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六个必须坚持”蕴含的辩证关系

何建津，窦雪丹

［中共福建省委党校（福建行政学院），福州 350001；福建师范大学，福州 350001］

辩证唯物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矛盾双方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中把握事物是辩证唯物主义观察和分析世界的根本方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集中体现为“六个必须坚持”。“六个必须坚持”中的每一个“必须坚持”都蕴含相互矛盾的两个方面。做到“六个必须坚持”要善于在实践中把握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以对立统一的辩证思维把握“六个必须坚持”，这有助于我们更进一步理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意义。

一、在个体与群体的对立统一中把握“必须坚持人民至上”

党的二十大报告从党的理论的来源、价值立场、实践宗旨和创新源泉、形成过程、指导功能等多个方面，阐明了人民至上的本质属性。鉴于“人民”概念是当今世界普遍共享的政治概念，我们有必要在现代政治的意义上，对中国共产党与现代西方政党政治话语体系中的“人民”概念作出适当区分，以加深对党的理论的人民性的理解。

人民性是共产党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根本属性，而党的理论性质归根结底是由党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因此，如果我们把党本身的性质理解透彻了，那么，党的理论的性质，包括党的理论创新为什么要坚持人民至上也就清楚了。当然，从这个角度来谈人民性，仍然需要在比较视角下进行。

我们知道，从革命中取得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政党，必须超越“打天下坐天下”执政逻辑，把自己的政统建立在符合现代政治文明的执政逻辑上。而“人民”无疑是表达现代政治文明内涵的核心概念，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与许多非马克思主义政党共享的核心政治概念。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1］38在这里，他把“江山”与“人民”等同起来，非常成功地升华了中国共产党源于革命的政统，确立了我们党作为现代执政党的政统。

必须注意的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中的“人民”在执政时期并不仅仅表现为西方国家资产阶级政党用短期政绩去讨好的“选民”。因为单个的“选民”一般只考虑或只看到自身的、眼前的利益。这样的“选民”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理性个体。尊重和保护理性个体的正当权益，这当然是包括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内的所有现代政党必须共同遵循的基本价值理念。

现代政治的运行逻辑如果完全受个体理性的支配，常常会造成集体的非理性。这种情况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集成谬误”或“合成谬误”。经济学所说的“剧场效应”便是这种合成谬误的典型体现。我们知道剧场着火时，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拼命朝门口跑去，结果必然是大家都堵在门口，无法有序撤退，最终导致集体悲剧上演。

以市场经济为基础的现代社会，个体理性成为人们行为逻辑的起点，甚至成为主导性行为准则，是无法回避的现实，由此导致的集体非理性后果，也体现在社会各个领域。一些研究西方选举政治的人也不得不承认，西方这种选举制度无法克服的痼疾之一，就是选民的短视与自私。

这意味着：在存在个体利益和群体利益分化的社会，需要一种政治力量以“人民”的名义代表整个社会平衡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实际利益和根本利益，以避免个体的理性导致集体的非理性这种合成谬误。而中国共产党在执政时期正是这样一种政治力量。正如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所指出的：“党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没有任何自己特殊的利益，从来不代表任何利益集团、任何权势团体、任何特权阶层的利益，这是党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2］从这个意义上说，首先，我们要在个体与群体的辩证关系中看待“人民”概念的内涵。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政党，必须尊重个体人的正当权益，但是相比其他现代政党，其先进性更应该体现在它对全体人民根本利益的维护上。党能以人民的名义避免合成谬误，这正是共产党能以比其他政党更先进的名义存在的原因，同时也是共产党有资格作为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社会主义国家领导和执政的原因。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避免合成谬误的制度设计，也正是社会主义制度相比其他制度更优越的重要体现；能代表广大人民而非仅仅选民的利益，正是相比其他政党更有力量的原因。其次，我们要把人民、共产党看作在内涵上具有同构性的概念。那些试图把党和人民区分甚至对立起来的言论，不是未能真正读懂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人民概念内涵，就是别有用心。

