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介的力量
——《读书杂志》与20世纪30年代社会史论战的发展和传播

王 博

(山东大学 儒学高等研究院, 山东 济南 250100)

社会史论战是近代中国史学史的重要事件,论战各方第一次以历史唯物主义方法分析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对近代新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这次论战各方的主要论战文章及著作都由《读书杂志》和神州国光社发表,今日研究者所看到的社会史论战的样貌,正是《读书杂志》以四个论战专号及若干部专著形塑而成的。《读书杂志》处理社会史论战的编辑方针和运营方法体现了现代学术媒介对学术交流与学术发展的作用与影响。但在已有关于社会史论战的研究中,《读书杂志》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在不多的以《读书杂志》与社会史论战关系为主题的研究中,往往只将《读书杂志》作为承载社会史论战内容的客观载体,而没有考虑作为编辑主体的《读书杂志》与社会史论战之间的相互作用,甚至将论战与杂志混同起来,将论战中出现的方法论问题与局限说成是杂志本身的问题。(1)相关研究如李洪岩:《从〈读书杂志〉看中国社会史论战》,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青年学术论坛(1999年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73—296页;罗新慧:《〈读书杂志〉与社会史大论战》,《史学史研究》2003年第2期;金敏:《〈读书杂志〉:救亡挤压下的启蒙》,载王来法主编:《思想政治理论教育新探索》,光明日报出版社2007年版,第204—214页;金敏:《〈读书杂志〉与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浙江学刊》2007年第5期;陈峰:《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学术定位再认识》,《山东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年第1期。学术传媒“不仅为学术传播、学术交流提供了客观的学术平台与凭借,有时更与历史的主体互动而左右了学术讨论、学术争鸣乃至近代史学的基本走向”[1]。本文拟从《读书杂志》自身的编辑方针及运营方式入手,讨论《读书杂志》对社会史论战的深入及唯物史观传播产生的具体影响。

一、《读书杂志》与左翼知识分子的文化空间

在《读书杂志》创刊号的“告白”中,王礼锡写道:“凡在思想突进的时代,在思想界必有极激烈的争辩,批评是争辩的先驱,也就是争辩的表现。中国目前是思想极复杂的时代,不过缺少诱发的导线。”[2]这句话概括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破裂后中国思想界乃至整个中国社会的动荡与混乱。经历过大革命洗礼和国共合作破裂影响的中国知识界,一时之间有太多疑惑需要解答。许多曾经参与大革命而如今无意卷入党派斗争的知识分子,以及初出茅庐的青年学生,也需要发表见解的平台。

彼时的上海公共租界,是全国出版业的中心,仅1927—1931年间创办的出版机构就有50种以上,时人评论“蜂起新兴的书店,有似近年来交易所、电影公司与跳舞场一般地风行一时”[3]。许多在大革命后迷茫、避世,或想出人头地和谋求发展的知识分子都来到上海。后来担任《读书杂志》总编辑的王礼锡就是一个典型。在1927年国民党“清党”后,王礼锡“对整个局面失望”,离开南京,随陈铭枢的十九路军入闽,其后不久,“曾回上海编报,曾在南国艺术学院教书”,还曾“去北平办学校”,后又回到上海,“感到过去的凌乱的运动的无谓,决心从事理论的研究”[4]。社会史论战中的诸“战将”如李季、王亚南、朱其华等人也都在大革命后来到上海,“过着一种地下室的著述生活”[5]。另一方面,随着中共在上海组织的恢复和发展,中共领导下的文学家和社会科学研究者也在1930年于上海先后成立了“左联”和“社联”,并创办了机关刊物,上海成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左翼知识界的重要聚集地。

