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孙未“大地三部曲”的旅行书写与治愈功能

黄 华 任 佳 菅丽欣 赵晨露

近期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推出上海女作家孙未的“大地三部曲”，由两部长篇小说《大地尽头》《熊的自白书》和散文集《寻花》组成。作者通过书写从繁华都市到边陲古村的旅行经历，寄托旅途感悟。“大地三部曲”属于旅行书写，旅行作为文学的母题，古今中外，俯拾皆是，从《穆天子传》《西游记》到《老残游记》《二马》，从《奥德赛》《神曲》到《天路历程》《鲁滨逊漂流记》，旅行书写逐渐演变为以旅行小说、旅行散文为主要类型的旅行文学，成为现代文学的重要分支。旅行文学通过旅行者出走，进入陌生环境，动态地记录由空间转换所引发的遭遇和见闻，以此反映社会生活，表达个体感悟。

21 世纪以来，随着日本治愈系文化的传入，以旅行、情感、美食为主题的治愈系文学和影视剧在中国开始流行。旅行不仅是一种休闲娱乐，而且成为治愈都市人身心的良药，旅行文学也因此受到读者的喜爱。对孙未而言，旅行书写是她治愈心灵的一场场灵魂洗礼，她将对生命的理解与体验融入写作，以自由独立的女性意识、鲜活生动的艺术形象、充满灵性的文字，提醒读者思考人生的意义。这让她的写作区别于当下流行的“小清新”“甜宠”“暖萌”文，一面毫不留情地撕开都市温情脉脉的面具，讽刺鞭挞空虚无聊的日常生活；一面徜徉在青山绿水间，借助自然风景和古朴民风，实现主体内在的感悟与蜕变，形成去政治化、寓言式的“70 后”治愈系文学。

一、女性旅行与情感花园

在漫长的社会历史发展中，远游是男性的特权，女性长期被禁足在家庭内部，不得外出。随着思想启蒙、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接受良好的教育，拥有独立的工作，外出旅行成为可能。因为她们可以从固定的家庭角色中暂时脱身，压力得以释放，身心恢复自由，才使女性旅行变得异彩纷呈，女性旅行书写也随之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

在路上成为旅行或漂泊的代名词，因而也成为一种生活状态。“大地三部曲”便是这种生活方式的产物，旨在表现主体意识的觉醒，女作家比男作家拥有更丰富的情感内涵，因而其旅行带有更多独特的人生体验。旅途中，女主人公内在精神世界与外在风景之间的互动，促使其不断进行反思。这既是个体旅行的感悟，又是女性对现代性的反思。

（一）知识女性“在路上”

孙未在“大地三部曲”中塑造了“在路上”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她们一次次踏上旅途，不知疲倦地在山水间跋涉，如《大地尽头》中外表柔弱但内心坚强的安宁、精明能干的金小和，《寻花》中毅然奔赴远方的“我”。尽管她们都在与命运不断抗争，但因为选择了不同方向和道路，所以走向不同归宿。

《大地尽头》中的安宁在寒冷的冬季，赴偏远的边地寻找爱人，旅途上她经历两次灾难。第一次适逢大雨被困途中，意识模糊间奇迹降临，幸遇一位司机而得救。第二次洪水淹没坝子，安宁再次感受到死亡的威胁，重生后的安宁感谢命运的恩赐，与爱人一起融入当地生活。通过佛地旅行，安宁找到情感归宿和精神家园。旅行于她而言，是体悟生命的最好方式。

同安宁一样，追随爱情来到佛地的金小和，却在欲望的驱使下走上另一条道路。身为何家旅馆的老板娘，丈夫发疯后，金小和摇身一变，从城市的“下等人”变成坝子的“上等人”，成为金老板。她对金钱的欲望越燃越烈，无休止地探索着各种赚钱方法。金老板精明地投资村长修建的牌坊，索要未来门票收益的一半作为回报；她雇佣阿满毫无底线地拉车揽客、推销卖货；即使担心洪水的预言，仍疯狂捞金，甚至变本加厉，像一艘失去方向的帆船。其实，金小和孜孜以求的也许不是金钱本身，而是扭曲的爱情和变形的理想。因此，当洪水夺走丈夫的生命，金小和悲痛欲绝，失手刺死阿满。复仇后，她来到丈夫坟前，重温无法兑现的爱情和理想。金小和代表一部分迷失自我的现代女性。

