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访谈在教育政策研究中的应用
——以访谈新西兰教师工会组织高层管理者为例

牛慧丹，程 猛

（1. 梅西大学，新西兰 北帕默斯顿 4410；2.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北京 100875）

近年来，精英访谈作为一种通过访谈社会优势群体来收集资料的重要方法，日益受到质性研究者的关注。精英访谈（elite interviews）,又称专家访谈（expert interviews）、重要人物访谈（interviews of influential people）、权势人物研究（researching the powerful），是西方教育政策（社会学）研究中收集资料的一种重要方式。[1]最早介绍精英访谈的研究可以追溯到1969年美国著名政治学家路易斯·安东尼·德克斯特（Lewis Anthony Dexter）的专著《精英和专业人员的访谈》（Elite and Specialized Interviewing）（2006年再版）。在这本书中，作者率先将精英访谈作为社会科学研究的一种方法，并对该访谈方法进行了系统的介绍。德克斯特结合自己几十年进行精英访谈的经验，认为精英访谈是一种不同于其他的标准化访谈形式，是一种有效的资料收集方式。相比于以社会中弱势或被边缘化群体为研究对象，以社会优势群体为研究对象，可以为理解不公平社会现象提供一种独特视角。[2]精英访谈中，访谈对象往往拥有“相对较高的社会地位和相关的特权”[3]，通常拥有特殊的专业知识[4]，并在其组织中拥有决策权[5]，如政治家和政策制定者等。作为教育政策研究中一种“向上的”（studying up）、以访谈社会优势群体来收集资料的研究方法，筛选访谈对象时常常以访谈对象在组织中担任的职务为主要标准。[6]由于精英访谈对象特殊的社会地位和经历，通过精英访谈获取的资料具有独特性，往往不能通过其他途径获取。[7]西方已有研究表明，对精英对象的访谈（特别是在项目的探索阶段），是一种比参与式观察或系统的定量调查等更有效、更集中的数据收集方法，可以极大地缩短数据收集过程，尤其是当精英访谈对象是组织内部实践知识的“结晶点”(crystallization points)或作为组织中某些观点或某些特殊领域的典型代表时。[8]对学术研究来说，精英访谈对象是“关键信息提供者”（key informants）。[9]目前，在中国教育政策研究中虽然有不少研究者运用了精英访谈，但这一方法运用的可能空间还远未打开。本研究者基于对24位新西兰教师工会组织高层管理者的访谈，结合西方学者在教育政策研究中运用精英访谈的经验，尝试总结精英访谈在教育政策研究中运用的特点和挑战，以期进一步加深中国教育政策研究者对精英访谈的理解，也为这一方法在未来教育政策研究中的合理运用提供参考。

一、为什么选择精英访谈

笔者（本文第一作者）的博士论文研究以新西兰教师工会组织的专业性为主题，关注教师专业性话语在教师工会组织的发展与演变。鉴于研究对象是新西兰有影响力的教师组织，需要深入了解教师工会组织的发展脉络，对这一组织的精英进行访谈就自然成为一种主要的资料收集方式。访谈对象是新西兰两个主要教师工会组织的前任或现任主席、秘书长以及其他资深的高层管理者。选择教师工会组织高层管理者作为访谈对象，基于以下三个原因：首先，本项研究涉及教师工会组织的角色定位问题。组织的角色定位是教师工会组织发展面临的基本问题之一，也是工会组织高层管理者的主要关注点之一。其次，在多数情况下，教师工会组织高层管理者是其成员中的典型代表，在工会组织的发展中起着主导和核心作用，但少有研究关注教师工会组织高层管理者在教育政策中的作用。最后，教师工会组织的高层管理者往往拥有专业的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这将有助于深化研究者对研究课题的理解。因此，选择教师工会组织高层管理者作为访谈对象，既有助于改变学术研究中工会组织高层管理者声音微弱的现状，也可以加速推动本研究的进展。

