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苏北根据地的财经措施

2024-04-14 20:59铁春燕曾凡云
关键词:盐阜法币淮海

铁春燕,曾凡云

(1.中国海盐博物馆,江苏 盐城 224002;2.盐城师范学院 新四军研究院,江苏 盐城 224007)

1940年11月,中央在初步总结华北经验后,为建立和巩固华中新根据地发出《中央关于建立与巩固华中新根据地指示》,指示要求,“关于财政经济,应注意一开始便作长期打算,节省人力物力,注意培养积蓄认真地爱护根据地”[1]54。同年12月2日,中原局《关于华中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建设对各地区的指示》强调:“财经工作在现在,即已成为我们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在今后我们愈发展就愈要增加其重要性,在建国时期更是全部的重要工作。”[2]46

苏北抗日根据地是整个华中抗日根据地中较为特殊和较有影响力的根据地之一,其在中共中央华中局的领导下,坚决执行中央指示,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蓬勃发展,并逐步形成经验并推广到其他地区。其中,财政经济建设内容尤为丰富,极富特色。在党的领导下,苏北抗日根据地从零起步,逐步建立起完善的财粮行政制度,有着完整的财经组织架构,以及适应战时需要的科学的税务系统,发行抗币,强化财经干部教育,为巩固和建设苏北抗日根据地,改善军民生活,夺取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成立银行,创建根据地金融

苏北抗日根据地开辟不久,在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经济斗争的战场也是硝烟弥漫。当时在苏北流通的货币是国民政府主要银行发行的法币和银元,日伪政权紧紧控制南京、上海经济命脉,不仅贬低法币,还以军事武装重重封锁抗日根据地,严格控制根据地军民以法币进行工业品的交易,这使得法币在根据地内的货币流通价值几乎丧失。为了坚持货币斗争、保护根据地经济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利益,创办银行、发行货币成为初到苏北的新四军的迫切任务。

当时,新四军军部驻扎在盐城,根据刘少奇指示,决定在盐城建立江淮银行。但此后不久,盐城遭遇日军第一次大“扫荡”,军部必须转移,刚筹备好的江淮银行以及钞票印刷设备均转移到新四军第一师辖区的苏中抗日根据地。反“扫荡”结束后,江淮银行开始发行加盖“苏中”印戳的钞票,并在苏中抗日根据地流通。

日伪对盐城第一次反“扫荡”结束后,为尽快恢复根据地经济建设,黄克诚向盐阜行署财经处处长骆耕漠提出采取容易办到和机动灵活的方式成立盐阜银行,发行盐阜币的建议。根据黄克诚的建议,骆耕漠积极筹备盐阜银行,并决定就地取材,试着“用印刷贺年片的小软盘机来印刷一张张盐阜币,盐阜币票面可用精细的木刻版来代替,印刷盐阜币的纸张可用土原料专门混合制成的土纸张”。对于骆耕漠这套印制盐阜币的方法,黄克诚认为这与在敌后打游击的道理是相同的,“不过一个是在军事理论方面,一个是在经济方面”[3]443。

1942年初召开的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对苏北抗日根据地金融业建设进行了认真商讨。会议结束后不到一个月,盐阜银行便于4月10日宣告成立,隶属于盐阜行署财经处,董事长和总经理均由财经处长骆耕漠兼任。《盐阜报》专门发表消息称,盐阜银行的成立是“本区金融的福音”,并介绍了盐阜银行的中心业务,“一为举办小本贷款,救济工农,发展生产;一为依照政府规定,发行一元、五角、二角、一角等流通券,便利买卖,繁荣商业”[4]。4月16日,盐阜银行开始营业,印制的钞票一并发行。盐阜银行印制的钞票称为“盐阜币”。盐阜币先在盐阜区根据地全境发行,后扩展到游击区。据骆耕漠介绍:“在扩大会议进行期间,桑树皮的来源更顺畅,造土纸技术渐渐熟练,印出的盐阜票渐渐增多。为节省开支,盐阜银行只在商业比较繁华的地点,如阜宁县的益林镇、陈集子、羊寨,阜东县的东坎,盐城的高作、建阳等处设立一些机构,它们都同税务局和货物管理体制局联合在一个柜台内做各自的业务。至于盐阜银行本身,包括它的金库,就都附设在行署财经处内。”[3]445由于有根据地的物资与税收作为支撑,盐阜币的币值一直很稳定。