《寻花》中的“我”为看杜鹃花，踏上寻花的旅途，先是在玉龙雪山附近觅到杜鹃的芳踪，接着又在梅里雪山再次“撞到了杜鹃的世界里”[1]138，而后在山坡、村头到处都能看见不同颜色、叫不出名的野花，它们唤起了“我”对生命的感动和对新生活的向往。

孙未塑造的知识女性形象，展现出现代女性“在路上”的生存状态。无论坚守爱情的安宁，还是随时奔赴远方的“我”，都是独立自主的现代女性；金老板则代表在追逐金钱、权力过程中迷失方向的女性，虽然不可避免地陷入命运的泥沼，但留下最初的梦想。

（二）女性的情感花园

孙未在散文集《寻花》里构建了一个女性情感花园，花园里盛开着女性的爱情、友情和姊妹情谊之花，还有她们培植的事业、兴趣、成就之花。正如美国黑人女作家艾丽丝·沃克在散文《寻找母亲的花园》中谈到，只有当母亲培育花卉劳作时，她才容光焕发，因为“她在忙于灵魂必须做的工作，按照她对于美的理解，把宇宙整理进她的意象中”。[2]241孙未通过拯救被遗忘的旅行感悟、日常点滴，把表面看起来毫不相关甚至互相抵牾的废料整合在一起，发酵形成沃土，生出绚烂的花朵，建成一个姹紫嫣红的女性情感花园。

《深圳》记述“我”与丈夫的烟火日常。“我”与丈夫看似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一个精致，一个随意，一个小布尔乔亚式地出入最高星级酒店的行政套房，一个波希米亚式地背包徒步旅行；却像一块根茎上长出的两株植物，各自独立，又相互缠绕，完成从相敬如宾到相濡以沫的转变。“我”对此心生感慨：“如果有一天，先生愿意听我谈一谈我‘发疯’的念头，我想对他说，我很希望与你一起面对，所有的艰辛、忧愁、打击，与灾难……”[1]88在物欲横流的都市，这一爱情宣言让人感动的同时，带有鲜明的个人色彩。与20 世纪90 年代被冠以“美女作家”出道的卫慧、棉棉大相径庭，同为“70 后”女作家的孙未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的贤妻。“我”在《私奔》里，用调侃的语气叙述自己如何甘冒天下之大不韪，坚持为丈夫做夜宵，期间既受到女权主义者的批评，又有男同事不时抛出“愿与私奔”的诱惑。甚至在《返程》一文中，“我”真诚地表示，先生有表达爱的方式，给的钱越厚，表示关心越多。可见，当代职业女性对待爱情愈来愈包容，这种爱情观反映出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两性关系。

《两岸》叙述一段惺惺相惜的友情。“我”和“他”同为媒体人，职业理想相近，“我”明白“他”孤注一掷的坚持，理解“他”追逐梦想的孤单。当“他”失去联络时，“我”独自踏上火车，开始寻找“他”的痕迹。旅程中“我”逐渐找到内心的温暖与安详。

《平静》记录“我”对女性生存意义的探寻与理解，这是一场跨越时空的女性对话。听完导游讲述新中国成立初期女子突击队整整一个月泡在寒冬冰湖里抢筑堤坝的故事后，“我”感觉清寒的湖水下仿佛隐藏着一股暗流。二十一个少女意气风发，以炉火般的热情，融化了冰冷的湖水，却没料到等待她们的是终生的妇科疾病与不能生育的遗憾。这引发“我”的思考，如果时光可以倒流，不知道这些勇敢的女子会做何选择。当女突击队长故地重游，发现昔日满含革命激情的堤坝名字已被新的名称所取代；当年的突击“速度”已经被日新月异的科技所湮没，甚至连堤坝本身也算不上纪念性的建筑物……“我”联想到自己的创业经历，公司创建之初的劳累导致“我”胰脏破损，住进重症监护室，浑身插管，却仍在开会……两个女性故事虽然相隔半个世纪，但我们可以感受到其中蕴含的激情与感慨。同是怀抱火热理想的年轻女子，同为创业建勋的青春奋斗，同样面对昨是今非的现实……如果故事能够重来，“我”仍会做出同样的选择，舍弃平静的生活，只为曾经闪耀过的生命火花。虽然文章重在倡导女性间的相互理解，但同时揭示了中国社会数十年翻天覆地的变化，由强调集体价值转向追求个体价值。这是经济和社会转型带来的价值观念变化，不变的是女性从未停止的追求自我独立的步伐。

