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排行榜的信用危机
——美国顶尖高校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纷争

张睦楚

（1. 云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云南 昆明 650500；2. 美国加州伯克利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伯克利 加州 94720）

美国是大学排名的策源地，成为世界各大学竞相创造大学排行榜的先行者。从历史脉络上来看，美国的大学研究项目排名肇始于1925 年唐纳德·休斯( Donald Hughes) 教授所采用的同行声望调查法，在该排名过程中运用相对科学合理的指标权重进行世界大学比较排名，该排行榜在全球高等教育界乃至政府层面、社会上引起了不同程度的反响。哈佛大学德布拉·斯塔特( Debra L. Stuart) 则在对前人有关著述进行总结和分析的基础上，对大学排名的早期历史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梳理，发布了一份题为“美国科学家名人录”(American Men of Science) 的高校排名，其方法论在半个世纪后的美国依然颇有影响。[1]随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U. S.News＆World Report，USNWR)成为首家独家面向大众发布新闻、给予消费者建议、进行机构排名和分析的美国媒体公司。1948 年，该机构将以美国为中心的周刊《美国新闻》和以国际为中心的周刊《世界报道》合并，形成了全新排名制造机构。1995 年，该公司推出了网络usnews.com 账号，对美国高校排名进行网络公布，在全美产生了巨大影响力并深受公众瞩目，进而成为影响全美高中生申请大学的重要决策来源之一。[2]至今，学术界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大学排行榜已有不少研究，研究涉及大学排行榜的构成、对大学声誉的发布、在大众范围内的影响、各类排行榜的特征与差异、排行榜与各类大学的互动等诸多方面。但从典型个案的角度，国内外学术界对于大学排行榜作为治理术的研究探讨依然有很大空间。大学及各类排行榜之间的拉锯，体现出了本国高等教育系统中经由第三方“排名竞赛”机构所引发的较为复杂的利益博弈，亦体现出大学“排名竞赛”过程中的各方利益的种种冲突，大学的立场与排行榜的立场也表现出纠葛复杂与暧昧不明的关系。

一、“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与大学排行榜的兴起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1974 年到1986 年春天进行相关商业排名，推出了第一份商业排名统计，其主题为“谁将统治美国？”。1983年首次将视线自商业排名转移至美国高校影响力排名，推出了首份“全美最佳本科学校排名”。在当年度排名中，将美国本科教育的各种信息通过强弱排列的方式向在美的高中生及家长进行公布。对此，其首席数据策略师罗伯特·莫尔斯（Robert Morse）指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进入高等教育这个领域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们也成为了美国第一家进入全球高校排名领域的美国出版商。”[3]从历史上来看，20 世纪90 年代后，美国范围内相继出现了各类对大学排名的相关排行榜。

进入21 世纪，“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仍在持续进行“世界最佳学院与大学”（World’s Bes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的排名工作，并在2014 年10 月发布了首届“全球最佳大学”排名榜。[4]该榜单中所发布的世界大学排名主要以13个指标的计算组合为各大学核心评价标准，指标分别是全球学术声誉（占比12.5%）、地区学术声誉（占比12.5%）、论文发表（占比10%）、图书（占比2.5%）、会议（占比2.5%）、标准化论文引用影响指数（占比10%）、论文引用数（占比7.5%）、被引用最多的学术出版物中被引用数（占比12.5%）、学术出版物的比率（占比10%）、国际协作（占比5%）、具有国际合作的出版物总数的百分比（占比5%）、代表领域在所有出版物中被引用最多前1%论文中被引用论文数（占比5%）、出版物占所有出版物中被引用最多前1%论文比率（占比5%），通过对上述核心指标进行分类计分进而对全美高校进行排名。[5]此后，不断发展及扩大自身版图，并利用商业价值对各类排行榜的影响力进行助推。自“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成立至发布大学排名后的数十年间，在商业利润、消费主义、社会问责、市场竞争和国家利益等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其成为了全美商业性的报纸、杂志甚至研究机构和学术组织纷纷效仿的主要对象，并为全美大学的各类排名推波助澜，进而使得大学排名不断突破高等教育领域自身的界限，成为关联不同利益相关者的复杂场域。[6]对此，美国知名网站Inside Higher Education 也指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国际大学排名在该领域已经成为“世界四大全球大学排名之主导”[7]。时至今日，在全球各类排名中，尤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世界大学排行榜为主要影响榜单，除此之外还有软科世界大学学术排名、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QS 世界大学排名的影响亦大，并称为世界四大大学排名。

