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视域下斯里兰卡基础教育发展的问题与前瞻

杨思帆 童泽川

摘   要：斯里兰卡是我国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和“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国，研究斯里兰卡教育有助于更好地开展中斯文化教育交流和服务“一带一路”倡议。斯里兰卡基础教育的历史脉络可从其殖民时期、独立前后、内战前后和新冠疫情时期四个阶段进行分析。当前，其基础教育的发展面临着学校组织体系低效、教师数量不足、区域教育发展失衡、教育政策缺乏稳定性、政府教育投入不足等诸多困境。为解决以上问题，斯里兰卡推出《斯里兰卡普通教育发展规划（2020-2025）》，这是斯里兰卡基础教育面向未来谋篇布局的发展蓝图，从中可以大致预测斯里兰卡基础教育的发展走向主要体现在：教育政策制定追求科学化、评价监督体系指向系统化、课程内容紧跟现代化、教育资金来源注重多元化、教育方式力推信息化。

关键词：斯里兰卡；“一带一路”；基础教育；文化教育交流；教育政策；信息化

中图分类号：G51         文献标志码：A         DOI：10.3969/j.issn.1672-1128.2024.03.002

斯里兰卡地处印度洋核心地带，自古以来就是南亚海上交通贸易重要枢纽。随着中斯经贸合作日渐密切，两国关系发展也进入历史新纪元，今天的斯里兰卡业已成为我国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国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战略支点国。随着多方势力进入印度洋及南亚局势的日趋复杂，斯里兰卡拥有的区位优势更加明显[1]。我国高度重视对斯关系发展。2022年2月17日，中国共产党与斯里兰卡执政党、在野党共同举办中斯建交65周年暨《米胶协定》签订70周年大会，习近平在致大会贺信中强调：“中斯关系已经成为大小国家友好相处、互利合作的典范，中国共产党愿以此为新起点，弘扬中斯传统友谊，加强对两国关系的政治引领，推动中斯两国关系稳步前进，为促进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作出更大贡献。”[2]

文化教育是中斯关系的重要纽带。深入了解和研究斯里兰卡教育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斯里兰卡，更好地服务两国教育和政治经济关系。目前我国对斯里兰卡教育领域的关注极少，通过中国知网检索发现，有关斯里兰卡教育的论文一共20余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仅4篇。论文主题集中在高等教育（6篇）、职业教育（5篇），鲜有基础教育领域研究成果。可见，与目前愈发紧密的中斯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相比，我们对斯里兰卡教育的关注和研究还远远不够，关注和研究斯里兰卡基础教育发展，有着深化对斯教育理解、优化对斯教育援助、提升中斯教育交流和赋能增效“一带一路”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斯里兰卡基础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

梳理斯里兰卡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历史脉络有助于明晰其教育现实困境和把握未來教育改革走向。回顾斯里兰卡基础教育发展史，据其主要特征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阶段。

（一）殖民时期：文化殖民与英语教育促成教育双轨制

1505年，随着洛伦索（Lourenco de Almeida）在印度洋追击阿拉伯人时偶然发现了斯里兰卡，这座延续了两千余年封建王朝统治的印度洋岛国由此便进入了磨难深重的近代殖民时代[3]。历史上斯里兰卡曾陆续遭受葡萄牙、荷兰与英国的轮番殖民统治，但葡萄牙与荷兰并未全面占领斯里兰卡，更多将其视为印度洋上的落脚点，在控制了岛内主要沿海地区和重要港口后便将主要精力放在经济掠夺和宗教传播上，而真正对斯里兰卡基础教育有巨大影响的是英国。从18世纪中叶开始，英国就在为全面占领斯里兰卡进行铺垫，直到1815年英国攻陷斯里兰卡封建王朝的最后据点—康提（Kandy），全面占领和殖民斯里兰卡的目的最终得以达成，而斯里兰卡延续千年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脉络也被彻底扰乱。

