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战争时期小说再解读
——以工农“诉苦运动”为中心

苗家豪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陕西西安 710100）

纵观解放战争以降的“红色经典”文本，无论是本文中所选取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原动力》《火车头》，还是诸如《林海雪原》《苦菜花》等作品，“苦难叙事”是其中最常见的叙述方式，“诉苦运动”是进行“苦难叙事”的重要途径。这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等政策密切相关，“苦难”的构建与倾诉也是作家们对“深入生活”热潮的进一步实践。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土地改革”与“工厂接收”存在着政治因素上的联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诉苦运动”的开展。与此同时，作品中的苦难遭受者总是受困于某种因素，不能轻易地将其所受之苦在“诉苦运动”中彻底倾诉出来，常常处于一种“有苦难诉”的状态。1945 年11 月1 日的《东北日报》“创刊号”在“发刊词”中强调，人民群众正处在一种“有话不得说，有苦无处诉”[1]的状态，他们需要解放军战士、共产党员等进行启发、指引，最终通过“诉苦运动”完成“苦难叙事”的构建。

为了更好地探讨“土地改革”与“工厂接收”中的“诉苦运动”与“解放战争”这一特殊时代背景的联系，并且尽量降低因作品创作年代和体量的不同而带来的差异性，本文所选取的四部作品的创作时间均为1948 年左右，希冀能将史料与文学作品结合，从而更加深入地分析两种不同场域中所进行的“诉苦运动”。

一、“土地改革”与“工厂接收”的“诉苦运动”中的政治因素联动

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与“工厂接收”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因素的联动，谈到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与“工厂接收”中的“诉苦运动”，须将其政治因素前置于其他因素进行考量。解放战争取得局部胜利后，相应地区便成为中共的解放区，解放区的乡村率先进行“土地改革”，而解放区的城市如有工厂，则进行相应的“工厂接收”。乡村的稳定是基础，充足的粮食生产可以为工业生产和前方战事提供最基本的保障，而工业生产的恢复则为前方战事提供了直接的战略支持。许多参加了军队建设的骨干，在局部胜利后，直接留在解放区参加“土地改革”与“工厂接收”，其中还有一小部分是在“土地改革”后，又参与到“工厂接收”中，所以军队建设中的相关经验就被带入到“土地改革”与“工厂接收”中。“土地改革”中的经验与军队建设中的经验相叠加对“工厂接收”产生影响，“诉苦运动”就是这些相关经验的一种。《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与《火车头》《原动力》的作品取材可以说是建立在上述政治因素联动之上的。政治因素上的联动使得“土地改革”与“工厂接收”中的“诉苦运动”在政治因素的联动上呈现为“共源”“平行”“上下位”三种关系，这三种关系与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的相关政策密切相关，具体如下：

首先，“土地改革”与“工厂接收”中的“诉苦运动”在政治因素上呈现出“共源”的关系。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区开展的“土地改革”与“工厂接收”这两项重要工作都采取了“诉苦运动”作为推进工作的重要方式，那么中国共产党缘何将“诉苦运动”作为推进工作的重要方式呢？究其原因，我们须厘清“诉苦运动”的政治缘起，其政治缘起就是“诉苦运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内部的成功运用。“诉苦运动”实际上就是让老百姓倾吐旧社会施加给他们的苦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阶级教育的一种重要形式，目的是提高将士们的阶级觉悟。黑龙江省军区师级离休干部孙成武在《黑龙江史志》1994 年第4 期上发表的《诉苦运动——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战场重要的战争经验》一文，就是以东北解放战场1946 年6 月到7 月之间驻扎在海伦县（现为海伦市）的警备二旅的新战士教育中的“诉苦运动”为例，对“诉苦运动”的具体经验进行了深入分析，文章中的一系列经验，如“吐苦水、算苦账、挖苦根”[2]等，这些经验也是军队为应对“有苦难诉”的状态而创造出的“启发式”策略，并在“土地改革”与“工厂接收”的过程中进一步应用。《暴风骤雨》中的王春生是在“八·一五”之后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并将自己在民主联军中的工作经验运用到“土地改革”之中。因此，“诉苦运动”在解放军内部的成功应用，使它成为“土地改革”和“工厂接收”过程中提高农民和工人阶级觉悟的重要手段。