“社联”建立前后,正值围绕中国社会性质问题争论激烈之时,各派先后创办杂志宣传自己的观点。如代表中共观点的《新思潮》,代表托派观点的《动力》和国民党左派创办的《新生命》。但不久之后,《动力》和《新思潮》就因被查禁而停刊,陶希圣为首的《新生命》杂志也在1930年12月因刊物内容的“越轨”[6]而不得不宣告“结束于军事底定而政治开展的今日”[7]。“左联”建立后创办的《萌芽月刊》《拓荒者》《大众文艺》等刊物也都在1930年停刊。鲁迅曾形容1930年上海出版界的状况:“到三〇年的时候,期刊已渐渐的少见,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约是受了逐日加紧的压迫。《语丝》和《奔流》,则常遭到邮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还是敷延不下去。那时我能投稿的,只剩了一个《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着是出了一本《新地》。所以一年内,我只做了收在集内的不到十篇的短评。”[8]上海左派文化需要借助新的出版物回到文化舞台上来。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改组后的神州国光社登上了历史舞台。1930年,陈铭枢接手了经营不善的神州国光社(2)对于陈铭枢何时接手神州国光社以及何时请王礼锡担任总编辑,说法不一。陈铭枢在《神州国光社后半部史略》中回忆是1930年,同年秋其与王礼锡在日本讨论了书店发展方向。朱伯康在《忆王礼锡先生》中说此事发生在1929年。,并请对陈氏“思想影响最大”的王礼锡担任神州国光社主编。王礼锡在接手神州国光社主编之前,就与陈铭枢商讨了出版方针,即“翻译共产主义典籍,印行世界进步文学作品,创办各种定期刊物,大量采用左翼作家作品,从经济上支援作家”[9]。此后,神州国光社很快出版了刊载冯乃超、朱镜我、鲁迅、冯雪峰等左翼作家作品的《文艺讲座》第一册,几乎同时又通过冯雪峰与鲁迅签订了出版“现代文艺丛书”的合同。此后,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和其他社会科学著作成为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主要内容。

1930年春,王礼锡产生了创办一个综合性刊物的想法,并在当年6月到日本,一边治病一边准备组稿[10]。在当时的上海,出版机构发行刊物是非常普遍的,如商务印书馆发行的《小说月报》,现代书局发行的《现代小说》《大众文艺》,泰东书局发行的《创造季刊》等。这些书局办刊物主要是为了营利。施蛰存在回忆其办《现代》的经历时说:“出版一种期刊,对中小型书店来说,是很有利的,如果每月出版一册内容比较好的刊物,在上海市,可以吸引许多读者每月光顾一次,买刊物之外,顺便再买几种单行本书回去。对于外地读者,一期刊物就是一册书店出版书籍广告。”[11]王礼锡想要创办一份定期出版的刊物,一部分原因自然是想通过刊物提高神州国光社及其出版书籍的知名度,促进神州国光社的发展;另一方面,也有为左翼作家提供写作园地和经济支持的意图。

经历了近一年的准备后,1931年4月,《读书杂志》第一卷第一期由神州国光社出版,编者为王礼锡和陆晶清。在《读书杂志》的创刊号上,王礼锡提出在革命高潮退却时,对革命中的各种理论,“要能沉潜能精细的向各方面去检视,重新考虑前期留下来的问题,并将前期所建下的轮廓去充实内容”[12]。此后,《读书杂志》以王礼锡这一主张为基础,通过对政治、经济、史学及文学等各方面理论的反思,探索中国革命的前途。正是这种反思和研究革命理论问题的办刊精神,吸引了大量左翼知识分子和倾向左翼的年轻作者成为《读书杂志》稳定的作者群体。除了社会史论战的参与者皆以唯物史观为分析社会历史的工具外,在文学方面,《读书杂志》先后发表过田汉、茅盾、巴金等知名左翼作家的文学作品,也参与到“文艺自由论战”之中,刊载了胡秋原、杨邨人等人与左联间的辩论文章,王礼锡以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的《物观文学史丛稿》也在《读书杂志》上发表。在社会科学领域,《读书杂志》也积极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学理,王礼锡、胡秋原、王亚南、郭大力、周谷城、李石岑、汪馥泉等左翼知识分子就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及其在现实问题上的运用撰写了大量论文,发表于《读书杂志》,对学术界和青年读者产生了重要影响。中共领导下的左翼知识分子如张闻天、刘苏华、白英等都曾为《读书杂志》撰文。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上海出版界,《读书杂志》已经成为超越以往壁垒分明的左翼各派别的新的左翼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