与盐阜抗日根据地紧紧相连的是淮海抗日根据地,早在1941年6月,淮海区专员公署以金库公债票、粮食、棉纱、现金等合计100万元为基础,启动抗币发行。为了印刷的需要,历经艰难,专门从敌占区购买了印刷设备。为尽快建立起淮海区的银行,担任盐阜行署财经处副处长的顾准被调往淮海区工作,任财经处处长。顾准奉命筹备银行后,迅速进入工作状态。1942年8月10日,淮海地方银行在沭阳县张圩正式开业,李一氓代表行署任命顾准为首任行长,监事由黄以干担任,总经理由卢钝银担任。银行职工40人,下设会计课、出纳课、总务课、发行课、营业部、信贷科6个业务部门。为了规范银行管理,专门设立理事会,会员吸纳了近半数的地方士绅和商业人士,理事长由顾准担任。第一次理事会讨论了银行业务方针、贷款发放原则等,并通过了手工业贷款章程,为银行开展业务工作提供了有效的依据和指导,也推动了根据地内手工业的发展。

淮海地方银行筹建的同时,在涟水县杨口乡戴洼村,有一个特殊的工厂也在筹建。这就是即将印刷淮海币的淮海地方银行印钞厂,厂长庞在祥,技工10余人,印刷厂所需要的印刷机、纸张、印油和号码机等,都是由敌工部门、个人通过特殊的渠道从敌占区逐步购入[5],崭新的淮海币上盖有李一氓的印章,打上了号码,以元为基本单位、以角为辅币,共发行了2 000多万元。淮海地方银行在各地及时建立了代理处,持有淮海券者,随时随地都能做到十足兑现[6]171-172。

1942年底,由于日军对淮海根据地发动“扫荡”以及抗日军民全力进行反“扫荡”斗争,淮海地方银行与印钞厂被迫停业。1944年3月,中共苏北区党委决定不再恢复淮海地方银行,也不再设立苏北银行,将盐阜银行改为苏北军区的金融机构,隶属于财经委员会,在淮海区设立分行,淮海行署财经处代理总金库。

苏北抗日根据地盐阜银行和淮海银行的建立以及发行抗币,对于冲破日伪经济封锁,发展农业生产,扶持工业生产,发展商品经济,活跃市场,调剂物资以及巩固根据地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二、发展生产,保证合理负担

苏北抗日根据地开辟时期的财经工作,着重于搞好粮食征购,解决财政困难,建立统筹统支的预决算制度,发动纺织运动,提供运盐贷款,统一财政组织的领导等方面。1942年2月以后,日伪对根据地的封锁加剧,根据地财经战线面临着开展对敌经济斗争,打破敌人经济封锁、金融破坏和发展生产、争取自给自足的繁重任务。开展对敌经济斗争,首先要开辟财源,增加支持抗战的财政力量。当时,根据地的财源主要靠田赋公粮。群众负担不能增加,财政支出必须保证,办法就是积极发展生产,贯彻合理负担原则,从堵塞漏洞中增加田赋公粮收入。