其次，“土地改革”与“工厂接收”中的“诉苦运动”“平行”推进。1945 年，随着侵华日军的无条件投降，反奸清算与没收分配日伪覆灭后留下的剩余土地成为解放区工作的重要任务。中共中央东北局曾于1946 年3 月相继发布了《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等文件作为对“新解放区的新土地”的分配指导方针，在保持“减租减息”的前提下，尽量使大多数的农民获得相应的土地，但是这一系列的分地运动因为多种原因并没有有效地满足解放区农民的土地需求。1946 年春，在“五四指示”的指导下，山西、河北、山东等地的解放区都有很多的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的斗争中直接从地主手中取得土地，自此掀开了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标志性的事件——“土地改革”。1946 年10 月，周立波前往哈尔滨参与土改工作，丁玲则在1945 年就从延安到达了刚解放的张家口，她在人民文学出版社重印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前言中强调：“一九四五年后日本投降不久，我从延安到了张家口。本来是要去东北的。因为国民党发动内战，一时交通中断，只得停下来。”[3]2在这样的政治前置因素下，才有了《暴风骤雨》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创作所需的现实素材；而在周立波前往东北参加“土地改革”的同时，另一位解放区的作家草明则也在1945 年冬天动身，并于1946 年到达哈尔滨。日本侵华势力败逃之后，哈尔滨等地残留了大量现代化工厂，中国共产党也急需将这些现代化工厂接收过来，整顿与恢复生产，支援解放战场前线。所以，草明就在哈尔滨、牡丹江、沈阳等地参与了“工厂接收”的相关工作，而这一系列工作经验也成为其创作的重要原材料。同样地，在1946 年，“中共中央东北局提出发展工业的方针是‘发展农村手工业及恢复必要的、条件可能的机器工业，同时确定矿山是以恢复煤矿为重点，工厂是以军工和供给工矿的发电厂与机械厂为重点’”[4]60。周立波与草明到达哈尔滨的时间都是1946 年，而由于上述有关“土地改革”和“工厂接收”的相关政策，二人也分别投入到两项工作当中，并深入生活。在《关于处理日伪土地的指示》等文件发布的同时，1946 年3 月9 日《东北日报》第1 版就发表了《抚顺工人在工会领导下普遍开展反奸清算运动》等报道，这几乎与“土地改革”的相关指示和运动同步进行。因此，无论是中国共产党所制定的相关政策，还是作家投身于两项工作的时间，亦或是于作品创作与发表的时间，甚至于相关报纸的报道来看，“土地改革”与“工厂接收”属于中国共产党在新解放区开展工作的两个重要方面，几乎是“平行”开展的两种政治活动。

