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质量公共服务测算与区域差异分析

2024-04-15 09:16高春亮郑聪
关键词:人力资本

高春亮 郑聪

[摘要]高质量公共服务关乎高质量发展。文章使用2000-2020年280个城市面板数据,探析了我国城市高质量公共服务发展趋势。以人力资本为产出,政府公共服务供给为投入,使用DEA-Malmquist模型计算城市公共服务全要素生产率作为衡量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指标,并通过Dagum基尼系数分析了我国高质量公共服务均等化区域差异。研究发现,我国高质量公共服务在2012年均等化收敛速度存在显著差异,且在2012年后收敛速度更快。基于上述分析,给出了促进高质量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高质量公共服务;人力资本;DEA-Malmquist;Dagum基尼系数

[中图分类号]D61;F126[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2095-0292(2024)01-0083-05

[收稿日期]2023-11-20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高质量公共服务空间极化破解及均等化路径研究”(22BJL084)

[作者简介]高春亮,集美大学财经学院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后,研究方向:公共服务与区域经济;郑聪,集美大学财经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共服务与区域经济。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增进民生福祉,提高人民生活品质,要“健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增强均衡性和可及性,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高质量公共服务均等化关乎高质量发展,高质量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历来重视公共服务发展,自2012年《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第一次提出“公共服务均等化”,到《“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提出要推动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我国公共服务体系不断完善。高质量公共服务不仅仅是基本公共服务基本面的扩大,更是推动我国人力资本高速发展,促进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因此,测算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分析其区域差异,进而充分探析我国高质量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趋势,为促进我国高质量公共服务资源优化配置,为我国进一步实现高质量公共服务均等化提供参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现有文献主要通过构建指标体系来衡量我国公共服务发展状况及其均等化发展趋势。辛冲冲、陈志勇(2019)[1](P52-71)通过凸显政府“服务型”核心属性选取相关指标构建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体系,并使用熵权值法计算“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综合指数”,进而通过核密度和Dagum基尼系数分析我国公共服务供给分布动态和地区差异;董艳玲、李华(2022)[2](P24-43)通过八大维度,21个指标构建基本公共服务指标评价体系,同样采用熵权值法计算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总指数,并通过Dagum基尼系数、方差分解和二次指派程序(QAP)探析了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区域差异来源、结构差异来源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形成機理。此外,还有学者仅从单一维度衡量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发展趋势。董丽晶等(2021)[3](P41-45)选取公共卫生服务资金筹集、服务资源、服务提供及服务结果4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体系,并通过集对分析模型和障碍度分析方法分别测度了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和确定造成各省份均等化水平差异的主要因素;刘大伟(2023)[4](P77-87)通过政策和教育统计数据分析发现,我国基本公共教育依旧存在较多问题:城市地区的发展程度普遍高于农村地区、“中部塌陷”现象较为明显、弱势群体享有的保障水平有待提升。还有不少学者基于城乡发展差距也对城乡基本公共服务进行了研究。例如刘成奎和王朝才(2011)[5](P25-29)选取社会保障指数、卫生服务指数、义务教育指数和基础设施指数构建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体系,并通过综合评分法计算了我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数,探析了我国区域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差距。杨晓军和陈浩(2020)[6](P127-145)通过对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研究发现,不同区域的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差距存在较大差距。

通过对现有文献梳理可以发现,现有文献主要通过构建基本公共服务指标标体系,并进而计算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指数来测度我国公共服务发展程度并进行区域、城乡差距分析。但鲜有文献涉及高质量公共服务的测度,同时现有文献仅仅关注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单一方面,容易割裂公共服务与人力资本发展的联系,进而容易忽略公共服务对人的发展。公共服务通过各方面发展促进人力资本积累,二十届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人口发展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因此文章将高质量公共服务定义为公共服务供给满足人力资本发展的效率,其中公共服务主要包括政府对公共服务诸如教育、医疗等建设的投入,而教育、医疗和移民是人力资本的主要来源(Becker,1994)[7],因此将人力资本作为产出。因而文章使用DEA-Malmquist模型计算公共服务投入产出全要素生产率以衡量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并通过Dagum基尼系数、分析我国高质量公共服务差异及其主要来源。

二、研究设计、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 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测算

文章主要通过公共服务与人力资本理论与经济增长“索洛余值”理论测算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公共服务是人力资本积累的主要来源(刘尚希,2019)[8](P3-5),相关学者研究认为教育、学生质量、医疗和城镇化等对人力资本积累具有显著影响(程锐、夏楠、马莉莉,2023[9](P35-63);刘欢,2023[10](P81-94);亢延锟、侯嘉奕、陈斌,2023[11](P140-164))。“索洛余值”表示经济发展中除去投资和劳动后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即全要素生产率,可以衡量经济高质量发展。因此文章通过借鉴经济高质量发展,使用公共服务为投入、人力资本为产出计算公共服务 “索罗余值”以衡量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因此可以构建方程:

P=F(X)+δ        (1)

其中,P为人力资本总量,作为公共服务产出,δ为“索洛余量”,用以衡量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X为相关公共服务投入,为尽可能考虑投入的全面性和文章的研究目的,公共服务投入具体包括:学校数、老师数、学生数、医院数、财政教育支出、医生数、床位数、图书馆藏书量、公共设施建设面积、师生比,均以总量进行计算。使用DEA-Malmquist模型全局进行效率计算,累乘可以得到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H。

学界关于人力资本的计算具有多种不同的方法,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文章主要采用朱平芳于[12](P84-95)2007年提出的方法计算城市人力资本。其主要计算公式為:hg=[w(h)/w*(1)]1/(2β)。

(二) 区域差异分解

对于差距的测算与分析,有泰尔指数和基尼系数等方法,但由于基尼系数无法对地区差异进行分解,泰尔指数在处理识别子群交叉项问题上存在不足,而Dagum基尼系数在分析时既能对区域差异进行区域内、区域外和超变密度三方面分解,同时也能识别子群交叉项问题,因而使用Dagum基尼系数进行区域差异分解。Dagum基尼系数主要公式如下:

G=Gw+Gnb+Gt    (2)

G表示总体差异,Gw为区域内差异贡献度,Gnb为区域间差异贡献度,Gt为超变密度的贡献度,相关推导与说明参照Dagum(1997)[13](P515-531)。三、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计算与结果分析(一) 人力资本估算结果分析

图1为人力资本均值总体变化趋势与劳动报酬变化趋势。图a为本文估算的人力资本,总体趋势为先在2003-2008年略有下降,2009年后快速上升,文章认为主要与计算人力资本的方法相关,根据人力资本计算方法可知,劳动报酬下降会影响总体人力资本的贡献。图b为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使用J-K收入法计算的中国人力资本变化趋势数据来源于中国人力资本与劳动经济研究中心:http://humancapitaldynamic.cufe.edu.cn/public/index.html,可以发现其趋势与文章所计算的人力资本变化趋势较为一致,说明文章计算的人力资本是可行的并符合实际发展情况。图c,中国劳动报酬占比在2003-2008年期间呈现一定的下降,而根据人力资本的计算方法,劳动报酬的下降表明人力资本对GDP贡献的降低,因而2003-2008年期间人力资本略有小幅下降趋势。

图1人力资本变化与中国劳动报酬占比变化趋势图2为分区域人力资本年均值变化趋势,从总体变化趋势来看,所有区域均呈现先缓慢下降后快速上升的趋势,与全国变化较为一致。但从不同区域来看,2000-2008期间东北地区人力资本均值最高,这与东北地区早期工业化发展快,具有扎实的工业基础,人口大量流入有关,因而人力资本存量水平较高。但在2008年后,东部城市人力资本均值与其他地区则迅速拉开了距离,这得益于东部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长三角与珠三角地区的快速发展,虹吸效应明显,大量人口流入,进而人力资本得到了快速发展。中部与西部相比差距较小,但从均值上来看,中部依旧比西部要高,并在2020年超过东北地区,处于人力资本第二区域,这意味着中部地区也在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口流入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存量在快速增加。综上所述,尽管不同区域人力资本年均值均呈现上升趋势,但不同区域增长速度和增幅不同,区域间人力资本存量差距在中短期中仍然存在。

(二) 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测算结果

关于全要素生产率,使用DEA-Malmquist模型的全局估算,可以通过逐年累乘全要素生产率的变化率得到每年的全要素生产率。但是对于基期2000年而言,若对所有城市全要素生产率基期取为1,将会消除各个城市异质性,因而使用明瑟方程,通过计算2000年280个城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再以各城市的平均工资放入方程,进行截面回归,进而将每个城市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带入回归方程,得到每个城市的估计系数,以此估计系数作为每个城市的基期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图3为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总体均值变化趋势。图a为以明瑟方程计算的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上水平,图b为以1为基期计算的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两者在变化趋势上较为一致,但以明瑟方程计算的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反映各个城市的异质性。总体上我国高质量公共服务发展速度较慢,这可能是因为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人口大量流入城区,但公共服务供给并未能满足人力资本发展的需要,从而造成高质量公共服务供需存在较大矛盾。在总体变化上与人力资本变化趋势较为一致,依旧呈现2000-2008年下降,后快速上升的趋势,这说明我国城市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人力资本具有高度相关性。就总量和增长速度变化而言,从013上升为015,仅增加了2%不到,年均增长速度仅为06%,增幅为1538%,这说明我国总体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还存在较大不足,长期中仍然存在供需不平衡问题。