《寻花》不仅记录“我”的旅行路线，而且每一段旅程都是由外在世界向内在情感的归返，显示出其丰富细腻的情感世界及其对女性生存意义的思考。作家认为，女性的房间不是隔离与封闭的，而应该像一扇开着的窗，既盛得下所有看过的人，又容得下所有见过的风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孙未丰富并开拓了女性旅行书写的内涵。

二、温暖感伤的“治愈系”故事

“治愈系”（癒し系）文化20 世纪90 年代在日本兴起，1999 年“癒し”成为日本年度流行语，被收入《新语·流行语大全》一书。书中解释“治愈”一词：“治愈系即英文healing，热潮已久。它并非指治愈本身，而是指带有治愈特征和特性的事物（人物角色及物品等）。”[3]即“治愈系”泛指能够释放压力、抚慰心灵、给人以持续长久舒畅感的文化事物及现象，其特征表现为纯粹简单、温暖感人、净化心灵等。2010 年左右治愈系文化传入中国，受到“80 后”“90后”青年的追捧，以旅游、美食、恋爱等题材为主题的治愈系文学风靡一时，孙未的“大地三部曲”便属于治愈系文学。在《大地尽头》和《熊的自白书》中，作家按照“出走—行踪—感悟”的旅行小说模式，讲述一个个温暖而感伤的故事，以治愈都市人麻木受创的心灵。这些温馨的故事大多遵循传统的性别形象：男性多以冒险家的形象出现，女性则以对爱情与远方的追寻者形象出现。小说中的两性形象不再处于对峙状态，而是作为新环境的探险者，共同寻求治愈，故事背后是急遽变化的社会现实和都市人日益加剧的情感焦虑。

（一）冒险的男人与寻梦的女人

“旅行小说”包含三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出走，行踪和感悟。[4]《大地尽头》和《熊的自白书》都从男主人公的“出走”开始，冒险成为他们改变窘迫现状的契机，随之而来的旅行改变其人生轨迹。与男性的冒险出走不同，女性的“出走”多为追寻爱情和美，这让其旅行充满浪漫与诗意。

“出走”是旅行小说的起点，旅行者身处困厄或受到诱惑，离开熟悉的生活，进入陌生的环境，面临异质文化的挑战。《大地尽头》中久居都市的摄影师萧岩，向往云南的边地风云，追随内心召唤，来到被称为“大地尽头”的佛地。萧岩是主动出走，为追求事业新的高度。在《熊的自白书》里，上海外企白领凯文在公司内部斗争失利后，被派往川滇交界的庶村，算是被动出走。其实，身陷斗争漩涡的凯文，无论追随哪一派，都难免被排挤的命运，当凯文被当作祭品险些丧命时，他深刻理解了“集体谋杀”的含义。“出走”让旅行者与叙事环境之间产生距离感，面临从陌生到体认的反应时差，小说中男主人公的出走，引发读者的好奇心。

“行踪”是旅行小说的核心线索，表现为一场奇异的旅行或冒险。在《大地尽头》中，萧岩来佛地是为拍摄一部理想的纪录片，女友安宁追随而来，种种因缘际会促使他们留下来，与当地人一起融入这片土地。在《熊的自白书》里，凯文的行踪围绕两次庶村之行，第一次因撞伤牛熊而被庶村人捕获，第二次是基于庶村人的邀请。如果说凯文的第一次庶村之行是险些被献祭的意外之旅，那么第二次就是旧地重游，但凯文不幸目睹了代表庶村变革的屠熊行动。主人公的行踪构成旅行小说的主要情节，也是吸引读者的法宝，并决定了故事的走向。《大地尽头》结尾不乏光明的底色，萧岩在洪水中奋力救人，他与女友以及即将出世的孩子一起迎接佛地的明天；《熊的自白书》结局则相对暗淡，当凯文望着熊群的尸体，感觉它们像写字楼里的一群胖职员，并预感到一场即将开始的对人类的屠杀。小说寓言化的情节暗示作家对商业化浪潮的抵制、对生态环境的担忧和对人类命运的关注。

