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同姓村家族互助变迁研究
--以榆林清涧县为例

贺小剑,赵亚珠,张 晓

(榆林学院 政法学院,陕西 榆林 719000)

家国同构、家国同治是中国传统社会的重要特征,随着社会变迁,家族也随之承袭更替,在家族互助变迁的历程中,家族成员为满足自身需要,借助实质性的家族活动促成家族的生长绵延。以往关于家族群体和家族变迁的研究,国外学者如弗里德曼和守屋美都雄等注重史料的整理,国内学者则形式多样,从家族结构、家族系统、家族文化、家族行动、家族适应①等对家族进行深入研究,但均偏重于家族整体和家族系统的运作,尤其是着眼于结构和形态等家族的外在表现形式,从而忽略了家族活动的实践主体,即家族成员的个体主观体验。同时研究地域多集中于南方,对北方尤其是西北地区研究较少,缺乏对中国家族群体和家族变迁整体性的认识和把握。近年来学界呼吁将研究对象还原为生活主体,并提出日常生活中的个体叙事可以成为一种路径[1]。本文通过考察陕北村落家族成员的生活事件和交流实践,试图以家族成员个体的行动和主观感受来解释家族群体和家族互助变迁,从而作为已有家族研究的补充和参照,全面把握中国家族变迁的真实情况。

本文调研地点为陕西省北部,包括清涧县贺家山、管道山、黄家畔、张家洼、上下朱家山等村落,这些村落均为同姓自然村,且都位于沿黄公路旅游观光带,村落之间存在姻亲往来,村落家族群体和家族变迁具有许多共同特征,结合上述文献和调研村落的具体情况,本文将家族界定为以男性血缘世系原则为基础,但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包括一些姻亲关系和拟血缘关系,并存在某种组织形式和具有家族色彩的活动,家族成员对家族有认同和归属感,家族也有着一定的外部边界,文中主要关注家族的实际存在状态和家族成员的个体叙述及体验。笔者依据2013年至2023年期间对这些村落的实地调研资料,将陕北村落家族互助变迁划分为前工业社会、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改革开放、乡村振兴等五个阶段,从家族成员在日常生活中的微观互动入手,关注家族中普通成员的日常生活实践和日常生活策略,通过家族成员在不同时期的具体社会行动和他们的主观体验,研究家族互助在各阶段的存在方式和主要特征,从而把握陕北村落家族互助变迁的真实情况,进而预测其未来走向,以期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助力陕北村落社会发展,构建多元包容的乡村共同体。

一、 前工业社会中的家族:保障与约束

在前工业社会,家国同理同构,国家借家族来进行管理。根据陕北村落的具体情况,可以将前工业社会时期的家族划定为土地革命之前,期间推行家族权威,巩固族长权力,举行强制性的家族仪式,家族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同财共居,凝聚了“家累家,户累户”的家族意识。

这一时期,族长掌握着家族内部再分配的权力,处理家族成员之间的冲突与纠纷,出面与官府和其他组织交涉,同时也是家族成员的依靠,在家族成员遭遇困境时协助解决,保证大家族的生活和存续。“我小时候听我爷爷那辈人说,民国十三年有一场旱灾,当时村里面管事的人,把自家的粮食分给全村,三天分一次全分完了,他家里没吃的把五岁的小女儿饿死了。”(HGG20130305)在当时家族成员的观念里,有困难就找族长想办法,失去父母的孤儿由族长收养直至娶妻生子后才分家另过。此外,陕北很多村落在彼此都有“吃坟会”的习俗,用坟会地的产出或祖坟地的木材准备香纸炮烛和一些“长卷子”②等特殊的祭品,举办“吃坟会”的时候家族成员都会到齐,一起缅怀祖先和评点家族成员,通过共同参与家族祭祀,完成了对家族传统的延续和保护。前工业社会时期,除了举行强制性的家族仪式外,家族成员在日常生活中同财共居,在大家族内部分工合作,“我们爷爷手上不分家,子女适合什么做什么,会处事能服人的管家事管账,头脑灵活的做生意贩货,老实力气大的只管种地,儿媳妇轮流做饭缝补衣服,其他有病的就养着。好处人多力量大,不好处就是有什么饭吃什么,有什么衣服穿什么,喜不喜欢都由不得自己。”(HGH20130305)极为有效地整合了家族成员的才干,使家族成员各尽其能为大家族做贡献,也保护了一些需要照顾的家族成员,但也同时将家族利益凌驾于个人利益至上,家族成员在日常生活中体验到家族对个体的束缚和限制。“那时候就是家累家,户累户,谁家穷了,病了,娶不上媳妇了,会提篮子在村里走一遍,都会帮衬一点。向外面请会借贷,也是整个家族担保。一个人犯了事,苦主找上门来向父母要,向兄弟要,向整个家族讨说法。反之,一个家族山前梁后的名声要是不好,你个人条件再好,也讨不到好媳妇。”(ZCY20160316)家族成员彼此依存,唇亡齿寒,在日常生活中凝聚了极强的家族观念和家族互助意识。