最后，“土地改革”与“工厂接收”中的“诉苦运动”在政治因素上还表现为“上下位”关系。“土地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解放农村生产力，为国家工业化扫清道路”[5]30，“工厂接收”及其后所进行的工业改革与发展是处于“土地改革”的上位。在这样的大方针指导下，进行“土地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为“工厂接收”打基础，“工厂接收”中的“诉苦运动”由于“上下位”的政治关系而受到了“土地改革”中“诉苦运动”经验的影响，即包含了“土地改革”中“诉苦运动”的经验。上述“上下位”的政治关系还与东北解放区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系，并在相关政治文件中有所体现。建立东北根据地的特殊原因是：现有根据地的工业基础比较薄弱，主要都是农业生产重地，而解放战争除了粮食的补给外，还必须进行相应的工业补给。东北局成立伊始，在沈阳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把“组织部队接管城市”和“恢复生产”作为东北局的主要任务；1947 年战争形势发生变化之后，“东北局从当时的军需民用出发，确定了‘恢复与发展必需的工矿业、电力、铁路交通运输业。工矿业尤以军工、军需、纺织、采煤、采金、钢铁与电力等为重点’的发展方针，并据此制定了1948 年工业生产计划”[4]64。无论是《原动力》中对“镜泊湖水电厂”的接收，还是《火车头》中对“沈阳皇姑屯铁路机车车辆厂”的接收，都是为了恢复工业生产、支援战争前线。这样一种“农业在下，工业在上”的战时的、“上下位”的政治逻辑使得在东北解放区和华北解放区都得优先进行“土地改革”，同时部分人员在结束“土地改革”后，旋即参与到“工厂接收”中来，并将“土地改革”中的“诉苦运动”的相关操作经验带入了“工厂接收”之中。《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结尾中的老董、《暴风骤雨》第二部中的小王、刘胜都是在“土地改革”取得阶段性胜利后投入到了其他工作中，在这两部作品中虽未具体交代这些干部到底去从事哪一方面的工作，但可以推断出部分人是投身到了“工厂接收”的运动之中。如在《火车头》第三章末尾，描述了工作组的领导者刘国梁与方晓红进行对话时的相关心理活动：“方晓红本来到没有把事情看得那么严重，但是一听到刘国梁那种轻视工人创造的口气，她就和他认真地辩论起来。”[6]331这种轻视工人创造的观念固然与他多年的乡村工作经历有关，但作品中也交代了与刘国梁先参与“土地改革”后参加“工厂接收”的经历有关。可以说，《火车头》中的刘国梁在某种程度上是《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结尾中的老董以及《暴风骤雨》中第二部的小王、刘胜都在“土地改革”取得阶段性胜利后投入到其他工作中的续写。并且，早在“土地改革”的相关政策未正式发布之前，1945 年11 月17日的《东北日报》第1 版上就发表了《沈阳市总工会、东北工友会、工人自治联盟会团结合作宣言》，这样具有指导性的工人宣言从时间上来看，可以说东北解放区部分城市“工厂接收”的相关运动甚至早于“土地改革”，处于时间上的“上下位”状态。

综合上述内容，由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和“工厂接收”之中“诉苦运动”在政治因素上的联动所带来的“共源”“平行”“上下位”的关系，可以窥探出“土地改革”与“工厂接收”中“诉苦运动”对文学作品叙述逻辑的影响。这种叙述逻辑与“文艺服务于政治”方针的指导有关，在作品中则进一步体现为人民群众“有苦难诉”。这种“有苦难诉”也存在着一定的差异性，其原因可以具体归纳为“‘乡村’与‘工厂’两种空间差异”的影响，展开来说就是“租佃关系”“血缘关系”和“距离抗日根据地远近”三大方面。

二、“有苦难诉”：“租佃关系”的关联与断裂

乡村与工厂作为两种不同的场域，使“土地改革”与“工厂接收”中的“诉苦运动”也产生了相应的分异，尤为清晰地体现在农民与工人对各自所遭受的苦难的认知上，进而成为农民“有苦难诉”的重要原因。

工人与农民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运动所依靠的两大重要革命性力量，在解放战争进程中，随着解放区范围的不断扩大，对新解放区进行“土地改革”和“工厂接收”迫在眉睫。之前也谈到，两项运动中因政治因素上的“共源”而“不约而同”地采取“诉苦运动”，作为推进工作的重要路径。在推进“诉苦运动”的过程中，无论是乡村还是工厂都在一定程度上产生了“有苦难诉”的现象。虽然“土地改革”中的主要对象是农民，但“工厂接收”中的主要对象也是由农民转化而来的工人，作为农民传统心理积习的“租佃关系”对二者“有苦难诉”成因的影响则分别处于关联与断裂的状态。