“感悟”指叙述者描述旅行经历时所传达的思想，是旅行小说的精髓和灵魂。“感悟”不仅可以借旅行者的自述来表达，而且可以通过叙述者、人物形象来表达。作家在《大地尽头》中提出疑问：人们不停地旅行，到底要走向哪里？哪里是大地的尽头？人类的明天走向何方？作家通过《熊的自白书》提醒现代人思考：生活为何如此繁忙？执着追求的目标有何意义？凯文在庶村被俘期间，本想伺机逃跑，但他观察当地居民生活并感悟到其中蕴含的深意。凯文目睹当地妇女用植物搓线、染色、织布、缝纫的全过程，他忽然怀疑把电信行业一百个人一年的虚张声势加起来，对人类的贡献，“也许还不如庶村的女人织出的一件衣裳多”。[5]18当然，这里指的是普通员工，而非杰出人物。领悟后的凯文爱上庶村，与祭司庶仁结下深厚的友谊，与猎人阿青布、阿荣成为好友。当他回到上海，反倒认为自己患上人类过敏症，无法适应职场的尔虞我诈。尽管这样的叙述满含嘲讽，但让旅行小说更富哲理性。加之小说扉页援引《搜神后记》里“熊与坎中人”的故事，说明熊与人的情谊古已有之。因此，凯文的两次庶村旅行可以看作传统志怪小说的当代演绎。

作家赋予萧岩、凯文两位男主人公诚实正直、胆识过人、勇敢坚毅的男性气概，他们在旅行途中不断冒险，成为群体中的引领者。萧岩来到佛地，不仅与村民敬仰的僧人格列成为好友，而且从洪水中拯救出许多村民。作家通过萧岩的视角来刻画村民的形象，足见萧岩在人物群像中的叙事引领功能。最能体现萧岩冒险家气质的，是他代替格列孤身探险，不仅征服令人胆寒的神秘雪山，而且获得格列和村民的钦佩。凯文闯进庶村，撞伤牛熊，这一行为让村民误认为他有神秘的力量，后来他给庶村带来移动电话和网络，因此改善了乡村生活，村民更加确信他就是庶村的保护神。

孙未塑造的男性形象不仅有满怀豪情的萧岩、凯文，而且有村长江龙、旅店司机阿满等。他们忙于开疆辟土、成家立业，他们尊重女性、庇护妻儿，体现出作者心中理想的男性形象。

与男性因厌倦城市、事业受挫而选择出走不同，女性的“出走”则是为了追寻爱情和美。孙未塑造了一系列美丽果敢的女性形象，无论追求独立的知识女性，还是终身劳作的乡村妇女，都执着于梦想，矢志不渝。

小说中勇敢“出走”的女性形象以安宁为代表。来到边地后，安宁克服重重困难，无微不至地照料萧岩，但萧岩不忍心，一直催促安宁回城。两人虽然彼此为对方着想，但误会越来越深。显然，这不是安宁期冀的爱情，她理解萧岩，从不阻拦他的冒险，只默默地等待、陪伴在萧岩身边。最终，安宁收获了爱情，在佛地开始新生活。

小说中还有一类女性，虽然从未离开故乡，但终身为“出走”所累，六姑最为典型。年轻时的六姑爱上一位外地客商，为他口中的大海羁绊一生，却未能留住男人。为供儿子进城读书，六姑拼命干活攒钱，但两个儿子，一个不幸夭折，一个发了疯，她日思夜想的孙儿也总在城市奔波。佛地专题片播出后，六姑红铜色的面容成为坝子的标志，六姑却感受不到幸福，活着于她而言，变成一种惩罚，一种面对死亡的煎熬。当洪水来临时，所有人都笼罩在死亡的恐惧中，只有六姑呈现出向死而生的姿态。她攥紧冰凉的雨水，在大雨和黑暗中一点点挪动沉重的步伐，依靠本能艰难前行。村长江龙的女儿杜鹃是坝子最漂亮的姑娘，可她一心想去外面的世界，宁愿被外面的男人骗，也不愿留下做一辈子农妇。最终杜鹃跟着胖游客，坐上飞机，开启新的旅程。

如果说安宁是作家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那么杜鹃的离开是反向的，一正一反勾勒出当代中国女性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跋涉，六姑身上则凝聚着作者对生命沉重的思考。丰富生动的人物形象使“大地三部曲”的旅行叙事更趋饱满，但小说中男性对女性的精神引领，反映出作者内心深处的矛盾与焦虑。尽管现代女性已具备经济独立的能力，但在精神层面她们仍期望依靠男性，当旅程结束重返家庭，她们再次扮演起贤良妻子的角色，好像只是做了一场美丽的梦。

（二）故事背后的个人创伤与时代症候

现代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给人们带来物质富足的同时，也带来更多的精神压力和情感焦虑，缓解现代人压力的治愈系文化应运而生。中国治愈系文化的兴起，既与日本治愈系文化的传入有关，又是中国近年来产业调整、社会转型、疫情等不可控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以孙未的“大地三部曲”为例，每段旅行伴随一个温暖的故事。每个治愈故事背后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经历，可能是个人的创伤、超负荷的重担，也可能是某一群体内部激烈的竞争、集体承受的社会压力，折射出当代青年的社会心理和文化症候。