前工业社会时期的家族,对家族成员保障与约束并存。家族成员的命运与大家族的命运紧密相连。家族对家族成员的期望和要求,以及家规家训等道德规范的传承,在某种程度上干预了家族成员的自主权利,限制了家族成员的选择和发展空间,但家族在制约家族成员的同时,也提供了保护和支持,在家族成员遭遇困境时提供援助,担负一定的救助责任和义务。通过考察家族成员在这一时期的微观互动,可见家族对家族成员既有保障又有约束,家族成员也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形塑着家族。

二、 土地改革时期的家族:互助与合作

陕北村落的土地改革,既没收了地主的土地,也取消了家族的坟会田,将农村的土地资源集中起来重新进行分配,破坏了封建家族存在的经济基础,形式化的家族在土地改革后逐渐消亡,家族失去了前工业社会时期的权威色彩。但陕北村落聚族自保的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非但没有破坏,还受到国家行政力量即户籍制度的进一步强化,将家族成员牢固束缚在家族群体之中,他们的观念和互动自然也无法摆脱家族的影响。

土地改革使耕者有其田[2],给家族成员带来了不少好处,但家族成员在日常生活中依然面临很多现实困难,比如大家族分家后,有的家庭缺少劳动力,有的家庭买不起农具和牲畜,有的家庭欠缺干农活的经验和种植技术,都需要不同程度的帮助和支持。“土地改革好呀,原先走老远给地主做生活,土改后有自己的地,起码不用饿肚子。但原先给地主做生活出力就行,现在各家各户都有地了,有的人口多分的地多,但干活的人手少。有的家里穷,买不起毛驴,驮水犁地光靠人不行。以前靠大家族养着,现在各顾各了,只能找兄弟、家家们伙的种,两家、三家合起来买头驴……那时候,没有现在这么好,没有钱雇人,也没有地方去贷款。”(HDH20200316)家族成员拥有土地资源后,依然面临着各种现实困难,而当时政府尚未建立起相应的职能机构,因此在面临这些困难时,家族成员自觉合作,以互帮互助的形式渡过难关,家族内部的合作就成为必然。这一时期家族成员的日常生活中,始终贯穿着实质性的家族互助活动。

在土地改革时期,陕北村落的家族,虽然失去了坟会田等物质基础,也在“破四旧、立四信”的社教运动失去了族长、家族祭祀等一系列外显的家族特征,但家族成员们依然会在日常生活中,自觉寻求家族间的合作与互助。形式化的家族消亡后,家族成员无法再依赖大家族,不得不各谋生路,基于长久以来被家族形塑的观念和行为方式,使他们倾向于选择家族进行资源交换,这种交换式的互助是自愿并且多方获益的。由于血缘和地缘形成的路径依赖,使家族成员在遇到困难时倾向于求助家族,而通过家族合作成功解决了种种困难后,又进一步强化了家族成员在日常生活中的联系和互动,促进了土地改革时期陕北村落家族互助的实质性生长。

三、农业合作化时期的家族:适应与创新

土地改革之后,中国共产党通过农业合作化重建乡村社会结构[3],家族成员作为重要主体参与其中。前述陕北村落的农业合作社,一般以同姓自然村作为基础,农业合作社的成员大都沾亲带故,使家族在适应与创新中找到了生存的空隙。通过调研发现,陕北村落的农业合作化大致为1953年到1978年,成立农业合作社后,土地无偿收回,牲畜农具按价收回,各村落生产大队的队长投票后当选,家族成员一般会投给本家的候选人,以期通过家族抱团实现利益最大化。

