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哲学 文化视角下的医古文教学思考 *

单 博 常惟智

（黑龙江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黑龙江 哈尔滨 150040）

医古文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阅读中医药古籍的能力，多年来在字词句上下了大量的功夫；但这仅是将文言文的表层内容展示给学生，“只见树木，不见森林”。有效的教学应立足于“言”的学习，解读出“文”的内涵。文可以载道，道可以驭术。传统文化土壤流失，医道的传承被忽视，医术也渐渐失去优势。医古文教学应发挥多重作用，加入传统文化的熏陶和古代哲学思想元素，深化和拓展其教学内容。

1 古代哲学思想的渗透

中医概念是在古代哲学中产生的。“古代哲学思想和思维方法是中医药学的命脉所在”［1］。比如，先秦哲学“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周易·系辞传》），使“取类比象”成了中医经验形成理论的重要方法；秦汉时代哲学思想“天人合一”，构成了《黄帝内经》的理论基础；魏晋玄学“得意忘象”，使中医概念走向虚化；宋代理学“格物穷理”，让医学均需“参以太极之理”；宋元思潮“三教合一”“兼收并蓄”，使金元医学理论“当名辨物”“推陈致新”；明清学者“探微索隐”“考据训诂”，医生则宗经师古、无穷释义，影响了其理论的创新。再如，阴阳、五行、精气神这些本就是哲学的概念，元气、营气、卫气、经络、三焦也不属于自然科学的范畴。中医学和古代哲学的密切联系，要求学生既要精通医学知识，又需熟悉古代哲学思想，才可能成为具有中医思维的合格医师。

2 传统文化的熏陶

中国古代医学蕴育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是医学与文化结合的产物。中医教育界也有这样的认识，脱离传统文化，难以真正理解和感悟中医医道的精髓。中华传统文化思维方式重感悟内省，悟性成为学好中医的重要能力，所谓“医者，意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诊法治方讲究“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脉诊也充满了“心中易了，指下难明”的特点。这种可以意会、难以言传的中华传统文化重感悟体验的思维特质，需要大量优秀传统文化的积累与熏陶，熟悉其思维特点，由量变引起质变，方可“潜会默契，庶可得其真体”。如整体思维先要从整体出发，通过取类比象，在象的变化中进行直观或直觉的内省与体悟。这种思维方式是形象思维以及直觉与悟性的灵感思维。文化表述又常常隐晦含蓄，需要有传统文化思维的训练与修养，才可体悟出其中的弦外之音。解读经典，理解的力度、深度与广度，与认识主体自身的体验水平息息相关。换句话说，对中医药文化的体会，与其母体文化——传统文化的修养水平息息相关。

学习的过程也是认识客观世界的过程。中医同西方医学一致，研究对象都是人的生老病死现象及其规律，但是认知主体不同，其认识结果和形成的理论经验就不同。中医历代医家都有厚重的人文道统、传统文化底蕴和从小谙熟诗书经史的文化背景。所谓“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秀才学医，笼中捉鸡”，儒生从医者不可胜数。古代的公私医学教育则更重视传统文化，《医学集成》曰：“必使之先读儒书，明《易理》”，《医门法律》言：“医者当博极群书，求圣贤之意旨”。宋太医局考试，必考儒家经义。元代医学教育规定，学医必须精通四书，否则不得行医。因此，以传统文化为依托形成的中医理论，其认知过程也需由传统文化入手。

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由何入手呢？文以道存，道因文显。医古文教学不能仅停留于对字词句的雕琢上，更要加强对全文要旨和精义的提取与阐发，以文悟道、文道结合才是目的所在。并由课内向课外延伸，潜移默化地导入中医药文化，使学生读有所思、思有所得。

另外，中国古代医学重人文传统，轻自然科学。文化是民族的，科学是人类的。科学与民族没有必然关系，只要有科研条件，在哪里都能进行科学创造活动。科学无国界，但文化却有传统。自然科学发现“物”的客观规律，人文学科探究“人”的价值与尊严。数理化不会考虑终极关怀，文史哲一定关注生命意义。中国被称为文明礼仪之邦，传统文化历来重视人文，独盛礼仪，推崇伦理。中医学体现了重善厚德的思想和行为规范，这种求善的因素制约了对真的探索。我们也需剥开文化的厚重外壳，才能寻求科学的本真。中医药学虽然是科学，但古代自然科学没有从人文科学中剥离出来，所以，医古文的课堂还应立足于对学生进行优秀传统文化的熏陶。