日本治愈系文化最早出现在音乐领域，1999 年日本歌手坂本龙一的单曲《ウラBTTB》火爆乐坛，曲调简单、旋律优美、节奏舒缓的音乐，让人能够放松心情、缓解压力。于是，“治愈系”成为一种流行标签，被迅速推广至文学、影视、动漫、旅游、美食、空间设计等行业，在日本形成一套相对完整的文化产业。日本治愈系作家以村上春树和吉本芭娜娜为代表，村上春树小说中有不少旅行书写，无论其成名作《挪威的森林》，还是《奇鸟行状录》《海边的卡夫卡》等风靡世界的作品，故事里的旅行背景都不容忽视。甚至在《眠》后记里，村上特别强调旅行对于治愈身心的作用。日本女作家吉本芭娜娜擅长书写女性的治愈故事，其处女作《厨房》即是一个女孩利用美食治愈疗伤的故事。在《法国梧桐》《N·P》《甘露》等小说中，吉本通过讲述旅行、美食、家庭重构的故事来治愈心灵，重塑自我。

新世纪第一个十年，治愈系文化通过互联网传入中国，在文坛、影视、综艺等领域引发巨大反响。2011 年起，一批“80 后”“90 后”作家张嘉佳、张皓晨、刘同、卢思浩、苑子文、苑子豪等在微博、豆瓣陆续走红，推出《从你的全世界路过》《你是最好的自己》《谁的青春不迷茫》等一批治愈系青春文学。《摆渡人》《解忧杂货店》《深夜食堂》等治愈系电影风靡一时，其中《等风来》《后会无期》《回到爱开始的地方》等旅行电影直接将旅行作为治愈身心的首选方案。各地方电视台的综艺频道陆续推出《爸爸去哪儿》《向往的生活》《青春旅社》《美食来了》《中餐厅》《蜜食记》等治愈系“慢综艺”栏目，其中《闺蜜的完美旅行》《行者》《花儿与少年》等旅行类综艺节目更是强调旅行的心理治愈功能。

治愈是现代人身心疲倦、受伤后的自然诉求，“大地三部曲”中的男女主人公多有身心受创的经历。在《大地尽头》中，身为钢琴师的安宁突患眼疾，接近失明。平安夜下午医院里空荡荡的，只有安宁一人前来就诊，医生告诉她，这是一种罕见的基因病，无法医治。于是，安宁出发到边陲寻找爱人。表面看起来，不断下降的视力是安宁出走的原因，但真实原因是安宁对萧岩深沉的爱。她不远千里地来到传说中大地的尽头，迎接她的是简陋艰苦的生活。接下来，小说极少提及安宁的眼睛，她和萧岩一起爬山赏景，推测视力是否好转已经不再重要。令人惋惜的是，如果作家能够更详细地叙述女主人公被治愈过程中的切身感受，可能会更吸引读者。毕竟大家禁不住好奇，不断下降的视力如何能让安宁欣赏旅途的风景？

小说固然可以虚构，但散文多为纪实。《返程》《两岸》《平静》等都谈到现代人因工作繁忙、压力过重导致疾病缠身。《返程》记录一段旧疾频繁发作的日子。“我”有一段时间被不间断的出差与奔波损害了健康，即便“返程上海的停留，也不过是漂泊中的一站而已”[1]95，不间断的赶稿和连轴转的工作，导致胰腺病发作。“我”忍着病痛，约谈生意、熬夜写稿、给丈夫做夜宵……意识蒙眬地赶赴一场场约谈，身体痛得已经不复有痛感，甚至想以跳楼来结束病痛。“我”成把地吃安眠药、止痛药以及所有能找到的药物，直到所有药片告罄，才被朋友发现。到医院检查的结果是“我”居然抗过了胰腺炎的急性发作。那段时间的频繁生病，让“我”认为活着的每一天“都是抽中了彩票般幸运”。[1]119

《两岸》中的两位媒体从业者都处于提前透支生命的非正常状态，一个肾衰竭晚期，加氮质血症，在依靠透析保命的情况下，却依然坚持去边地神秘村落拍摄。“我”因患病有时靠插管存活，故而熟悉长效镇痛剂、强力镇静剂等药物。相同的患病经历，让我理解“他”不辞而别的“消失”。因为肉体的腐朽不可避免，但作品作为传递爱的符号可以长存。也许“他”正在偏僻的古村拍摄，在旅途和忘我的工作中获得暂时的平静。