人民公社时期实行工分制度,上工、下工、赚工分是社员日常生活轨迹。但就在这种颇为程序化的制度中,家族成员也通过各种渠道达成家族合作,家族活动极具适应性和创新性。首先是家族成员中流行“过分”③,人民公社按分分红,工分作为当时主要的交换中介,在家族成员的衣食住行中承担着极为重要的作用。家族成员通过过分这一创新性的家族活动,实现了家族成员之间的互助与合作,例如修窑洞、打家具、缝衣服,甚至照顾孩子,都可以通过过分在家族成员之间实现交换,满足各自的需求,保持家族的联系。“只要你用人家,就要过分,就算赶集捎带买东西,也要事先商量过几分,大家都靠分吃喝。我当时有手艺买了缝纫机,缝一件上衣是过四分,裤子是过三分,靠给全村的人缝衣服赚够了修窑的工分。农业社里大家都困难,兄弟叔伯们过来帮你修窑就误工挣不到工分了,所以过来一次就过一个工分。”(ZCY20130917)此外还有“变工”④的形式,就是日常生活中相对等的一些劳动,会采用变工这一直接交换的形式,完成家族成员之间的互助与合作,变工的形式多种多样,家族成员通过变工调剂劳力和畜力,“变工就是商量好,我帮你做这个,你帮我做那个。比方说我使唤他家的牲灵,不能白使唤,完了要变工给人家,帮人家拦羊。再就是一个人干不了的生活,比方说圈墙啥的,就要叫人来,完了再变工还。”(HDH20130316)过分、变工是在资源被集体控制和垄断时期,“全部都不是个人的了,地都是队里的,大家一起种,你不能种自留地,就是在自家院子里种点菜也要偷偷摸摸的,发现了要接受批评教育。”(ZCY20130316)家族成员缺乏可供交换的物品或资源时,通过灵活的变通来适应现有的体制,将家族活动渗透在日常生活中,满足家族成员的各种个性化需求。

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家族展现了极强的生命力,家族活动不断改变和创新,以适应变化了的体制和规范。家族成员出于自身需要,通过灵活变通整合家族资源,以适应新的社会制度,促成了陕北村落家族的生长绵延。

四、改革开放以来的家族:多元与实效

在农业合作化时期,国家全面控制着中国农村社会,而1978年的改革开放使这一局面发生了重大变化,推动了农村结构变革和蓬勃发展。[4]这一政策在陕北村落“落地”执行后,使农村生活发生了剧烈的变化,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民不用再捆绑在集体生活中,谁有能力谁先致富,甚至摆脱了长久以来土地对人身的束缚,家族成员纷纷外出打工,在全国范围甚至全世界范围内寻找致富机会。

家族成员外出打工时并不是个体单独行动,而是采取一家带一家的方式,各村落打工去向体现了明显的家族特征,家族成员都是哪有亲戚就往哪走,在打工目的地形成了新的地缘关系。“我们出去打工是娃要读书,把娃的户口迁到亲戚的学区房里,才能念上好学校,我们一大家子都在榆林,也有一家子都去延安、去贵州、去太原或北京的。一大家子在一起,出门在外也有个照应。”(HHX20220517)最初打工时大都是投奔家族成员,在寻找工作机会时也实现了资源共享,甚至是衣食住行方面,家族成员都会彼此照应。在日常生活中更是体现了多元和实效的家族合作,例如财物之间的互助,当时并没有便利的金融借贷系统,家族成员往往互相借贷,通过家族互助渡过难关,甚至在子女教育方面,家族成员也会你托我,我托他,通过家族网络和人情关系解决问题,至于婚丧嫁娶等家族成员的重大生活事件,更是不辞辛劳千里赶赴,“有些婚丧嫁娶是必须要到场的,村里谁家回老家办白事,兄弟们请假误工也要回去帮忙的,结婚一般在外面,也是自费买车票去跟事情,说是必须去,其实也是想去愿意去,去了也热闹高兴,兄弟们一起喝酒也痛快,村里的人都看着亲,旁人比不了。”(WD20200629)有时候距离的增加,反而强化了家族意识。家族成员热衷于通过电话和网络联系,分享彼此的近况,“现在微信里有各种群,村里的群,娘家的群,大家没事就在群里聊聊天,年轻时好过的姐妹们,现在也联系上了,一视频就一两个小时,聊村里的事,聊家里的事,基本啥都能知道。”(LZY20180316)如此,发生在家族成员身上的特定生活事件,例如学业、结婚、生子、疾病、死亡都会迅速在家族网络传播,家族成员通过彼此联系和分享,获得了一定的归属感。

