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
——以乔寅等四位江苏作家为中心

朱则杰

(浙江大学 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浙江 杭州 310058)

在清代诗歌(包括散文)的文献学研究领域,世纪之交相继出版了李灵年、杨忠两位先生共同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1]和柯愈春先生所撰《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2]两种巨著。两书均为16开三大册,各著录清代作家近两万人,别集约四万种。特别是《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以下简称《提要》),更可以说是后出转精,代表着目前该领域研究的最高水平。

但不难想见,涉及这么多的对象,即以《提要》而论,这里面的各种疏忽、缺漏乃至错误,自然也是难以尽免的。并且遗留下来的这些问题,一般说来,其难度恰恰也是最大的。对这些问题进行订正和补充,正可以使两书更趋完善。特别是关系到《提要》本身以及日后《全清诗》《全清文》等内部排序的作家生卒年问题(1)《清人别集总目》虽然按作家姓氏笔画排序,但各家小传也力求注明生卒年。,更是解决一处是一处,完成一家多一家。因此,笔者在日常读书的过程中有所发现,即随时将它们记录下来,并陆续整理成文,相继分组发表,提供给编撰者及其他有关读者参考。本篇取乔寅等四位江苏作家,仍旧按照《提要》著录的先后立目排序,依次考述;有些同时涉及《清人别集总目》的问题,也附此一并予以指出。

一、乔寅(卷七,上册,第174页)

乔寅,《提要》及《清人别集总目》均缺生卒年[1]第1册,461。

按乔寅生卒年仍旧不详,但大致生活时代可以考知。

《提要》本条曾说乔寅:

康熙四十七年与华亭倪匡世、昆山吕熊在淮阴与刘廷玑聚会,时当八十左右。

这里年份错误。刘廷玑《葛庄编年诗》,“甲申”与“戊子”即康熙四十三年(1704)与四十七年(1708),分别有《乔东湖、吕文兆、倪永清相会于浦上之苇庐,感而有赋》与《送倪永清之宛陵,应郭见斋郡丞之招》两首诗歌(2)刘廷玑《葛庄编年诗》,《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60册,分别见第636页、第660页。乔寅字孚五,号东湖;吕熊字文兆,号逸田,撰有历史小说《女仙外史》;倪匡世字永清,辑有清诗总集《诗最》。该两首诗歌的写作年份,亦可分别参见刘廷玑《在园杂志》附录之一《〈女仙外史〉品题(二十则)》最末跋语、正文卷二“倪永清”条,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1页、第82页(总第一百零六条)。“浦”指清江浦,即在淮阴。。稍后刘廷玑重编《葛庄分体诗钞》,这两首诗歌同在“七言律·下”(3)刘廷玑《葛庄分体诗钞》,《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60册,分别见第388页、第398页。,而写作年份自然不如“编年”明晰。已故张慧剑先生编著《明清江苏文人年表》,依据《葛庄分体诗钞》前一首概述为“宝应乔寅、华亭倪匡世、昆山吕熊在淮阴与刘廷玑会”[3],却受后一首牵连而误系在康熙四十七年戊子(1708)。《提要》这里的年份,即由此沿袭而来。

不过,《提要》这里,实际上倒是认作康熙四十三年甲申(1704)的;所以按照“时当八十左右”逆推,将乔寅大致归入本卷“生于天启元年至五年(1621—1625)”者并附在生年为明天启四年甲子(1624)的作家之后。

但是,刘廷玑这两首诗歌,前一首没有涉及三人年龄;后一首只有起句“华发苍髯古逸民”,也是指倪匡世,而与乔寅无关。《提要》猜测乔寅“时当八十左右”,不知是另有其他依据,还是混淆、误解了这两首诗歌。