在稳固社会秩序后，英国殖民者开始推行英语和宗教，以达到文化殖民的目的，在全国范围内大肆建立教会学校，并关闭大量民族语学校，1834年英国殖民者科尔布鲁克（George Colebrooke）主导建立了学校委员会，以统筹管理殖民政府下的教育事务，在积极配合殖民经济政策进行教育体系重构后，英语学校正式开始在斯里兰卡基础教育中占据绝对地位，传播基督教和英语教育顺理成章地成为该时期斯里兰卡基础教育的核心内容。由此，斯里兰卡双轨制教育体制也正式确立，一轨是以殖民地英语教育为主，另一轨是以传统民族语教育为主。这种社会阶层长期固化现象直到斯里兰卡独立后才有所改观。

（二）独立后至内战前：国有化伴随适应性改革

独立后的斯里兰卡在教育领域的首要之责就是恢复国家对教育的掌握，弱化殖民教育的影响，实现教育的普及，因此在独立之初斯里兰卡就提出并施行了一项意义重大的教育改革——免费教育政策，并在此基础上大力改革旧教育体制。长期以来，基础教育领域的双轨制严重阻碍了普通和贫困家庭儿童的发展，导致国家教育资源长期的不合理分配。1960年，斯政府宣布正式将全国范围内的私立学校收归国有，教育私有化成为历史。到1983年底斯里兰卡公立小学总数增至9947所，在校生超过350万。这一时期的教育公有化进程发展总体上较为顺利。

但是，由于教育扩张没有和社会需求紧密结合，斯里兰卡60年代出现了毕业生的高失业率和社会动荡，政府针对基础教育开始了一系列适应性改革：70年代初引进了综合课程，强调小学生的课堂参与、活动学习和初中阶段的公共课学习；1978年，政府改革学校年级结构，将入学年龄降至5岁，基础教育年限由11年增加到13年，并且实行了教材免费政策和针对辍学儿童的职业培训。1981年斯里兰卡教育改革白皮书提出试行学校群方法来推进全国教育公平发展和质量提高；同年9月，“学校群”开始试点；1983年3月，斯里兰卡教育部政策协调司学校群处开展了21个学校群试点并取得积极进展。

（三）内战后至疫情前：教育恢复与现代化改革并举

1983至2009年，是斯里兰卡内战的26年，战争导致的人口流失、通货膨胀十分严重，旅游业和进出口业萎缩，基础设施遭受严重破坏，儿童生活无法保障，因战乱导致的辍学和失学现象严重，学校日常运行受阻，基础教育严重倒退。直到2009年5月19日，斯里兰卡内战宣告结束，基础教育才开始恢复。

为加强教育现代化改革，斯里兰卡教育部相继颁布了一系列基础教育改革方案。由斯里兰卡教育部组织、世界银行协调的《2006—2010教育领域发展框架和措施》（Education Sector Development Framework and Programme）于2007年施行，该政策回应国家基础教育百废待兴局面，提出了与民更始、恢复元气为主的教育发展理念，文件涵盖的四大主题也分别对应促进基础教育和中等教育入学机会平等、改善教育质量、加强教育体制的经济效率和资源分配、优化教育管理和服务[4]。在第一阶段改革取得了积极效果后，斯里兰卡教育部于2012年抓紧发布《教育领域发展框架和措施II：2012—2016》，该政策继承了前者的政策执行框架，继续加强对基础教育入学公平、落实免费教育政策的执行[5]。此后斯里兰卡政府继续颁布了《教育领域发展框架和措施2013—2017》，针对入学平等、强化政府职能、教育评价等方面提出了新的现实性举措[6]。2017年斯里兰卡教育部推出《训练和发展计划2017—2018》，具体阐述规划了2017年至2018年发展计划所需的相关政策框架、年度计划以及项目预算等[7]。

（四）疫情暴发至今：遭遇现实困境后的新问题与新规划

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全球，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遇冷、失业率持续攀升、线下教育被迫叫停，世界落后地区返贫现象频出，而像斯里兰卡这类外汇创收主要依靠旅游业、服务业和进出口业的国家更是遭受重创，国民经济陷入危机。由于国库空虚，严重依赖国家拨款的基础教育领域发展乏力，面对教育线上化的世界发展趋势，由于硬件设施极度短缺，斯里兰卡基础教育再一次面临现实困境。

