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康纳生态学思想评析

雷博华

（河北工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401）

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导致人与自然关系更趋恶化，成为全球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特别是继非典病毒、埃博拉病毒之后，新冠肺炎病毒更时刻提醒我们要特别关切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这一领域，国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其中，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作为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通过《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等著作分析了生态危机的成因，建立起独具特色的文化唯物主义生态学理论，阐述了他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值得作进一步的考察与分析。

一、奥康纳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性尝试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20 世纪60 年代爆发的全球性生态问题以及由此引发的绿色运动，将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径直地推向历史舞台，不仅唤醒了人们的生态危机意识，也促使一大批学者着手研究生态问题，奥康纳便是其中之一。但是，奥康纳发现，在绿色运动的呼吁下，生态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全球范围内愈演愈烈。在他看来，这是由于资本主义与生态问题的解决之间存在着不可调和的矛盾，这个矛盾是“资本的自我扩张和自然界的自身有限性之间的总体性矛盾”。[1]以牟取剩余价值为目的，资本会不断扩大生产资料所占比例以提升自身竞争力，致使自然资源的消耗速度超出其恢复速度，造成有限的资源被过早地消耗殆尽。同时他指出，资本为了缓解本国的生态压力，开始向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资源掠夺，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曾对这个问题作出论述：“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的了。”[2]资本不仅剥夺本应共享的自然资源，还利用资本扩张的强制力迫使各民族文化同质化，《共产党宣言》中就揭示：“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制度，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了一个世界。”[2]资本扩张导致自然资源掠夺与破坏，它们之间构成了尖锐的冲突。

面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用下生态完整性和文化多样性被严重破坏的事实，奥康纳选择回归到马克思主义思考解决问题的方案。不同于一些学者奉行“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奥康纳坚定地认为马克思主义内含了解决生态危机和时代危机的理论与途径。对于另一些关于马克思是反生态的人类中心主义者的观点，奥康纳亦持否定态度，他认为马克思已经意识到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性和自然对于实现人类解放的重要意义，在他看来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的联姻不仅不冲突，而且互为补充。奥康纳分析，由生态学者们倡导的西方绿色运动之所以效果甚微，是因为解决生态问题的关键不能停留于现象层面的陈述，而在于抓住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范畴，即劳动这一视角审视生态危机的根源。由这一视角出发，奥康纳指出，社会劳动作为物质劳动交换的临界面，即人与自然关系的中介，在解决资本主义的负面作用中发挥着革命性作用。

奥康纳虽然认为生态学与马克思主义互为补充，但他也指出，要想实现二者间的有益结合，还需要对现有的理论进行反思和探讨。首先，他指出马克思是在“前生态学”的和“前人类学的”的阶段审视问题。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暗含了生态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内涵，但由于其所处时代生态问题尚不突出，因此在审视现今复杂的问题上存在着“理论空场”。另一方面，由于当时社会生产力处于不发达的状态，脑力劳动、体力劳动和消费方式等不够复杂，未能真正凸显出社会的本质，因而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不具有充分的历史性（或文化性）。其次，奥康纳认为马克思主义更加关注自然的人化问题，而非人类的自然化转变。“人类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事实上取决于社会劳动的组织方式、它的目的或目标，取决于社会产品的分配和使用方式，取决于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和知识水准”，[1]受科学权威的影响，人类在自然人化的过程中逐渐将自然祛魅，同时人类自身思维也发生了改变，即人类习惯于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以主人自居。在这种思维方式的宰治下，马克思主义把人类放在主体位置，而把自然看作消极、被动的劳动对象。最后，由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阶级斗争是当时社会主要矛盾和主题，因此马克思致力于分析资本主义的阶级矛盾和经济问题，导致他尚未来得及对文化的进行详细分析，造成历史唯物主义中的文化线索被大众忽视。基于此，奥康纳主张建构“一种能将文化和自然的主题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劳动或物质生产的范畴融合在一起的方法论模式”。[1]通过强调文化向度和自然向度，阐释文化作为渗透于人和自然交互关系中的规范性，奥康纳提出了自己独具特色的生态学思想，走向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唯物主义的生态哲学。