此外，之所以选择精英访谈，也是由于之前访谈遇到的道德伦理困扰。根据以往的调研经验，在教育政策研究中，关注教育政策的实施层面，主要是针对教师和学生的调研。然而，对一线教育工作者或实践者的问卷或访谈，虽然有助于研究者收集数据，但是对被调查对象却没有直接益处，这不免让研究者对调研的实际价值产生怀疑。这种被称为“向下的研究”(studying down)的研究方式，是以社会中弱势或边缘化群体为研究对象的。特别是在教师（校长）工作量激增的背景下，对教师（校长）的这种“调研”，不仅对于研究者寻找访谈对象形成了挑战，对于被调研对象（教师/校长）来说也是一种额外负担。尽管可以通过参与式观察等方式缓解，增加学术研究对教育实践的影响，但是，作为年轻的学术研究者，进行深入田野调研的机会总是有限的。

鉴于此，在博士生研究期间，研究者尝试探寻一种新的收集资料的方式——一种“向上的研究”（studying up），即以社会中权力阶层为研究对象。值得注意的，有研究者也经历了类似的研究方式转变的过程。由于在进行“向下的研究”过程中（以社会中被边缘化的移民群体为研究对象），备受伦理道德的困扰(moral discomfort)——调研更多地是服务于研究者的学术成就，而非用于促进被调研者生活或工作水平的提升，因而只能改变研究方法，从“向下的研究”转向“向上的研究”（以有影响力的公司组织为研究对象）。[10]

二、如何应对精英访谈面临的挑战

（一）招募访谈对象难度大：逐步建立研究者的专业声誉

在精英访谈中，由于访谈对象的特殊社会地位，招募访谈对象往往是精英访谈面临的首要挑战。[11]从表面上来看，精英访谈对象的资料往往是公开可见的，通过他们公开的个人资料（如官方网站上发布的个人信息等），似乎比较容易联系。而实际上，他们高度重视隐私，对外部组织或个人的介入有较强的排斥性，具有较强的封闭性。在本研究中，招募访谈对象的困难主要出现在访谈的初始阶段。鉴于笔者作为年轻研究者的身份，在开始阶段，研究者的导师（新西兰教育政策研究的权威专家）帮助联系了两个教师工会组织的现任主席和秘书长。之后，研究者采用滚雪球的方式，通过邮件或其他社交平台联系潜在的访谈对象。在此期间，访谈进展十分缓慢，大部分的访谈邀请邮件未被回复或遭委婉拒绝。由于访谈机会难得，在与一些潜在访谈对象接触时特别慎重。例如，每封访谈邀请的电子邮件都为潜在的访谈对象“量身定制”，即结合访谈对象参与工会组织活动的时间和在工会组织中的职位，设计访谈邀请电子邮件的内容，说明其参与该项研究的独特价值与意义。当潜在的访谈对象表示不确定是否接受访谈时，设计一份有力的说服邮件至关重要。

随着访谈的缓慢开展，特别是研究者专业声誉（professional reputation）的提高，越来越多的访谈对象接受了访谈邀请。这也表明，在接近精英访谈对象时，坚持不懈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在访谈的初始阶段。同时，在精英访谈中，建立专业声誉也是至关重要的。在本项研究中，访谈对象是两个教师工会组织的高层管理者。在这两个组织的内部和组织之间，高层管理者具有较强的正式和非正式联系，这更有助于研究者专业声誉的扩散。在访谈的中期和后期，进展十分顺利，访谈对象的数量远远超出了预期。在本项研究中，通过访谈收集材料用时半年，对共计24位教师工会组织的高层管理者，包括教师工会的现任或前任主席、秘书长、执行委员和其他资深高层管理者进行了访谈。

在本研究中，许多访谈对象为退休或离职人员（out of office）。对退休或离职人员进行访谈有其自身的优势和障碍。与在职人员相比，退休和离职人员往往更容易透露敏感信息，也更有趣、更坦率。在本研究中，退休和离职人员也往往更加健谈，倾向于分享个人的观点。相较而言，在职人员则往往比较保守，倾向于传递组织的价值理念。在访谈时间上，退休人员也比较宽松，许多人的访谈都在两个小时左右，而与在职人员的访谈则往往是一个小时。很多访谈对象的离职状态仅仅是指他们卸任教师工会组织高层管理者的角色，他们在离职后也还会作为关键人员活跃于组织活动，如工会主席的任期虽然多为两年，但任期结束后，仍可能担任执行委员等工会职务。