在疫情危机背景下，2020年，斯里兰卡教育部联合相关主要部门推出了《斯里兰卡普通教育发展规划（2020—2025）》[8]（Sri Lanka：General Education Sector Development Plan（2020-2025），以下简称《规划》），《规划》重点阐述了当前基础教育现状及问题，规划了新的发展目标和改革措施。作为“国家2030可持续发展战略规划”在基础教育领域的重要部署，《规划》的出台与实施是斯里兰卡教育部在立足本国国情基础上，坚定秉持全面扫清基础教育“顽疾”信念而吹响的改革冲锋号，意图在后疫情时代彻底破除国内基础教育顽疾。《规划》的出台也标志着斯里兰卡基础教育进入了转型发展的新时期。然而，新的问题依然不时困扰着这个国家。2022年，斯里兰卡政局和社会稳定遭受了自独立以来最大的危机，国家宣布破产，总统辞职，国家整体经济处于瘫痪状态，这个曾被外界视为最具发展潜力的印度洋岛国在教育方面的发展依然充满不确定性。

二、当前斯里兰卡基础教育发展的主要困境

因历史遗留的各种痼疾及受国内外形势的交织影响，当前斯里兰卡基础教育的发展与改革依旧面临着諸多问题与桎梏。

（一）学校组织体系低效并存在割裂

学校组织体系作为建构一个国家教育基本框架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学校教育的稳定发展和效用表现起到奠基作用。斯里兰卡政府自1948年开始持续制定教育供给侧政策，意图实施广泛的学校布局，计划每一个村都有一所小学，但这样的学校布局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一方面是小规模学校体系超过政府负担能力。据斯教育部调查，2020年，全国共有10155所政府公办学校，人数超千人的学校共930所，仅占9.16%，人数在百人以下的学校共2962所，50人以下学校1439所，学生不足10人的学校有上百所，全国小规模学校可谓林立[9]。从教育现代化的维度出发，小规模学校并不是落后的教学组织形态，西方国家就有大量的高品质小规模学校，但斯里兰卡小规模学校却并非如此。斯里兰卡的小学校多设在偏远农村和种植园地区，学生一般也来自附近地区，但由于小学校质量较差，稍有条件的家长们更愿意将孩子送到更远但条件更好的城市大学校，小规模学校由于与斯里兰卡国情严重背离，其办学质量和价值持续下降。另一方面是民族语学校割裂了统一化教育体系。在独立后的最初40年里，斯里兰卡一直将僧伽罗语作为唯一官方语言，这引起了北部和东部泰米尔族群的强烈不满，之后斯里兰卡迫于压力多次修改语言政策，国家历经僧伽罗语唯一时期、僧泰双语时期、僧泰英三语时期和如今的僧泰双语＋英语中介语时期[10]。语言政策屡次变更的直接结果就是全国民族语学校林立。据统计，全国共有僧伽罗语专门学校6357所，泰米尔语学校3042所，但僧泰双语学校仅42所，僧英双语学校524所，泰英双语学校157所，僧泰英三语学校仅有33所[9]。虽然多民族统一和国家观念在斯里兰卡独立后一直被斯里兰卡所重视，但政府操之过急的民族单一化政策在教育领域不仅扩大了地区间学生语言文化差异，还加深了各民族隔阂，导致僧泰双语学校数量严重不足，全国学校体系因为民族语言而存在事实上的割裂。