《读书杂志》对左翼知识分子力量的聚集,与30年代初上海左翼出版所面临的困难局面相关。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加紧了对书刊出版的限制,多数倾向左翼的书刊遭到查禁,难以出现长期稳定且有一定流通渠道的刊物作为左翼文化发表空间和传播平台。《读书杂志》因与陈铭枢的密切关系而在这一特殊时期获得了一定程度的政治保护,虽然在办刊过程中也一定程度上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阻挠,但仍是当时发行量最大、流通范围最广的左翼文化刊物。长期稳定的发表平台不仅意味着可以更加充分地对理论问题进行讨论,也使作者能够获得相对稳定的稿酬收入,这对于当时多数以著述维生的年轻左翼知识分子而言,显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

30年代初经济危急与民族危机的交织与加剧,是推动左翼知识分子由壁垒分明走向联合的重要因素。尤其是“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战火中的上海左翼知识分子“感到应该贡献他们可贡献的力量于这个斗争,同时又感到在‘反日战线’之下,应当可以把许多意见不同的知识分子,作一时的战斗的集合”[13],戈公振、王礼锡、丁玲、冯雪峰等人发起了上海著作者抗日会。王礼锡、胡秋原、梅龚彬、王亚南等《读书杂志》的主要作者在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此后,王礼锡等人又自发印刷了《抗日战争号外》,向上海市民介绍十九路军抵抗日军的情况。《读书杂志》群体在民族危急时刻挺身而出,扩大了杂志的影响。

王礼锡作为《读书杂志》编辑者,其学术兴趣及人际交往为《读书杂志》的左翼色彩提供了编辑方针和作者群体基础,对刊物的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王礼锡对马克思主义有着浓厚的兴趣,在接手神州社以前,就进行唯物史观的文学史的研究,在1930年出版了“物观文学史稿丛”的第一种《李长吉评传》。接手神州社之后,他开始大量出版马克思主义理论书籍,在《读书杂志》中也时常提及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如在第二卷第一期发表的文章中,批评了实验主义和形式逻辑的方法论,认为马克思、恩格斯“从唯心论的神秘外衣中采取合理的核心——辩证法,而移植于坚固的基础(即唯物主义——引者注)上,于是形成这最高级最进步的思维方法”[14]。王礼锡身边重要的朋友和《读书杂志》群体的主要成员,也都对马克思主义及其对中国现实问题的解释有深厚的兴趣,这就决定了《读书杂志》对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探讨,基本是从马克思主义学理的角度进行的。同时,王礼锡等人又并未直接参与当时的政党政治,因此在《读书杂志》的编辑中,更加保持了对于左翼各派观点的中立态度,打破了以往左翼文化刊物间的森严壁垒,使《读书杂志》成为左翼知识分子进行相对自由的辩论和研究的公共空间。另一方面,王礼锡作为刊物和书店的经营者,十分重视《读书杂志》对青年读者阅读兴趣的满足和引导。《读书杂志》很快因价格低廉,内容丰富,对左翼各派观点的相对全面、客观的介绍,以及编读之间的良好互动,成为上海独树一帜的文化刊物,发行地涵盖北平、南京、上海、武汉、广州等大城市,每期销量达到三四万份,以至于日本读者称赞《读书杂志》是“贵国马克思主义最高研究杂志”[15]。《读书杂志》积累的作者力量和读者资源,为社会史论战的全面展开提供了充分的理论基础和物质准备。

二、《读书杂志》编辑运作与社会史论战的开展

社会史论战,其狭义的理解,“专指1931年至1933年以《读书杂志》为阵地而展开的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16]。在社会史论战开展的过程中,王礼锡作为《读书杂志》编辑者,对论战问题、作者的选择及文章的排布作出安排,一定程度上形塑了社会史论战的具体样貌,《读书杂志》的编辑运作由此对相关论题讨论的深入展开产生了重要影响。

王礼锡为引起论战做了充分的准备,使论战从一开始就方向明确,针锋相对。王礼锡十分关注事关革命前途的理论问题,认为“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17]。他早在1930年在东京时,就开始关注社会史问题,并准备在新创办的杂志上进行社会史问题的讨论[18]。在日本期间,他曾与郭沫若探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问题,在同胡秋原、梅龚彬等人的交往中,也时常提出中国社会性质、革命前途等问题与众人讨论,因而对左派学者关于社会史的认识有较为清晰的了解。正是因此,王礼锡在论战第一辑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一文中就说明了论战的目的、论题、各方研究的现状,以及所面临的困难,对社会史论战的学术意义和社会价值作了准确的定位。文中特别提出了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几大关键:“1.原始共产社会在历史上的根据;2.中国的封建制度从什么时候开始,什么时候开始崩溃?3.中国商业资本的发展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4.什么原因使中国不能自动的发展到工业资本主义时代?”[19]其后四辑社会史论战关于历史问题的争论,基本上是围绕着王礼锡所提的这些问题展开的。可见王礼锡对社会史论战的理论把握和对左翼文化界的熟稔,以及对论战发展方向的把控。