以辩证思维理解“必须坚持人民至上”，还体现在要把握“人民”概念具有的历史性。革命年代，中国共产党“人民”概念的内涵在“大革命”时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由于具体革命任务的变化而都有内涵上的一些变化，但都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革命性。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和建设时期，“人民”内涵兼具革命性和建设性；改革开放后，人民概念的阶级性逐渐淡化，社会主义标准和爱国主义标准逐步凸显，直到现在党章仍然延续十七大党章界定的“人民”内涵，即社会主义劳动者、社会主义建设者、拥护社会主义的爱国者、拥护祖国统一和致力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爱国者。人民概念内涵的变化就体现了人民概念的历史性。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道统要体现人民性，首先必须与时俱进地论证和规范“人民”这个政统，因为“人民”这个概念的具体内涵，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中随着党的中心任务的改变而改变。

二、在独立自主与开放借鉴的对立统一中把握“必须坚持自信自立”

理论上自信自立，首先是源自实践上独立自主。“独立自主是中华民族精神之魂，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3］。十九届六中全会将党的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总结为十条，其中第四条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历史反复证明，什么时候，我们独立自主，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蓬勃发展；什么时候，我们依赖或依附别人，党和国家的事业就会遭遇曲折。在革命早期，我们党听从共产国际和苏联指示，吃了教条主义的亏。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我们有一段时期事实上并没有完全做到独立自主，构建国家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制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不少方面借鉴了“苏联模式”。从1956年开始，党中央开始逐渐觉察到模仿苏联搞社会主义建设带来的问题，独立自主搞社会主义建设的意识开始觉醒。1956 年4 月25 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论十大关系》报告，报告中他明确提出了要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他还具体指出了苏联模式存在的问题，如“苏联的粮食产量长期达不到革命前最高水平的问题”“苏联的办法把农民挖得很苦”“我们对农民的政策不是苏联的那种政策，而是兼顾国家和农民的利益”“俄罗斯民族同少数民族的关系很不正常，我们应当接受这个教训”［4］等。1956 年4 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苏共教训的会议上提出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最重要的是要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相结合。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吃了大亏之后才成功地实现了这种结合，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现在是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我们要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5］。1960 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期间写的《十年总结》中又说：“前八年照抄外国的经验。但从一九五六年提出十大关系起，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6］独立自主在思想意识上的自觉，似乎并没有在实际行动中产生明显的效果，主要是因为坚持独立自主更多体现在具体问题上，而在体制机制上还是受苏联模式影响较大。因此，直到改革开放之前，我们也没有真正找到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如1988年邓小平在会见莫桑比克总统希萨诺时指出的：“坦率地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7］

改革开放后，我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都明确坚持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但也不时有来自国外的教师爷，对我们或诱导或施压，希望我们走到他们设计的道路上去，但在诱导和压力面前，中国共产党保持了清醒和坚定，坚持独立自主，拒绝一切没有经过亲身实践探索的路径依赖，明确表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1］17可见，国家建设的各种现成版本，对今天的中国共产党来说都只有参考价值，没有模仿意义，因为“照搬别人的经验不是遭遇失败，就是沦为别人的附庸”，中国革命的成功道路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道路都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出来的。这种独立自主精神，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也得到鲜明体现，这突出表现在我们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实践上的独立自主必定造就理论上的自信自立。中国共产党在理论上的自信，不仅仅因为她的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真理，更因为中国共产党“以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以真理的精神追求真理”［1］18。这种科学的态度、真理的精神就是在独立自主的亲身实践中去探索科学真理、检验科学真理、发展科学真理，而不是在书本教条中、别人经验中、权威论述中去寻找科学真理。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的理论创新过程也遵循着这样的原则进行。因此，实现了理论上的自信自立。