清查田亩,改革田赋征收制度。苏北抗日根据地初建时,抗日民主政府对各地土地情况不太清楚,因而隐瞒田亩的情况较为严重,影响了田赋和公粮的征收。为此,在有条件的地方,政府对田亩进行了清查。经过重新丈量,各地区实有土地数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加,仅盐阜区就增加了200余万亩土地,比原报土地数约增五分之二。在清査田亩的基础上,实行按地亩种类分等,田赋折实征收粮食。田赋由土地所有权人负担。征集公粮公草,“以地亩多少划分征粮等级,以收获量大小决定土地等则,公平分配,合理负担,兼顾军需民食为原则”[7]389。实行田赋征收制度改革之后,田赋公粮的收入大大增加,而一般群众的负担并未增加,约占总农户数20%的贫困农户完全免除负担。田赋与公粮负担较重的为拥有较多土地的地主、富农,但负担最重的地主,其负担所占比额也不过略超过35%。征收方式也有改进,主要是废除了旧的册书、粮吏,取消了中间剥削,以乡为单位集体征收,极大地方便了群众。对征集到的粮食,还实行统一的粮库制度与分散的保管原则,减少流弊。

1942年,毛泽东同志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总方针,苏北抗日根据地在开辟财源的同时,积极发展生产,以巩固根据地的经济基础,打破日伪经济封锁。在发展生产过程中,盐阜区利用产棉优势,迅速发展手工纺纱和棉布生产。盐阜区土纺织业发展很快,特别是在阜宁、阜东、涟东、建阳等县。盐阜区行政公署财经处增设生产建设局,负责指导生产,收购棉花,统一定价。广大村民只要备好简单的土纺车,学好简易的土纺技术,就多了一条生财之道。生产建设局还办起了一个制宽幅土布的工厂,能织毛巾。到1943年和1944年,盐阜区生产建设局已在涟东县办了几个半自动的织宽土布的厂,这一项生产的发展就可以解决地方脱产人员所需的冬、夏衣的供给问题。作为政府领导发展生产的专门机构,淮海区亦成立了生产建设局。苏北各县成立生产建设科和合作社,区设生产合作指导员,组织推进生产合作事宜,指导群众兴办生产、消费、运销等各类合作社。苏北地方抗日民主政府还决定利用当地资源,以低税、贷款等方式扶持原有的作坊,办起纺织、造纸、卷烟、肥皂、榨油、磨粉等公营小型加工厂。

在正确的经济政策指导下,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手工业得到了迅速发展。这种因生活急需而形成的自给型的工业雏形,成为后来苏北根据地工业建设的重要基础。这些手工业生产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率先兴起的是土制卷烟业。当时市场上的卷烟,主要有来自徐州新浦的“金枪”,江南过来的“红三星”“全鹿”等。由于手工业制烟的方法较为简单,再加上根据地政府的重视,阜宁、东坎、益林、东沟等重要市镇手工业卷烟迅速发展起来。(2)土制肥皂进入市场流通。盐阜联中师生自制的肥皂价廉物美,开始仅仅是满足部队需要,之后逐步走向市场,深受军民喜爱。(3)油榨业兴起。随着生产的发展,各地榨油坊纷纷出现,羊寨恒源油坊是盐阜行署机关创办的。阜宁(益林、东沟)、射阳、阜东、建阳、涟东等县油厂也纷纷建立。满街都是榨油香,河道船只川流忙,兴旺的油榨业是苏北根据地人民生活改善的印证,其产品还远销上海等敌占区,换回了根据地军民所需的物资[8]1084。(4)土纱土布纺织业普及。支持老百姓发展纺织业,提倡家家纺纱、村村织布,以县为单位成立了纱布交换所,活跃了市场经济。此外,抗日民主政府重视盐业发展,仅八滩的盐场,年产量就达到了20余万担,成为重要的财政收入之一。