（二）合格教师数量不足且比例失调

教师质量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截至2020年，虽然斯里兰卡已经建立了十一个教师中心、十九个国家级教育学院以及八个教师培训学院，全国在职教师接近二十五万人，但具备专业资质的教师数仅占全国教师总数的20.7%，北部省甚至低至15%，合格教师总量偏低（见图1）[9]。近年斯里兰卡国内经济发展疲软，大量青年试图进入教师行业，但由于国家设置的准入门槛较高——报考者须在普通教育高级证书（General Certificates of Education Advanced Level）考试中达到合格且持有教育学士学位及以上资质，而且教师招考的淘汰率较高，教师队伍无法得到及时补充。斯里兰卡基础教育还存在教师比例失调问题。一是男性教师比例偏低。由于传统观念的影响，男性普遍对从事教师工作有一定思想包袱，致使男教师比例偏低。2017年数据显示，斯里兰卡女性教师总数为183024人，占全体教师的75.25%，个别省份的女性教师比例甚至超过80%[9]。二是“困难学校”（Difficult School）合格教师比例低。斯政府将质量低下的学校界定为“困难学校”或“特别困难”学校，这类学校由国家教育部和省级教育管理部门共同管理。政府规定所有新教师在毕业后须先前往“困难学校”从教三年，但考虑到自身发展、家庭和子女教育等问题，加上“困难学校”基础设施设备落后、教师发展空间不足等因素，大部分新任教师在结束三年服务期后都会选择调离原岗位，前往离家更近的城市或条件更好的学校工作，导致“困难学校”合格教师流失严重。

（三）区域教育发展极度不均衡

长期以来，斯里兰卡中央政府对教育实行统一管理，直到1987年斯里兰卡宪法第13修正案颁布后，学校教育管理权被部分下放到省一级教育单位[11]。至此省教育部（Provincial Ministry of Education）对教育的管理权逐步提升。2018年斯里兰卡各省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总数超过1370亿卢比，占全国教育总投入的56.74%，2019年的这一比例升至57.69%[8]。但由于各省之间经济水平差异巨大，受教师数量、学校层次和基础设施设备完善度等因素影响，斯里兰卡国内南北之间、城乡之间教育水平极度不均衡。

一是学校发展程度差异很大。以“困难学校”的分布为例，据统计，2018年，全国共有 2031所“困难学校”与1325所“特别困难学校”，但仅北部省和东部省就有共计2033所“困难学校”，约占全国的60.58%。二是各省保学率（Survival Rate）差距明显。保学率是指最终完成学业的学生人数与初始入学学生人数的比例。据统计，2018年西部省保学率为92.84%，为全国最高，而东部省仅为77.97%（见图2）。三是各省升学考试课程开设率差距较大。在斯里兰卡，普通教育阶段的学生会面临三次国家升学考试：即小学阶段的全国五年级奖学金考试（Grand 5 scholarship examination）、中学低段的普通教育证书考试（General Certificates of Education Ordinary Level）和中学高段的普通教育证书考试（General Certificates of Education Advanced Level）[12]，涉及数学与科学课程、商业课程与技术类课程等。但据统计，中央省开设科学与数学类课程的学校比例仅有7.65%，西部省则为14.9%，超出前者近一倍；全国技术类课程开設比例最低的西北省仅有4%；商业类课程方面，东部省仅有14.18%的开设率，西部省则高达27.8%；艺术类课程上，北部省仅有23.1%，西部省为33.04%[8]。

（四）民族教育政策激化种族矛盾

民族教育发展关乎整个教育生态，不仅是影响国家教育发展的深层次重大问题，还是维护社会安定和国家统一的重要因素[13]。斯里兰卡的民族教育问题错综复杂，沉疴已久，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殖民时期的英国殖民者采用“分而治之”政策分裂了斯里兰卡社会，埋下了僧伽罗人与泰米尔人民族矛盾的种子[14]。由于长期的不平等，独立后的僧伽罗族在掌握国家权力后不遗余力地将泰米尔族赶出了权力中心，在教育政策颁布上同样如此。比如，在1956年的《官方语言法》中，斯里兰卡政府直接取消了泰米尔语的官方语言地位，将僧伽罗语定为唯一官方语言。又如，1971年的《标准化政策》和后续相关政策中政府宣布对全国高校入学施行地区差异招生，规定泰米尔族要比僧伽罗族录取分数高20分[15]。该政策的颁布使全国泰米尔人极为不满并在科伦坡爆发了严重的示威抗议，但政府并未停止民族偏向，并在国家单位招聘等方面对僧伽罗族过度照顾。这种明显偏颇不仅使得教育公平政策严重失效，同时也导致两族教育矛盾激化，尽管后来斯执政党也曾积极进行过使用僧泰双语甚至三语的教学尝试，但最后由于缺乏国家级语言政策而宣告失败[16]。