在本研究中，接触和访谈退休或离职人员面临着特殊的挑战。首先，由于他们已经退休或离职了一段时间，他们觉得自己的知识可能已经过时，不具有组织的代表性。其次，他们担心会做出不合理的评判，可能会挑战当下组织管理者的权威。此外，相较而言，中学教师工会组织比小学教师工会组织的高层管理者更容易接近。一个可能的原因是：中学阶段与大学的衔接更紧密，而小学阶段与大学的关系相对疏远，导致他们参与学术研究活动的积极性不高。

（二）对研究者背景知识要求较高：充分利用文档资料的辅助功能

在精英访谈中，对研究者研究领域的知识存储以及背景材料的掌握度要求较高。精英访谈与传统的记者访谈社会重要人物类似，对访谈者自身的知识储备提出了更高要求，要求研究者对研究领域内相关的背景信息和访谈对象有充分了解。在本研究中，文档资料收集主要用于帮助研究者熟悉研究领域，提供精英访谈的背景信息。在进行访谈之前，研究者用半年时间阅读这两个教师工会组织的文档材料，以熟悉访谈的背景。在每次访谈前，研究者会通过社交软件（如Linkedin、Facebook、Twitter等）和其他官方网站搜索访谈对象的公开资料，以及访谈对象参与工会组织活动时的重要文件。由于英语是研究者的第二语言，所以通过多次观看访谈对象的公开视频，才得以熟悉他们的口音并为访谈做准备。在访谈中，研究者发现这些准备工作有助于建立访谈者的信心，有利于在访谈过程中追问。

精英访谈本质上仍是一种收集资料的方式，在对话中以访谈对象为主。在精英访谈中，研究者需要平衡“知”与“无知”（knowledgeability and naivety）：“知”使研究者作为专业研究者具有可信度，而“无知”则使访谈对象能够提供更多有价值的信息。[12]在访谈过程中，即使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研究者还是倾向于限制自己的说话时间，尽可能多地把时间留给访谈对象。此外，前期充分的资料准备，也有助于避免访谈对象对访谈内容进行过度引导，并让访谈者在访谈过程中识别访谈对象提供的错误信息或偏见。

前期文档资料收集的充分性和全面性，也表现出了研究者对访谈的认真态度，有助于获得访谈对象的认可。例如，在一个访谈中，一位前任工会主席提及一个纪录片，询问访谈者是否知道该片。在准备这个访谈时，访谈者阅读了访谈对象公开发表的文章，在其中一篇文章中，他提及过这个纪录片的名字。因此，当访谈对象询问时，访谈者如实回答道：虽然没有看过这个纪录片，但是在阅读他的文章时，知道他提及过这个纪录片，并表示在访谈结束后，一定会观看这个纪录片。显然，访谈对象表示很满意访谈者的回答，并打趣说“你可能是唯一一个认真读过这篇文章的人”。

在另一个访谈中，访谈对象提及一个政府出台的政策文本，该政策文本是她参与工会活动时期的一个重要政府文件，这个政策文本正是访谈者准备该访谈的材料之一，访谈者当场拿出了这个政策文本的纸质版，这一举动向访谈对象证明了访谈者充分地准备了这次访谈。不过，也需要注意避免文档资料的过度干扰。在一个访谈中，访谈对象是一位资深工会组织领导，发表了很多与本研究主题相关的文章，并且还撰写了一篇相关博士论文。在准备该访谈过程中，用了近两周的时间阅读她的文档材料，尤其是其博士论文，明显感觉信息量过大，对自己的访谈造成了不必要的干扰。鉴于此，在访谈准备后期，缩小了关注范围，把关注点放在相关文章与博士论文的摘要部分，从而减少不必要信息的干扰，把主要精力放在自己的研究主题上。