为发展经济,苏北抗日根据地积极制定各项政策,并采取了一系列扶持生产的措施。盐阜行署先后颁发了《盐阜区垦荒条例》《盐阜区纺织奖励办法》《盐阜区合作社暂行条例》等,规定不论公荒私荒、生荒熟荒,一律放垦。“开垦公荒自领垦之日起五年内免除赋税,开垦生荒三年内承垦人不纳租税,对兴办纺织厂的免缴营业税、产销统税、原料进口税”[7]404。政府帮助运销滞销的纱或布,对办厂成绩显著者,政府实行低利贷款以及奖励现金政策。政府还组织表彰生产先进、评选劳动模范,以及开展竞赛活动,通过物质、现金奖励的形式,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在生产中,通过换工、互助、合作等形式,有效地使发展生产在根据地形成全覆盖,提高了生产效益。此外,苏北抗日根据地各级政府积极发放运销贷款、春耕贷款、秋粮贷款、盐垦贷款、垦荒贷款,帮助解决工农业生产中的各种困难。根据地各级政府制定各种奖励生产、垦荒和棉织的条例,调动群众的生产积极性。至1944年初,盐阜区已有各种形式的换工组、互助组9 140个[9]651。据统计,至该年底,组织起来的农户已占全区总农户的20%,互助组生产的农产品产量占总产量的20%至50%,充分体现了换工、互助的优越性。

新四军三师部队在苏北积极帮助、支持当地的生产建设活动,倡导艰苦奋斗的作风,与根据地群众同甘共苦。三师与苏北军区政治部于1943年初颁布了关于开展生产运动的训令,部队各级机关和基层连队种菜、种麻、种烟草,各团办磨坊、豆腐坊、粉坊等,不常流动的单位饲养猪羊,改善部队伙食。各旅办合作社、油坊、碾米坊等。三师还在阜宁益林创办了东海烟厂、民生肥皂厂等。仅1943年,三师即创收500万元,解决了部队自身的财政供给难题,减轻了政府与群众的负担。

合理负担也是当时发展经济的一个重要角度。为了在苏北抗日根据地梳理出一个合理的负担比例,1942年5月,黄克诚特地约盐阜区财经处长骆耕漠谈话,要求他将盐阜全区脱产人员数和全区老百姓的总人数及其比例关系查算清楚。同时,提醒各县区要注意分清对那些半游击区(即一面要向我方,另一面要向顽韩和敌伪交纳粮税的地区)的调查,半游击区的老百姓只能按半数来统计。第一次调查的结果是,盐阜区脱产人员没有超过全区老百姓总人口15%的大杠杠。黄克诚对这一点非常重视,经常督促财经处人员把好这个关,一定不能突破。

据骆耕漠回忆:“三师主力各连、排在遇到特别情况时,尤其是由于反扫荡是分散进行的,途中难免有带干粮不足的问题,这时就要由连、排、班长打白条向老百姓借点口粮,这类白条一年下来就有很多。一小部分由各区、乡、县政府部门归还,其中大部分白条由地方交到行署财经处,我则将白条转交到供给部长刘炳华那里。因此,每年师参谋长洪学智都召开两次会议来讨论和公平调解这个问题。我认为这类白条应基本上从地方供给部队的公粮中归还,师供给部说这些白条是基层士兵在特殊作战中不够吃而发生的,地方上财粮应负担一部分。各有不同意见。对上述矛盾,黄老非常关心,派参谋长酌情兼顾。参谋长总是照顾地方一点的,这也是‘合理负担的一条大杠杠’能够得到贯彻的实例。”[3]446-447

三、活跃市场贸易,打破日伪经济封锁

为了发展苏北抗日根据地经济,搞活市场,保证抗日军民的生活和物资需求,抗日民主政府积极引导开展市场贸易,同时,亦加强对贸易的管理。当时苏北的贸易活动,主要是通过根据地的一些农副产品资源,换取根据地急需的医药用品和相关战略物资。由于日伪对根据地的经济封锁,这些贸易往往通过秘密战线和地下交通线来完成。所以,当时在苏北抗日根据地与上海等敌占大城市之间,有一条秘密交通线相当活跃,成为重要的贸易通道。