二、文化唯物主义：奥康纳历史唯物主义重建的方向

（一）四重因素的协作模式：理解奥康纳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词

奥康纳之所以要以“文化”和“自然”二重关系重构历史唯物主义，是因为他认为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解读下，二者没有被给予应有的地位，它们都或多或少地被忽视了。在马克思关于历史变迁与发展的理论中，社会发展取决于物质生活的双向互动过程。其中，人类为谋求利益对自然界进行开发和利用产生的技术关系，即生产力，构成第一个过程。在生产力的基础上展开的社会关系，即生产关系，构成第二个过程。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生产力的发展作为一个时代传承着的历史性的累积过程，决定着在历史发展中表现为渐进式变化和周期性、革命性转型的生产关系。只是，在关于社会形态转变的阐释中，马克思没有对文化及自然变迁的作用加以过多说明，它们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中被弱化了。奥康纳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主要关注人类、科学技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等因素，很少谈及自然在历史中发挥的作用。自然界自身的气候变化、能源再生等弱规律性和自主性被忽视，自然界被看作是独立于人类系统之外的消极、被动的存在，人与自然的关系则相应地被看作完全受人类生产方式所决定，即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对资本主义运行方式和运行周期的关注远远大于对自然界资源使用和物质再生周期的关注。奥康纳因此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虽包含了生态思想，但缺乏充分的生态感受性。同时，他认为传统历史唯物主义对生产力之于文化作用力的强调远大于文化对生产力反作用力的强调，没有充分重视文化作为一种累积性的社会规范对生产方式产生的影响。

可事实是，在已经存在过的所有的生产方式中，无论是技术关系或社会关系都是在一定的文化规范和自然限制中形成的。为此，奥康纳提出，对于历史发展与转型的理论研究，不应仅仅考察生产技术、劳动方式及财产、权力关系，还应考察同样是累积性的具体的、历史的文化和自然形式及其相互关系。只是自启蒙运动以来，自然就逐渐被看作是消极被动的存在，是人类主体在实践过程中被改造和征服的客观对象，这种观念导致人们忽视了自然界以自然资源再生产的有限性来限制人们生产范围的客观事实。文化则被视为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是单纯的精神活动，而非与经济生产交织在一起，这导致复杂的社会发展被片面地认为仅取决于人类的技术水平，造成“技术决定论”的倾向。正是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资本主义工具理性膨胀与价值理性式微相伴而生，人与自然的关系愈发紧张。奥康纳认为，文化和自然的维度之所以在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中被忽视，是因为“协作”概念在应该被全面理解的时候却被片面化了，因此认识协作模式是重建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突破口。协作模式被奥康纳看作是新的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那么什么是“协作”呢？

在奥康纳看来，历史唯物主义关注劳动的分工和专业化，侧重于把协作模式看作由生产工具、生产对象和技术水平等生产力因素决定。与此相反，受韦伯影响的新左派学者倾向于关注劳动者的分工和单向化，如史蒂文·马格林认为协作模式主要受权力关系影响，技术水平只是次要因素。在这两种对立的立场中，前者把协作模式视为生产力，后者把协作模式视为生产关系，然而奥康纳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是不全面的。如果不清楚一个地区的财产和权力关系，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在相近的技术水平条件下不同地区会形成不同的控制类型和生产模式。同样，如果不了解技术水平的形成，也无法对一个地区的权力关系有真正的理解。因此，奥康纳认为协作模式既是生产力的，也是生产关系的。同时，他指出协作模式还受自然和文化的影响，比如，农业地区的协作模式主要取决于它的水利循环情况，而在信仰新教的地区，协作模式在很大程度上由伦理精神决定。基于此，奥康纳提出，虽然协作模式是被决定的，但却不是被单一的技术因素或权力因素决定的，而是被技术水平、权力关系、自然和文化四重因素所决定。这就是说，技术、财产、权力、文化规范，以及由此而展开的自然、生物、化学过程都以具体的、历史的、有条件的方式积淀在特定的协作模式之中。[1]相应地，当协作模式中的某一因素发生改变时，其他因素和整体的协作模式也会随之改变。