该剧在题材上与“大地三部曲”十分相近，都是发生在云南古村的治愈故事。可见，治愈性文学不容忽视的市场需求和大众情感的普遍代偿，是其畅销流行的主要原因。当然，温暖治愈故事的背后是亟待重视的个体心理创伤和社会文化症候。

三、自然风景与旅行书写的治愈功用

在治愈系文化中，与影视、动漫、广告等艺术形式相比，文学对心灵的治愈作用更含蓄持久，也更经济有效。文学的抽象性既不如影视直观生动，撰写成本又低于视频制作，但阅读是通过想象、思考达到共情的过程，这样经过逻辑分析后得出的结论自然比“刷屏”的瞬间感悟更持久有效。明治大学斋藤孝教授特别强调阅读有治愈心灵的作用，他指出“只有阅读，才有打破这种狭隘之壳的强大力量”。[6]40为引导读者走出焦虑，日本曾推出“焦虑时读的书单”，强调“读书是最好的疗伤方式”[7]，其中包括世界各地的风景和旅行手册。旅行文学通过描摹自然风景、叙述旅途见闻，达到释放压力、抚慰心灵的效果。在孙未笔下，表现为以自然的优美对抗城市的异化，以古典慢生活改良现代快节奏。

（一）以风景的优美对抗城市的异化

日本学者柄谷行人指出“风景”在日本是明治20 年代被“发现”，即19 世纪晚期，正值日本现代文学诞生，因为“风景是和孤独的内心状态紧密联结在一起的”。[8]15柄谷行人的论断说明风景是现代文明的产物，更确切来说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只有无视外部世界的人才能“发现”风景。换言之，只有当现代人走出无限膨胀的自我，才能“发现”客观存在的风景。因此，旅行文学中风景的现代性通常表现为对自然美景的“发现”，以乡村的优美淳朴对抗城市千篇一律的固化。

孙未擅长运用丰富流动的色彩描摹自然风景，给人绝美的视觉享受，雪白沙砾、蓝天红梁、绿草紫花、青川灰野、叶碧叶黄、黑云翠树……颜色的亮度可以反映人物的心境，从色调来看，冷色调一般用于描绘“我”在城市的生活所见和心情体会，如上海灰白的楼宇、黑云下的庸常人生。当“我”在旅途中发现自然美景时，色彩由冷转暖，从暗到明，暖色调填满整个旅途，如，“我看见了无边无际的湖水映着天的湛蓝，雪白沙砾铺满的荒漠中开满了紫色的花，绿如凝脂般的草原中散落着如星斗般的黑牛白羊”。[1]65-66又如，“红的番茄、绿的辣椒、紫的茄子、青的黄瓜、金黄的玉米，那些蔬菜都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茁壮，饱满而鲜艳，像是饱含着高原阳光的热力”。[1]174冷暖色调的交错转换，勾勒出旅行者渐行渐远的脚步，也折射出渐次打开的胸怀。

作者常将优美的自然风景与造作的人工景致进行对比。《寻花》中，“我”的旅行动机是因为厌倦了终日“瞭望灰灰白白的楼宇”，不愿困囿于方格窗户的“小块灰灰白白的天光”[1]135，于是想到云南，那据说离天更近的地方，朋友推荐“我”去看杜鹃花，一场“寻花之旅”就此拉开序幕。当“我”看到玉龙雪山的杜鹃花，惊叹于自然的“壮观”，置身花海，“我”感受到每一朵杜鹃花都有“神态”，值得仔细端详。相较而言，城市里的花朵没有“神态”，花在城市是商品、礼物、符号，代表赠送者的言语和言语的程度。即便是玫瑰，用多了也让人乏味。不仅花草，树木亦如此。

有时，作者用现代风景对抗城市的异化，以古村的自然风景、原始劳作与城市的灯红酒绿、钩心斗角做对比。在《熊的自白书》里，凯文看到庶村的女人采撷藿草织布，她们把装有藿草的篓子浸泡在江里。“春天的水是翠绿的，明亮得像一匹缎子，对着镜子般光滑的蓝天展开绚丽的波澜。叠襟宽袖的素服女人们牵着篓子，站在水边，任风吹拂她们美丽的发辫。流水两侧平缓，中央湍急，无舟无楫。”[5]101凯文用庶村人的乡间劳作，对比城市人忙于打压、争斗、收入名录等无聊的应酬，认为这些耗费心力的事情却不能让大地多产出一颗麦子。小说以古村严格的捕猎规则对比城市人的饕餮奢靡，庶村人虽然擅长捕猎，但有严格的律法，猎手的挑选、打猎的季节、猎杀的禁忌、出猎的祭祀、猎物的分配等都有详尽的规定。因此，庶村人很少吃肉，除非祭祀或生存必需。然而，不少城市人每餐无肉不欢，凯文曾计算过自己一顿吃的鸡翅，如果是五对鸡翅，岂不是要杀掉五只鸡？更毋宁说乳猪、鱼翅之类。凯文为城市人忽视动物感受、为人类超出生存所需的杀戮感到羞愧。