陕北村落改革开放以来的家族活动,趋向多元和实际效用。家族成员从资源共享中获利,从经济互助中得到支持,在子女教育上得到帮助,在婚丧嫁娶活动中礼尚往来,此外还发展了各种形式的实质性家族活动。家族成员从实际出发,通过家族系统解决各种现实问题,维系家族的运作。家族成员在摆脱地缘关系的限制后,依然在血缘和姻缘群体中寻求家族合作。

五、乡村振兴时期的家族:重构与复兴

陕北村落作为共同体,具有明确的边界。从前工业社会的家族共同体,到农业合作化时期行政力量主导下的政治共同体,再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利益共同体,既发挥保障协调作用,也是个体归属感的重要来源。在现代化进程中,乡村共同体逐渐消减,使农业农村也随之衰落[5],党的十九大提出了“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乡村振兴战略目标,并在党的二十大持续深化,提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农村……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扎实推动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国家全力扶持农村地区发展,以期重构新型乡村共同体。

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陕北村落家族又焕发了新的活力。首先是乡贤引领,乡贤作为一种历史传统和当代的新型精英,成为了乡村振兴的有效力量[6]。例如上述陕北村落的一些酸枣致富能人,在传统红枣产业遭遇发展瓶颈时,这些依赖声望和能力在乡土社会享有一定权威的新乡贤,率先尝试红枣嫁接酸枣走出困境,“最早接酸枣的是我三哥,2016年就开始接酸枣了。去年酸枣一斤二十块,我三哥两口子靠卖酸枣挣了十多万,比出门打工还强。今年村里人就开始跟着我三哥接酸枣,到现在也卖不少钱了,连其他村的亲戚,两姨弟兄们,也跟上接酸枣,一传十,十传百,现在各村里都是酸枣树。”(WD20220517)当他们获得可观经济收入后,便通过家族网络和姻亲网络传授嫁接技术,指导和引领家族成员一同致富,再一次实现了家族合作,促成了家族在乡村振兴背景下的生长和绵延,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其次是陕北村落新兴的女客回娘家活动,女性在传统的父系家族制度中较为边缘,处于从属和依附的位置。在制度化的宗族解体后,女性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在新兴的宗族中得以凸显,推动了日常生活中家族活动的变革和乡村社会的再组织。“女客也是村里的一份子,大家十来年不见,再见面依旧亲热,都说这个聚会办得好,我们虽然嫁出去了,但根永远在这里,以后要多来往多走动。聚会办得又热闹又喜庆,相好的姐妹们都拖家带口,兄弟们为招待女客们也都回来了,有一天吃饭时有五百多人。筹款时有一家出了两万多,在村里的名声一下子就起来了,大家议论时谁不夸?”(HHX20231005)女客回娘家的聚会使女性在宗族中得到了归属感,也加强了整个家族的凝聚力,通过表演、闲谈、筹款立碑等活动重构了家族系统,为乡村社会增添了一定的文化影响力,强化了家族成员间原有的联系,再生产出了包含女性在内的扩大了的家族网络[7]。此外,陕北村落重修家谱,家族祭祀以及传统庙会的复兴,都推动了家族在新时代的重构与复兴。