王礼锡从《读书杂志》第一期就用朱其华致陶希圣的一封信及陶希圣的回复拉开了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序幕。以通信开启论战,在近代学术史上早有先例。《新青年》就有刘半农和钱玄同的著名的“双簧信”,古史辨运动也以顾颉刚《与钱玄同论古史书》和钱玄同的回信开启。这些通信都在思想传播和学术交流中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此时王礼锡以两封信来开启社会史论战,或有效仿成例之意。朱其华的信写于1931年1月23日,陶希圣的回复作于1931年1月31日。据朱其华后来所说,是朱其华将信寄给陶希圣,而后陶希圣将这封信连带自己的回复一起寄给了神州社[20]。两文已经涉及社会史论战的核心问题——封建社会概念问题、封建社会分期问题和商业资本问题等,这些问题在后来的论战中都是争论的焦点。两文针锋相对,朱其华先是否定了陶希圣“封建制度东周崩溃”的观点,认为陶以“商业资本”和“中央集权”为标准判断不足取,又认为士大夫阶层是地主阶层的附庸,而非独立的阶级,对陶希圣的社会史理论进行了全方面的否定。陶希圣则在回复中更具体地提出了七条反对意见,并强调,“先定结论而后去求前提,远不如大小前提既定之后再定结论”,批评朱其华用“空洞的名词”来“抹杀一切具体的现象”。[21]两封书信既将社会史论战的核心问题提示出来,又显现出剑拔弩张的紧张氛围,再加上是小人物朱其华质疑“俨然是社会史研究的权威”的陶希圣,更是能够吸引读者的注意,为即将开展的社会史论战做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广告。由此也可见王礼锡作为论战组织者和推动者,对论战的期待之高和用心之细。

《读书杂志》第二期在发表朱伯康的《中国社会之分析》时,加上了王礼锡写的一个小序,说明了社会史论战初起时的情形:“这个仗,渐渐打得热闹了。本期如果尽量的搜罗这类的稿件,几乎超过八万字。为着篇幅有限,只好先披露这最短的一篇。万一收得更多些,不妨为这个问题,出一个专号。”[22]王礼锡并预告读者,下一期将是“一个挑战的专号”,并指出挑战者均是对社会史发表过著作的知名学者,其中就有被认为是社会史论战“第一块多米诺骨牌”的陶希圣和论战期间最受关注的郭沫若。这无疑对于一般读者产生了强大的吸引力。前两期杂志出版后,《读书杂志》在上海出版界小有名气,到编辑第三期时,已经有不少作者投稿参加论战,因此王礼锡决定“暂停一期,在第四期出一个论战专号”[23]。此后,社会史论战专辑连出四辑,论战进入了白热化的阶段。

《读书杂志》最终以四册上百万言的社会史论战专辑的样貌将社会史论战呈现出来,这固然是各方作者的劳动成果,同时也是王礼锡等《读书杂志》编辑精心筛选的成果。当我们整体观察社会史论战的特点与局限时,不应忽略杂志编辑的作用。虽然王礼锡一再表示编辑者只是“为各种立场的人辟一个公共的战地”[24],但这并不意味着《读书杂志》对论战采取“辑而不编”、放任自流的态度。实际上,王礼锡一直在为增加论战的分量和热度而奔走,也通过编辑影响了论战的发展。