对于纯市场行为的进出境贸易活动,政府则实行严格的管理。1942年春,盐阜行署和淮海行署均建立了贸易局,控制根据地的对外贸易,收缴进出口关税,以限制资敌物资的外流。新四军财经部下设的税务局,调节和控制税率。为了统一贸易体制,后将税务局与贸易局合并,成立货管局。1944年,苏北财委成立各级工商管理局。贸易管理是通过禁止出口和免税入口来控制的,比如“直接的军用品及自给不足之物产暨足以影响民生之物产均应禁止出口”,为根据地“军事上或工业必须之用品(如五金机器电料等)又为敌人所禁止者”则免税入口[7]43。除继续坚持上述政策外,更采取了以物易物的办法,鼓励商人搞活根据地与敌占区的物资流通。同时,禁止、打击奸商的违法活动。凡是出口之土产必须向贸易管理机关进行登记注册,否则不得出口,而出口之物资同时必须换回等价的根据地所必需之货物。严格控制粮食运销,盐阜行署专门颁布《盐阜区粮食运销办法》。但对某些粮食过剩地区允许部分报税出口。同时还采用以粮换布的方式来解决军队服装用布问题。控制食盐、豆饼、棉花、猪鬃等13种大宗土特产品出口。对偷税或不按规定进口与出口等值货物的行为,除没收全部货物外,均以资敌罪惩处。

抗日民主政府同时兴办公营商业,积极开展物资贸易,适当利用私商为根据地提供急需物资,如西药、布匹、五金、石油、纸张、木材等根据地紧缺物资,以确保根据地需要。还利用根据地的沿海港口组织海上贸易,出口一部分农副产品到上海、青岛敌占区,换回根据地紧缺物资。总之,根据地的贸易政策不是对敌经济绝交的政策,而是在一定条件下实行物资交流。以货易货制度的实行,使日伪掠取之法币无法向我根据地套取物资。根据地物价稳定,群众生活亦得保障。继宋乃德后担任盐阜行署主任的曹荻秋在1943年11月所作的《两年来财经工作总结及今后工作方针》中特别提到:“自我1942年实行贸易管理以来,对土产实行统制,购买粮食必须有购粮证,一定土产出口时必须有土产出口许可证,并规定出口之土产必须换回等量之物资。这予敌人经济封锁以严重回击,尤其去年实行禁止香烟入口后,更予北路敌人贸易上以严重打击。某些敌伪据点吸收我抗币来我地区购买货物或者用一定物资来交换我之物资,也说明我们反敌之经济封锁是有成绩的。今日我盐阜区根据地尚不感觉物资缺乏,与实行贸易管理是有关系的。”[10]383-384

严格管理进出口物资,就是一场贸易战。在敌后看不见硝烟的经济战场上,苏北抗日民主政府凭借智慧与谋略,卓有成效地开展对敌经济斗争,并创造性地建立了一系列战时经济制度和法规,打开对外贸易的通道,解决根据地的需求,为根据地的巩固发展储备了物质基础,同时,完善财政供给制度,厉行节约,减轻人民负担。通过这些努力,苏北抗日根据地终于战胜了敌人的经济封锁,克服了财政经济困难,保证了抗战事业的需要。

四、开展货币斗争,维护根据地利益

货币斗争是更为复杂的经济斗争。上海公共租界各大银行被日伪没收后,法币在长江下游和华中敌后就完全失去了依凭,动摇了法币的通货地位。1942年3月,日本政府通过《华中通货暂行处理纲要》,规定:“(1)对国民党法币进行压迫,使其价值低落。(2)立即废止中储券与旧法币的等价交换,限制旧法币存款,并向中储券存款转变。(3)废除对旧法币的牌价基础。(4)剥夺旧法币为贸易通货的职能。(5)使汪中央储备银行成为日本军费及其他必要资金的调剂银行。”[11]5月底,汪伪政府禁止国民党法币流通,中储券定为江苏、浙江、安徽、南京、上海唯一法币;旧法币与中储券兑换比例为2比1。汪伪政府在大量发行中储券的同时,又将换进的约10亿法币通过各种渠道投入大后方及敌后抗日根据地内,大肆抢购战略物资。法币、伪币像祸水一样冲击着苏北抗日根据地的经济,造成通货膨胀[12]。

