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本体”及其他
——纪念李泽厚先生逝世两周年

杜书瀛

一

2023 年11 月2 日，是李泽厚先生逝世两周年的日子，特撰写《“情本体”及其他》这篇小文，以寄托我的怀念之情。

李先生是一位有着独特贡献的当代哲学家和美学家——虽然他自己并不愿意别人称其为“美学家”，似乎对“哲学家”的名号也不感兴趣，他最喜欢的称谓是“思想者”；但他对中国哲学和中国美学进行了实实在在的开拓，功不可没。在中国当代的哲学家和美学家行列中，他应该是排在前面的。

我的老师蔡仪研究员与李泽厚学术观点几乎截然对立，但我的“门派”意识很淡，甚至对所谓“门派”十分反感，对朱光潜、李泽厚等所谓“对立派”的美学家怀着深深敬意。譬如，对朱先生的许多观点，我在20 世纪50—60 年代读他的美学文章和著作时，虽然限于当时的思维定式表现出诸多质疑，但对他把主体（人）和主观因素引入其美学考察之中，心中隐约之间感到很有道理——那时没有从学理上细细考究和深入思索，但即使从直觉上和常识上也会感到美离不开人的主体因素，离不开人的主观因素；后来朱先生把马克思的实践思想引入自己的美学研究之中，更觉得他的思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此外，我对朱先生平易而深刻的文风，十分欣赏。80 年代我与朱光潜先生还有过书信往来。

与李泽厚先生，因近在眼前——我们都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后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作，我在文学所而他在哲学所，同处一个大院——更是有所接触。20 世纪50 年代李泽厚在美学大讨论中的一些文章，以及60—80 年代的《美学三题议》《试论形象思维》《形象思维续谈》和《形象思维再续谈》等，我印象十分深刻，对他的许多观点，心中佩服。1980（或1981）年，我还在他主编的16 开本《美学》杂志上发表两万多字的长文《论个性》，他给我写了一封短信表示赞赏。

我与李泽厚的第一次见面和近距离接触，是在20 世纪70 年代后期胡乔木、邓力群入主学部（后来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时候。一次邓力群召集各所部分科研人员开会，讨论如何开展学术研究工作，参加会议的大部分是老专家，青年人很少——李泽厚和我有幸受邀与会。李泽厚因为其文章在美学界深有影响，理应得到青睐；而我则因为1976年11 月发表的那篇评论《创业》、批判“四人帮”的文章，受到时任党中央主席华国锋同志表扬而全国各大报刊刊登，受到关注。所以那次会议，我们作为青年科研人员代表忝列其间——其实那时我们40 多岁（李泽厚长我几岁），年纪不算小了，但在那个特殊年代，我们还算“青年”。那天李泽厚坐我旁边不远。邓力群同志开场白之后，请大家发言。一时冷场，我感觉似乎好长时间鸦雀无声，沉闷得令人窒息。突然李泽厚站起来：“我说几句。”他讲的具体内容我记不得了，大体意思是必须认真考察、刻苦钻研、独立思考，写出有自己见解的文章。当时我奇怪：李泽厚在“文化大革命”中是“逍遥派”，十余年不见他的身影；现在，领导号召大家搞科研，他却第一个跳出来发言。我随后也发言：“我认为‘文化大革命’中把自己的许多同志当作敌人（譬如‘反动学术权威’‘走资派’‘三反分子’等）打倒，批判，敌我不分，严重伤害了学术研究工作……”邓力群同志插话说：“不光不能混淆敌我，分清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而且在学术研究中还要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区别开来……。”①