当然，小说里最典型的异化莫过于权力对人的异化，如杰西卡与玛丽。杰西卡是凯文的前女友，担任外企销售部经理，很难描述她对凯文的感情——依恋、同情、利用、报复……杰西卡怂恿凯文到自己所在的部门求职，却利用职权一再拖延其入职时间；她拉拢凯文加入公司派系斗争，便于套取对方情报；她诱使凯文去庶村赠送设备，进入设好的圈套……在白热化的办公室斗争中，杰西卡对凯文的爱情早已消耗殆尽，或者说被异化为对权力的狂热追求。玛丽是市场部的女职员，一位离婚的单亲妈妈，陪公司高层喝酒时被捉弄，她不敢声张，只能默默忍受。杰西卡、玛丽表面上漂亮能干、独立果断，实际置身于父权制体系内部，处于附属地位，为获得更大的权力，只能自我规训，化身为城市水泥丛林中的一株植物。

（二）以古典慢生活改良现代快节奏

现代生活的快节奏让不少都市人疲乏困倦，久之便成“都市病”，故而慢生活成为一种新的时尚，慢下来的生活能够让人释放压力、精神愉悦。孙未的“大地三部曲”就试图用古典慢生活来改良现代城市的快节奏，正如旅行者有时要放慢脚步，欣赏途中风景，而不是匆忙地奔向目标。这表现为“大地三部曲”中含蓄凝练、富有古典意境的语言和梦幻般的古城生活。

《寻花》中的语言凝练整饬、意象优美，注重作品的形象和音韵之美，让读者在缓慢优美的文字里放松心情，如“人在川，而山远，郁郁中，身心沉重，世事烦扰，我有江水如蓝，却在梦中”。[1]35这是“我”送朋友去远方的感喟，寥寥数语，刻画出似在梦中的朦胧心境，表达出人物的孤独沉郁。作品中多婉约幽美的意象，除了繁星皎月的夜空、萧萧秋雨、纷纷冬雪等季节意象，还有杜鹃花、古树、飞檐、雕花等古典意象，古风雅韵。作者擅长运用叠词增强节奏感，如“深深寂寞”“幽幽闪光”“秋叶簌簌”“寒意汩汩”，细致真切地将人物情感与自然景致融为一体。“深深”细腻婉转，流露出脉脉之情，“簌簌”“汩汩”具有摹声和摹态作用，默默低语的秋叶和缓缓袭来的寒意构成一幅动态的美景。叠词朗朗上口，放慢的节奏感和舒缓的语气使语言更富感染力和抒情性。

作者有时不直接引用古典诗词，而是通过详尽的描绘营造出古诗词的意境。比如，对北京故宫金瓦朱墙、玉色栏杆的描绘，使人联想到“堤曲朱墙近远，山明碧瓦高低”（赵溍《临江仙》）与“和风搭在玉栏杆”（徐仲雅《宫词》）。又如，描绘旅途所见之天地，“一路驶去，大地如席，天如盖”[1]66，便化用《敕勒歌》的“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再如，当萧岩赴雪山朝圣前，他看到神树上唯一的花蕾，当他凝望时，花蕾竟然从树枝上轻轻落下，化成泥土。这段带有奇幻色彩的描写，与萧岩高洁正直的品质相契合，使人记起陆游的“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卜算子·咏梅》）。孙未用含蓄优美的文字传达出古典诗词的意境。

在孙未笔下，慢生活的典型当数丽江，它也因此被称为“幻境”，凡去过那里的人，都对它念念不忘。“丽江的时间是慢慢的，……生活在这里的人。都是散散淡淡地过着日子，晒晒太阳，喝喝茶，闲聊或是发呆。”[1]157随心所欲的慢生活是古城最迷人之处，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故事：“一个现实生活的人，过着按部就班的日子，有一天来到丽江，从此丢掉了过去的生活，留了下来，变成另外一个毫不相干的人。”[1]164来到丽江，才知道什么叫作奢侈，奢侈的时间、奢侈的欢乐……丽江人会推迟开店、延迟收租、取消行程，但会鼓励你勇敢追求爱情。当生活节奏慢下来，爱情、欢乐、自由纷至沓来，丽江的氛围类似于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上海，来来往往的人，充满想象力的生活和建筑，让人忘记昨天和明天，沉浸于今天的欢乐。这样一个梦幻之城，让“我”回上海后仍回味无穷。