3 教学改革的实践

有人当然会质疑，医古文教学能否完成这多种使命，是否“超载”？章太炎先生说：“从来提倡学术者，但指示方向，使人不迷，开通道路，使人得入而已”［2］。所以传承古代文化之道，无需长篇大论，择其精华，略加指引，唤起兴趣，以启心智，以存教化则已。

3.1 调整教学内容 重视文化渗透重知识讲授、轻精神内涵阐释的现象比较普遍。偏重对学生进行知识点的灌输，单纯地让学生记忆，缺少对文化内涵深入的挖掘，让人感到激励振奋的思想、鲜活生动的文字，被讲授得支离破碎或枯燥乏味，很难满足学生的需要。这就要深入研究教学设计，用更贴近学生现实的视角来演绎传统文化。在教学设计中侧重文化渗透，以期引起学生对传统文化真的感动、感知与感悟，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与价值。过去以语言材料积累为目的，从字、词、句去解构文章，每一篇古文都还原成一堆语言材料，忽视了文章整体的美感，一叶障目，将一篇生动优美的文字讲得枯燥乏味。这种可以叫“点的学习”，学生觉得枯燥。后来把字词句联系起来，可以叫“线的学习”。解释文章大意、主题思想，让学生从文章整体上来把握，可以叫“面的学习”。还可以进行更多层面“立体的学习”，从文学的角度去欣赏，从美学的角度来体验，从哲学的层面去思辨，去挖掘传统文化的精髓和内涵，把其蕴含的哲学思想、民族精神、道德情操、人文价值宣讲出来。学生真正理解了整篇文章，才会难以忘记。医古文界的专家段逸山先生，在新医科新文科背景下医古文课程建设专家研讨会上做了“关于医古文教学落脚点的问题”的报告，指出在新形式之下医古文的讲授要落脚于篇旨文意。先生引经据典，举例发凡，指明了课程讲授的方向。他指导我们，不能只解构文章、积累语言材料，还要建构文意，“由词以通其道”。

3.2 建立知识结构 促进自主学习中华传统文化历史悠久，直线相承，未曾中断。除我国以外，世界上开化最早的国家还有巴比伦、印度、埃及等。可是这些国家古代灭亡过，文化中断，没有像我国这样把古代文化一直继承下来。作为中华文化的载体，汉字的功劳很大，而汉字记载下来的古代文献也特别丰富。医古文就是语言文化的课程，但目前传统文化类课程的系统性、整体性不足，内容碎片化、随意化现象很多。

传统文化虽博大精深，今天学习起来也非无章可循。根据学生基础，设计内容要点，使之相互衔接、层层深入，形成一体。每一种学术主张或哲学流派都有其清晰学脉，可见文化一脉相承，教师教学过程中需帮助学生建立起自己的文化知识理论框架，学生自主学习时才可以填充。美国认知教育心理学家奥苏伯尔创设了“有意义学习理论”，认为学生能否获得新知识，主要取决于学生个体的认知结构中是否已有有关概念。认知结构对新知识获得和保持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三个：（1）认知结构中对新知识起固定作用的旧知识的可利用性；（2）新知识与同化它的原有知识之间的可辨别性程度；（3）认知结构中起固定作用的旧知识的稳定性和清晰性程度［3］。为了更有效地促进学习的有效迁移，奥苏贝尔提出了所谓“先行组织者”的教学策略。这种策略也是促进学习迁移的一种有效策略，先行组织者教学策略就是在向学生传授新知识之前，给学生呈现一个具有概括性和引导性的说明。我们在医古文课程中，可以为学生塑造一个中医思想学术传承的脉络。无需宏篇专论，只要精选材料，略加引导，适当点拨，渗透扩展，让学生对中医学术思想谱系有所了解，就可收到很好效果。给学生讲古代哲学思想没有意义，只有把古代哲学和医学专业相联系，才能对其有所帮助。

3.3 变化教学方式 转变教师观念要转变古板和陈旧的授课方式。有人认为对古代元典的学习，就是要向古人学习，寻章摘句、钝学累功、皓首穷经，不能擅动圣经，局限于“照本宣科”“述而不作”，没有更好地扩展和延伸课堂的空间，传统文化的美质被扼杀了。学生学得味同嚼蜡，丧失兴趣，失去主动性。