图3全国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变化趋势图4为分区域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均值变化趋势,就变化趋势言,各区域变化趋势与全国总体变化趋势一致,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趋势。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按照东部、西部、东北、中部顺序下降。西部城市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较高可能是因为国家转移支付、西部大开发等发展政策和战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部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的难度,虽然东北地区也受到了东北振兴等战略的扶持,但由于西部与东北在早期发展上存在较大的差距,且东北人口的大量流出也进一步导致高质量公共服务供需存在巨大矛盾,导致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存在边际效应递减;而西部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由于发展空间大,具有显著的边际报酬递增效应,因而西部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发展较快。

(三) 区域差异分析

图5为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Dagum基尼系数变化图。从时间变化来看,我国和分区域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均在2012年前存在波动趋势,而2012年后则存在较为明显的下降趋势,虽然2019-2020略有上升,但这可能是因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影响,因此在2012年后总体上可视为下降趋势。分区域来看,我国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差距呈现随时间扩大的趋势,但不同时间段会有不同的趋势;且东北区域内部差距是四大区域中最大的,西部次之,东部紧接,中部最小。基尼系数表明我国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差距呈现一定的扩大趋势,而不同区域间呈现不同的发展趋势,会进一步扩大区域间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差距。

图5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Dagum基尼系数变化图图6 为Dagum贡献率,主要贡献来源为超变密度贡献率。从贡献程度来看,组间贡献率大于组内和超变密度差异,组间贡献率在5303%~5693%之间,组内和超变密度贡献率相对接近,组内贡献率在2158%~2302%之间,超变密度贡献率在2117%~2424%之间,这说明我国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差异的贡献来源按组间差异、超变密度差异和组内差异顺序下降,且组间差异是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差异的主要差异来源。但从变化趋势来看,组间贡献率呈现波动下降趋势,而组内贡献率和超变密度贡献率呈上升趋势。因此,在处理我国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差异问题时,需要着重解决区域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但要警惕区域内部差距进一步扩大。

四、结论

本文基于280个城市2000-2020年的数据,将高质量公共服务定义为公共服务供給满足人力资本发展的效率。先通过估算城市人力资本存量,接着使用DEA-Malmquist模型计算出公共服务投入产出效率来衡量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最后利用Dagum基尼系数分析了全国和区域层面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差异及其来源,得到结论如下:(1)我国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还存在较大不足,增长速度较慢,虽与人力资本发展存在较大相关,有利地推动了我国人力资本的发展,但仍需持续完善;(2)我国区域间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差距较大,且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同时主要差异来源为区域间差距。区域内部差距亦呈现扩大趋势,其中尤以东北区域内部差距最大。

基于上述结论,给出高质量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的政策建议:(1)持续推动高质量公共服务体系建设。通过“十二五”规划和《“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等规划和精神,虽然我国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呈现上升趋势,但发展速度较慢,因此要持续推进高质量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不仅要扩大公共服务基本面,还需要通过优化教育资源、完善医疗服务体系等建立高质量公共服务体系。(2)重视区域间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非平衡发展现状。由于长期以来不同区域间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差距,区域间高质量公共服务均等化在短期内实现难度较大,正因如此,在政策制定上要充分考虑区域间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差距,制定切实有效的促进高质量公共服务区域间均衡发展的政策,如优化区域间教育资源配置、加快区域间医疗资源共享、在基本公共服务基础上纳入其他盈利性公共服务等,同时,也要注重其他诸如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财政自给率和人口密度等对高质量公共服务均等化有影响的因素,多维度、多层次的促进高质量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3)重视区域间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发展趋势。对于高质量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较低的区域,不仅需要进一步通过转移支付等政策促进其高质量公共服务快速发展,还需要通过自身经济发展、加快城镇化、用好财政自主权来辅助提升高质量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

[参考文献]

[1]辛冲冲, 陈志勇中国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分布动态、地区差异及收敛性[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9(8)

[2]董艳玲,李华.中国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测度、来源分解与形成机理[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2(3)

[3]董丽晶, 林家熠, 苏飞, 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水平测度[J] 统计与决策, 2021(9)

[4]刘大伟社会转型中的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J] 教育研究, 2023(10)

[5]刘成奎, 王朝才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指标体系研究[J] 财政研究, 2011(8)

[6]杨晓军, 陈浩中国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区域差异及收敛性[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0(12)

[7]Becker G S Human Capital: A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Analysis,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Education[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3

[8]刘尚希人力资本、公共服务与高质量发展[J]消费经济,2019(5)

[9]程锐,夏楠,马莉莉高校扩招、人力资本与产业结构升级[J]教育经济评论,2023(2)

[10]刘欢公共教育支出对人力资本积累的影响[J]经济评论,2023(4)

[11]亢延锟,侯嘉奕,陈斌开教育基础设施、人力资本与共同富裕[J]世界经济,2023(7)

[12]朱平芳, 徐大丰中国城市人力资本的估算[J] 经济研究, 2007(9)

[13]Dagum C A New Approach to the Decomposition of the Gini Income Inequality Ratio[J] Empirical Economics,1997, 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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