通过提出协作模式这一概念，奥康纳将文化向度和自然向度补充进了仍作为历史唯物主义核心范畴的社会劳动中，并借助“协作”深入到对文化、自然和社会劳动之间辩证关系的分析中，继而从三个方面展开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二）社会劳动、文化和自然的三位一体理论

“任何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构首先必须迈出的一步是，对协作和劳动关系模式与历史的变迁和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1]基于此，奥康纳梳理了文化和自然对社会生产的意义。

第一，提出“文化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他认为，传统的历史唯物主义由于缺乏一种有关语言、文化规范和主体间性的理论，所以未能认清历史的本质是文化的历史。在他看来，生产关系包含的三个方面中，马克思主要关注剥削阶级与被剥削阶级间的利益斗争，致使他把目光都放在了造成两个阶级纷争的技术发展水平上，只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置放在技术层面上加以诠释，而没有关注到剥削阶级内部和被剥削阶级内部的生产关系，忽视了社会存在的多重可能性和丰富度。而新左派学者们虽然将研究目光延伸至被剥削阶级内部，但他们提出协作模式取决于权力因素而非技术也是不全面的。于是，奥康纳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物质生产这一核心要素的前提下，试图以“文化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这一概念补充他们的不足之处。其中，“文化的生产力”指的是技术和生产力的产生受文化影响的结果和生产力作用的文化方式，是生产力的主观维度。它除了包括脑力和体力劳动外，还内含了劳动力的不同协作方式。消费方式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在商品社会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已经不再是物的“自然”有用性，而是商品的“文化”有用性，离开文化，就无法理解商品的价值、使用价值、交换价值[3]，就如当下流行的故宫文创、考古盲盒等。“文化的生产关系” 指的是不同类型的文化实践对社会关系干预的结果，是生产关系的主观维度。这就能够理解相同技术条件下生成的不同生产力及不同的生产关系，例如，美国社会盛行个人主义至上的自由工作模式，日本推行具有高度责任感的工作模式，欧洲则是阶级合作形式的工作模式。它们同为资本主义体制，但由于文化历史背景不同，生成的社会协作模式也大不相同，并且不同的协作模式又重新渗透到社会生产中，带来不同的生产力。美国的自由工作模式有利于催动新兴科技的诞生和发展，日本的集体式工作模式更利于新型生产理念的扩散和传播，欧洲的合作式工作模式对发掘和利用新兴科技更有利。也就是说，在实际协作过程中，文化不仅由上往下，还由下而上地渗透到劳动关系中，并且作为一种力量引导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水平和方向。

第二，提出“自然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概念。奥康纳承认马克思已经意识到了自然发展的重要性，但又认为他更多地把自然看作是主体可以任意开发的客体，是人类劳动的外在对象，因此轻视了自然界对协作方式所施加的影响。在奥康纳看来，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自然也在重塑着自身，自然界的历史与人类的历史是同一个过程的不同方面，因而自然本身具有“自主运作性”的特点，是人类劳动生产的自主合作者。这是指人类在劳动中尽管塑造着自然，但是在自然界中自发进行着的生物反应和物理、化学变化是独立于人类系统的，自然以自身的物质资源、地理状态等生产力的基本要素参与到协作模式中，成为人类生产的自主合作者，这一过程就是“自然的生产力”作用的过程。例如，气候地貌、土质水文等自然因素会很大程度上决定该地种植业、矿产业、航运业等的发展情况。“自然的生产关系”表现为，自然生态系统会干预社会关系、阶级结构和社会形态的形成与发展。[4]比如，英国发达的输水系统及其形成的水陆条件一定程度上造就了英国没有产生完全的封建社会。奥康纳在这里试图以“自然”的自我调整来丰富历史唯物主义，是想重新确立自然作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须性前提的地位。