本项研究在设计初期，计划以文档材料为主。由于英语是研究者的第二语言，这可能会影响研究者通过访谈收集材料的能力。然而，实践表明，语言沟通并未成为该项研究的主要问题。可能是以下两个原因：首先，在访谈前，访谈提纲会发送给访谈对象，这既有助于他们了解访谈内容、准备访谈问题，也有助于缓解由于英语是研究者的第二语言造成的沟通障碍。其次，在访谈过程中，虽然尝试建立一种对话关系，但是访谈的主要目的仍是收集材料，访谈以访谈对象表达自己的观点为主，访谈者主要负责引导对话，这也降低了对访谈者语言表达能力的要求。本研究用一年收集材料：半年的时间，用于阅读和收集相关文档材料；另外半年的时间，通过访谈收集材料。通过对比收集到的文档与访谈资料发现，通过访谈收集到的材料更加聚焦和丰富，而文档材料则相对分散，聚焦度不足，降低了其作为主要资料来源的功能。这也是由于教师工会的专业性往往隐藏于其组织的工会性活动中，从而导致在收集文档材料时难以聚焦。然而，此类信息更容易通过精英访谈获得，这也是精英访谈的独特优势。

在本研究中，精英访谈成为了一种高效的收集资料方式。在一至两个小时（多为两个小时）的访谈中，访谈对象有效地浓缩他们几十年（多为10—30年）的实践经验，从而使得访谈资料的信息量特别大，并且与研究主题高度相关。在资料整理后期，研究者决定以访谈资料为主，文档资料为辅。此外，在精英访谈结束后，根据访谈内容，再次收集相关文档资料。在此，文档资料主要发挥着三角验证的功能，用于进一步检验访谈资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

（三）权力关系的复杂性：建立平等的对话关系

进行精英访谈的另一个挑战是访谈对象和访谈者之间可能存在不对等的权力关系。在精英访谈中，一个普遍的担心是访谈对象和访谈者之间会出现一种权力失衡（power imbalances）的状态，特别是访谈者可能会畏惧访谈对象的权力。[13]精英访谈对象可能会引导访谈内容，以适应“他们自己的目的”，并操纵研究结果的传播过程。[14]从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看，精英访谈中的权力关系具有不可预测性和多变性。精英访谈中的权力关系也受到社会环境中一些不可抗因素的影响。例如，有部分研究者体会到了明显的无力感和挫败感，访谈对象经常拒绝回答相关问题，研究者有一种被边缘化、不安全感和受到威胁的感受。[15]然而，在进行精英访谈的过程中，也有部分研究者发现他们在研究过程中，并没有明显体会到一种无力感（disempower），访谈对象是热情的参与者，表现出了对研究积极支持的态度，很愿意为研究提供他们的专业知识、观点和时间。精英访谈对象虽然可能基于其特殊的社会身份地位对研究施加过度的控制与影响，但是其本身也可能在研究中处于劣势或成为弱势群体（vulnerable elites）。可见，在精英访谈中访谈对象与访谈者的权力关系具有相对开放性，而非是单向度的。

访谈对象和访谈者之间权力失衡并未在本研究中明显出现。相反，作为一个年轻的研究者，得到了访谈对象的高度支持。在本项研究中，一旦访谈对象接受了访谈邀请，大多数访谈对象表现出了非常支持的态度。例如，在访谈之前，很多访谈对象（尤其是已经退休的人）会很认真准备访谈，并收集相关文档资料。在访谈过程中，访谈对象很有耐心，愿意给出更多解释。访谈结束后，许多访谈对象对他们的访谈记录稿进行了细致编辑，以使其更加清晰，便于阅读。总之，在访谈过程中，并未出现明显权力失衡的情况或者是访谈对象对访谈过程过度控制等现象。

在本研究中，访谈对象的特殊身份为访谈对象和访谈者之间建立平等的对话关系创造了更大空间。作为年轻研究者，相对于实践经验，理论知识更丰富。教育领域的高层管理者则拥有较丰富的实践经验，然而理论知识相对不足。精英领导层往往也重视理论研究，特别是对理论研究的前沿问题比较敏感，这也间接地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机遇。在精英访谈中，理论与实践的碰撞具有可能性，从而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形成一种良性和富有教益的对话关系。研究过程中，访谈对象经常表示该研究话题具有很大的价值和意义，许多访谈问题给他们提供了深入思考的机会或视角。访谈结束后，研究者和访谈对象也会进一步交流已有研究成果和前沿的信息资料。这也是精英访谈达成的一种良好状态：超越了资料收集的目的，在访谈者与访谈对象之间形成一种对话关系。访谈者与访谈对象具有一定的思维共振与情感共鸣（更适合年轻研究者），或者达到一种思想观点交锋的状态（更适合经验丰富的研究者）。总之，精英访谈为学术研究者与高层组织管理者形成一种良性互动创造了可能性，也为理论与实践之间的融通搭建了桥梁。