首先，从与“租佃关系”关联的角度来看，主要体现在“租佃关系”导致农民“有苦难诉”。在“土地改革”中，“租佃关系”对“诉苦运动”最大的影响在于令受苦人“不觉得自己苦”，并且十分害怕地主势力随时的反扑，这就导致了农民处在“有苦难诉”的尴尬境地。“诉苦运动”在“土地改革”与“工厂接收”之中实际上是作为一种动员技术来使用的，也就是说，“‘诉苦’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民众动员技术。借助种种动员技术和策略，共产党得以将乡村民众纳入国家权力体系的运行轨道，顺利实现国家建设和乡村治理的目标”[7]97。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第十三章“访董桂花”中，工作组长文采派杨亮参加村妇联会开会，杨亮选择一早去访问妇联会主任董桂花，杨亮在与董桂花“拉家常”的过程中了解到她生活的甘苦，就进一步动员她，“他告诉她不要开会了，她只要挨家挨户去找那些穷人，把刚才同他讲的那些道理去告诉她们，同她们谈家常，听她们诉苦，看她们对村子上的谁最有意见，对村干部的意见也要说”[3]45。这样诱导启发式的诉苦可以说是部队工作方式的延续，是挖出隐秘大地主的重要手段，然而这种诱导启发式的诉苦却在与传统心理积习的关联中受到了阻碍。在《暴风骤雨》中，萧队长也同样诱导与启发老孙头诉苦，取得了成效，因为“中国的老百姓，特别是住在分散的农村，过去长期遭受封建压迫的农民，常常要在你跟他们混熟以后，跟你有了感情，随便唠嗑时，才会相信你，才会透露他们的心事，说出掏心肺腑的话来”[8]21。但这样的方式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侯忠全身上却并未产生应有的效果，侯忠全在分得了地主侯殿魁的土地后不但不收下，而且还将土地返还给侯殿魁，也不和工作组倾诉自己所受的苦难，缺乏对自己所遭受苦难的认知。他自己只认一个死道理，那就是“八路军道理讲的是好，可是几千年了，他从他读过的听过的书本上知道，没有穷人当家的”[2]77。侯殿魁与侯忠全之间畸形的“租佃关系”是几千年封建土地制度的产物，侯忠全是侯殿魁的佃户，在潜意识里他就不认为自己是土地的主人。他认为，耕种地主的土地，年末却交不上租子，是不符合常理的，长年累月便形成了“亏欠”地主的心理。在这种“亏欠”心理的背景下，他觉得没有理由再去分割地主的土地，这便陷入了一种“宿命论”的怪圈。侯忠全“有苦难诉”的成因是他并不觉得自己苦，认为自己遭受的苦难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是一种轮回的“道理”。在侯殿魁的巧言令色下，侯忠全更加认为自己种了人家的土地，不感激人家就罢了，怎么还能去分割人家的土地呢？再加上小学教员任国忠等人散布有关“中央军随时回来”的谣言，使得侯忠全更加“害怕地主+反动统治复归”，担心一切再回到从前，更是“不敢觉得自己苦”。在“租佃关系”的阻碍下，工作组在推进“诉苦运动”方针政策上也作出了一定的调整，防止“租佃关系”消极的影响继续扩散。如在《暴风骤雨》中设置诉苦大会的相关场地，营造出一种利于“诉苦”的氛围：“刘胜要赵玉林根几个警卫班战士布置开会的场子。在小学校的操场里，他们用六张桌子和十来多块木板子搭起来一个临时的台子。台子靠后摆四五把椅子。台子旁边的两棵白杨树干上，粘着白纸两条，一张写着：‘元茂屯农民翻身大会’，另一张写着‘斗争地主恶霸韩凤岐。’”[8]62“搭建台子”有利于让诉苦人上台后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居高临下”的位置，处于一种“审视”施害人的视角，而醒目位置上的标语也会给前来聆听诉苦大会的民众带来更为醒目的提示，从而直奔主题，让民众（识字的农民）认识到自己是“受苦人”。除此之外，这些由于自己的意识未觉醒、不觉得自己苦而成为了“有苦难诉”的人，还需要工作组进行多方面的开导，让他们真正认识到自己的苦并非生命历程中所理应获得的，最终侯忠全与李宝堂等人也走向了“醒悟”，毫无顾忌地倾吐自己的苦水。