李泽厚先生，称他什么“家”好呢？我认为，诚如他自我欣赏的称谓“思想者”，最为贴切。他是一位优秀的“思想家”。他一生，不怕年轻时的困顿和饥饿，不怕“孤独”，不怕别人的“冷眼”，不断地勇敢地“在思想”，一直到91 岁去世，始终走在“思想”的路上——他“思想”哲学、“思想”人性、“思想”美学、“思想”教育、“思想”革命和改良、“思想”国家命运、“思想”经济和社会发展……他提出的许多富有创见的“思想”，具有开拓性，令人惊异，新人耳目。当然，他的许多新鲜思想，可能一时不被理解，但经过实践和时间的磨砺，逐渐显示出深藏在里面的价值。

二

“情本体”，是李泽厚先生晚年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这是一种哲学学说，但对美学理论有着重要意义，对文学艺术的创作实践应该也有重要影响——因为文学艺术，诗歌，与“情”关系太密切了，甚至可以说“情”是诗之“本”（这里并非指哲学本体意义上的“本”）。“无情”也即“无诗”——这是我在《宅居谈诗》一书中的一个重要观点。为此，我批评了某位当代诗人主张写诗要“过滤掉感情”的理论。李泽厚把“情”提高到哲学意义上的“本体”地位，依此，诗更应该以“情”为“本”（哲学本体意义上的“本”和现实生活意义上的“本”以及文学艺术创作意义上的“本”）了；要让诗歌“过滤掉感情”，显然是说不通的。

但是，刚一接触“情本体”学说，学界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对它并不真正理解，甚至多有误会和疑惑：从哲学意义上，从世界和人类的“本根”“本源”意义上，“情”能否提高到“本体”地位？与此相应，诗歌中的“情”，也能够具有哲学的“本体”意义吗？

其实，李泽厚是在谈人的本性（人之所以为人）问题时提出、并重点研究“情本体”的，他说：“到底什么是人性，或人性是什么，这是古今中外谈论了几千年而至今并无定论的大问题。我的哲学主题是以‘人类如何可能’来回答‘人性’（包括心灵）是什么，这也就是‘双本体’（工具本体和心理本体）的塑建问题。”②

人之所以区别于动物，显著标志之一，是他精神层面的基本特征。而这所谓精神层面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是理学家所说的“理”“性”“心”呢？还是李泽厚所说的“情”呢？或者说：是“理本体”“性本体”“心本体”呢？还是“情本体”呢？

古代理学家如宋代的二程、张栻、朱熹以及明代的王阳明等人，在谈人的本性时，总是强调“理本体”“性本体”“心本体”。他们认为事事物物皆有所以然，其所以然者，“天之理”也。所谓“天之理”，二程和张栻等人都说是“太极”。如果说“事事物物”是形而下者，那么“天之理”（“太极”）则是形而上者。宋明理学家认定这形而上的“天之理”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精神实体。如此，则作为形而上的“天之理”（“太极”），是作为形而下的事事物物之“所以然”，是事事物物之源、之本、之根。而且他们认为，人与万物“同体”（或“一体”），如此，“天之理”（“太极”）当然也是人之源、之本、之根，是人之所以为人的决定性标志。理学家们还认为，“理”“心”“性”，三位一体，例如张栻（号南轩）明确说：“理之自然谓之天，命于人为性，主于性为心。天也，性也，心也，所取则异而体则同。”③这代表了宋明理学家们的基本观点，即他们主张“理本体”“性本体”“心本体”。而李泽厚则与这一思想针锋相对，提出“情本体”。他认为，从本源（本根）上讲，“本体”不是“理”“性”“心”，而是“情”。就人的本性而言，“情”才是最本源、最根本、最重要的因素，也可说是本体性、本根性、本源性的因素（或具有本体性、本根性、本源性）。

总之，李泽厚认为人性之本，首先是“情”，是“情本体”，而非“理本体”“性本体”“心本体”。

依李泽厚的思想，人性的产生，人的审美价值（美和美感）的产生，都离不开“情”，且以情为先。这使我想起18 世纪意大利历史哲学家、美学家维柯（Giovanni Battista Vico）的有关思想——他认为人类精神最初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是“感性”（包含情绪、情感），后来才是“理性”（理智）。维柯在《新科学》中提出，人类心理（精神）功能是由形象思维逐渐发展到抽象思维，由诗的时代发展到哲学的时代。在他看来，原始民族作为“人类的儿童”，最初只有感觉而无知觉，后来才用清晰的理智去思索。就是说，人类的心理、精神，最早发生的是“感性”（包含情绪、情感），后来才是“理性”（理智的思索）。

