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状腺癌患者围术期应激反应类型及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刘菲菲 林军秀

聊城市第三人民医院，聊城 252000

甲状腺癌是内分泌系统常见恶性肿瘤，按病理可分为甲状腺乳头状癌、甲状腺髓样癌、甲状腺未分化癌及甲状腺滤泡状癌，其发病率约占全身恶性肿瘤的1.0%～1.5%〔1-2〕。癌症作为生活中的重大负性事件，对大多数人是一种应激源，会对个体产生巨大冲击，产生焦虑、抑郁及压力等负性情绪和非适应性行为〔3〕。有研究表明，约87.5%的患者会在术前出现轻度或中度疲乏和焦虑，12.5%的患者会出重度疲乏和焦虑〔4-5〕。甲状腺癌患者处于应激状态下，极易出现焦虑、抑郁及疲乏等负性情绪高发，会严重影响患者术后身心健康、治疗效果、治疗依从性及远期生活质量。生活质量作为一种社会学指标使用，已被临床作为评价疗效和疾病结局的指标之一，如何改善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已成为医学领域的研究热点和重点〔6〕。本研究将探讨甲状腺癌患者围术期应激反应类型及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分析，为进一步提高临床识别甲状腺癌应激反应高危人群，并依据类型特点制定针对性护理措施，以提高甲状腺癌患者的生活质量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研究对象

采取整群便利抽样法随机选取2018年6月至2019年12月聊城市第三人民医院收治的甲状腺癌患者86例为研究对象，其中男39例，女47例；年龄18～68岁，平均(52.67±14.52)岁；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27例，高中及中专30例，大专及以上29例。纳入标准：①符合临床甲状腺癌诊断标准，且行手术治疗者；②年龄≥18岁；③无精神疾病史或心理障碍者；④意识清楚、认知正常，能够完成调查者；⑤依从性较好；⑥均自愿参与该研究者。排除标准：①合并其他恶性肿瘤者，②合并有严重的心、脑、肝、肾等脏器质性病变者，③有精神类疾病或药物、酒精依赖者，④依从性较差不配合调查者。

1.2 方法

1.2.1研究方法 通过查阅相关文献并根据研究目的，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对患者的一般资料和临床资料进行收集和分析，包括性别、年龄、体质量、婚姻状况、吸烟史、饮酒史、既往手术史、家族史、手术方式、病理类型、住院时间及有无并发症等。

1.2.2健康问卷〔7〕患者健康问卷(PHQ-9)共计9个条目，采用0～3分4级评分制，总分0～27分，分别表示“从来没有”到“几乎每天”，得分越高则表明抑郁程度越严重。

1.2.3广泛性焦虑量表〔8〕广泛性焦虑量表(GAD-7)共计7个条目，采用0～3分4级评分制，总分为0～21分，分别表示“从来没有”到“几乎每天”，得分越高则表明焦虑程度越严重。

1.2.4压力知觉量表〔9〕压力知觉量表(PSS-4)是对患者压力感知程度的测试,该量表包括积极描述和消极描述,其中积极描述使用反向计分,采取0～4分5级评分制,总分0～16分,得分越高则表明压力越大。

1.2.5简易疲乏量表〔10〕简易疲乏量表(BFI)是评估患者疲乏程度，该量表分值为0～10分，其中0分表示无疲乏，1～3分表示轻度疲乏，4～6分表示中度疲乏，7～10分表示重度疲乏。

1.2.6简易创伤后成长量表〔11〕简易创伤后成长量表(PTGI-SF)主要评估患者创伤经历后的积极变化，该量表共计10个条目，采取0～5分6级评分制，总分0～50分，得分越高则表明创伤后成长水平越高。

1.2.7癌症患者生活功能指数量表〔12〕癌症患者生活功能指数量表(FLIC)用于评价癌症患者的生活质量，该量表包括心理健康、社会关系、躯体健康能力、癌症造成的负担及恶心5个维度，共22个条目，采取1～7级评分法，得分越高则表明生活质量越高。

1.2.8质量控制 分别于入院时(T1：入院24 h内)与出院时(T2：出院前24 h内)对研究对象进行问卷调查，调查前对研究员进行统一培训，详细介绍本次研究的目的、意义及方法，采取统一指导语，确保资料收集的有效性。调查过程中不得带有任何提示性言语，采取双人核对入库制度，确保资料的完整性和准确性，问卷回收后，由研究员对问卷进行逻辑纠错。

1.3 统计学方法

选用SPSS 22.0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分析，计量资料的比较采用t检验或方差分析；选用潜在类别分析对研究对象应激反应进行类别分析，按照各项应激反应评分临界值(PHQ-9=5分、GAD-7=5分、PSS-4=6分、BFI=5分及PTGI-SF=27分)选取最优模型；对甲状腺患者围术期应激反应类型及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进行混合效应模型分析，检验水准α=0.05。