强调实践上的独立自主和理论上的自信自立，并不是要盲目排外、妄自尊大。近代以来，随着人类历史从孤立的民族史转变为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世界历史，任何国家只有融入世界历史进程和时代发展大潮，才能实现现代化目标。在人类数百年的现代化史中，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是在闭关锁国中实现现代化的。在经济全球化遭遇逆流和世界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构建新发展格局，并不是重回封闭僵化的老路；相反，是要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借鉴一切有益文明成果。中国式现代化是在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大背景下生成和发展的伟大事业。因此，其中国特色不仅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不仅需要进一步彰显，也必将在开放和借鉴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要在独立自主与开放借鉴的对立统一中把握“必须坚持自信自立”。

三、在坚持与发展的对立统一中把握“必须坚持守正创新”

实践上和理论上的与时俱进、改革创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的必然要求，但是在国际共运史和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也有不少国家的共产党从改革创新始走向改旗易帜终。从历史上来看，共产党改旗易帜集中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抛弃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搞指导思想多元化；二是放弃对党和国家事业领导权，拥抱多党制；三是摒弃对社会主义的信念，走资本主义道路。为了避免前车之鉴，党的二十大报告立足党的事业，从理论创新的角度提出“守正创新”。所谓守正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不动摇，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不动摇，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动摇”［1］19。历史证明，坚守好这三个方面，既能确保我们党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又能防止我们党被过多、过时、僵化的教条束缚手脚。所谓创新就是要“紧跟时代步伐，顺应实践发展，以满腔热忱对待一切新生事物，不断拓展认识的广度和深度，敢于说前人没有说过的新话，敢于干前人没有干过的事情”［1］19。防止改旗易帜，要注意处理好守正与创新的辩证关系。因为离开守正的创新会失去方向，离开创新的守正会走向僵化。正像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说的，“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1］19。守正创新体现了坚持与发展的对立统一。

中国共产党在20 世纪80 年代末90 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遭遇严重挫折的时期，之所以不仅没有垮台，反而使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更为蓬勃的生机活力，与她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善于守正创新有很大关系。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等伟大创举。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实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理论创新成果和伟大实践成就，无不是守正创新的结果，无不体现坚持与发展的对立统一。

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变局，中国则正处于实现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内外环境，与过去相比，正在发生不小的改变。用党的二十大报告的话说，“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来自外部的打压遏制随时可能升级”“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1］21。身处这样一种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显著增多的内外环境中，人们比以往更需要一种洞察世界真相、把握时代本质、指明前进方向、有效应对风险的思想明灯和理论工具。现在仍然需要理论而且希望能够产生理论来正确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现在仍然需要思想而且希望能够产生思想来增强信心、凝聚力量、鼓舞人心。总之，在这样一个正在发生世界之变、历史之变、时代之变的时期，我们必须坚持守正创新，继续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处理好坚持与发展的辩证关系。

四、在理论与实际的对立统一中把握“必须坚持问题导向”

坚持问题导向，这是我们党百年奋斗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条重要经验。一百多年前，马克思主义在新文化运动中得到广泛传播的时候，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代表人物胡适发表文章，奉劝人们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胡适的观点虽然有片面之处，但对于防止我们脱离实际问题空谈理论也是一种有意义的提醒。所以，李大钊在反驳胡适的时候，既肯定了“主义”具有根本意义，又肯定了研究问题的意义，认为“宣传理想的主义与研究实际的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的共同运动，而要有多数人的共同运动，就必须有一个共同的理想、主义作为准则，所以谈主义是必要的，如果不宣传主义，没有多数人参加，不管你怎样研究，社会问题永远也没有解决的希望”［8］。李大钊对胡适的反驳启示我们：无论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还是推进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都应该坚持理论与实际的对立统一，在二者的统一中发现、研究、解决问题，用新的理论指导新的实践。

