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渝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研究

2024-04-14 23:43冯梦黎杨文甫
四川行政学院学报 2024年1期
关键词:双核成渝共同富裕

冯梦黎 杨文甫

一、引言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新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强调,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促进共同富裕有效路径。成渝地区一体化作为撬动西部发展的重要支撑,肩负着成为西部高质量发展增长极、带动地区共同富裕的重大使命。虽然成渝地区在前三轮区域一体化战略推进中发展明显,但在“富裕”和“共享”方面仍存在人均收入和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不高、城乡收入差距较大、分配制度不完善、基本公共服务和机会不均等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因此,对成渝地区一体化进程中共同富裕问题的机制机理进行探索,并结合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提出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探寻公共政策着力点,这对打造西部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示范区,丰富和完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思想具有重要意义。

二、文献综述

(一)共同富裕的内涵与测度

学者们普遍认为共同富裕包括“总体富裕程度”和“发展成果共享程度”两个维度,共同富裕的基本内涵是人民高水平、高质量生活和高获得感、幸福感。而收入、财产和基本公共服务是与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最相关的因素,收入水平、财产积累和基本公共服务是体现富裕程度的关键因素和指标,收入分配、财产分配、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则是体现共享程度的关键因素和指标[1][2][3]。基于此,有学者还从地区之间、城乡之间等维度进行了测度分析[4][5][6][7]。也有许多学者结合共同富裕的生态文明内涵、政策内涵、历史内涵、文化内涵等进行测度指标体系构建,把生态文明建设水平、普通话推广程度,地域文化和商业精神、企业家精神的差异,以及各地储蓄率、生育率的情况作为测度指标,以此完善共同富裕的测度指标体系[8][9]。

(二)区域一体化进程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有学者认为区域一体化实质是区域主体在政策一体化下,进行分工合作,通过要素和商品在区域间的自由流动,促使生产要素进行优化配置的过程。区域一体化进程主要考虑的是区域整体的经济效率而非区域间的公平性,区域协调发展才主要强调区域公平,因而区域一体化有可能加大中心地区与周边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10]。随着区域一体化程度的加深,中心地区逐渐承担管理、研发功能,集聚高技术人才、公司总部、知识密集型部门等,而外围城市承担制造加工功能,相比于中心地区社会经济条件相对劣势,较难从技术升级和产业结构升级中获益,从而扩大工资或生活差距[11][12]。也有学者研究发现,当经济主体及活动在中心地区聚集达到一定规模后,即“虹吸效应”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会促使中心地区的部分产业、技术、劳动力等其他要素向周边地区转移,促进周边地区经济发展,从而缩小地区间发展的差距[13][14]。特别是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将促进人口分布与经济分布的同步集聚,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回报率的提升,这是缩小经济差距、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15]。随着区域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提高,也能够在知识扩散以及区域一体化优势的基础上,缩小经济差距,促进共同富裕的实现[16]。同时,一些学者还指出,区域一体化进程中政府的统筹制度政策规划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而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基础[17],如利用转移支付等方式,不断健全医疗、养老、救助等社保体系,以及就业服务、义务教育、文化生活、社会治安等有利于社会和谐发展,有利于促进共同富裕[18]。

(三)成渝地区的相关研究

当前,关于成渝地区的相关研究内容愈加丰富,研究领域也不断细化。有学者通过CNKI数据库,运用CiteSpace软件,参考1986年—2020年的文献对成渝地区研究热点和演化绘制了相关知识图谱,结果显示,研究内容涵盖新型城镇化、产业结构、空间结构、城乡统筹、县域经济差异、土地利用、生态等,研究领域也十分广泛,涵盖生态、社会、经济等[19]。经过文献梳理,关于成渝地区一体化发展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某一维度或某一领域来讨论一体化发展。李健等运用文献资料法、专家访谈法等方法,对川渝体育产业一体化发展的内涵、难点及实施路径进行了分析[20];胡万达和张立借鉴区域物流一体化与产业经济带协同发展理论,研究了成渝地区物流一体化的实现路径和发展逻辑[21];刘昊和祝志勇基于相对价格法对成渝地区各类型劳动力市场一体化程度进行了测度和分析[22],也有一些学者分别从交通设施网络、金融合作、高等教育、人才一体化建设等方面进行了研究[23][24][25][26]。