二、烽烟骤起：美国顶尖大学与“被放弃”的大学排行榜

自1983年以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年度大学排名一直是美国高等教育的推动力，也成为了美国国内最具有影响力的重要大学榜单，但最近，排名背后的利益关系逐渐开始变化，并影响到了排行榜单的权威。美国一些知名法学院近期宣布，它们将不再参与商业排名。目前斯坦福大学法学院表示，该校正在“认真考虑”排名一事，这一消息犹如巨石入潭，引发了排行榜的“地震”。[8]早在2021年11月，耶鲁大学与哈佛大学就宣布将各自的法学院从大学排行榜榜单上全部撤下，并声明今后不再参与排行榜的任何排名。其实早在耶鲁大学做出这一决定之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对其排名的计算方式，以及其结果是否歪曲了学校真正为学生提供的东西，就一直受到公众的批评。

在此前，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希瑟·K·格肯（Yale Law School Dean Heather K. Gerken）宣布退出排行榜排名时，提到“‘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排名存在严重缺陷”，理由是排行榜削弱了公益事业，削弱了基于需求的援助及工薪阶层学生进入这一职业的支持。排行榜的衡量标准理应为法学院为学生提供了多少经济援助、奖励录取了多少低收入家庭的学生，并在入学过程中给予了哪些支持，但可惜的是这些关键指标在排名中的权重不足。他补充道：“许多学校被迫遵循一本商业杂志的偏好，并采用一种被误导的公式。虽然我相信‘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运作是出于善意，但它面临着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用一小套一刀切的指标对192所法学院进行排名，这些指标无法准确地反映院校的多样化。对学校进行排名的做法不仅不能促进法律职业的发展，反而是阻碍了进步。”[9]他同时补充道：“排名过程正在破坏法律行业的核心蕴涵，自我们宣布这一决定以来，我们在教育界、校友社区、学生和教职员工中都得到了极大的支持。‘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只是一个商业实体，并没有专业知识和法律教育能力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现在，大学与排行榜必须相互角力，思考他们是否为进一步促进国家公平做的足够多。”[10]哈佛大学法学院院长约翰·F·曼宁(Harvard Law School Dean John F. Manning)与耶鲁大学法学院院长格肯持同样的观点，他批评排名创造了“不正当的动机，以削弱学生选择的方式影响学校的决定，损害了学生的潜在利益，无差别化地强调了学生的就业率及毕业率”[11]。事实上，对排行榜的批评远不止如此，早在2001 年10 月发表于《学术科学》（Academic Science）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表明，人们对排名的抱怨之一在于它鼓励学校通过操纵或挑选数据来作弊，而真正衡量法学院的指标应包括学校对公共服务的承诺、学生的种族和民族多样性。[12]