在乡村慢节奏的生活中，神圣的宗教景观使原始“灵魅”得以复现，成为弥合世俗创伤的手段，如《大地尽头》中佛地的教堂庙宇、《熊的自白书》中的庶村等。萧岩执着地追求艺术，为拍摄理想的纪录片，他坚持独自留在佛地，在攀登雪山的朝圣过程中，他完成了治愈。《熊的自白书》里，庶村人信奉牛神，视熊为邻里，凯文对原始宗教由起初的不理解转为敬畏，甚至后来痛惜被打破的宗教禁忌。凯文对待原始“灵魅”态度的转变，与其职业病的治愈相关，而杰西卡白金项链吊坠里的神秘咒语，可能来自边地的某位祭司。可见，现代人在享受充裕物质生活的同时，却依赖宗教和原始崇拜来治愈精神创伤。这在东南亚国家更为常见。在《感冒》一文中，作家提及宗教对于尼泊尔人的意义。在加德满都，“我”帮助一个高烧不退的男孩去看医生，医生认为只是感冒，给了喉片。“我”对简陋的医疗条件和医生敷衍的态度十分不满，但男孩的父亲认为神会安排一切。尼泊尔人乐安天命的态度与“我”回国后经历感冒复杂的诊疗过程形成鲜明的对比，让“我”认识到宗教神奇的治愈能力。

旅行中，优美的风景和慢节奏生活都有治愈的功能，所谓“治愈”其实是自我疗伤后的痊愈，通过释放压力、调节情绪，达到平和的心境。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曾谈到旅行的意义：“每当抵达一个城市，旅人就再一次发现一个他不知道自己曾经拥有的过去；你再也不是，或者再也不会拥有的东西的陌生性质，就在异乡、你未曾拥有的地方等你。”[9]3对旅行者而言，通过空间位移、风景变换，来转移注意力，待到其能够回忆受伤经历，就能够坦然面对创伤，接受自我并重新开始。旅行文学便是记录与自我对话、重新认知自我的过程，“大地三部曲”便是一套旅行文学作品，符合网络时代“轻阅读”的趋势。所谓“轻阅读”，是指让人感觉轻松、轻快的阅读体验，表现为知识量和文学性的减少，也包括用手机、电脑等电子媒介代替传统的纸质阅读。繁重单调的日常生活让年轻人、学生族闲暇时间不愿捧起厚重的经典作品，而愿意阅读离奇新鲜、篇幅短小、情节跌宕、诙谐轻松的作品，也有人因其阅读题材、形式和内容上的碎片化特征，称其为“碎片化阅读”。“大地三部曲”松散的故事情节、漫不经心的插叙、沉迷当下的情感表达，无不呈现出碎片化的治愈表达。三部曲中相似的人物、场景和内心独白，展现出同质性的文化输出。不可否认，这与出版营销有关，也是消费文化市场的正常反应，却体现出作者的精神寄托和审美情趣。王宏图曾以“身在浮华界，心系边陲地”评价孙未的创作，认为孙未是上海作家中的“异类”[10]，但这恰好道出孙未的写作特点。

身为“70 后”作家，孙未不同于“80 后”“90 后”作家。她不能全身心地沉浸于网络时代的狂欢，停留于符号性的情绪宣泄和仪式化的群体狂欢，她只能持观望怀疑的态度，正如她描述在丽江的感受——“虚拟”和“梦幻”。她不能不关心古城商业化的蜕变，不能不持少许批判态度，并清醒地预见人们离开古城后各自的归宿。如果说，治愈系文学为大众提供“心灵鸡汤”，那么孙未的“大地三部曲”至少标注了鸡汤的配方和注意事项，便于读者保持知情权和清醒的头脑。

四、结语

孙未的“大地三部曲”以女性真挚深沉的笔触、离奇冒险的旅行和古典诗意的文字，讲述温暖感伤的旅行故事，唤起读者的共情，构建起分享型的阅读模式。在“出走—旅程—回归”的旅行书写中，作家用自然风景和古典慢生活来对抗城市的异化，强调感悟对于旅行的意义，突出旅行的治愈功能。正如《寻花》一文所示，花开何处？花在心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