乔寅的大致生活时代,在其本人的《理咏堂集》内部能够发现一些线索。例如卷四“七言律诗”有一首《赠芜湖沈五盐》[4]36a,题注说:“先生生前甲子,是日值其七十初度。”这里的“甲子”即天启四年(1624),沈士尊(五盐其号)生于该年,至乔寅写作此诗的时候已经七十岁(约在康熙三十二年癸酉,1693);而尾联云:“义熙甲子凭谁纪?赖尔江干老布衣。”这就很明显,乔寅相对于生年恰巧为“前甲子”的“老布衣”沈士尊而言,乃是一个后生晚辈。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同卷稍后《泰岱纪游八首》之一[4]45b,末尾自注说:“余以丁丑九月望日登岱。”这里的“丁丑”为康熙三十六年(1697);而正文颔联云:“垂老才瞻五岳长,半生空作浪游人。”“垂老”为将老未老之意,“半生”相对于百岁而言,说明此时的乔寅还只有五十岁左右。据此逆推,乔寅应该出生于清顺治五年戊子(1648)前后。

另外如方文《方嵞山诗集·嵞山续集后编》卷二《赠乔孚五》,有句云:“少年才调知君少,更望苦心穷窈窕。”[5]691

此诗据集内作品编

年作于康熙三年甲辰(1664),而当时的乔寅还是一个“少年”——今天至多理解作“青年”,推测其出生时间应该也不会太早。

《提要》本条曾经特别提到“寅与孔尚任往来”,并引及康熙二十六年丁卯(1687)孔尚任为乔寅而撰的《碧澜堂诗集序》“多深情远识”云云(4)此序可见徐振贵先生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五编《湖海集》卷八,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2册第1144—1145页;亦见《理咏堂集》卷首,康熙刻本,第1a—2a页,文字略有出入。。而孔尚任刚巧出生于顺治五年(5)可见《提要》卷十二,上册第314页。;乔寅则据上文综合判断,正应当与之同辈。这样,《提要》以及其他某些文献称乔寅为“明诸生”,这个“明”字显然不可取信。

乔寅的卒年同样未能确考。徐振贵先生主编《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第七编《长留集》卷四《纪梦》一诗,小序曾叙及“五月二十五夜,梦亡友……乔东湖……同过敝庐”[6]1738。该诗前面两题为康熙四十九年(1710)所作《庚寅武昌开府元旦独坐》及“春来不复忆江乡”的《小斋瓶梅折枝径丈》[6]1736-1737,则此诗很可能也就作于这一年(6)《孔尚任全集辑校注评》此诗注释称其“作于康熙五十年(一七一一)”,未详所据;不过其称《庚寅武昌开府元旦独坐》前面一题《除夕晴川阁看雪,柬李希文、万仰之两太史》“作于康熙四十九年(一七一○)除夕”,则明显属于错误,见齐鲁书社2004年版,第3册第1736页。。这是乔寅卒年的下限。通计其一生,享年大概在六十岁上下。

乔寅还有一个籍贯的问题,需要作些补充考察。

潘承玉先生《清初诗坛:卓尔堪与〈遗民诗〉研究》,第三章《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卓尔堪交游研究》第四节《非遗民朋友》第一部分即为《乔寅》,其中指出,“今人张慧剑《明清江苏文人年表》、李灵年等《清人别集总目》大约因清初宝应乔氏多闻人”,所以把乔寅“当作扬州宝应人”;但“邓汉仪《诗观二集》卷十四”选录乔寅诗歌,作者“名下注”其籍贯,却是“山西平阳人”(7)潘承玉《清初诗坛:卓尔堪与〈遗民诗〉研究》,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75页。所说《诗观》该语,可见《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40册,第329页。。

关于乔寅原籍山西平阳,其他文献在不同程度上也有涉及。例如前及方文《赠乔孚五》一诗,开头就从“先朝诗人乔白岩”写起,然后称“公有从孙曰孚五”云云[5]690——所说乔宇(白岩其号)为明成化二十年甲辰(1484)进士,嘉靖初年仕至吏部尚书;