(四)文献评述

整体而言,影响共同富裕的因素主要建立在富裕、共享两大维度,其中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水平、经济差距与公共服务均等化分别作为“富裕”“共享”的基础性因素,收入、财产和公共服务的整体水平及其在不同地区和城乡间的差距,直接影响了“富裕”和“共享”的程度。同时,区域一体化的进程也对共同富裕存在重要影响。当前,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不断推进区域一体化进程,学者们对进程中的经济发展状况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但鲜有针对地区共同富裕状况展开分析。基于此,本文结合理论对实践展开研究。

三、理论机制分析

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一体化发展,对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重要举措和基本路径。2011年5月,国家发改委印发了《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2016年4月,国务院印发了《成渝城市群发展规划》。2020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并由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规划纲要》正式发布,指出要坚持一体化发展理念,完善区域合作机制。成渝地区一体化的发展可分为初中期:2011年—2020年,以及中后期:2021年—2025年。本文试图运用“中心-外围”理论进行分析,探索成渝地区一体化建设进程中,其生产形态的演进以及对共同富裕的影响。

(一)成渝地区一体化的初中期演进逻辑

1.成渝地区一体化初中期的生产形态。 在生产要素流动方面,重庆和成都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两个中心,在初中期阶段,根据“中心-外围”理论的“本地市场效应”,离中心地区越近,拥有更低的运输成本、更大的市场空间和更优质的公共配套服务等。因此,中心地区从一开始,其生产要素收益率就高于外围地区,导致人口、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从外围地区流向中心地区。重庆和成都对成渝其他地区形成了强烈的“集聚效应”,并且在循环累积因果效应下,生产要素向中心地区集中[27]。生产要素在持续的追逐“集聚红利”过程中,同时由于规模效应递增的作用,又会进一步导致生产要素在中心地区获得的收益高于外围地区,导致生产要素进一步集聚。成都和重庆两中心城市不仅在经济上呈现“双核”特征,在生产要素分布上也呈现出“双核”特征。2020年,重庆主城、成都GDP约3.7万亿元,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比重达到56%。经济的集聚必然带来生产要素的集聚,如重庆主城九区人口净流入明显,非主城除永山、涪陵、璧山、梁平、武隆区以及城口、巫山县以外,其余区县全部人口净流出;四川省除去甘孜、阿坝、攀枝花有少量人口流入状态,只有成都处于人口净流入现象,且规模不断扩大,中心地区的“集聚效应”是主要原因。

在空间聚集的产生和产业结构方面,人口、产业、资本等生产要素向中心地区不断集聚,形成以重庆主城和成都为“双核”的经济增长动力源,中心城市聚集程度提升,进而带动总体经济效率提升,这是一体化发展初期和中期阶段的状况。在本地市场效应以及集聚效应的作用下,各类生产要素和产业在中心地区和外围地区的流动及调整,也促成了各类经济资源和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重新组合。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化发展的初中期阶段,其空间结构表现为以下几点特征[28]:其一,成渝地区人口和经济的分布不均衡,2019年重庆、成都两个中心都市圈常住人口4759万人、经济总量4.05万亿元,各占成渝地区的49.6%和64.3%;其二,成渝双中心地区独大,外围中部地区“塌陷”,呈现出“两头大、中间小”哑铃式空间结构;其三,产业空间结构方面,2019年成都市第三产业占比30.89%,除重庆主城都市区,其余地区均在4.5%以下。重庆、成都作为成渝地区的“双核”,在一体化发展的初中期阶段,已在三产结构、产业效率、服务业分工等方面显著优于其余地区,体现出中心城市特征,而外围地区以德阳、绵阳、宜宾为代表,通过承接中心城市产业转移不断优化自身产业结构,已基本形成“中心-外围”为特征的产业结构空间格局[29]。