（五）教育政策因各方势力博弈缺乏稳定性

教育政策保持稳定是教育改革得以成功的前提和基石。自独立以来，斯里兰卡内部就对教育资源分配、官方语言选择、学生分流等重大问题的发展走向分歧不止，争论不断，而历届新执政党由于代表不同的利益阶层，教育改革“钟摆现象”突出。比如，第一届由塞纳纳亚克领导的统一国民党右翼政府在提出相关教育改革后就被中央议会否决；班达拉奈克左翼联合政府在上台后即废除了前塞纳纳亚克政府设定的中学选拔考核相关方法；2005年新总统马欣达（Mahinda Rajapaksa）上台后便更换了教育部长，导致此前教育部准备实施的一项为期五年的教育发展框架项目推迟[10]。国际组织和西方国家对斯里兰卡的教育政策稳定性也有着深刻影响。世界银行作为斯里兰卡重要援助方长期干预斯内部教育改革。比如，在与世界银行签订教师教育与教师分配项目贷款时，斯里兰卡针对教师相关执教年限、经费分配规划等已经出台规定并开始实施，但世界银行却认为这些规定不符合学校需求，要求斯方更改政策后才得以继续施行。英国对斯里兰卡的影响也远未随着殖民关系的结束而消失，斯里兰卡现行教育体制就是延续自英国殖民统治时期，旧体制和斯里兰卡国情出现的摩擦损耗着斯里兰卡薄弱的教育资源。

（六）政府投入不足导致学校发展难以为继

经费投入是学校发展的根本保障，但斯里兰卡政府对基础教育的投入经常受到国家财政的掣肘。作为斯里兰卡政府对教育投入的标志性政策，免费教育政策脱胎于1941年卡南克拉特别委员会方案，于1945年成型并在全国推行[17]。由于免费教育政策，斯里兰卡全国基础教育的绝大部分经费来源于中央及省政府，而历史上政府多次因为财政困难导致对基础教育的投入无法落实。近年来世界各国数字化教育由于疫情影响发展迅速，但斯教育部对全国摸排发现，学校电脑拥有率仅22.2%，平均每31个学生才有一台电脑，全国共有1911所学校没有电脑等基本设备，数字化教育的硬件设施由于资金的长期缺乏而严重落后。2022年3月，斯里兰卡由于国内纸张和印刷机器严重匮乏而无法印制试卷，原定的全国学期考试无限期推迟，这一突然决定直接影响了全国近350万名学生的升学和近70%的学校正常工作[18]。当前斯里兰卡政府国际债务数额巨大，继2022年后，将在2025年至2027年迎来两次外债偿还高峰期，还将面临4年151.39亿美元的债务本息偿还压力[19]。

三、斯里兰卡基础教育发展的走向前瞻

《斯里兰卡普通教育发展规划（2020—2025）》 是斯里兰卡基础教育面向未来谋篇布局的发展蓝图与愿景。通过分析《规划》内容并结合斯里兰卡基础教育历史嬗变及现实问题，可以大致预测斯里兰卡基础教育未来的发展走向。

（一）教育政策制定追求科学化，强化基础教育管理协同性

作为国家或政党为实现一定教育目标而制定的行政准则，教育政策变动背后体现的是国家对于教育发展方向的调整与把握。斯里兰卡本次《规划》试图构建新的国家教育政策制定框架与标准，计划逐步更新现有教育法律法规，以实现教育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斯里兰卡教育部牵头组建教育政策分析和研究中心（Centre for Education Policy Analysis and Reasearch），该中心用于开展新教育政策的分析、研究和评估等工作，为保证教育政策制定的科学化与可实施性，该中心将邀请合作部门代表共同参与政策草案制定过程，同时积极征求社会各界建议，并主动邀请内外部专业研究人员参与政策试点与调研工作。