从与“租佃关系”断裂的角度来看，主要体现在，尽管这些现代化工厂中的工人大部分是从乡村被强征到城市的工厂中来进行劳动的，但“租佃关系”并没有导致这群由农民转化而来的工人缺乏对自己所遭受的苦难的认知而“有苦难诉”。纵观东北工业的发展史，直到抗战胜利前，这期间经历了清政府洋务运动的倡导、沙俄势力的参与、奉系军阀的统治、日本侵华势力的占领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内的东北工业确实在全国范围内处于一个相对高位发展的水平，但是在这种高位发展的过程中，腐朽的清政府、俄国侵略者、奉系军阀和日本侵略者“你方唱罢，我登场”，使得这些工厂中的工人们在一波又一波的剥削过程中喘不过气来，“八·一五”过后，国民党接收了部分工厂，这些工人不过是面对又一波剥削，所以到中国共产党接收这些工厂时，他们蓄积的苦难已经到达了顶点，急需倾诉。相对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中的农村，日本侵华势力对《原动力》《火车头》中的工厂的管控更为直接，他们在工作、生活中完全处于日本人直接的管制下，这种直接性的压迫使他们对于苦难更为铭心刻骨。《原动力》中清晰地呈现了工人们的“血泪史”：“康德九年电厂修好了，水闸一开，湖水便顺着水道奔流下来。水车动了，发电了，这三千米长的水道，花了多少中国苦力的血啊，牺牲了多少性命呀！每天流出来的水算不清，但怎么也充不净咱心中的仇恨呀。”[6]606这是孙怀德和其他工友“拉家常”的过程中所倾诉的血泪，而这一倾诉也引起了在场工友们的极大认同，也就是说这些工人们同样认为自己付出的心血应该获得回报，没有他们的付出这个水电厂便不会开动成功。这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的侯忠全、老田头的那种“不觉得自己苦”的心态有很大的不同，“租佃关系”在孙怀德等人身上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再加上这些工人基本上都是被强迫征收到工厂并工作了数十年，他们中的大部分已经在工厂中扎根，曾经在乡村组成的家庭也因为自己的“突然离开”而支离破碎。《原动力》中的孙怀德就是如此，他在工厂的劳作使他失去了自己唯一的儿子，成了一位高龄且单身的“失独工人”。诸如孙怀德这样的工人对回到农村并拥有土地已经不是十分渴望，更多的还是想立足于工厂过上好生活。他们的苦难是自己付出劳动却得不到工厂主的公正对待，他们不会因为反动势力的“糖衣炮弹”就“不觉得自己苦”，“受了多年压迫的东北人民是善于自卫的，他们知道谣言有来历，大家用沉默来抵它。——因为日本的残暴统治的结果，人们对不利于自己的东西，已经减弱了追究它，揭露他的勇气了”[6]645。他们缺乏的不是对自身苦难的认识，而是需要一种启发、诱导和支持。这种勇气的获得远比农民弱化“租佃关系”的影响要容易得多，《东北日报》等相应的媒介中多次报道了有关这种“启发”的活动。如1946 年3 月9 日第1 版中的《抚顺工人首次代表大会正式选出市总工会》等，这些文章对于工人们的觉醒起到了一定的启发作用。正是由于上述原因，“租佃关系”在对“工厂接收”中“诉苦运动”的影响处于一种“断裂”的状态。

总之，“租佃关系”作为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的一种地主与农民通过契约所形成的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深深影响着“土地改革”中“诉苦运动”的进程，造成了农民处于“有苦难诉”的状态；而东北解放区“工厂接收”中的“诉苦运动”则由于工人自身的特殊性，使得从农民转化而来的工人们几乎完全打破了对“租佃关系”的顾虑，这种“租佃关系”没有过度影响“工厂接收”中“诉苦运动”的进程，更没有使工人“有苦难诉”。

三、有苦难诉：“血缘关系”与“距离抗日根据地远近”的关联与断裂

除去之前所说的“租佃关系”，“血缘关系”与“距离抗日根据地的远近”则是造成农民与工人“有苦难诉”成因分异的另外两大因素。“血缘关系”作为一种纽带，成为“土地改革”中推进“诉苦运动”的一大制约因素，导致了农民“有苦难诉”，而在“工厂接收”中影响甚微；同样“距离抗日根据地较远”则成为东北解放区在“工厂接收”中开展“诉苦运动”的一大限制条件，导致了工人的“有苦难诉”，华北解放区则由于“距离抗日根据地较近”，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土地改革”中“诉苦运动”的发展。