此后，总部位于俄勒冈州的里德学院（Reed College）加入了抵制“排行榜”的阵营。该校多年来最著名的批评者之一是科林·戴弗(Colin Diver)，戴弗曾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院长和里德学院的校长。自里德学院宣布从90年代中期不再参加“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起，他就写过大量文章，指出大学排名是错误的，并出版了一本名为《打破排名》（Breaking Ranks）的著作。[13]2022 年11 月17 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也选择退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法学院排行榜。伯克利法学院院长埃尔温·切莫林斯基（Erwin Chemerinsky）在给学生们的一封信中说：“排名对从事公益事业的顶尖公立高校不利。现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院需要向‘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表明态度，他们为法学教育创造了不公正的激励。”[14]切莫林斯基随后谈到：“它（排行榜）是一个设计拙劣的声望标志，不符合国家的最佳利益。最明显的缺陷是，排行榜包括对教师和研究生在公认的国际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的要求——这导致每所院校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惊人增长，引用量膨胀，加剧了为提高排名而进行的多边博弈。”[15]这一观点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戈德曼公共政策学院高等教育研究中心（Center for Studies in Higher Education, Goldman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公共政策与高等教育高级研究员、研究教授伊戈尔·奇里科夫（Igor Chirikov）的看法相同。奇里科夫曾在《高等教育》（Higher Education）这篇文章中指出：“一些大学为了在排行榜中有所突破，甚至与商业排名机构签订不合理合同，导致了其他大学也不得不加入这个‘非理性’游戏。”[16]早期，根据奇里科夫的一项新研究发现，依赖大学资源的排名者容易受到无意识自私偏见的影响，全球大学排名亦可能会被商业活动所扭曲，其中包括向大学出售咨询、分析和其他服务。他们为这些大学提供收费的分析、咨询和广告服务，有偏见的衡量方式会让学生、大学、政府和资助者对大学和国家的全球排名产生误解。奇里科夫的这项研究还首次提供了排名公司和大学之间的商业关系如何影响排名的实证证据。[17]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院院长拉塞尔·科罗布金（Russell Korobkin）在一则消息中谈到：“排名阻碍了学校支持毕业生从事公共服务职业，并阻止向其提供必要的经济援助。考核我们的核心价值观是以排名分数为代价的。”[18]科罗布金随后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审查方法提出了异议，他指出，排名并没有衡量学生的学术能力及领导潜力，对选择数学、技术、工程和科学等课程的学生不利。科罗布金还批评了对少数律师、法官和教授的课程具有进行主观“声誉”评级的做法。他说，这样的评估排行榜“不能期望他们对评估的近200 所学校均有详细的了解”。此外，世界高校排名第37 位的加州大学欧文分校法学院（UC Irvine Law School）也宣布加入抵制“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的行列。该校法学院院长奥斯汀·L·帕里什(Austen L. Parrish)在一则消息中说：“学校所做的一切核心，均在于强调公共服务、社会正义和全球参与，我们招收与我们有共同愿景的学生。学生想学的不仅是法律，他们更需要在社区中发挥领导作用。我们致力于通过促进法律专业学生的向上流动，并在研究和学术、教学和社区参与方面进行创新——很显然，我们与本国其他知名顶尖院校一致认为，继续参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并不符合我们的院校愿景。”

与哈佛并列第4 的密歇根大学及排名第14 的乔治敦大学法律中心也陆续宣布退出大学排名。[19]戴顿大学宣布该校已经开始放弃使用排名和引文索引来评估大学及其教师的表现，并认为通过退出排行榜，该校法商学院能够摆脱“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声望制造之争”（Freed themselves from the prestige battle that U.S. News had created）。[20]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院长泰德·鲁格（Ted Ruger）在接受《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采访时亦表示:“虽然排名在某些方面很有用，但它并不能清晰完整地反映出学校在培养未来律师方面的优先，本校正在评估必要性（Evaluating this issue and assessing a process for our own decision_making），以进一步确定是否继续参加不合规则的大学排名。我们最好的学校往往在追逐那些毫无意义的排名，这种排名体系就是个‘笑话’(Too often,our best_resourced schools are chasing rankings that mean very little on mea_sures that truly count. That system of ranking is a joke.)。”[21]美国教育部部长米格尔·卡多纳(Miguel Cardona)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系统也做出谴责，因为它鼓励学校在竞争系统中作弊，他进而呼吁高等教育应当“立刻进行文化变革”[22]。