不过他的籍贯是与平

阳府并列的太原府,乔寅是否真是他的“从孙”或曰后裔不得而知。又如同样流寓扬州的安徽歙县人王棠,其《燕在阁知新录》一书各卷列有许多“参校”的同人,而卷二十七所列第一人就是“平阳乔寅东湖”[7],正可以与《诗观》互证。此外特别值得注意的,则是魏禧《魏叔子文集·文集外篇》卷十八《襄陵太学乔君继配史孺人合葬墓志铭》[8]——墓主乔承统“世为山西襄陵乔氏”,因父亲“举盐策于扬州”并且最后“没扬州”而“亦遂弃科举业,留扬州为居积”,卒于顺治年间。文中所列嫡亲人物,倒未见乔寅;但魏禧集内,唯独此文末尾有乔寅的点评,可以推想乔寅极有可能就是他们的族人,此文也是通过乔寅的关系而找到作者魏禧的(8)此外乔寅《理咏堂集》卷首有一篇魏禧《叙》,见康熙刻本,第1a—b页;《魏叔子文集》未载,可作补遗。。假如真是如此,那么乔寅的祖籍就可以进一步具体到山西平阳府下属的襄陵县。至于嘉庆年间李锡麟等辑《国朝山右诗存》,卷四依据前述《诗观》选录乔寅《太湖晚望》一诗,小传称之为“临汾人”[9]——临汾县是平阳府治所在地,则很可能系编者凭想象而定。无论临汾县还是襄陵县,山西平阳府的乔氏,与江苏扬州府宝应县土著的乔氏,的确不是一回事。只不知道乔寅或者他的祖上,最早是什么时候来到扬州的。

不过,乔寅本人倒是一直自认为扬州人。例如康熙二十四年乙丑(1685)游历安徽黄山,据嘉庆年间阮元辑《淮海英灵集》戊集卷二《乔寅小传》介绍,“著有《游黄山诗》一卷”,即“题为扬州人”[10]。前述最后一种《理咏堂集》,据卷首《自记四则》之二所说从康熙三十七年戊寅(1698)开始陆续整理编纂[4]1a-b,凡诗歌五卷,内部分体,而各卷各体均署“广陵乔寅东湖著”——“广陵”正是扬州的别称。其具体作品如卷五之二“五言绝句”《将归故园,复有燕山之约》《还广陵》连续两题[4]7b,联系起来即“故园”等于“广陵”。至于乔寅的友人,自然也是普遍将其当作扬州人。例如前及孔尚任《碧澜堂诗集序》,上来就说:“广陵(有)乔子东湖……”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乔寅在扬州府的范围之内,究竟算是哪里人。《理咏堂集》卷三“五言律诗”《芜城卧病遣意》六首小序曾说:

芜城,余故里也。自己亥[顺治十六年,1659]移家昜山,去此盖二十有一年矣。时一至焉,则客也。今年客此最久,秋复病疟……[4]16a

“芜城”与“广陵”一样,也是扬州的别称。所说的“昜山”,则在扬州府下属的“秦邮”亦即高邮州(9)例如《理咏堂集》卷四“七言律诗”有《新安客舍闻秦邮昜山大风雨,河决海溢》一题,可知“昜山”在“秦邮”,见康熙刻本,第11b页。。这样相对而言,这里的“芜城”应该具体指扬州的郡城,即当时的府治所在地江都县。卷四“七言律诗”《芜城元夕,怀同志诸子》首联云:“江干旧业余三亩,巷北贫居借一廛。”[4]3b这里的“旧业”,应该正是指乔寅在“故里”“芜城”的根基。所以,像康熙三十七年戊寅(1698)成书于扬州的陈鼎《留溪外传》,卷首“校阅同人”所列乔寅,籍贯就作“江都人”[11]。

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地方“东淘”或曰“淘上”,是吴嘉纪的家乡。乔寅本人有关作品毋论,杨积庆先生校笺整理的《吴嘉纪诗笺校》卷八就有《乔东湖自吴门归东淘,示〈山楼读书图〉,漫题二首》[12]。“东淘”系著名盐场“安丰场”的别称,在扬州府下属的泰州。乾隆中期泰州析置东台县,安丰即划归东台。嘉庆《东台县志》卷三十《传·十一:流寓》“国朝”有乔寅本传,全文如下:

乔寅,字孚五,号东湖,宝应人。前明诸生。隐居安丰。性豪迈不羁,慷慨激昂,发为诗歌。梓有《碧澜堂集》,杜濬为之序。(10)嘉庆《东台县志》,1830(道光十年庚寅)刻本,第8b页。所说杜濬该序,亦见《理咏堂集》卷首,康熙刻本,第1a—2a页;杜濬《变雅堂遗集》(《续修四库全书》第1394册)未载,可作补遗。