2.成渝地区一体化对共同富裕影响机制。在收入水平与差距方面,基于上述关于在初中期阶段,生产要素流动和产业、空间结构变化的分析,随着劳动力、资本和技术不断流向中心地区,集聚经济会提升中心地区即成都、重庆“双核”的经济增长速度,而经济增长加速会促使资源配置偏向“效率”而不是“公平”,会不断地巩固成渝地区“双核”特征,特别是工业经济的发展,促使中心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增长,而拉大地区间收入差距[30]。同时,如上所述,随着企业不断流向拥有更多需求和更高收益的中心地区,城乡与地区间的产业结构也在不断分化,重庆主城都市区和成都市第三产业占比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因而,在一体化发展的初中期阶段,三次产业在地区间进行调整和转移,中心地区吸引着附加值更高的产业,但原有的产业还没大规模转移;且由于农业的现代化水平较低,农民的可持续增收存在较大难题,导致地区与城乡间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31][32]。此外,由于经济发展是决定官员升迁的最重要指标[33],因此政府的财政支出特征是偏向向城市集聚的[34]。2016年—2020年,成渝地区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均呈持续上升势态,2020年,重庆、四川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3.08万元和2.65万元。而重庆城镇、成都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4.55万元和4.79万元。2020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人均GDP为6.73万元,而重庆主城都市区、成都市人均GDP分别为9.14万元和8.46万元[35]。可见,在集聚效应为主导的初中期阶段,集聚经济能够提高收入水平,但收入差距呈现扩大现象。

在财富水平与差距方面,成都和重庆两中心城市不仅在经济上呈现“双核”特征,在生产要素分布上也呈现出“双核”特征,并且由于两中心地区在三产结构、产业效率、服务业分工等方面显著优于其余地区,特别是服务业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36],在集聚经济的作用下,使“双核”地区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导致城市人口不断增加,出现中心地区住房供不应求的局面,而外围地区由于人口外流,住房需求减少,房产增长率远低于中心地区,从而导致地区间居民财产差距的增大。除此之外,在城乡间,没有形成土地要素市场一体化,农村土地不能和城市居民的住房一样拥有出售、抵押等多项财产权益,直接让农民缺少了一项财产收入来源,造成城乡间财产差距扩大[37][38][39]。在金融投资方面,重庆主城都市区和成都拥有更加完善的金融市场,而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或乡村,金融业务基本只有存款、取款和汇兑,导致了地区和城乡间财富积累的进一步分化[40]。

在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均等化方面,通过上述生产形态的分析,在初中期阶段,生产要素不断向成都、重庆都市圈集聚,作为集聚地区的政府税收也在不断增加,使得成渝“双核”财政能力持续提升,进而有利于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但同时,由于成渝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远远快于外围城市,因此基本公共服务有较大差异,最终造成中心地区与外围地区公共服务非均等化[41]。

(二)成渝地区一体化中后期演进逻辑

1.成渝地区一体化中后期的生产形态。在生产要素流动方面,由于不同地区的生产要素在数量和质量上存在着差异,而这种要素禀赋差异构成了生产要素跨区域流动的客观基础。生产要素总是流向拥有更高要素收益率的地方,从而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拉动经济增长[42]。重庆主城都市区和成都市作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的“双核”,在构建一体化发展的中后期阶段,随着产业结构不断升级,重庆和成都两个核心城市更需要技术、信息、高端科技人才等方面的先进要素的支持,同时在产业进一步聚集和升级下,相应的生活性服务业所需的劳动力也随之增多,要求更多的外来务工人群,要求更高的服务质量,在这一阶段,与之相匹配的各类生产要素不断向成渝“双核”地区流动,不断吸收到更多的“集聚福利”。但与此不相匹配的,或较为落后的一些生产要素,会朝着外围地区流动。