首先,王礼锡作为《读书杂志》的主编,不仅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吸引作者和读者的注意,同时也通过约稿收集各方面的意见,丰富论战专号的内容。他尤其注重向已有相当研究成果和名望的作者约稿。如在论战专辑第一辑出版后,王礼锡便写信向陶希圣介绍第一辑出版情况,并提出希望“在十一月或十二月号出版论战第二辑,甚盼彼时吾兄能有暇写一篇文章参加”[25]8。论战第二辑出版后,王礼锡得知陶希圣的观点有所改变,便给陶希圣去信,希望陶希圣在第三辑中发表对自己观点的批判,做一个以往见解的“总清算”,以便为第三辑以后“偏重立的工作”打下基础[26]。在王礼锡的再三促请下,陶希圣在论战第三辑发表了《中国社会形式发达过程的新估定》。这篇文章提出,希望“论中国社会史的人不要为公式牺牲材料”,并希望“短篇论文减少,多来几部大书,把唯物史观的中国史在学术界打下一个强固的根基”[27]。这篇文章为社会史论战指出了发展方向。王礼锡还主动联系李季,希望他将批判胡适的作品中“关于先秦经济的分析在该杂志中国社会史论战第二辑上披露”[28]。王礼锡还致信严灵峰向其征求批判郭沫若的文章[25]8。王礼锡的“督促”,使得社会史论战中的主要参与者能够比较持续地进行写作,既保持了论战的热度,也一定程度上提升了论战的水准。

王礼锡对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作者也持鼓励的态度,像朱其华、王宜昌等在社会史论战前都是普通作者,朱其华脱离中共后成了一个小职员,王宜昌当时是成都大学的大学生。但是王礼锡并不因此对他们的文章不理不睬。朱其华写给陶希圣的一篇短文,被王礼锡作为社会史论战的号角与广告刊登在《读书杂志》的创刊号上。在王宜昌给王礼锡写信提出“封建制度自五胡十六国起”的观点后,王礼锡虽然自己并不赞同这一观点,但仍回信称,“本志能得到像先生一样的读者的帮助,它的成长一定是能意外的飞跃”[25]28,并希望王宜昌发表更详细的论文。王礼锡对年轻学者的支持,不仅为社会史论战注入了新鲜血液,丰富了论战的观点,也激励了年轻学者的学术热情和学术信心,促进了他们的学术成长。

收集代表各方观点的稿件也是王礼锡推进社会史论战的方式之一。王礼锡在每一辑中尽量收集各方面的观点,即使是被胡秋原认为未参加论战的中共和“新思潮派”,每期专号也都有文章发表。如第一辑有著名的刘梦云(张闻天)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第二辑有朱其华的《动力派的中国社会观的批判》(3)朱其华此时已经脱离中共,但其观点与中共“反帝反封建”的观点一致,因此有学者也将朱其华作为“新思潮”派的人物。,第三辑中有署名“钟恭”的《刘镜园的中国经济新论》以及白英(4)白英的具体身份不详,王礼锡说“白英先生据传是社会科学联盟中人”。参见《通信》,《读书杂志》1932年第11—12期,第26页。的《中国经济问题之商榷》,第四辑有刘苏华的《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托派的李季、严灵峰等人则每辑都有文章,其他作者的文章也被穿插于各辑之中,使得每一辑的内容都反映了各方之间的讨论。

编辑者还通过调整文章顺序影响论战的发展。论战开始后,很快受到了各地作者的关注,大量的文章集中到《读书杂志》编辑部,王礼锡对稿件的选择有了更大的自由空间。如在第二辑“编辑的话”中,王礼锡提到第二辑原本预定的文章有23篇之多,实际刊登的则只有9篇,其中“方法论依然成了主要的争辩”[29]2。如王宜昌《中国社会史论史》着重讨论了论战第一辑中诸篇文章的“理论形式”,即研究者对唯物史观及其方法论的运用情况,批评了陶希圣、陈邦国、刘梦云、朱新繁等人的观点;李季和杜畏之的文章则将批评的视野进一步扩大,将30年代以前的古史研究,包括外国学者的研究,“新汉学派”的胡适、顾颉刚等都纳入批评的范围,以突出方法论在指导具体研究上的重要性。将第二辑实际发表的文章与“编辑的话”中所列预定文章对比,不难发现后者论述各种社会史具体问题的文章占半数以上,但最终王礼锡只选了直接涉及方法论的9篇发表在第二辑上。正如其在第二辑序幕中所说:“方法论上的辩论是最正确的辩论。更明显些说,对于中国社会史论争的解决,还在于方法论的解决”[29]4,第二辑文章的选择,实际上是王礼锡对论战认识的直接体现。