李泽厚所谓“情本体”（以情为先）与维柯的思想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提“情本体”，是有道理的。

三

要说清这个问题，还需要捋一捋李泽厚哲学思想、美学思想的发展过程。粗略地说，早年他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他的实践哲学和实践美学。人类的客观历史实践是他实践美学的基础，或说本体、本根或本源。在客观历史实践基础上，有了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自然（外在自然和内在自然）的人化，产生了美、美感；这期间他又加上了“主体性”思想，表述为“主体性实践美学”。其后，李泽厚进一步提出在人类客观历史实践基础上的“历史本体论”，即“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这里突出了人类客观历史实践的“本体”地位——凸显人类客观物质实践的本体意义。再后，他提出“双本体”，即“工具本体”和“心理本体”——在这里，与“工具本体”（人类客观物质实践）并列，加上“心理本体”，就是说物质实践（工具本体）与精神实践（“心理本体”）之双双具有本体性价值。最后，提出“情本体”论。

按李先生的说法，其实“情本体”“双本体”是和他之前所说“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联系在一起的，相连贯、相包含的，甚至就是一回事。他说：

我的意愿是为人类活，所以我的书叫《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我是一位国际主义者，不是民族主义者，我欣赏马克思的话，为人类而工作。我提出的情本体或者说人类学历史本体论，是一种世界的视角、人类的视角，不是一种民族的视角，也不只是中国视角，但又是以中国的传统为基础来看世界。所以我说我是“人类视角，中国眼光”。

请注意这句话：“我提出的情本体或者说人类学历史本体论”，里边用了“或者说”作为连接，这表明“情本体”和他之前所说“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实际上是二而一的东西，引申而言，乃至于“双本体”也是同一个东西。这里要特别强调：李先生把自己的哲学定义为“中国传统情本体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哲学”。有学者说：“从而将90 年代凸显出来的‘情本体’与80 年代成熟表露的‘人类学’最终合一。”

李先生哲学学说和美学学说是一步步往前发展的，他后面的思想不是对以前思想的否定，而是发展和总结，是完善化。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李先生在某时段突出某种思想，是有现实针对性的。

在李泽厚、刘再复《关于教育的两次对话》（《东吴学术》2010 年第3 期）中，李泽厚说：“文革”时期“中国经济处于崩溃边缘，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因此，我的思考重心不能不放在‘工具本体’作为‘基础’的问题,但是我也预感到未来时代的焦点并非工具本体问题。”他所谓“工具本体”，即物质实践的代称或简称。

到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之后，李先生重点阐述“双本体”：“我一再讲的是两个本体，一是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工具本体，通过制造工具而解决衣食住行的问题，这是与动物的区别，动物只能靠它们的四肢，人则靠工具维持生存，这是物质本体。另一个是人通过各种生活活动使得自己的心理成长，人有动物情欲，要吃饭，要性交，这是人的动物本能，但人在这些活动中所产生的心理不同于动物的心理。人不仅和动物一样能性交，更为重要的是人会谈恋爱，这就不一样。而人的恋爱有非常复杂细致多种多样的情感，能通过写信、交谈、写诗、写各种文学作品来表达，即弗洛伊德所说的 ‘升华’。”