《提要》本条曾经引及这篇本传,所以“慷慨激昂”以上叙述完全相同。但其他毋论,本传称乔寅“隐居”地为“安丰”,是县志从本县范围之内的乡镇一级来说的;而《提要》按照自身体例,最低只需要说到县一级,所以这个“安丰”应当改称“东台”或者当初的“泰州”。

而无论泰州还是高邮州,虽然同在扬州府的范围之内,但都不是乔寅的“故里”。同时,这又说明,乔寅在扬州府的范围之内,寓居之地并不限于郡城江都。如此综合起来,关于乔寅的籍贯,最好大概就是参照前述其本人诗集的署法,说到府一级“江苏扬州人”,同时加上“祖籍山西平阳”。

二、吴庄(卷七,上册,第175页)

吴庄,《提要》定其生卒年约为明天启五年乙丑(1625)至清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享年七十一岁。

按吴庄的生年,江庆柏先生《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定为天启四年甲子(1624)[13]302,依据是吴庄自订年谱《花甲自谱》所说:“余生于甲子;今年癸亥[康熙二十二年,1683],花甲过矣。”[14]类似的记载,在吴庄随笔集《吴鳏放言》中也一再出现。例如最典型的一条,不但同样明确说“余生于甲子”,而且列举有七位同年出生的友人,甚至还曾经缔结过“甲子社”[15]579。再一条则叙及:“戊寅岁,余年十五。”[15]587这里“戊寅”为明崇祯十一年(1638),逆推其生年也是天启四年甲子(1624)。所以,这个生年可以确信无疑。

但是,关于吴庄的卒年,《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依据“汪价序”,定为康熙二十七年戊辰(1688),这却明显错误。该“汪价序”笔者目前还没有读到,但与《清代人物生卒年表》相似的《清人别集总目》吴庄小传[1]第1册,842,生卒年标注为“1624—约1688”,可见这个卒年本来只是一种推测之辞。而像吴庄散文集《偶存篇》中的《上李冢宰书》,叙事有明确时间的至少已到“辛未”[16]215,亦即康熙三十年(1691);并且正如《提要》所引,还有“庄年七十”云云[16]216——这样从天启四年甲子(1624)算起,应该也已经在康熙三十二年癸酉(1693)。所以,倒是《提要》所定的卒年约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虽然缺少直接的依据,但至少还比较可信。

近年影印出版的《清代诗文集汇编》,在吴庄著作之前添有作者小传(11)吴庄《无罪草》卷首,《清代诗文集汇编》第93册,第125页前(不计页码)。,生卒年定为天启四年甲子(1624)至约康熙三十四年乙亥(1695),这大概就是综合了《清代人物生卒年表》和《提要》两书的结论。

除此之外,吴庄字茂含,其史论集《无罪草》卷端署名“嘉定吴庄茂含著”即可为证[17]。又其别号很多,《吴鳏放言》最末各条连续介绍有“梅庵”“梅禅”“兰痴”“莲俦”“花林铨部”“粬部文宗”“知非道人”“四一老人”,而最后“余终自号‘非庵’而已矣”[15]588-589。《提要》及《清人别集总目》《清代人物生卒年表》《清代诗文集汇编》均以“非庵”为字,显然与实际不符。

附带关于吴庄的从兄兼老师吴屯侯,所撰《西亭诗》曾与吴庄《无罪草》等合刻为《延陵合璧》,卷末有吴庄《西亭诗跋》,署款:“丁卯[康熙二十六年,1687]仲夏,受业弟庄敬识。”[18]《提要》卷六吴屯侯小传[2]上册,116,称其“弥留之际,以所著《西亭诗》付受业弟庄敬,庄敬乃于康熙二十六年”云云,这里的“敬”字显然都是受了该署款的误导,应当予以删去。此外《提要》该条最末推测吴屯侯“卒年当近七十”,则光绪《嘉定县志》卷十九《人物志·四》“文学·国朝”吴屯侯本传曾明确说他“年七十卒”,并且接下去即附带介绍吴庄:“从弟庄,字茂含,诸生,工古文,隐于医。”[19]