在教育政策制定科学化的导向下，斯里兰卡计划将现有的以教育部主导的管理模式予以升级，并在《规划》中提出“积极探索各主管部门间的信息分享与经验交换机制”。为此，斯里兰卡教育部已初步建立了中央和省级教育管理部门年度性联合议事制度，强化基础教育管理体系的协同性，提升行政效率，避免资源浪费。下一步教育部还将与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部门共同打造跨部门协同管理机制，整体提升斯里兰卡国民教育管理能力。

（二）评价监督体系指向系统化，提高基础教育治理能力

教育评价“作为人类把握教育活动的价值判断活动意义重大，可以说没有教育评价就不会有人类教育的发展”[20]。在本次《规划》中，斯里兰卡在教育评价方面提出了系统化的改进内容。比如，扩充两门普通教育证书考试——GCE OL与GCE AL国家升学考试的题库；更新国家线上考试系统的建设；完善对全国4年级学生的国家评估等[28]。未来斯里兰卡将持续施行基础教育评价改革，并聘请专业监测评估人员深入一线，研判评价体系的改革信效度。《规划》还提出建立系统化的监管机制，对基础教育改革施以严格的全过程监管。首先，为保证监督过程的顺利，斯里兰卡特别成立了政策与进程协调委员会和教育政策与改革部门协调委员会来负责细化具体监管协调方案和部门间的权责划分。其次，在监督实施上，国家和省级协调部门将每月进行一次常规监管审查，收集整理各地的上报数据并上传至全国教育管理信息系统（National Education Management & Information System）；另外，在教育改革重要节点，省级或国家级教育部门需组织召开进程审查会议，斯里兰卡教育部将全程参与并负责向议会提交相关执行报告（如年度报告），为保证报告客观性和真实性，第三方机构也会受邀与教育部共同参与报告撰写[8]。可以预见，一个多元化、层级化的基础教育监管机制将在斯里兰卡逐步形成，并成为基础教育治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杠杆。

（三）课程内容紧跟现代化，重视中小学教师教学能力

课程内容是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规划》明确指出“提升中小学教育质量，就要按照国际标准改进现行课程内容，提高学生的横向技能和社会情感技能，实现多元化发展，最终提高学生学业产出”。为此，《规划》在课程改革方面提出诸多措施：在物理、数学、化学等理工类学科中加入STEM课程元素，更新学科内容；为学校提供拨款并建立科学研究中心，用于提升科学课程的教师教学水平和学生的科学实践能力；加强民族语和国家课程的建设；进一步整合课程资源，加强课程内容的民族凝聚力[8]。在本次改革中，斯里兰卡教育部试图通过提升基础教育学科课程知识深度，使小学与中学更好衔接。教师质量是教育生态构建的重要内容[21]。为落实课程实施效果，《规划》提出加强教师培养以提升整体教学水平。一是提高全国高等教育院校对师范类学生教学能力的培养，在校内建立现代化教学培养学术中心，推进校本专业教师发展项目以提高师范生数字化与信息化教学的能力；二是保证每年高等教育师范专业录取人数的稳定增长，在2025年前新增26000位具备专业资质的教师；三是监督确保各级部门要执行教育部与省级教育管理部门规定的中小学教师教学技能培养与发展事项，全面提高相关人员专业素质[8]。在持续加大教师培养力度的基础上，斯里兰卡教育部还计划在2025年前进一步改进教师资格框架，并对教师聘用、调配、升迁和在职培训等相关政策进行精简，提高执行效率。