为了缓解各大学对排行榜的质疑压力与榜单遭遇的“声誉危机”，全美大学招生咨询协会(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College Admission Counseling)的首席教育及政策官大卫·霍金斯(David Hawkins)立刻做出回应，他认为可以在大学评价模式方面做一些必要的“灵活变通”，诸如“知名法学院退出排名，显然是朝着‘单方面裁军’迈出了重要一步。大学若不能从排名本身或编制排名的方法中受益，它们可以随时退出，‘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也将采取必要的行动，对具体的标准化评价做出进一步的调整”[23]。美国高等教育战略协会(Higher Education Strategy Associates)主席亚历克斯·亚瑟(Alex Usher)也谈到，知名大学纷纷退出排行榜的举措，暴露出了“它（排行榜）存在的根本性问题——全球高等教育真实的学术界以及如何制度衡量方面，两者出现了越来越深的分歧，但从现实来看，未来大学排行榜的关注点可将重点放在可持续性、环境和气候变化、公平和社会流动性、道德和透明度以及社会价值和影响等方面，诸如建立一个全新的名为Globethics.net①Globethics.net 大学排名(GUR)是最新被酝酿的排名，Globethics.net 大学排名旨在利用学生和教职员工的反馈来衡量大学对建设公正、和平、可持续和包容社会的贡献。它强调“有助于建设可持续、公正与和平社会的道德价值观”。Globethics.net是一家注册在瑞士日内瓦的国际非政府组织，是独立的非营利基金会。Globethics.net成立于2004年，专注于高等教育领域的道德排名，包括高等教育机构的治理和管理，以及培养负责任的领导能力的教学，在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拥有特别咨商地位。Globethics.net大学排名于2022年11月首次推出，其目的是颠覆当前的全球格局。作为首个将价值观、伦理和可持续性作为全球高等教育机构核心原则的全球排名工具，目的在于收集学生和学术界在三个关键问题上的观点：学生学习经历；激发高等教育的领导力；对可持续发展和诚信的承诺。对于学生，问题则分为七个主题：1.教与学；2.评估；3.技能发展；4.社会互动；5.愿望；6.学术诚信；7.可持续性。对于教职员，问题分为四个主题：1.领导评价；2.研究所值；3.研究韧性；4.可持续发展。的大学排名”[24]。

三、硝烟中无赢家：大学与排行榜的拉锯之争

自排名第一的耶鲁大学法学院退出排名以来，美国“T14精英法学院”中就有九所院校表示质疑排行榜的可信度，并宣布立即停止向“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提交内部数据。目前，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加州大学欧文分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哥伦比亚大学、杜克大学、乔治城大学、哈佛大学、密歇根大学、西北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法学院均宣布了将与“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相关排名脱钩。[25]没有加入抵制活动的两所“T14”法学院是康奈尔大学与芝加哥大学。但康奈尔大学法学院(Cornell Law School)院长延斯·大卫·奥林(Jens David Ohlin)对榜单表示了担忧，并指摘排名扭曲了大学的真正涵义；芝加哥大学法学院院长托马斯·迈尔斯(Thomas Miles)则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公正性几乎没有表达任何质疑，其原因可能是芝加哥大学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中第一次跃升至第三位，第一次击败了哈佛大学，获得了令人垂涎的位置。在一份声明中，宾夕法尼亚大学法学院称赞了诸如芝加哥大学等同行机构“对排行榜提出了关键的批评”，前者认为当前整个法学系统所面临的问题之一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算法“严重低估了用于学生经济援助的资金，过度奖励了学校在教师和管理人员工资和其他运营的支出，这导致了排名并没有从整体上体现法律教育如何满足当今社会需求的真实状况”。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行榜“抵制”的这一趋势也出现在了其他顶尖医学院中，包括宾夕法尼亚大学佩雷尔曼医学院(Penn’s Perelman School of Medicine)。在商学院方面，则有沃顿商学院宣布退出排名。沃顿商学院虽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行榜上排名靠前的商学院之一，但其负责人认为应对排行榜持怀疑态度，有必要进行双边严肃的对话，并讨论排行榜应如何进一步打击高等教育中的精英主义。

继沃顿商学院提出异议后，其他顶尖院校也纷纷效仿，宣布将退出商学院排名，以上这一连串动作引发了排行榜“坍塌”的多米诺骨牌效应。[26]一般来说，任何一份大学排名往往都侧重于研究、学术人员和国际化水平(工作人员和学生)，既不是对“卓越”进行排名，也不是对“声誉”进行排名。然而，大学不应当只是研究或是经费资助，而应对包括设施、学生满意度、奖项和就业能力多加考虑。因此，任何一所排行榜单应广泛关注不同大学和机构的多样性，并重点反映少数院校的表现——而这恰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所受到的最主要质疑之一。[27]事实上，一所大学对社会的贡献，远不止可以用于国际比较的论文数量和论文引用率等进行衡量。[28]但是，从本质来看，依然存在二律背反的现象，即排名意味着排序，排序意味着比较，比较意味着量化，量化则意味着设计各种量化指标。而大学中教学科研水平，尤其是科研水平是比较容易量化的，因此，当前的“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所推出的大学排名依然主要是通过设计可以量化且可以国际比较的教学科研指标来对全球大学进行排序。