另外《提要》卷十八及《清人别集总目》还同时著录有一个同姓名的吴庄(12)《提要》见上册第475页,原名“定璋”误作“廷璋”;《清人别集总目》两个吴庄同页。,原名吴定璋,字友篁,江苏吴县人,可参见拙作《〈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订补——以沈豹等五位江苏籍作家为中心》第三条“吴时德”所附[20]。

三、史逸裘(卷七,上册,第177页)

史逸裘,《提要》及《清人别集总目》均缺生卒年[1]第1册,331。

按《提要》及《清人别集总目》介绍史逸裘的仕履及享年,都已经提到:“官至东兖分巡道。卒年六十二(62)。”其相关文献资料,最详细的大概是清乾隆《镇江府志》卷三十六《名臣·下》“国朝”史逸裘本传:

家居七年,补东兖分巡道。……未几,丁母艰归。生平笃于行谊……以母丧哀毁致疾,年六十二卒。[21]

所说东兖分巡道,简称“东兖道”,驻山东沂州。因此,乾隆《沂州府志》卷十七《职官·上》“国朝·东兖道·康熙”有关记载十分具体,其中史逸裘及其前后两任如下:

许兆祥:辽东人。十七年任。

史逸裘:进士。浙江仁和人。十八年任。

李烺:荫生。河南孟津人。二十年任。(13)乾隆《沂州府志》,乾隆二十五年庚辰(1760)刻本,第9a—b页。史逸裘为江苏金坛人,寄籍浙江仁和。

这样看起来,史逸裘“丁母艰归”的时间,只能在康熙十九年庚申(1680)至二十年辛酉(1681)这两年之间。其“以母丧哀毁致疾”,并因此谢世,则最大的可能就在康熙二十年辛酉(1681),或者稍后不久。由此逆推,史逸裘大约出生于明万历四十八年庚申(1620),或者稍后不久。《提要》目前将其大致归入本卷“生于天启元年至五年(1621—1625)”者并附在生年为明天启五年乙丑(1625)的作家之后,可能稍稍晚了几年,但也不会太多。至于江庆柏先生《清代人物生卒年表》依据清《顺治十二年乙未科会试进士履历便览》而定史逸裘生年为明崇祯三年庚午(1630)[13]118,那应该是进士履历有意把年龄往小里说的结果。

四、马迅(卷七,上册,第179页)

马迅,《提要》著录国家图书馆藏康熙刻本《敦好堂旅草》一卷,而有关介绍多不准确。

按《敦好堂旅草》现今已经发布在“中华古籍资源库”网站(14)网址:http://read.nlc.cn/thematDataSearch/toGujiIndex,访问时间:2022年6月9日。,阅读十分方便,以下即据此对《提要》做些订补。

一是关于马迅的籍贯,《提要》称“江西石城人”。这大概是因为此集的内文,作者署“石城马迅思远稿”(15)马迅《敦好堂旅草》,康熙刻本,第1a页。其后有“同里王裕成公阅,陈垲挹苍评”,可知三人都是单名而带表字;下及《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总目、索引、提要》将“王裕成公”称作“王裕成”,误。。但这个“石城”,是“石头城”的简称——正如卷首第二篇王士祯序开头就提到的那样,指的是“金陵”[22]1a,即江苏南京。同样如第三篇宫梦仁序,说“马子家白门”[22]1a;又最末第八篇“五哥”序,说“马君世居白下”[22]1a,这里的“白门”和“白下”也都是南京的别称。即如《提要》所引马迅《宿长干寺感旧》的诗句“一别长干五十春”[22]14a,这里的“长干”照样是南京的别称。因此,此集后来收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影印的《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第95册,相应地在《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总目、索引、提要》中有一个提要,就特地加括注说马迅是“石城(今南京一带)人”[23]350。而《清人别集总目》著录此集,于马迅别无其他介绍,但定其籍贯为“江宁人”[1]第1册,31,这却是最为准确的。