（四）非匿名化的伦理挑战：尊重与审慎

作为一种“向上的研究”，精英访谈与社会科学研究者通常使用的“向下的研究”具有不同之处，在研究伦理方面，不可以完全参考“向下的研究”。[16]例如，在一般的质性访谈中，访谈对象经常需要进行匿名处理，具有较强的保密性，这主要是出于保护相对弱势的访谈对象的需要。在精英访谈中，访谈对象不能被简单地归类为访谈中的“相对弱势”群体，因为他们往往具有非常娴熟的谈话技巧，特别是在披露敏感信息时，他们很清楚潜在的风险。其实，披露敏感信息能力本身也是精英访谈对象展示其权力的方式。同时，精英访谈对象倾向于以良好的方式展示自己，而不是不谨慎地传达对事件的特定解释。

在精英访谈中，匿名化处理往往也是极其艰难的工作。匿名化处理也并非是唯一合乎研究道德伦理的方式，因为精英访谈对象往往深植于复杂的权力关系中，这意味着掩盖精英访谈对象的身份会导致他们的陈述被去文本化（decontextualizing），以至于读者无法了解访谈材料的有效性。有研究者指出，在一个权力等级不明显的、传统的、高信任度的社会中（如丹麦），精英访谈对象往往倾向于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17]这种非匿名化有助于访谈资料的背景化，并增加质性研究的透明度。[18]从这个角度出发，精英访谈的研究伦理也是对社会科学研究伦理的一种重构（reconstruction）。[19]

在本项研究中，所有访谈对象要求使用其真实姓名，这与新西兰作为一个小型国家高信任度的社会文化环境有关。在本项研究中，部分访谈对象明确指出，鉴于新西兰是一个小型社会，即使没有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别人也能根据访谈对象传递的信息准确猜出他们的真实身份。因此，匿名不仅是不必要的，也是不可能的。其他一些访谈对象认为匿名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他们应当对其发表的言论负责，因此，在研究报告中，应当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在本研究中，大部分访谈对象对其访谈内容表现出了较强的自信，使用其真实姓名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表现。在本项研究中，大部分访谈对象表现出了娴熟的交流和表达能力，特别是在公开表达观点上，他们展现出了高度清晰但又慎重的语言表达思维。在新西兰社会政治环境中，教师工会组织的高层管理者是其组织在公共场合或社会媒体的发言代表人，需要经常参与公开的关于教育问题的辩论和接受媒体的采访等，这也有助于提升他们交流与表达的能力。此外，鉴于英语是研究者的第二语言，逻辑顺畅、表达清晰的访谈记录稿，也极大地提升了研究者整理访谈资料的效率。

由于在这项研究中使用了访谈对象的真实姓名，这使研究者免于对研究对象进行匿名处理，并增加了本项研究的透明度，同时也增加了研究者对访谈数据解读的敏感性和对此应担负的责任。尽管访谈对象允许研究者在本研究中使用他们的真实姓名，但考虑到数据使用潜在的风险，每次访谈结束后，都由专业的服务机构对录音进行转录。所有转录者在转录之前都需要签署保密协议。每次访谈结束后，访谈记录都会在四个工作日内发回给访谈对象，供其进一步编辑或澄清访谈内容。许多访谈对象发回了编辑过的访谈记录，建议修改部分表达方式，或增加更多细节，或删除某些他们认为不相关或过于敏感的部分。这也是访谈对象对访谈数据施加控制的一种方式。