在推进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如果离开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只是就事论事地谈论实际问题，我们会陷入盲目；同样，如果离开实际问题空谈马克思主义，理论就会变得抽象而空洞；只有把理论与实际问题结合起来，坚持问题导向，就事论理，而不只是就事论事或就理论理，理论创新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当然，这里我们首先要对“问题导向”中的“问题”本身有正确理解：第一，问题必须是真问题。什么是真问题？毛泽东有一个经典的答案：“问题就是事物的矛盾。哪里有没有解决的矛盾，哪里就有问题。”［9］第二，能带来理论创新的问题必须是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大问题。立足实践回答这样的问题是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要途径。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的理论创新之所以能取得突破，就是因为我们党高度重视理论与实际的对立统一，即：一方面，我们党高度重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研究；另一方面，又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始终着眼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断就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作出自己的回答。习近平总书记说：“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10］如这些年面对中国之问，他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问题、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问题等三个重大时代课题作出了具有原创性的系统回答。面对世界之问，他提出了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提出了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面对人民之问，他用不断与时俱进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回答如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面对时代之问，他的回答是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坚定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人类文明进步的一边。新时代新征程，中国现代化建设时间紧迫、任务艰巨；世界局势变乱交织，世界之变、历史之变、时代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新情况新问题层出不穷，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任务更为艰巨。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说，“今天我们所面临问题的复杂程度、解决问题的艰巨程度明显加大，给理论创新提出了全新要求。我们要增强问题意识，聚焦实践遇到的新问题、改革发展稳定存在的深层次问题、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国际变局中的重大问题、党的建设面临的突出问题，不断提出真正解决问题的新理念新思路新办法”［1］22。为此，我们应继续坚持理论与实际的对立统一，按照知信行统一、学思用贯通的要求，把学习贯彻党的最新理论创新成果与进一步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统一起来。

五、在整体与部分的对立统一中把握“必须坚持系统观念”

正确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做好工作的前提和基础，而方法背后往往蕴含某种特定的哲学世界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坚持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根据新的实践需要，形成一系列新布局和新方略，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在这个过程中，系统观念是具有基础性的思想和工作方法。”［11］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论述，深刻指出了系统观念具有的重要方法论意义，集中体现了新时代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坚持和创造性运用。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又进一步对系统观念的哲学基础、坚持系统观念的现实背景和实现方式作出具体阐述，并明确要求把系统观念运用于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整体性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工作中，充分说明了系统观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具有丰富深邃的道理、学理、哲理。

系统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具体表现形态。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世界是一个由不同要素或部分相互联系、相互制约构成的系统整体；同时，系统整体会在自身内在矛盾的作用下不断发展。因此，系统不仅是要素的集合体，也是过程的集合体。树立系统观念意味着人们既要在整体与部分的对立统一中把握系统，也要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发展过程中把握系统。因此，系统观念是辩证思维与过程思维的统一。

以辩证思维把握系统，意味着我们要在整体与部分（个体）的对立统一中把握系统，既不能用整体主义去否定部分，也不能用原子机械论片面强调部分（个体）。这样就形成了一种既着眼全局（系统整体），又兼顾各方（各个部分）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以过程思维把握系统，意味着要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内在联系中把握系统，既注重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定位现实，又着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把握方向。这样就形成了既立足现实又“瞻前”“顾后”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立足世情、国情、党情新变化，创造性地运用以系统观念为基础的辩证思维和过程思维，系统谋划、统筹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不仅形成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而且提出了一系列充分体现辩证思维和过程思维的新理念新战略，如立足于人与自然及自然系统内部各构成要素之间的辩证关系，提出不仅山水林田湖草沙等各种要素构成一个生态系统整体，而且人与自然也是“共生共存”关系。于是，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的命题应运而生。又如，立足我国作为多民族国家多元一体的国情，提出按照增进共同性的方向改进民族工作，做到共同性和差异性的辩证统一。于是，积极培育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命题应运而生。再如，立足世界上存在近200 个主权独立国家、多种文明类型、多种宗教类型、多极政治力量等这个多元现实和人类社会在数次科技革命、产业变革推动下不断扩展和深化的经济全球化这一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提出既要顺应全球一体、融合的潮流，又要充分尊重多元差异和平等权利。于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倡议应运而生。