陕北村落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后,致力于营造生态宜居,干净整洁的美丽乡村,通过硬化、美化、绿化项目,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确保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兼管并行,为村落居民提供舒适和便利的生活环境,还有回乡创业和农村产业振兴的一系列补贴和惠农政策,吸引了一部分外出务工的村民主动修缮居所,提高了他们重返农村的可能性。“你现在开车回农村,路边一家一家和别墅似的。政府给村里铺了水泥路栽了路灯,还统一给种了各种花来美化村落。在家里的(堂)兄弟说接酸枣挣钱,政府还有各种补贴,我们兄弟便约了其他亲戚,想着先回老家翻修,一起拉材料把窑洞处理了,院子里铺上砖,几家人一起,忙完一家再一家,花个两月功夫把老家收拾的漂漂亮亮。如今农村收入越来越可观,在老家勤快些一年十来二十万,比在城里打工一年五六万强,再说城市里啥都要钱,农民的养老金一个月就两三百块钱,等将来老了,在城里不够花待不住。”(HSW20231005)在乡村振兴期间,榆林市清涧县乡村振兴局公布了各种农村产业发展配套措施,推进乡村规划建设管理、农村道路畅通、数字乡村建设发展、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农村养老助残托幼等工作,努力打造美丽宜居乡村。由于陕北村落不少是同姓自然村,在乡村振兴背景下,需要家族这一传统互助组织发挥协同作用。事实上,家族成员在乡村振兴期间,不但通过家族网络交换和分享政策信息,更在日常生活中重构了家族中的合作与互助,农业社时期的变工,在如今又时兴起来了,传统的家族活动不断复兴并重新发挥了实际效用。

家族互助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极具现实意义,乡村振兴致力于建设农村地区公共服务体系,而家族互助网络正是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农村产业振兴、文化振兴、生态振兴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在家族成员的日常生活中予以帮助和支持。随着乡村振兴时期家族互助的重构与复兴,家族成员在农村产业转型、女客回娘家聚会、农村庙会以及婚丧嫁娶等人情往来中不断增进了对家族互助的认同并再生产出包括女性、姻亲、朋辈群体在内的扩大化家族互助网络,并在日常生活中持续发挥实际效用,为乡村振兴提供绵延不绝的互助资源。

六、结语

通过对陕北村落家族的考察可知,家族互助不止存在于仪式仪轨之中,也存在于家族成员的日常生活实践之中。随着社会的变迁,在家族成员的共同努力下,家族互助历经各个阶段的变迁,逐渐变化为更适合家族成员需求的保障方式。由此可知,家族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在不同阶段影响着家族成员的观念和行为,而家族成员通过日常生活中对这一关系的运用也在重塑和改变着家族。村落社会中,基于血缘和姻缘结合而成的家族,使家族成员们彼此依赖,彼此信任,荣辱与共,相互依存,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困难时,习惯性地倾向于家族合作,而合作的获益与成功又使他们更加依赖家族,自觉地推动家族的生长。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指出“家风家教是一个家庭最宝贵的财富,是留给子孙后代最好的遗产。”⑤陕北村落家族互助虽历经变迁,但在家族成员的日常生活中,始终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要在乡村振兴背景下,推动陕北村落经济、文化和生态发展,就有必要挖掘家族互助文化资源,凝聚村落文化认同,强化家族互助模式,重建陕北村落区域共同体,不断探索乡村社会“自治、德治、法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8]。家族这一社会组织,一直充当着陕北村落社会的精神纽带,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为家族成员提供了不同程度的保障和支持。但随着中国社会的个体化程度加深,家族成员不能完全从家族中获得全面的保障时,就需要家族、个体和社会协同来应对风险,最有效的保障途径是在家族互助保障的基础上,健全现有的社会福利体系,强化对家族成员的支持和保护,利用家族文化重建共同体精神,培育扎根本土的互助文化,构建多元包容的乡村共同体。

注释：

①详见:林耀华．义序的宗族研究[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唐军.蛰伏与绵延:当代华北村落家庭的生长历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许烺光著,薛刚译．宗族·种姓·俱乐部[M]．北京:华夏出版社．1990;钱杭,谢维扬．宗族问题:当代中国农村研究的一个视角[J]．社会科学,1990(5)21-28.杨善华,刘小京．近期中国农村家族研究的若干理论问题[J]．中国社会科学,2000(5):83-90.(有关学术视野中的宗族和家族概念,一般认为中国农村家族是父系亲属原则组成的群体,在此基础上学者们往往将宗族和家族等同,并不做严格区分,也有学者用宗族特指南方农村中实体性的宗族组织。)

②面制品,长条,每家都要准备,有的蒸一尺长,有的七八寸,寓意敬奉鬼神。

③农业合作社时期使用工分计算全年分红,家族成员通过上工获得相应的工分,过分就是通过家族互助进行转换,在自愿协商的基础上得到对方某些帮助并将自己的工分记在对方名下。

④变工是指家族成员通过换工的形式互助,比如今天帮对方去山上放羊,要求对方明天来帮忙在院子里铺砖等。

⑤2022年6月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祠考察调研时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