首先，从与“血缘关系”的关联与断裂的角度来看，“血缘关系”与“土地改革”中的“诉苦运动”的关系极为紧密，处于关联的状态，催化了农民“有苦难诉”的发生。“血缘关系”编织起来的纽带在“土地改革”中起到了重要的结构性的作用，这是“土地改革”中“有苦难诉”的重要原因。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侯忠全与侯殿魁不仅是佃户与地主的关系，他们也是同族的远房亲戚，所以侯忠全也会因为“血缘”上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轻信了侯殿魁的花言巧语，认为自己“种了人家的地”；同样还有替李子俊看守果园的李宝堂，也因为“血缘关系”处于“不觉得自己有苦”的状态：“李宝堂在院子里看着别人下果子，替别人下果子已经二十年了，他总是不爱说话，沉默地，像无动于衷似的不断工作。”[3]145李宝堂与地主李子俊也是远房亲戚关系，这种由“血缘关系”所构成的纽带使得这些“受苦人”受困其中，在“施苦人”的“都是一家人”的话术攻击下，面对苦难，他们已经处于麻木的状态；同样地，虽然已是远房亲戚，但农村相对封闭的空间环境使得村子里的“亲戚网”十分密集，为了这种亲戚间的面子，侯忠全与李宝堂选择“机械性”地暂时忘记自己受过的苦，这就造成了他们自身“有苦难诉”。反之，“血缘关系”与“工厂接收”中的“诉苦运动”的关系就较为松散，处于断裂的状态。伪满统治时期，现代化工厂体系已在东北地区基本成型，虽然大多数情况下是日本人制定计划、安排任务，工厂内的中国工人只负责具体的生产工作，对于工厂的计划制定、工作安排等无从插手，但在工厂空间中，工人完成相应工作时长的任务，付出劳动就应该得到相应的报酬，工人们知道自己是用自己的手艺与劳动来赚取薪资。《原动力》中的孙怀德深知这样一个道理：“其实他摸不清这工厂将由谁来经管，咋样经管，他只知道厂子离不了工人，工人离不了厂子和机器。不管谁来经管，假如机器坏了，对工人都是不利的。”[6]612“手艺是个正道，是铁饭碗，砸不破。”[6]635也就是说，工人明白自己之于工厂的作用。同时，严格的“科层制”使得“血缘关系”无法在工厂这个空间中直接发挥像在“土地改革”中的“哄骗”与“麻醉”作用，并且工人们的“苦主”是以各种反动统治势力为依托的工厂主，因而“血缘关系”不会在这种“诉苦运动”中发挥结构性的阻碍作用而造成“有苦难诉”。因此，“工厂接收”中起到重要结构性作用的并不是“血缘+亲情”编织起来的关系网，而是“同事+师徒”编织起来的关系网。如在《火车头》第十章中，李学德与李学文虽然是亲兄弟，但是他们更是马家湾铁路工厂的装车工人和铆工匠，所以在面对工厂中的难题时他们更倾向于从同事角度出发去商讨对策，同时林叔这样一个师傅类型角色的到来，也对“铁板怎能割开”这一难题的结局起到了结构性的作用，一个“同事+师徒”的关系网也跃然纸上。

另外，从与“距离抗日根据地的远近”的关联与断裂的角度来看，主要体现在华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和东北解放区的“工厂接收”上面，也就是说存在于《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原动力》《火车头》之中，而《暴风骤雨》作为讲述东北解放区“土地改革”的作品，其中的“有苦难诉”的形成也受到了“距离抗日根据地较远”的影响，这里不再赘述。