对第三、四辑所刊文章进行考察,可以发现编辑运作对学术样态的影响体现得更加明显。在第三辑中,绝大部分作品写作时间是在1932年6月到1932年10月之间,但又加上了2篇一年前的文章:梁园东的《中国社会各阶段的讨论》(写于1931年12月)和郑学稼的《资本主义发展之中国农村》(写于1931年11月),第四辑中的文章主要写于1932年10月到1933年3月之间,但同样也有王伯平的《易经时代中国社会的结构》(写于1932年1月)和王宜昌的《中国封建社会史》(写于1931年12月)。这4篇文章发表时显然已经不能代表社会史论战的“最新进展”,那么为什么能够与各方的新成果一同发表呢?处理旧稿固然是其中缘由之一,清理旧稿也并非照单全收,而是根据论战发展需要将旧稿加入新的论战之中。如果再看具体内容,就更容易发现这4篇稿件的共同之处。如梁园东的文章虽然以批判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始,但并没有止步于批评,而是进一步提出了自己的主张并加以论证,对尧舜及商周、西周、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发展阶段都提出了自己的意见,破中有立,对论战中提出的问题作了自己的回答。王宜昌的《中国封建社会史》则分论与史两部分,先破后立,以将近100页的篇幅对封建制度各方面进行了分析。郑学稼、王伯平的文章也都观点明确,论据丰富,且语言平实。结合王礼锡在编辑第二辑时所说“论战拟于三辑以前较关注破之工作,三辑以后,则将偏重立的工作”[26],可见这几篇“旧文”陆续发表,很有可能是编辑者有意为之,通过文章整体风格和内容的转变,来引导论战的发展方向。以往研究中往往以杂志出版顺序作为论战发展顺序来进行叙述,但如果考虑论文写作与出版之间的时间差,则关于论战阶段的划分,就不单单是学术自身发展逻辑的结果,同时也需要将编辑的意图加入分析的视角,这也正是学术媒介对学术发展影响的具体体现。

当然,王礼锡是书店和杂志的经营者,因此在以学术标准组织论战的同时,也有为杂志和书店招徕读者的意图。一方面,他对待论战中的以“骂”代“论”颇有“事不关己”的态度。虽然近代各大论战中谩骂和攻讦都不少见,许多作者也对此并不以为意[30],但作为编辑的王礼锡在读者对此表示不满后,也没有通过编辑手段改变这种局面,甚至说“到自己‘理直’而‘气盛’的时候,也难免说几句骂人的话”[25]12,对论战中骂人的行为有所回护。在论战中讥讽与谩骂自然是最容易吸引读者眼球的,王礼锡这一态度,多少有为了杂志传播而拉低论战水准之嫌。

三、《读书杂志》编读互动与社会史论战的传播

社会史论战开启了20世纪30年代唯物史观史学研究,推动了唯物史观史学乃至于“以社会科学治史”新方法的广泛传播。在这一过程中,《读书杂志》的编者充分发挥了刊物编辑的主观能动性,搭建起作者、刊物与读者之间的沟通桥梁,有力地促进了社会史论战及其核心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的传播。

对于广大读者,尤其是《读者杂志》的预设读者大中学生来说,“国家前途”“社会性质”“革命理论”等概念颇为引人注目,但早在论战刚开始时,就有读者表示希望作者集中于“问题的解答”,而不是“方法论上的诡辩”[29]1。要想吸引读者长久关注这场论战,《读书杂志》不仅要成为论战的战场,还要尽可能让读者读得懂,读得顺畅。这就需要杂志对论战背景、论战意义和各方观点加以介绍,使其成为作者与读者之间的桥梁。

王礼锡为论战专辑写的“序幕”“编后”及“通信”等组成了这一桥梁。在论战一开始,王礼锡就写了长达23页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序幕》,介绍社会史论战的重要性和需要研究的问题,以及研究方法等内容,提出了论战中应当讨论的历史、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关键问题,并在最后为读者开了一个社会史论战的参考书单[19]。“序幕”发表后,得到了很多读者的关注和赞扬,原因在于王礼锡的分析和引导为读者深入了解社会史论战的背景及各方观点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基础。王宜昌在给王礼锡的信中提到这篇“序幕”的发表“于仆智识,增进无量”;还有读者写信请求王礼锡“做一个比较更详细的研究中国社会史的书目”,“把每一种重要书报的中心内容做一个扼要的介绍,并分门别类较有系统编制一下”。[25]5这说明当面对社会史论战骤然兴起和各方迭出的意见时,一般读者很难较为全面地把握如此大量的信息,因而需要编辑者加以解释和整理,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论战的内容。