第三，构建社会劳动、文化和自然的“三位一体”理论。奥康纳通过揭示美国蒙特利湾的历史发展轨迹，呈现了自然决定文化和文化决定自然两种相对立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丰富的天然资源、多变的气候、独特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当地的历史文化，走向地缘政治学；第二种观点认为这一地区的文化群内容铸就了当地的自然景观，走向阶级政治学。奥康纳认为这两种观点各自从自然或文化角度探讨经济和社会变迁，却都没将最关键的因素——劳动考虑在内。离开了劳动，只限于自然的视角，可能会走向“绿色生态地区主义”，只限于文化的视角，可能会走向“多元文化主义”。[5]奥康纳指出，特定的文化形式和自然本身除非与人类劳动结合在一起并生成生产力，否则无法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正是劳动将文化和自然统一在经济生产的过程中，使之参与到协作中并生产出对应人们生活所需的物质和文化产品，因此，自然或文化的微小变动，所牵涉的都不会只是某一方面的变动，而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整体——劳动、文化和自然。

在奥康纳看来，社会劳动作为人与社会、自然发生联系的中介，它与文化和自然界、语言和主体间性之间是调节与反调节的关系。社会劳动的开展不仅以自然规律和生产关系为前提，且植根在社会生活的文化规范与实践之中，反过来，文化规范和自然生态系统又被社会劳动的开展方式所决定，即在人类劳动的过程中自然人化和人类自然化是同时发生的。在社会劳动同二者的辩证关系中，文化与自然的成分也互相渗透、彼此并存，就如地震不只是一项自然灾害，它对于城镇建设和人类活动来说也是一项社会性灾害。也就是说，渗透了文化的自然不再是纯物理、非概念的实在，而通过人类劳动与自然相关联的文化也具有了受制于自然发展的历史性。正是文化向度和自然向度的多样性，决定了劳动关系的不确定性，特别是随着资本全球化对文化和自然的渗透不断加深，社会劳动分工和劳动者的社会分工变得越来越复杂，从而导致理论模式选择上的不确定性。奥康纳认为，理论模式的选择应该结合时代变化，以对社会劳动和文化、自然之间内部关系的深入研究为基础。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奥康纳完成了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形成了文化唯物主义生态学思想，并围绕这一理论思想，提出了“生产条件”和“生产性正义”等概念，深入批判了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最终建立起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

三、奥康纳文化唯物主义生态学思想评析

（一）奥康纳文化唯物主义生态学思想特性

通过比较奥康纳的理论同传统历史唯物主义以及其他流派的理论，我们可以概括出奥康纳文化唯物主义生态学思想的特性。第一，注重物质生产的文化性，而非技术性；关注自然的文化价值，而非物理实在。奥康纳认为文化不仅是狭义的上层建筑，它还包括人的物质生产劳动及产品的这一观念，他强调了人类物质生产活动中的文化构成，并借社会劳动这一中介联系起文化和自然，阐释了自然的文化价值，建立起文化、自然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第二，主张通过改良社会结构来解决生态危机。秉持“生态中心论”的西方绿色思潮认为，造成人与自然对立的原因是人类对自然的支配，因此片面地否定技术发展。与西方绿色思潮相比较，奥康纳认为否定物质生产谈生态保护是违背历史发展要求的，指出造成生态危机的不是技术发展水平，而是与生产技术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只有当技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结合才会引发生态危机。资本生产以剩余价值为动机和目的，在这种价值观念的支配下，资本主义不断扩大再生产，通过创造新的消费需求，将人们引向与实际需求无关的过度式消费和跟风式消费等虚假需要，实现自然变现，导致异化消费。因此，奥康纳认为只有破除现有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实现文化价值观的真正变革，才能解决造成生态危机的技术使用不合理和文化霸权等问题。第三，立足当代社会生态运动的实践。奥康纳等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家都延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研究方法，即非常重视对当下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他们没有将自己的理论束之高阁，而是在以解决现实的人的问题为目的的基础上，建立起理论与人的现实生活之间的真实联系。

