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飞天形象演变探究

2024-04-17 04:18王小铮
艺术科技 2024年7期
关键词:敦煌壁画文化

摘要:目的:敦煌莫高窟是我国四大石窟中开凿最早、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大、内容最丰富的石窟群。文章全面分析敦煌莫高窟飞天形象的演变特点,并探讨其在历史长河中的发展脉络以及在现代艺术中的意义和价值。方法:文章概述敦煌飞天形象,对敦煌莫高窟近6000身飞天形象进行系统梳理和分析,运用横向对比和纵向对比,结合文献资料研究和艺术形态学分析,追踪从十六国到元代10个朝代飞天形象的演变过程。结果:研究发现,敦煌飞天形象的演变与敦煌艺术的整体发展大体一致,在长期的艺术演变过程中,飞天形象贯穿始终,成为历代艺术家的灵感源泉,反映了历代社会文化背景和审美趣味的变迁。飞天形象不仅数量丰富,而且在艺术表现形式、风格及象征意义方面体现了多元文化的交融,体现了中国古代艺术家对形态美、色彩美的极致追求。结论:敦煌莫高窟飞天形象是中国文化多元融合的重要体现,其不仅是敦煌文化的标志性符号,也在现代艺术和文化传承中占有重要地位。通过深入研究飞天形象的历史演变和文化意义,文章旨在为理解敦煌艺术提供新视角,强调将传统文化元素融入现代艺术创作的重要性。

关键词:敦煌壁画;飞天形象;文化

中图分类号:J218.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4)07-00-03

1 敦煌飞天形象概述

飞天作为一种经典的佛教艺术造型,极具艺术价值和审美情趣,其题材与艺术表现形式多样,文化传承稳定性较强,经西域传入中国后,逐渐与中国本土的神仙形象融合,孕育了具有中国本土特色的飞天形象,是一种具有美好寓意的情感载体和文化符号。飞天形象发源于古印度教的神话,传说为婆罗门教的两位神灵的复合体,即音乐之神乾闼婆和舞蹈之神紧那罗。

在我国,“飞天”一词最早现于东魏时期的《洛阳伽蓝记》中。书中记载:“有金像辇,去地三尺,施宝盖,四面垂金铃七宝珠,飞天伎乐,望之云表。”[1]飞天在佛教概念中,不仅指天国、天宫,还是对神的尊称,如三十三天、吉祥天等。因此,汉译佛经用“飞天”两字专指天宫中的供养人和礼佛、乐舞的天人。

敦煌壁画中的飞天是与敦煌洞窟创建同时出现的。从十六国至元代历时千余年,随着敦煌石窟的修建而演变。在这千余年中,飞天的艺术形象、姿态意境、风格趣味都在不断变化,体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其独具特色的演变发展史可划分为四个阶段。

2 敦煌飞天形象演变过程

2.1 早期模仿兴起阶段——十六国北凉至北魏时期

十六国北凉至北魏时期,飞天处于早期萌发阶段,作为从印度和西域传播而来的形象,此时的飞天还带有与中原传统审美不同的异域特色。

飞天最早由古印度教中的神灵演化而来,早期受古希腊艺术元素影响,多为生有羽翼长翅、手持花盘与华绳的人物。后来印度佛教发展达到高峰,本土化元素增多,飞天逐渐演化为穿着印度传统服装的形象,人物上身半裸,男性粗犷,女性匀称,笨重的羽翅转变为多条飘带表示飞天之意,弯腿盘坐展现翱翔形态。

北凉时期的敦煌飞天深受印度及西域飞天风格形象的影响,总体展现为西域式的飞天形象。这体现在两方面,一是印度原来的佛画内容,二是西域传来的人物造型及晕染画法。首先,在内容方面最突出的是交脚弥勒菩萨,交脚弥勒像常见于印度犍陀罗时期的艺术雕塑中。莫高窟北凉时期的菩萨同犍陀罗西北部巴米扬石窟中的菩萨形象一样,头佩三面宝冠,附仰月形饰品,面相丰圆恬静,一手上举作印,一手下垂或持平,上身半裸,束羊肠裙,屈腿而坐,后有佛光。此外,在人物形象和晕染画法方面,由于敦煌当地的画匠尚不熟悉这一外来艺术,多采用印度的凹凸晕染画法,用色厚重,衣带飘然,描线造型刚硬,装饰意味浓厚。此时飞天造型质朴,多为男性,眼大鼻高,额点吉祥痣,身量魁梧,具有明显的印度风格。

北魏时期,佛教兴起并与儒家思想融合,飞天粗犷夸张的西域特点依旧存在。到北魏中晚期,飞天受内地壁画和河西魏晋墓葬壁画的影响,风格逐渐向中原靠拢。例如257窟的抱琵琶飞天,飞天的姿态仍显僵硬,但四肢由丰圆变为丰满修长,五官受印度石雕影响简化,具有中原人的样貌特征,衣着传统中原服饰,衣裙末端呈现锯齿状,飞舞的动态清晰可见。

2.2 中期创作转变阶段——西魏至隋朝时期

相较于前代,西魏至隋朝时期的飞天发生了更明显的转变。随着与不同教派思想的融合,飞天形象在中原化的转变过程中得到了新的发展,女性化特征十分明顯。此时西域式画法弱化,取而代之的是更传统的中原技法。