2 结果

2.1 甲状腺癌患者围术期应激得分情况

研究结果显示，该院收治的86例甲状腺癌患者中，有44例(51.16%)患者PHQ-9评分高于临界分值，有52例(60.47%)患者评分高于临界分值，有41例(47.67%)患者GAD-7评分高于临界分值，有42例(48.84%)患者PSS-4评分高于临界分值，有46例(53.49%)患者BFI评分高于临界分值，有50例(58.14%)患者PTGI-SF评分高于临界分值；同时根据应激得分临界值将所有患者应激反应类型分为3类，分别为：类型1(高负性低成长)共10例(11.63%)，类型2(中负性高成长)共44例(51.12%)，类型3(低负性中成长)共32例(37.25%)。不同应激反应类型患者的一般资料和临床资料组间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对不同类型各项应激得分进行χ2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应激反类型之间各项应激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见表1。

表1 不同类型的应激得分情况

2.2 甲状腺癌患者围术期FLIC得分情况比较

研究结果显示，甲状腺癌患者出院时(T2)的FLIC总平均分为(113.79±20.45)分，显著低于入院时(T1)的(122.17±19.34)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此外社会关系、躯体健康能力、癌症造成的负担及恶心维度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见表2。

表2 甲状腺癌患者围术期FLIC得分情况比较

2.3 甲状腺癌患者围术期应激反应类型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应激反应类型甲状腺癌患者的FLIC总分、心理健康、社会关系、躯体健康能力及癌症造成的负担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住院时与出院时其FLIC总分、躯体健康能力及癌症造成的负担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应激反应类型与不同时间段不存在显著交互作用。见表3。

表3 甲状腺癌患者围术期生活质量的相关性

3 讨论

3.1 甲状腺癌患者围术期应激反应现状分析

本研究结果对不同应激反应类型患者各项应激得分的卡方检验结果显示：不同应激反应类型之间各项应激得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癌症患者普遍存在焦虑及抑郁等负性情绪，对于甲状腺癌患者来说，一方面甲状腺素分泌过多会导致其存在容易精神紧张、心跳加快及易激动等亢奋表现〔13〕；另一方面甲状腺素分泌过少会导致其存在心跳减慢、血压偏低及反应迟钝等表现〔14〕，而无论是亢奋或迟钝都会使患者处于负性应激状态。癌症、负性情绪及手术等应激源形成恶性循环，使得患者的焦虑、抑郁及负性应激反应等进一步加重。

3.2 甲状腺癌患者围术期生活质量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甲状腺癌患者出院时(T2)的FLIC总平均显著低于入院时(T1)，此外社会关系、躯体健康能力、癌症造成的负担及恶心维度存在显著差异，但其除了心理健康及社会关系外，其他维度评分明显高于既往相关研究〔15〕。一方面甲状腺癌患者多见于青壮年，患者能有效通过互联网等途径充分了解疾病与治疗相关知识，往往具有更好的治疗依从性，同时，青壮年患者身体机能状况更好、术后恢复更快、恢复效果也更好；另一方面甲状腺癌的治疗原则是以手术治疗为主，术后辅以内分泌治疗〔16〕，放化疗法并不是其主要治疗方式，因此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腹胀、恶心及呕吐等不良反应。但甲状腺癌患者不可避免还是要面对癌症、负性情绪及手术等应激源，导致其心理健康及社会关系维度仍会受到较大影响。

3.3 甲状腺癌患者围术期应激反应类型与生活质量的相关性分析

本研究结果显示，不同应激反应类型甲状腺癌患者的FLIC总分、心理健康、社会关系、躯体健康能力及癌症造成的负担方面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其中类型3(低负性中成长)中的患者应激反应各项得分、入院时的生活质量总平均分及各维度得分均显著高于其他两组，而出院时类型2患者的生活质量总平均分、躯体健康能力及癌症造成的负担3方面得分仍显著高于其他两组。创伤后成长指个体在经历创伤性事件后，对自身心理积极转变的主观感受〔17〕，而类型3中的患者虽然创伤后成长相较处于中等水平，但其负性应激反应处于最低水平，因而其生活质量更好。而类型1中的患者不仅负性应激反应相较处于最高水平，其创伤后成长水平也最低，因而其生活质量最差。吴志英等〔18〕的研究指出，将激励式护理应用于甲状腺癌手术患者中，能有效缓解患者的负性情绪，改善其应激反应类型，从而提升其生活质量。因此，护理人员应重视对围术期甲状腺癌患者情绪状态的护理工作，从多角度全面识别患者的情绪状态，采取针对性的心理护理干预，以缓解患者的负性情绪，同时还应重视对患者负性应激反应的护理，将高负性及低成长的患者列为重点关注对象，采取针对性干预措施及纠正其负性应激状态，此外还应重视对患者出院后的延续性护理，促进其术后康复，以提升其生活质量。

综上所述，不同应激反应类型的甲状腺癌患者在不同时间段生活质量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应重视甲状腺癌患者围术期应激反应的护理，尽早识别高负性及低成长的患者并给予重点关注，采取针对性护理干预缓解其负性情绪，纠正其负性应激反应状态，加强患者出院后的延续性护理，以提升患者围术期生活质量。

利益冲突所有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