习近平总书记对系统方法的创造性运用，还体现在他深谙充满唯物辩证法智慧的历史思维，并且善于运用这种思维，激活历史传统，把握现实状况，思考党、国家、民族和人类的前途命运。例如，他注重研究和把握历史客观规律，指出，“历史、现实、未来是相通的”，“要端起历史望远镜回顾过去、总结历史规律、展望未来、把握历史前进大势”，“我们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12］。再如，他注重汲取历史智慧，服务治国理政。他说，“历史记述了前人积累的各种科学文化知识，记述了他们治理国家和社会的思想与智慧，记述了他们经历的成功和失败的经验与教训”，“学史可以看成败、鉴得失、知兴替”，“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需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13］。又如，他注重涵养历史感、方位感和方向感，以立足现实通古今之变。他说，“我们从哪里来？我们走向何方？中国到了今天，我无时无刻不提醒自己，要有这样一种历史感”；他强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要放在40多年的改革开放史、70多年新中国史、100多年中共党史中理解，也要放在180多年中国近现代史、5000多年中华文明史中理解。

六、在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对立统一中把握“必须坚持胸怀天下”

胸怀天下，是共产党的性质和时代潮流决定的。在马克思恩格斯生活的时代，欧洲有很多工人阶级政党，但只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建立的工人阶级政党，才是共产党。而马克思主义理论自诞生之日起，就不是一种纯粹地域性、民族性的理论。马克思从1843年开始，就将理论的目光，从落后的德国转向当时引领时代潮流的英国、法国；从此，马克思主义关注的问题主要着眼于世界历史中的时代性问题，而不是民族国家历史中的特殊性问题。虽然他的表达形式、思维风格具有德国文化风格、西方文明特色，但他关心的问题，早已超越了德国视野和西方中心。因此，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建立起来的共产党，首先是国际主义政党，而不是民族主义政党。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同其他无产阶级政党不同的地方只是：一方面，在无产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另一方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14］这清楚表明共产党是胸怀天下和人类的国际主义政党，天生就打上了国际主义烙印。

由于共产党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这意味着共产党掌握国家政权后，其中心任务是领导国家加快自身发展，追赶时代潮流，努力实现现代化。这也意味着天生带有国际主义烙印的共产党，还面临如何处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的关系问题。在国际共运史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曾脱离自身发展水平，通过输出革命或一味用革命的、空洞的政治意识形态，去改变世界、影响时代。历史证明：这种做法并不能有效地将共产党胸怀天下的国际主义性质很好地体现出来。共产党的国际主义性质，应该体现为以自身领导国家发展的实实在在的成就去影响世界。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中国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对世界而言就是贡献。”［15］著名党史专家章百家也曾说：“改变自己是中国力量的主要来源，改变自己也是中国影响世界的主要方式。”［16］这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共产党在处理国际主义与爱国主义辩证关系时，应把爱国主义作为矛盾的主要方面，即以爱国主义为旗帜，团结本国人民，发展壮大自身，把自己的事情做好，让一个更好的自己去带动世界变得更好。

与此同时，我们要看到，今天的世界早已不是一个相互隔绝的世界，今天的中国也是一个深度融入世界的社会主义中国。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各种全球问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为人类发展和进步事业作出了独特贡献：我们高举和平旗帜，主张通过对话协商处理纷争，以减少和平赤字；我们高举发展旗帜，提出全球发展倡议，以减少发展赤字；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减少安全赤字；提出全球文明倡议，以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此外，我们还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积极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宏观经济协调、预防新型疾病传播、打击跨国犯罪、恐怖主义威胁等全球性问题治理上积极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以减少治理赤字。总之，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发挥国际主义作用的方式，既不同于传统强国，也不同于冷战时期的社会主义国家，而集中表现为在坚持以本国发展为第一要务的前提下，为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与自身的发展成就相应的贡献，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