实际上，这已不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所面临唯一的批评，也并非是它首次因排行榜公信力问题而惹上麻烦。除了国内的质疑之外，排行榜也面临着国外的质疑与声誉压力。英国《每日电讯报》（The Telegraph）就曾与《泰晤士报高等教育》（Times Higher Education World University Rankings）周刊联合公布最新的世界大学排行榜，最明显的现象则是美国大学实力声誉排名相对下降，标志着“高校权力”开始向远东地区转移。前述两份报刊的数据均显示，虽然以美国、英国为主的各大学在各类排名中仍位居最高席位，但出现了令人堪忧的衰落趋势，这缘于美国高校在政府财政资助方面一直处于“饥饿”状态，在面临财政支绌情况下与世界其他高校竞争，势必导致美国高校的实力衰弱。[29]加州大学发言人萨利·索特（Sally Sowter）回应道：“那些正以远东地区为代表的高等教育系统和美国高等教育系统之间的主要区别是资金。远东地区的院校往往花数十年时间制定并实施一项全面的国家资助战略，后者由于大量国家资金的支持，高校的建设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成效。相反，政府近年要求削减教育部71亿美元的经费，州政府对高校提供的资金也逐年降低。哪怕是作为美国研究生态系统的一颗明珠，大学系统也无法从联邦政府基金拨款中获得较大份额，必然导致了大学‘学术气候危机’。”[30]

面对各顶尖大学纷纷推出大学排行榜的压力，同时又受到国内外民众的压力，“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不得不采取一系列行动来维持榜单权威，以便向公众消减此次大学排行榜声誉危机的恐慌情绪，官方亲自对某些不合理数据进行了澄清。早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取消了俄克拉荷马大学的排名，原因是该校提供了有关校友捐赠的错误信息，“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在接收采访时也强调了俄克拉荷马大学对数据的不当处理问题。具体来看，该州两年的校友捐赠率为14%，而实际上是9.7%，而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发布的“最佳大学”排名中，校友捐赠只占5%。因此，为了维持榜单的权威，机构只能将俄克拉荷马大学和其他几所大学(包括“最具价值”的大学、顶级公立大学和最适合退伍军人的大学)从排名中删除。[31]无独有偶，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的罗西尔教育学院(Rossier School of Education)也在2023年的排名中被剔除，原因是前者被发现至少五年来所提交的报告数据有巨大错误，导致大学面临涉嫌欺诈的诉讼。以上两所院校遭遇的大学排行榜“除名危机”并不鲜见，天普大学(Temple University)商学院前院长早前就曾因向“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提交虚假信息而被判14个月欺诈监禁罪。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由于收到相关院校错误数据而导致排行榜公正性削弱的事件并不仅限于上述案例。早在2020 年，为了供该杂志制定2021 年大学排名，哥伦比亚大学在提交数据时就采用了“过时且不正确的方法(outdated and_or incorrect methodologies)”，哥大这一欺诈行为随后被公众揭发，遂在排行榜中被撤下。哥大在事件声明中说：“我们报告的数据中任何不完全、不准确的数据——无论大小或原因——都与本校所坚持的卓越标准不一致，我们对之前提交给“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报告中的缺陷与谬误深感遗憾。”次年2月，哥伦比亚大学数学系教授迈克尔·塞迪厄斯（Professor Michael Thaddeus）对其排名从1988 年首次上榜时的第18位上升到2021年的第2位提出了质疑。[32]塞迪厄斯发表了一篇长达21页的尖锐批评文章，一针见血地抨击道：“哥大提交的关键数据显然是‘不准确、可疑和极具误导性的’，负责人须认真对待，并立即对数据收集和提交流程进行审查。同时，为了避免哥大再次出现信用危机，应立刻发布一套通用数据集(Common Data Set)——一套标准化的松散统计数据，以便有效地避免再次出现此类丑闻。”对此，哥伦比亚大学的发言人本·张（Ben Chang）遗憾地谈到：“不愿再预估本校什么时候会再次参与排名，并拒绝就赛迪斯博士关于通用数据集的言论发表评论，但学校会对此前提交的错误数据进行彻底的调查，以便最大限度地提高大学排名数据的准确性和透明度。”哥大教务长玛丽·C·博伊斯(Mary C. Boyce)也对此事发表相关声明，称“学校内部正在进行的审查事关诚信问题，我们不会再走捷径，会致力于把事情做好”。[33]