（四）教育资金来源注重多元化，拓展基础教育免费范畴

资金保障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育改革能否顺利进行，斯里兰卡在《规划》中进一步加大了教育拨款的保障力度，并促进教育资金来源的多元化发展：一方面，此次斯教育部公布了2020至2025年教育拨款预算参照标准，在此标准中除斯里兰卡教育部外，全国各省教育部门、国立教育学院、国家考试局、教育部印刷局都需按上级要求从2020年开始逐年提升教育拨款，预计2025年斯里兰卡全国教育总投入将超过四千七百三十亿卢比[8]。另一方面，斯里兰卡表示将以更加积极和开放的态度与世界各国就教育援助问题进行深入合作，并扩大对外资援助的包容性。考虑到未来一段时间斯里兰卡将面对国内经济的持续恶化，从第三方获取资金援助的方案将成为斯里兰卡扩大教育资金来源的重要手段。免费教育政策作为基本教育国策一直都是歷届斯里兰卡政府的教育改革重点，《规划》要求进一步扩展免费教育范畴，调整免费教育供给侧与需求侧，降低义务教育年龄限制，扩大免费教育受众。另外在扩建学校、儿童基本养护、提供学习便利等方面也加大了保障力度。例如，在全国范围内增建一千所公立学校和二十所公立三语中学校；为年轻人提供僧泰双语阅读书籍、为低收入家庭的成绩优异儿童和特殊教师增设奖学金和津贴；降低义务教育年龄，提高5至16岁失学儿童的复学率等[8]。在深化免费教育内涵的基础上，斯里兰卡教育部将继续精简教育资助计划，以垂直公平原则为弱势群体和“困难学校”实现资源的合理化倾斜，并对于处境不利儿童群体提供更全面的保障。

（五）教育方式力推信息化，保障教育基本权益

2020年初开始的新冠疫情给斯里兰卡传统的学校教育带来了严重挑战，2020年3月13日斯里兰卡还曾一度宣布关闭全国所有学校。由于正常教学被打乱，学生学习质量下降严重。为最大程度补偿学校教育由于疫情带来的学时损失，斯里兰卡政府从2020年开始加速推动基础教育的信息化发展，积极筹备网络教育信息库和线上教育的智慧课程平台的建设。在本次规划中，斯里兰卡教育部联合国立教育学院、国家考试局、印刷局、国家教师教育中心等几大主要部门进行商讨和科学论证后，正式推出了突发事件应急反应方案（Contingency Emergency Response Plan）。此方案涵盖斯里兰卡整个公立学校教育系统，由国民教育现代化项目（General Education Modernization Project）专项拨款支持[8]。具体措施包括：为学生创造安全卫生的校园环境；推进各级学校尤其是农村学校、小规模学校的线上教育发展、加强教师的线上教学专业化技能培训、保障疫情居家学习学生的身心健康和正常行课；为全国农村偏远学校和小学校提供基本硬件设施设备与专项资金，包括二十五万台笔记本电脑，向教师发放特许贷款以供其购买电脑、打印机等基本硬件设施设备；通过数字化学习管理系统（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s）来重构教学，教师不仅可以基于此平台组织线上教学项目，给学生发送相关学习补充资源，还可以跟踪、储存学生学习成果，整体提高网络课堂学习效率等[8]。疫情加速了斯里兰卡实施线上教育的改革步伐，鉴于国家整体硬件设施设备的缺失，教育部基于这一应急反应方案，未来将加大全国范围内数字化教育的转型投入，加大教师数字化教学能力培养、基础设施设备供给等方面的投入力度。

分析斯里兰卡当前基础教育的规划与改革可以看到，斯里兰卡政府在面对复杂严峻的国内局势之时，依旧为保证其基础教育发展和现代化在做积极的尝试和努力。考虑到斯里兰卡国内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局势，本次规划在落實中必定会面对严峻挑战，改革之路任重道远。当前，斯里兰卡的国家经济状况依然艰难。由于斯里兰卡自身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压力，世界银行等传统国际组织援助态度比较模糊，印度、美国的援助带有各自的政治企图，因此斯里兰卡寻求新的国际援助，以此来应对自身经济复苏和社会稳定问题。中国与斯里兰卡是战略合作伙伴，已建立了全方位、多领域的互利合作关系。教育在国际关系中具有基础性、纽带性、理解性等现实价值，也是“撬动‘一带一路合作共赢生态发展的支点”[22]。斯里兰卡基础教育向好发展对中斯合作必然具有积极意义，了解把握斯里兰卡基础教育发展走向将有助于更好地应对教育风险，优化中斯教育合作及文化交流，积极巩固和拓展中斯关系，从而更好地赋能增效“一带一路”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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