此外，在访谈过程中，如果访谈对象不问及研究者访谈过的其他访谈对象的名字，或者没有必要向访谈对象证明本研究的专业可信度，那么其他访谈对象的名字就不会被提及。如果一个访谈对象是一项教师工会活动的专家，其他访谈对象知道研究者曾经访谈过这位专家，他们可能会倾向于避免谈论这个活动。在一个组织内，人们彼此都很熟悉，访谈对象之间的相互影响可能会降低数据收集的质量。研究者试图保持每次访谈的独立性，以避免数据资料之间相互干扰的潜在风险。

总的来说，精英访谈招募访谈对象相对困难，对研究者知识和背景材料掌握度要求较高，访谈者与访谈对象之间权力关系复杂，非匿名化也伴随着伦理难题。针对这些挑战，可以通过建立研究者的专业声誉、充分利用文档资料辅助功能、逐步建立信任的对话关系、尊重和审慎地对待访谈资料等方式有效地应对。

三、如何在教育政策研究中用好精英访谈

“底层能说话吗？”[20](Can the subaltern speak？)是印度裔学者斯皮瓦克（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提出的一个著名问题，延伸到诸多关于弱势群体能否发声、如何发声的多学科讨论之中。当以社会中弱势或被边缘化群体为研究对象时，可以了解这些群体的生活现状。鉴于这些现状往往是由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造成的，并且有权势的人往往拥有较强的话语权，如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和政策，在构建这种社会系统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选择社会中有权势的群体，例如本文所说的高层管理者，通过分析他们的话语，可以提供一种宏观的制度层面的视角，进而理解复杂的权力关系在构建当下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中的作用。[21]

目前中国教育政策研究仍主要集中于对教育政策文本的宣传、解释以及对国外教育政策理论的介绍上，缺少本土的理论和方法，研究基础相对薄弱。[22]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教育政策的各种问题急剧增长，教育政策研究相对不足的弊端逐渐凸显。从中国教育政策研究的范式上来看，重视应用性研究，更关注具体的政策建议，呈现出一种服务于政策制定者的趋向。这种研究倾向虽然具有较强的实践价值，但在针对政策制定者本身的学术研究上存在明显局限。在中国教育政策研究中，需要更加关注对教育政策及其过程本身的研究。[23]在政治社会学研究中，以“精英”（主要指政治精英或商业精英等权力阶层）为研究对象的研究已有诸多经典案例[24]，如赖特·米尔斯所著的《权力精英》，吴毅所著的《小镇喧嚣》[25]以及冯军旗所著的《中县干部》[26]等，都是把权力阶层作为研究内容，关注权力阶层中权力关系的生成与演变过程等。在教育领域，英国著名教育政策研究专家斯蒂芬·鲍尔（Stephen Ball）的《政治与教育政策制定》尤为关注教育政策制定过程中的权力博弈，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环境影响。[27]精英访谈则是进行这类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式。例如，在研究中，鲍尔通过对政策制定者的访谈，探寻了教育政策制定过程的复杂性和非线性，以及各种政治力量和利益的对立、斗争和博弈。精英访谈的运用有助于关注教育政策之外的社会文化因素，研究实践中的教育政策或“存在于文本之外，活动于主体之间、无法脱离现实实践世界的教育政策”[28]。

精英访谈是访谈法的一种类型。目前主流的质性研究方法常常按照“访谈的结构、访谈的正式程度、接触方式、受访者的人数以及访谈的次数”[29]来分类，很少涉及访谈的对象。作为一种特殊性质的访谈，精英访谈并非总是收集资料最合适的方式，需要结合研究问题和实际情况。在中国教育政策研究中，应用精英访谈也需要注重中国社会文化的特殊性，如在组织中“人情”“面子”“关系”的独特意义。[30]精英访谈是一种资料收集的方式，经常需要与其他调研方式（如传统的访谈和文档资料收集等）相结合，最终达到一种“法无定法，道有常道”的境界。[31]总的来说，精英访谈可以更深层次、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地理解政策过程，打开政策制定过程的“黑箱”。当前中国教育政策研究中较少对精英访谈进行系统性研究。作为一种高效的资料收集方式，精英访谈的运用有助于教育政策研究范式的转向，其潜力有待后续研究者进一步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