四、晦暗的前景：双方摇摆不定的关系走向

从情势来看，面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行榜公信力危机与双方面临的数据造假，斯泰森大学（Stetson University）法学院主席兼高等教育法律和政策卓越中心（The Center for Excellence in Higher Education Law and Policy at Stetson University College of Law）主任彼得·莱克（Peter Lake）表示，目前“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所面临的问题是十分棘手的，“我以前从未在高等教育系统中见过如此令人困惑（tricky）的问题。”莱克表示，校方与机构彼此所持异议，实际上只是“零和博弈”（zero_sum game），对双方都没有真正的利益。他补充道:“我认为，无论发生什么，这都将是一个美国高等教育声誉系统特殊的研究案例——关于第三方大学公信力影响和对高等教育系统的控制，特别是在‘后疫情’时代大学排名更需要在国际范围内产生重要影响力以便吸引更多的赴美留学生的现实需求之下，排行榜与大学系统关系变得问题重重、晦暗不明，排行榜公信力式微危机所揭示的种种问题令人一筹莫展。”[34]

面对种种可能的因素，“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公关总监西蒙娜·比佐泽罗(Simona Bizzozero)在接受《大学世界新闻》（University World News）采访时亦表示：“我们重视与所有参与排名的大学合作。然而，在极少数情况下，一所大学决定不向我们提供所需的数据，我们会倾向使用其他可信的来源。”[35]“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首席数据策略师罗伯特·莫尔斯(company’s chief data strategist Robert Morse)与信息战略高级副总裁斯蒂芬妮·萨蒙(senior vice president of data Stephanie Salmon)也在一份报告中缓解公众质疑的压力:“我们意识到，排行榜可能无法在使用一组共通数据中捕捉到每所学校的细微差别，但确有责任为学生提供信息，使他们能够继续对那些选择不提供内部数据的学校进行排名。虽然我们知道在一个共通数据集上对不同的机构进行排名是一项挑战，但我们具有相同的目标——为未来的学生提供最好的信息，以便他们能够做出学业与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决定。”为了迎合各大学及公众对排行榜的期待，该杂志在致各法学院院长的信中还宣布了评估方法未来可能的变化，诸如减少对知名学者评估调查的权重、增加各类资格考试通过率和就业的权重等。排名还将继续增加学校资助与奖学金的权重，以便引导学生更多地参与公共服务事业。[36]此外，面对前述顶尖法学院对排行榜的质疑，执行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格特勒(CEO Eric Gertler)在一份声明中重申：“‘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正在努力解决全美法学院、商学院提出的问题，包括将学生贷款减免和还款援助计划纳入评价系统，并更多地考虑院校多样性及社会经济因素，以便继续确保学生在做出决定时能够依靠最准确的信息——这一使命不会因近期各大院校声明退出排行榜而改变。”[37]

“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经历的一系列危机与风波，折射出了深刻的内在涵义：学子进入高等教育机构作为实现社会流动的途径，大学排行榜在其间仍然作为一种高等教育系统声誉竞赛中相对客观的第三方公信力量，对全球学子产生较强的影响力。虽然“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甚至国际各大知名大学排行榜四面楚歌、名誉受挫，但进入高等教育系统深造仍然是全球千万学子奋斗的目标，因而不可避免地仍然要参考各类排名。虽然公众对大学排名有各种意见与愤懑，但在普通大众的简单认知标准中，已经实实在在存在着“卓越大学”和“非卓越大学”的概念。正如范德堡大学法律系学生布兰登·冯·克里格尔斯坦(Brandon von Kriegelstein)曾说:“当我考虑申请大学时，我确实依赖于排名，因为我不知道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尽管人们对‘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名的公平性和可靠性持怀疑态度，但它往往是高中生的第一个参考标准。”[38]大学排名中的声誉确实具有一定公众合法性，并促使各大学重视声誉建设，从而奠定了排行榜存在的基石。[39]但学术声誉实力排名毕竟是经年累月努力的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和持续性，学术排名的可信度及公信力也并非是某一个排行榜的数据操作。[40]