此后,王礼锡在每一辑都通过“序幕”“通信”“编后”等不同形式介绍参战各方的简历、基本观点,帮助读者梳理论战线索。论战第二辑“序幕”中专门对读者作出提示,强调正确运用唯物史观是社会史论战的核心问题。王礼锡的这些总结和提醒,对于普通读者理解社会史论战的关键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王礼锡还通过通信将读者对社会史论战的观点发表出来,让读者也直接参与论战之中。这一做法既可以激发来信者的学术自信,使他们更加积极地投稿,扩大论战声势,也使得更多的读者有了参与讨论的兴趣。在王礼锡鼓励下参与论战的王宜昌,正是这类读者的典型之一。

王礼锡为了让更多人参与这场论战,在论战一开始就借神州读书会的名义,组织“中国社会史研究组”。随着论战专辑的出版,读者对参加研究组的兴趣也越来越高,不到五天,“报名的已超过百数”。该研究组不但有“五百人为一集团”的组织,还有具体的研究计划。王礼锡还利用神州读书会的读书奖金进行征文,第一次征文中有关社会史论战的题目有:对于参加社会史论战任何一家或各家之批评,对于中国社会史全部或一阶段之分析,中国社会现阶段的把握。征文要求读者在当年12月完成文章,由《读书杂志》在第二年第二期刊登获奖文章。据王礼锡在第三卷第二期说,因为投稿作品过多,为了“不敢忽视作者的苦心”,对征稿的品评尚未完成,只能到第三期发表,可见读者参与之积极。这些投稿中就有后来在中山大学创办《现代史学》的陈啸江、为贵州经济史研究作出突出贡献的丁道谦等人的作品,虽然因为《读书杂志》不久停刊,这些文章并没有刊载出来,但也可从中窥见《读书杂志》对读者的影响之深刻。

王礼锡还通过商业途径扩大《读书杂志》和社会史论战的影响。王礼锡通过在“编者的话”中预告社会史论战的阵容和对战各方的观点来吸引读者的注意,激发读者的兴趣,以此扩大杂志的发行量。王礼锡自第一期就开始为扩大论战进行铺垫,在引起读者关注后在第三期上预告“挑战的专号”。论战第一辑出版后仅五天就再版一次,最终售出了三四万份,也使社会史论战成为学术焦点。论战的发展促进了杂志的销量,杂志销量的上升又提升了论战的影响力,吸引更多作者参与,由此形成论战与杂志之间的良性互动。随着论战转向社会史实际问题的探索,短篇论文已经难以完整展现参战者的观点,出版单行本书籍的收益也远远大于发行杂志的收益[31],相较杂志,单行本更易保存,也更能完整体现作者的观点,因此,到1932年底,王礼锡就决定1933年只出一期论战专号,其他论战文章则以单行本出版。这样,既能增加书店收入,作者所得版税也能更高,而读者亦不用在厚厚数册杂志中搜寻,使社会史论战的社会影响力更上一层楼。

结语

1933年,王礼锡被国民党当局送到国外考察,其在离开前完成了社会史论战的第四辑。其后《读书杂志》交由胡秋原主持,又出版三期后停刊,社会史论战因没有了直接的战场而沉淀下来。在整个论战过程中,《读书杂志》及其编辑者的参与和推动,深刻影响了社会史论战的学术样貌。

近代以来,学术生产方式随着现代媒介的出现而发生巨大的变化,学术刊物的出现和发展在具体地、历史地形塑着学术的样貌。杂志编辑者的价值追求,杂志社的内部制度、编辑方针及运营理念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最终呈现出的学术成果。《读书杂志》编辑者没有采取“辑而不编”的方法,而是积极参与论战的发展和传播过程,这才带来了论战与杂志之间的良性互动。因此,对于学术刊物的制度、方针、运营,及其编辑者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研究者应予以更多关注,以期更加全面、准确地认识近代学术发展体制,进而为当今学术发展提供有益的参考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