再后，又有了新的“焦点”，即“情感本体”。其实，早在1981 年发表的《论康德黑格尔哲学》一文中，李先生就说：“不仅是外部的生产结构,而且是人类内在的心理结构问题,可能日渐成为未来时代的焦点。”他预感到未来时代的焦点并非工具本体问题，而是“情感本体”。后来，他在《关于教育的两次对话》中说：“世界科技的迅猛发展，使我感到这个焦点已无可回避。” 李先生为何从“工具本体”转到“情本体”呢？他说：“从程朱到王阳明到现代新儒家，讲的都是‘理本体’、‘性本体’。这种‘本体’仍然是使人屈从于以权力控制为实质的知识——道德体系或结构之下。我以为，不是‘性’（‘理’），而是‘情’；不是‘性（理）本体’，而是‘情本体’，不是道德的形而上学而是审美形而上学，才是今日改弦更张的方向。”

我基本认同李先生的这个思想。从本源上说，人性的产生，美和美感的产生，审美价值的产生，它们的“根儿”，是在人类客观历史实践基础上发生的“情”，这“情”具有“本根性”、也即“本体性”意义。我在30 多年前发表过一篇文章（后作为附录收集在《从诗文评到文艺学》一书中），题为《从石器上看审美的胚芽》，其中说道：

从精神活动的层面看，石器工具的制造和使用过程中，必然存在着原始人对石头、对石器工具（包括其形式）的感受、感觉和认识。这其中，就会发生石头的所谓“自然韵律”（姑且使用这个概念——杜）与原始人的感觉、感受相交相合的情形，就会发生石头的形式（石器工具的形式）与原始人的感觉、感受相交相合的情形。在石器的“自然韵律”和形式，同原始人的感觉、感受相交、相合之际，其时石器不但是物质存在、不但有实用意义，而且还是一种精神存在，还蕴含着某种精神意义；而且这种相交相合所产生的精神意义，在某种情况下，还可能是那种会使原始人感受到舒适和愉悦的精神意义。……这种卵形砾石的圆润，作为触觉形象和视觉形象给原始人那种舒适的感觉（包括对圆润砾石的形式感觉），可能就是最原始的审美的萌芽——尽管可能只是审美的小嫩芽。就是说，这圆润的砾石使原始人精神感受上所产生的舒适和愉悦，就构成了石器（特别是石器的形式）与原始人之间那种不同于物质实用关系的精神关系——审美关系；于是，圆润的砾石对原始人来说就不仅具有物质意义、实用意义，而是同时具有了精神意义；这种精神意义就是使原始人产生愉悦感和舒适感的精神价值，这种精神价值就是圆润的砾石给人提供的愉悦价值，也即最初的审美价值，或审美价值的胚芽。

我这里所说的意思，与李先生是相通的。所谓原始人在制造石器工具和使用石器工具时所产生的“愉悦感”和“舒适感”，就是最早的“情绪”“情感”，就是最早的“美感”体验。当然，原始人最早发生的精神、意识之中，知、情、意（这是后来学人才加以区分的）等因素，应该是混沌一体的；但是当初最先显露的，依我的判断，应该是“愉悦”和“舒适”（其反面是“痛苦”和“不适”），这“愉悦”和“舒适”主要就是“情绪”“情感”。这就是“人性”的萌芽。所以，我说“情在理先”“情在意先”“情在道先”，就此而言，“情绪”“情感”（愉悦、快感或痛苦、不适等）在人性中（或者说在人性的产生过程中）具有先发性、本根性、本体性。

李泽厚所谓“情本体”或“情感本体”，那“情”或“情感”，并非脱离人类客观历史实践，并非脱离以人类客观历史实践为基础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这从他为自己的学说所定的名称“中国传统情本体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哲学”即可看出来；相应的，他的美学也应该叫作“中国传统情本体的人类学历史本体论美学”。

今天我仍然坚持情感在诗歌中具有本体性这个观点。在这几年写的《宅居谈诗》中，我仍然强调情作为“本根性”“本体性”在诗歌中的地位和价值。关于“情本体”这个话题，以往有过不同意见，发生过争论。我认为正常的学术争论是好事，是促使学术发展、繁荣的重要机制之一，应该大力提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