大学是一个多样化的智性和文化生态，物种的多样性决定了对大学的评价不能仅仅通过某一个榜单“一刀切”，也不是靠一些简单化的测量指标即可精确度量的。理论上来看，将大学排名作为一种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言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并用历史视角审视之，可进一步对高等教育系统的排名资本生成进行分析。[41]“术”的治理本质是将治理理解为一种可以通过计算、重组来优化系统整体效率和可控性的治理程式，它强调技术治理、机械主义、科学管理和专家治国，认为可通过精密设计使人如机器的各个零件一般紧密啮合，进而使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被纳入专业化、数字化、程式化的“社会工程”之中。[42]对作为“治理术”的大学排名的起源分析亦可知，它并非是当代新自由主义的产物，而已有百年历史，带有鲜明的美国印记，其特点是美国“小政府、大社会”的社会生态，以及高度市场化、商业化的高等教育体系，是孕育大学排名的社会温床。美国式思维中的数据崇拜和统计文化，把大学视为具有“可计量性”的对象，既是大学排名产生的观念和技术基础，也造成了“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行榜的信用危机。[43]

自19 世纪末20 世纪初，美国高等教育场域发生从“封建割据”到“全国市场”的结构转变时，新老大学对“一流大学”符号资本的竞争，成为了催生大学排名的直接动力；美国最早进入中产阶层社会，大众媒体有意传播甚至制造作为高等教育指引机制的大学排名，诸多要素汇聚，孕育出作为“治理术”的大学排名程序，其背后的意识形态是，把大学视为可以用数据测量的对象，推崇高度市场化的高等教育体系。[44]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尔迪厄( Pierre Bourdieu)等学者将此类排名现象称之为学术文化竞赛主义，通过这种方式，世界一流大学唯一的标准化模式，即精英的盎格鲁-北美高等教育模式已经被视为完美无缺的参照目标而被移植到世界各国的高等教育发展体系之中。但具有讽刺性意味的是，最具影响力的世界大学排名是在美国以外的国家产生的，例如QS世界大学综合排名、THE世界大学排名和ARWU世界大学学术排名等。这些世界大学排名无一例外地将美国高校列入大学排名的前列，并占据排名中的大多数席位。[45]“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排行榜所公布的大学声誉是表征大学质量的一种符号，也是大学发展的一项重要资本。伴随排名在高等教育系统中的出现，声誉这种主观认知逐渐被纳入大学排名的指标体系并被赋予了可以测量且可以计算的“客观属性”，大学排名也对大学治理、知识生产和招生就业产生深远影响；其背后牵扯的商业利益、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因素也被学界剖析讨论；它导致大学过于痴狂于“数字游戏”，偏离大学精神、本质使命的现象，自然遭到诸多学者的抗拒与批判，从以上美国各大顶尖院校对其的抵制就可窥见一斑。

在高校与排行榜之间的纠纷中，各利益方均或多或少获得了利益，满足了自身的诉求，虽然部分大学划清了与排行榜的依附关系，但并未因此松缓实力提升的步伐；排行榜方面在各类质疑声中也获得了公众的瞩目。双方根本诉求究竟为何？为何出现如此纷繁复杂的争端？从本质上来看，“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行榜作为一份纯商业化、市场化运作的大学声誉治理手段，必然要具有一定公信力以奠定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同时又受制于现实中各项客观存在的拉锯与局限，这就决定了其在声誉及学术公正的“夹缝中”深受多种因素的影响，面临重重困难、危机四伏。“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大学排行榜与高校的纠纷是否会持续甚至是否引起连锁反应？美国各顶尖大学是否会继续抵制排名调查而导致反排名运动愈演愈烈？大学是否会反向推动排行榜进行更多改革？“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是否会先行启动排名改革从而平息顶尖大学的反对情绪？种种问题凸显了双方晦暗不明的关系走向。对此，美国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特别评论道：“今天的美国高等教育系统，感觉像是一个公立高校系统与商业系统中存在着几种非常分裂的利益群体，这里住着不同的部落，拥有着各自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信仰和目标，它们现在看起来愈加地分裂、彼此离得更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