（二）奥康纳文化唯物主义生态学思想的合理性

奥康纳为解决资本主义社会的生态危机问题，做了一系列理论上的努力。他不仅重新倡导马克思主义，还积极地结合时代变化丰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唯物主义生态学思想，为建立起自己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大厦奠定了深厚的根基，也为我们审视和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一定的理论资源。

第一，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阈。奥康纳在分析生态危机的成因时，揭露了资本运作逻辑是导致生态危机的事实。于是，他回归到马克思主义当中，以分析和解决当代生态危机问题为目的，论证了生态保护与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的相悖性，建立起了马克思主义与现当代社会问题的联系。奥康纳认为世界经济在真正需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时，马克思主义却被弃置一旁。为解决生态危机问题，他首先做的工作就是重新确立起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权威性，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批判观点由经济领域延用至生态学领域和价值观领域，并最终在生态学领域内复兴了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二者的联姻。

第二，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首先，奥康纳坚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张，他支持绿色运动但否定其只在现象层面努力的做法，认为应该回归到社会劳动这一本质来审视现有的问题。其次，奥康纳在肯定历史唯物主义暗含生态学内涵的前提下，提出了以文化向度和自然向度丰富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了物质生产的文化性和自然的文化价值，补充了传统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模式，同时扬弃了单一的文化生态学和生态文化学，建立起社会劳动和文化与自然的多方面联系。最后，奥康纳对于人类更为重视自然的人化现象而忽略人类自然化的事实的思维方式提出了质疑，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拓展了理论空间。可以说，奥康纳的文化唯物主义生态学丰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内涵，彰显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当代性。

（三）奥康纳文化唯物主义生态学思想的局限性

第一，奥康纳的文化唯物主义生态理论存在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读。奥康纳重建后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虽然为解决生态问题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但是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些解读很难等同为马克思主义本身的含义。从奥康纳的表述中可以窥探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很多是基于对二手文献表述的推测，而不是他深入到对马克思和恩格斯自身文本的分析所得出的结论。因此，他把对经济决定论者和技术决定论者的批判混淆为对马克思的批判，导致他对马克思的批评很多是虚妄的、不合理的。比如，他认为马克思本人轻视自然、只看重生产力的发展的表述，以及只把文化看作上层建筑的表述就缺乏理论依据。马克思在其著作中多次强调自然相对于人的先在性和人与自然的交互性，流露出深厚的生态关怀。而且，马克思关于文化的论述也与奥康纳所表述的文化内涵有高度的契合性。所以说，奥康纳对马克思的批评一定程度上是偏离马克思思想本身的含义的。

第二，陷入多元论和折衷主义。奥康纳本意是将文化向度和自然向度补充进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中，以此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阈引向资本主义造成的自然异化，实现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变革，并在此基础上塑造新的自然观念以加深生态运动的影响力。但无形中导致他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本末倒置，使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失去了理论支点，进而偏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制度批判，单纯转政治批判，致使他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生态学社会主义理论呈现出乌托邦性质。

四、结语

奥康纳的文化唯物主义生态学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再发展，对我国当前的生态文明建设和经济发展具有一定的理论启发意义，有必要对其进行研究。我国目前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已经存在的或尚未出现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在其他发达国家中出现过，因此有必要借鉴和吸收他们的理论精华、扬弃其理论局限性。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意义，要求摒弃走“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将生态文明作为国家长久发展的基本国策和重要战略。在不懈的努力下，我国目前的碳排放、水污染和森林覆盖等情况都在不断地得到改善，人与自然的关系有所缓解。值得一提的是，在疫情中我国政府也能正视自然带来的严峻挑战，充分发挥代表人民的统协作用，积极主动地应对疫情带给人民和国家的负面影响，而不是消极被动的实施“群体免疫”策略，将人民和自然放置在恶性循环中于不顾。这印证了奥康纳关于生态保护与社会主义应结合的主张，同时说明了，我们有必要批判地吸收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精华，剔除其错误，不断丰富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资源，今后更好地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