相较于东北解放区的“工厂接收”，“距离抗日根据地较近”是华北解放区“土地改革”中“诉苦运动”的一个优势。“距离抗日根据地较近”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农民进行诉苦，而“距离抗日根据地较远”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工人“有苦难诉”。东北解放区是抗战胜利后建立起来的，与其他解放区在抗战时期处于不接壤的隔离状态。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所提到的“暖水屯”，其原型所在的华北解放区的大部分是由晋察冀和晋冀鲁豫等解放区合并而来。它所在的区域应该是一个有大量八路军活动的地带，拥有大量中国共产党的有生力量，可以发展出许多新党员，而这些新党员将成为“土地改革”过程中“诉苦运动”可以直接依靠的力量，他们了解农村的情况，可以更好地与工作组进行配合，形成优势互补，并且这些新党员在“土地改革”进行之前就已经按照相关指示带领暖水屯的农民开展了“反奸清算与没收分配日伪土地”的运动，虽然没有取得彻底的胜利，但也使得部分农民对于中国共产党的优良政策有了很大程度的了解，所以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第十三章“访董桂花”中，杨亮才能较为容易地在与董桂花“拉家常”的过程中了解她生活中的甘苦，为全面开展“诉苦运动”打下了基础，这也是为什么侯忠全害怕的是地主势力与反动统治反扑，而不是不觉得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相关政策好的原因。然而，《原动力》中的“镜泊湖水电厂”与《火车头》中的“沈阳皇姑屯铁路机车车辆厂”处于日本侵华势力高压统治的情况下，在工厂内部发展党员已经十分困难，更不要说形成完整的基层党组织，而工作组对于工厂情况的不甚熟悉，使得他们在进入工厂后无法迅速获得更为有效的信息，若将“土地改革”中开展“诉苦运动”的经验生搬硬套，在“工厂接收”开展“诉苦运动”的初始阶段势必就会造成“有苦难诉”的现象。在《原动力》和《火车头》中，工作组的主要成员都有很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加上之前所说过的“土地改革”与“工厂接收”在“诉苦运动”中“上下位”的政治关系，也导致工作组将部分“土地改革”中的经验直接应用于“工厂接收”，产生了排异反应。如《原动力》中的干部“探访”环节就没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那么顺利，而《火车头》中的刘国梁在“工厂接收”的过程中由于不注重关心工人的辛酸苦辣，没有充分动员工人诉苦，没有深刻认识到这种“排异”的严重性，使得残留在工厂的反动势力有机可乘。这些反动势力煽动工人的情绪，客观上将开展“诉苦运动”的难度提升；同样地，工人们由于之前处于日本侵华势力的统治之下，并且距离抗日根据地较远，对中国共产党历来的政策缺乏了解，他们在潜意识中害怕中国共产党和之前的日本侵华势力和国民党一样压榨自己，因而在一定程度上排斥中国共产党的相关政策，导致了“诉苦运动”先期的走访阶段并不顺利，最终造成了工人们“有苦难诉”的局面。因此，在1946 年1 月27 日的《东北日报》第2 版中也报道了《太岳诉苦运动的经验》，以此来作为东北解放区开展“诉苦运动”的借鉴，这也是“距离抗日根据地较远”对“距离抗日根据地较近”的借鉴。

总而言之，由于乡村和工厂的空间差异性，造成了“有苦难诉”的不同内部原因，无论是“血缘关系”和“距离抗日根据地的远近”，亦或是之前的“租佃关系”，都在不同程度上成为在“土地改革”与“工厂接收”中开展“诉苦运动”的阻碍，并成为人民群众“有苦难诉”的重要动因，这些动因也与“乡村”与“工厂”这两种不同的场域相对应。由于上述动因，农民缺乏对自己所遭受苦难的清醒认知，而由农民转化而来的工人对自己所遭受的苦难有清醒的认知，却无法找到令自己放下戒备去倾吐苦水的对象，这些问题最终无论是在文学作品还是现实生活中都得到了化解，也为今天提供了一种历史的参照。

四、结语

无论是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周立波的《暴风骤雨》，还是草明的《原动力》和《火车头》，都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强调的“文艺为政治服务”“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等政策指导下的佳作，全面地反映了解放战争时期的“土地改革”与“工厂接收”的全状貌，将四部作品中的“诉苦运动”环节进行提炼，并结合历史上开展“诉苦运动”的具体政策，分析了为什么乡村和工厂中的人民群众“有苦难诉”，并通过“土地改革”与“工厂接收”中“诉苦运动”的“共源”“平行”“上下位”的政治逻辑关系分析乡村与工厂两个场域中“诉苦运动”的互动，再通过工人与农民“有苦难诉”原因的不同挖掘“土地改革”与“工厂接收”中“诉苦运动”的分异，最终使历史事件作为文学研究的重要史料的价值得以呈现。同样地，丁玲、周立波与草明都在延安度过了自己人生中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深刻地影响到了他们的文学创作，因而这四部作品中相关“诉苦运动”环节的安排，不仅是作家从文学创作角度设置“矛盾冲突”的考量，也是延安时期“深入生活”热潮的延续。毛泽东曾给丁玲写信说：“到群众中去就能写好文章。”[9]571阅读他们的作品，从文学中复现历史，从历史中探寻文学，将有利于每个人从更为宽阔的角度了解那段历史与文学缠绕的“觉醒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