首先，教师要用现代的视角来解释传统的经典，参考各家，不必拘泥，灵活取舍，古为今用。其次，授课过程中应尽量避免晦涩难懂的词汇和概念，应该做到学术平民化。不照本宣科，把抽象讲得具体，把晦涩的理论讲通解透，深入浅出。传统教学忽视了学生需要鲜活的体验，忽视了学生的自主性和能动性，缺少交流、辩论、反思、批判的学术活动与氛围。教师往往把复杂的教育活动简化为“教书”，似乎把书本知识告诉学生就是完成了使命。相当多的传统教学模式中，尤其是古文的教学中，流行死记硬背的学习方法和机械灌输的教学方式，阻碍了学生的全面发展，使学生成了考试的机器。新时期的医古文教与学应当有效利用新媒体、数字化资源、网络课程等手段，利用翻转课堂、慕课、微课等进行教学观念与方式的变革。教师要从思想观念上主动改变，要掌握更高的教育技术能力，有海纳百川的胸襟进行自我充实，有丰富的经验和强大的气场掌控教学的节奏，有足够的视野来引导学生探索更广阔的世界。

3.4 传授治学方法 培养学生识见引导学生从“已知”中寻觅“新知”，从“学会”转变为“会学”。古文浩如烟海，教师是讲不完的，所以要精讲多练。精讲，就是不但要把内容讲精，而还要讲自己的治学思路、他人的治学方法和经验，让学生从中找出一条适合自己学习的道路。当然，这还需要多练。学有根底，才可以培养“识”。章学诚先生认为，学仅仅是功力，还算不上学问，“指功力以谓学，是犹指秫黍以谓酒也”［4］。粮食要成为酒，二者之间当然要有一个转化的过程。“识”就是提出见解，有所创新。教古文这门课程，记忆力固然重要，可若如同旧时的私塾，照本宣科、机械记忆，纵然博闻强记、背诵如流，学生乍一听颇受震撼、眼花缭乱，但回去一想，一无所得，这就是学而不识。学的过程就是满足求知欲的过程，温故的目的更在于知新。唤起学生的兴趣，就要有鲜活的东西，引起学生的思考，形成自己的见解。过去学习古文，讲继承的多，讲创新的少，现在应该鼓励学生温故知新，破旧立新，既要了解前人已经发现的真理，又要突破前人的局限，不断进行新的探索，发现新的问题。

治学应该有怀疑的精神，才会有崭新的创见。传统文化中，有优秀积极的内容，是我们前进的基础；也有陈腐落后的内容，是我们前行的障碍。所以对传统文化的教与学，要有批判性的思维，锻炼与提高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

3.5 根植古文土壤 树牢学问根底虽然上文提出为了实现医古文课程的多重功能，要进行教学改革。但古文课的主体内容还应放在传授古汉语知识和讲解古代医学文选上，以提高学生阅读中医药古籍的能力为教学目的。而且这同渗透优秀中华传统文化和哲学并不矛盾。没有古文功底，对古人的文章旨意就不会领悟准确，更谈不上继承传统文化和哲学了。清代著名学者戴震在《沈学子文集序》中说：“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5］。这里的“离词”，就是解释词义；“辨言”，就是辨析句意；“闻道”，才是了解作品的思想内容。而离词、辨言是古文的基本功，是文言训诂之事。戴氏的著名哲学著作《孟子字义疏证》，就是实践他这一离词、辨言、闻道公式的榜样。他这部书是借用《孟子》来阐述其哲学观点，但不同于哲学著作，是以训诂的形式，达到表述其哲学思想的目的。另一位著名的学者钱大昕在《经籍纂诂序》中也说到：“有文字而后有诂训，有诂训而后有义理。诂训者，义理之所由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诂训之外者也”。钱氏所谓文字，指的就是字和词；所说诂训，就是语言。他主张通过对字和词的准确解释，弄懂作品的语言，进而弄通文章的思想内容，就是所谓的义理。当代学者也赞同这样的认识，如南京中医药大学沈澍农教授，他从医古文学科建设着眼，提出了“医的古文”的文选建议和“文字（训诂）、文章、文献、文化”的学科交叉的特点；陕西中医药大学李亚军教授，在“医古文研究应用的核心问题及方法论简论”的报告中指出医古文研究应用的核心在于“字、词、句、意”四个方面。这些学者都主张要打好古汉语基础，才能博览古代典籍，进而了解古代文化以及哲学思想，从灿烂的中国古代文化及哲学的土壤中，深刻理解中医药理论。

4 结语

古人云：“文以载道”。医古文之道，是古代哲学思想和传统文化与中医药学连接之道，应和中医药传统文化教育携手同行。许多中医院校古代哲学类、传统文化类课程阙如，医古文作为医文交叉、史哲具备的学科，有其天然优势，在改革推动下势必会有更大的作为。当然，反思的视角不应仅限于此，跨学科教育资源的整合，其他课程视野的引入，其中还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思考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