在产业结构升级和空间结构优化方面,经济活动都是以地理空间为载体,各地区不同的经济发展水平、资源要素禀赋会导致各地区存在发展差距。产业结构本身的转型升级,也包含产业在空间分布上的优化[43]。产业结构升级必然伴随着产业转移,而产业转移的发生又必然伴随着资本、技术和劳动力在地区间的流动,进而带来空间溢出效应[44]。产业结构升级不仅能促进本地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发展,也能推动外围周边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提升整体生产能力。在成渝地区一体化发展的中后期阶段,产业结构也会根据“中心-外围”理论的“市场拥挤效应”发生改变。一般来说,第二产业对空间要求较高,因而在此阶段,中心地区二产向外围地区迁移,以获得更高收益率。外围地区以制造业、加工业等产业为主,中心地区则集中发展资本密集型、技术和知识含量高的服务类、科技类产业[45]。当然,对于没有能力承接产业转移的欠发达地区,一方面,随着成渝一体化发展机制的不断完善,欠发达地区人口也能够逐步向具有更多就业岗位、产业发展得较好的地方转移,分享发展红利;另一方面,有效的转移支付,针对欠发达地区的资源禀赋,能够帮助其发展具有比较优势的特色产业,例如绿色资源产业、现代化农业的发展,实现整体经济增长。但目前,这样的一个溢出效应整体还不够突出,特别是成渝地区产业分工协作水平不高,现代产业体系建设不强,一体化的程度还不够。

2.成渝地区一体化对共同富裕影响。在收入水平与差距方面,基于上述关于在中后期阶段生产形态的分析,重庆主城都市区和成都市的经济和人口承载力将进一步增强。随着产业的发展,高新产业、高素质人才会有更高的收入水平。同时伴随着溢出效应,周边城市也可能会逐步参与到产业结构调整和分工的红利中,实现更多的就业,从整体上可提升地区的收入水平。相比稀缺性资源和要素将会具备更高的收益获取能力,对于一般的劳动力和农业人口,过去在本地缺乏就业机会时,多数选择外出务工,取得一定的工资性收入,而伴随着本地产业的成长,会引起更多的劳动力回流。不过相比沿海地区,成渝工资水平整体较低,因此,本地虽创造了较多的就业机会,提升了本地工资水平,但对于单一劳动力主体而言,其收入不一定提升。加之成渝中心城市的工资水平进一步提升,从地区收入差距来讲,还会呈扩大趋势。而对于城乡收入差距而言,随着本地农村劳动力进一步向城市转移,农村的土地更好地进行适度规模化生产,一定程度上也可提升农村农业收入水平,降低城乡收入差距。

在财富水平与差距方面,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指出,实现财富积累的两种途径包括财富继承和储蓄积累,其中资本收益实现的财富增值远高于工资性收益积累。我国居民财富构成中,住房资产的占比远高于其他资产,而中国独生子女政策,上一代的财富转移至下一代时,又加剧了财富的集中程度[46][47]。因此,我国居民财富差距主要是由房价造成的。根据“中心-外围”理论,离中心地区距离越近越能分享到集聚的红利。由于财富效应,房地产的投资属性使房产所有者的财富随房价上涨而增长,进而提高实际财富水平;挤出效应则通过房价增长使房产非所有者提高储蓄追赶房价,从而降低了他们的实际财富水平[48]。在中后期阶段,随着成渝地区一体化进程的不断提升,重庆、成都的房价会进一步提升。一方面,由于户籍歧视的存在,中心城市公共服务对于流动人口的福利差距,将影响其定居意愿和住房购置能力。另一方面,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拥有先进要素的群体将会获取更高的回报,从而也获取了拥有更高的房产价值的机会。而对于农村居民和欠发达地区的居民而言,由于本身所拥有的生产要素受限,其财富水平较低、其增长速度较慢,一定程度上也会加深地区和城乡间的财富差距。