二是关于此集的序言,《提要》称“前有方孝标、王士祯、宫梦仁、米汉雯、马教思、陈菁、陈悦诸序”。这里第七篇序言的作者“陈悦”,原书全名作“陈悦旦”[22]3b,《提要》脱漏了一个“旦”字。其前各篇序言,作者本集可能多有失载,而陈悦旦此序则已经收入其《乐在堂文集》卷四[24],标题作《题马思远诗稿序》,正文文字基本相同,因此可以互证。又正如上文所示,马迅此集在陈悦旦序之后,还有一篇署名“天山弟五哥”并钤有名章“五哥之印”的序言[22]1a-2a。而这篇序言,显然被《提要》用“诸”字省略掉了。于是,《提要》这里的“陈悦诸序”这个提法,就被《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总目、索引、提要》沿袭了过来[23]351,并且还被其他相关论著沿袭了过去(具体从略)。《提要》的疏误,往往会带动其“下游”作品一起失误,这也是一个例子。

三是关于此集的跋文,《提要》没有介绍。倒是《清代诗文集珍本丛刊:总目、索引、提要》,已经注意到“后有罗秉纶[伦]、袁启旭等跋”。而这里“等”字所省略的,为最末第三篇跋文[22]1a-2b,作者是马迅的弟弟马助。通计前后,全书序跋多达十一篇。而此集的内文,总共也不过三十五页而已。所以,此集在这个方面,堪称一个典型。

四是关于此集的创作时间,《提要》称“康熙二十八年间游京师时作”。集内作品,确实有明确作于康熙二十八年己巳(1689)的,具体可见下文。但除此之外,也有明确作于其他时间特别是该年之前的。例如《高桥除夕》,题注说:“辛酉,在汶上县。”[22]15b这个“辛酉”,还是康熙二十年(1681)。即如诸多序跋,从末尾署款有时间的来看,其后如《提要》提到过的宫梦仁序作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癸酉夏五月”毋论[22]5a,其前则有前述陈悦旦序[22]3a-b、罗秉伦跋[22]3a,均作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戊辰嘉平”即十二月;如果这还可以看成“康熙二十八年间游京师”的前奏,那么像第一篇方孝标序,乃作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乙丑夏日”[22]2b,这就绝对不可能预先为“康熙二十八年间游京师时作”的此集而撰。实际上,此集尽管作品数量不多,起止时间也不确切,但仍然应该是作者长时期诗歌创作的一个结集。

五是关于此集的题材内容。与上面这个问题相联系,此集作品也并不都是“游京师”相关的产物。像上文提到的《高桥除夕》,因为山东汶上县处在南京与京师之间,所以倒还不妨视为“游京师”之作;但如《西湖》《留别西湖》连续两题[22]3b-4a,作于浙江杭州,非要说马迅在“游京师”过程之中先去绕上一圈,这就显然太牵强了。因此,正如书名“旅草”所示,此集总体上与旅行有关,而具体只是以“游京师”为主,同时也兼及其他地方。前及马助跋,曾有“今读其北游稿”之语[22]1b,这至多不过是泛言而已;而《提要》称“此集又名《北游草》”,则明显与实际不符。

最后关于此集内部的作品编排,既不分体,也看不出时间规律,总体上十分混乱。例如《恭纪己巳闰三月圣驾南巡诗》[22]17a与《迎銮曲(己巳)》[22]25b-26a两题,明确作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皇帝南巡之际,具体同在春季,而中间却夹有《冬夜旅怀》[22]21b-22a、《初春客夜》[22]23b-24a等许多明显换年的诗歌,这就可见一斑。因此,像《提要》称前引《宿长干寺感旧》“一别长干五十春”为“己巳所作诗”,这个所谓的“己巳”也是靠不住的。

不过,《提要》依据“一别长干五十春”,来推测马迅年龄(不限于所谓“重游京师”)“当已七十开外”,这至少不会相差太大。因为集内另外还有一首《暮春书怀》,有句云:“念年常远涉,七十尚天涯。”(16)马迅《敦好堂旅草》,康熙刻本,第5b页。“念”同“廿”。就说明确实已经达到七十岁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