及其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全面深入了解中华民族的奋斗史、文明史,充分认识中华文明的基本内涵和世界历史意义;就是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道德精髓和核心价值,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就是要坚持“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赋予科学理论鲜明的中国特色,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23)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求是》2022年第21期。;就是要以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切实加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及其契合性等问题的深入研究,为坚定历史自信和文化自信奠定坚实的价值观基础,为继续推进彼此之间的高度契合和深度融合提供充分而必要的前提和条件。

(三)坚持问题导向和守正创新

坚持问题导向和守正创新是“第二个结合”的目标指向和终极关怀、必由之路和内生动力。坚持问题导向是实践基础上理论创新的必由之路,更是“第二个结合”的“结合点”和“着力点”。问题是现实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利益矛盾的观念表达和理论反思,解决问题是化解矛盾、促进矛盾转化和事物发展的实践诉求和理论先导,是坚持问题导向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更是理论创新的本质要求和逻辑起点。没有问题,就没有创新,就没有发展。坚持问题导向,就是要胸怀天下,就是要坚守人民立场、中国立场和中华文化立场,坚持辩证思维和系统思维;就是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直面现实实践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不断提高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勇气和能力。坚持守正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生命之树常青的内在根据和深层原因,是中华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发展的文化基因和精神密码,更是在“第二个结合”的创新实践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本质要求、目标指向和实践路径。“守正,守的是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守的是‘两个结合’的根本要求,守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文化领导权和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性。创新,创的是新思路、新话语、新机制、新形式,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24)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载《求是》2023年第17期。尤其是在中西方不同发展道路、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日趋白热化的当今宏观时代背景下,在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只有坚持问题导向和守正创新的“正气和锐气”,才能为“第二个结合”的创新发展奠定坚实的实践基础,提供强大的内生动力,开辟广阔的发展道路,也才能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和发展做出更大的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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