在公共服务水平与均等化方面,基本公共服务与医疗、教育和保障密切相关,且其供应又与地方财政密切相关。随着成渝中心城市经济和产业的快速发展,提升了财政收入,在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上,跟非中心城市比较而言,结构更加优化、水平进一步提升,虽然更多的劳动力想流入双核城市享受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但受限于自身的人力资本水平和资本进入门槛,从而受到限制。而对于非中心城市而言,其经济发展的附加值相对较低,虽然在中心城市外溢效应下,地方财政所能提供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有一定提升,但质量相对较低。因此,整体上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有所提升,但是差距可能还会有一定程度的加大。此外,对于欠发达地区,部分地区没有承接产业转移的优势,特别是发展一般农业的附加值就更低。在政府考核制度下,为追求GDP,部分地区政府也可能通过扭曲市场的方式,降低贷款利率、提供低价土地,过分重视招商而不重视育商,不断扩大政府贷款加大地方投资,造成较高的债务危机,财政无力提供更好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将进一步扩大。

四、对策建议

通过“中心-外围”理论分析,成渝地区正处于一体化发展的初中期阶段。当前新阶段下,成渝地区在促进共同富裕的进程中,在收入方面,成渝地区人口和经济的分布不均衡地区间收入差距仍然不小;在财富方面,由于人口、产业、资本等生产要素向中心地区不断集聚,地区间房价差异较大,导致居民财产差距的增大;在公共服务方面,中心城市的经济发展快于外围城市,造成地区间财政水平、要素集聚程度差别明显,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仍然不够。

因此,通过理论分析,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一是加快户籍政策改革,着力提升本地人力资本积累。进一步放宽高素质人才、农业转移人口等地区产业发展所需以及积极推进新型城镇化重点群体的落户限制,加快推动实现成渝双核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居住证互通互认等一系列措施;进一步提升教育水平,推进产学研相结合,引进高新技术产业相关人才,加大政府对于提升所需技能技术的培训,推动产业发展,创造就业,提升配套生活性服务业质量,从而提升劳动力回报,缩小各群体收入差距,加快推进共同富裕。

二是优化协同发展环境,推进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基础设施水平,继续推进区域间的联动联通,进一步完善成渝双核城市轨道交通向周边城市延伸,促进轨道交通“四网融合”,提升铁路公交化运营水平,构建1小时通勤圈,加快一体化进程;优化省市政府考核方式,推动区域间政府形成合力,加快探索经济区和行政区管理的适度分离制度和政策,优化地区间政府治理体系;把握要素流动和产业分工规律,协同建设现代产业体系,围绕重庆主城和成都培育现代化都市圈,带动外围地区加快发展,加快产业结构升级,提升成渝双核的空间溢出效应。

三是缩小财富差距,提升农民财产收益。积极进行试点探索推进房产税与资本利得税改革,控制高额资本利得和收入,缩小所造成的巨大财富差距;进一步控制成都、重庆“双核”城市房价,避免经济下行期脱实向虚风险增大;加大城乡建设用地市场的一体化发展,积极推进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或异地调整入市,探索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与国有土地同市同价同权,赋予农民农村更大的财产权限,提升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和财产价值;维护进城落户农民在农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深化城乡土地制度改革。

四是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优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进一步提升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在推进均等化过程中更加重视效率,多元化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目标,以GDP、城乡和地区财富、收入差异、人口总福利等多重目标考核财政基本公共服务投入,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强化公共服务共建共享,促进人口户籍便捷迁徙、居住证互通互认;协同深化基本公共服务领域“放管服”改革,围绕教育、健康、文体、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领域,加强优质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提升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建立公共服务统一标准体系,实现公共服务高质量供给和区域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加大数字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推进公共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优化配置,扩大民生保障覆盖面,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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