为保护人民的利益,打击日伪的金融掠夺,苏北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政策是:打击排斥伪币,有限度地扶持法币,有限量地发行抗币。根据地的货币是作为流通工具发行的,不属于财政性发行,军队和政府的开支都由征收的货物税和田赋、公粮解决,所以货币发行量很小。加之,这种货币又有足够的物资保证,因而市场上币值稳定,在人民群众中信用很高。对抗币、法币、伪币三位一体的政策,“适应了当时的政治、军事、经济斗争的客观环境和需要,有利于开展对敌金融斗争”[13]。

为此,苏北抗日根据地迅速制定了相应对策,即严格禁止伪币,坚决限制法币,明令停止伪币流通。禁止伪币,是因为汪伪政府为了维持其政府支出和侵华日军的巨额消费,便无止境地发行伪币,面额甚至达到500元大面值,这些伪币如果渗入根据地,必然会给根据地的经济带来极大损失和影响,从1943年起,抗日民主政府先后颁布了《查禁伪币条例》,禁止伪币流通使用,是保障根据地经济和人民生活的有力措施。

抗日民主根据地内主要流通的是抗币,对法币采取限制使用的政策。抗战时期,国民党政府为应对财政恐慌,大肆发行纸币,“自抗战以来至1943年8月,国民党政府已印发纸币10万亿元,为战前币值7 300倍”[13]。除四大法定银行外,其他银行纷纷大量发行纸币,这使市场上法币极为混乱,价值贬值、甚至真假难辨。因此,苏北抗日根据地于1943年9月,开始限制法币的流通,规定只有中央银行发行的几种版本和面额的法币可以使用,其余各种版本一律停止使用。

为了保证抗币的稳定性,苏北抗日根据地科学制定抗币和法币的兑换比。1942年4月,盐阜银行发行的“盐阜币”与法币的比值就确定为1∶5;1944年6月,新盐阜票与法币兑换比为1∶50,老盐阜币兑换比为1∶10,大大提高了抗币的币值[13]。

在苏北抗日根据地开展的货币斗争中,还有反假币的斗争。当时,日伪为了破坏根据地的经济,有意识地组织伪造根据地的抗币。1942年10月,日伪在徐州伪造了大批淮海地方银行币,“运到宿迁、沭阳、淮阴的各敌据点,再流入根据地使用,企图破坏抗日民主根据地的经济金融秩序,当时在宿迁韩集、泗沭王集等地均发现假淮海地方银行币”[14]。也有不法分子伪造盐阜币,这些假币大量流入盐阜区,破坏了根据地金融环境。淮海、盐阜两地抗日民主政府高度重视这种情况,组织专门力量,多次破获伪造抗币案件,并召开公审大会枪毙犯罪分子,形成威慑态势,净化经济环境,遏制了伪造抗币的势头。

苏北抗日根据地通过上述一系列举措,在对敌货币斗争中取得主动权,从而稳定了根据地的经济环境,奠定了巩固根据地以及坚持敌后抗战的基础。

苏北抗日根据地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国19块抗日民主根据地之一,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抗日战争是长久的持久的战争,要从经济上保障军事的需要与军事的胜利。在党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的正确领导下,苏北抗日根据地党政军民在坚持军事斗争的同时,为遏制日、伪、国民党的经济破坏,保护根据地的稳定和发展,增强根据地的经济实力,以有效措施大力开展财政经济工作建设,为长期坚持敌后抗战,巩固抗日民主根据地,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及在财政经济战线上打击敌人具有重要的意义,为夺取抗战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苏北抗日根据地的财政经济工作实践也为今天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益的实践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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