西魏时期统治者尊崇佛教,掀起了敦煌开凿石窟的潮流,飞天的中原风格得以巩固。同时,随着佛教西传,道教也在敦煌传播开来,在传统的西域飞天和中原飞天的基础上,出现了融入道教色彩的飞天形象。此类道教飞天形象多参考我国神话中的羽人和飞仙意象[2],体态轻盈,拥有兽面大耳,羽翼生于两臂,双手持节,体形修长,飞行疾速,律动感强。

北周时期,鲜卑族在西北地区建立少数民族政权,其统治者好通西域,飞天中西交融的形象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的飞天绘制有其规定的位置,多成列展现。除佛龛内外,环绕四壁出现了大量的伎乐飞天,此时的飞天形象更加重视音乐舞蹈的展现,形成了《妙法莲华经》所描述的“诸天伎乐百千万种,于虚空中俱起,雨诸天花”的欢乐景象。一类飞天面部清瘦,身形秀美,衣着襦裙,面中以中原技法晕染出红晕,中原化特征明显;另一类飞天运用凹凸晕染法塑造出更立体的五官,身姿粗短浑圆,持有印度花盘等经典元素,系羊肠半裙,延续发展了西域式的飞天风格。此外,这一时期还短暂地出现了裸体飞天的形象,勾线技法疏朗灵动,体现了飞天形象的突破与创新。

随着文化的交融,飞天造型逐渐演化为擅长歌舞奏乐的仙女,职责也更加多样化。隋代出现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原风格的飞天形象,飞天数量由个体化、独立化朝着群体化、紧凑化方向转变,侧面呼应了隋朝大一统政权建立后国家繁荣昌盛的局面,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一时期飞天形象的绘制多结合佛传故事,画面构图灵活多变,不再局限于某种固定的空间或形式;色彩热烈,以红、蓝、青色为主;人物动静皆具,故事感强,在云气流转与漫天飞花中肆意翱翔;身体自由舒展,不再刻意追求身体的“U”字形弧度,体态自然,多描绘娟秀落肩的伎乐少女身披回转千层飘带的形象,表现出动态之美。

2.3 盛期定型成熟阶段——唐朝时期

隋唐之际,飞天完成了艺术造型中国化的创新与转变,从此绝大多数飞天以婀娜的女子形象呈现,追求形态的柔美与飘逸。进入唐代后,飞天的发展趋于成熟并达到鼎盛,艺术形象达到了极其辉煌和近乎完美的阶段。此时的飞天很少再有印度和西域式的样貌特征,整体形象完全呈现出中原化特点。

雄踞世界的大唐帝国统治中国近300年,期间佛教也呈现鼎盛之象。唐代以吐蕃占领敦煌为界,可分为前后两期。唐前期积极奋发的时代精神使壁画形象新生,石窟壁画绚烂华彩,风格清新爽朗。唐后期,吐蕃占领敦煌,由于吐蕃人也笃信佛教,加之唐代文化影响深远,因此艺术风格一脉相承[3]。唐代前期和唐代后期又可各细分为两个阶段,即唐代前期的初唐、盛唐阶段和唐代后期的中唐、晚唐阶段。唐代的飞天大多注视下方,这显现出艺术形象与世间生活的联系[4]。

初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飞天形象为双人飞天,双人同向并行,呈现修长的倒钩状。与前代相比,人物造型和身周装饰性纹样有了很大的变化,飞天身姿轻盈灵活,宛若成对飞燕,衣裙飘动,神态安然端庄,展现了国力强盛的初唐的新生之态。

盛唐时期最具代表性的飞天形象为四身飞天,受宫廷舞蹈和仕女画题材的影响,其体现出吴道子满屏风动之遒劲和顾恺之铁线描画的余韵,展示出女性柔软的曲线。

中唐时期国力逐渐衰弱,此时飞天神情庄重严肃,少有盛唐时期的积极状态。人物身形变得质朴清癯,姿态呈现下落的趋势,色彩单纯,情绪有所收敛。技法方面一改前期墨线描绘的手法,采用白线勾勒,创造出了空实明快的新形式[5]。

到了晚唐时期,政治局势混乱,战争频发,经济衰退,飞天形态没有过多创新,风格淡雅,神情沉重忧思。唐代飞天形象演变过程见表1。

2.4 晚期固化衰弱阶段——五代至元朝时期

五代至元朝时期,跨越了5个世纪、4个朝代的飞天形象整体走向衰弱,逐渐变得固定化、程式化。

五代十國到北宋时期,敦煌都由河西归义军曹氏政权管辖。由于社会动荡,人们更注重对世俗生活和眼前利益的追求,富有创新意境的画面减少,现实气息浓厚。此时飞天进入程式化阶段,运用焦墨略施微染的技法,色彩艳丽,勾线刚劲,图形工整,但表现形式单一,艺术语言苍白,表情庄重深沉,缺少气韵。到了北宋时期,由于连年战乱导致财力不足以及敦煌石窟中“曹氏画院”风格的规束,飞天画的格式雷同,场面缩小,人物减少,色彩单调[6],造型生硬无力,思想内涵单一。院体壁画中的飞天形象神情持重,菩萨装束,帔巾斜披。以劲健流畅的线勾描制,基本为白描,仅在边线出敷彩,简雅别致。

西夏时期,党项族在西北建立少数民族政权,将敦煌莫高窟中的飞天形象融入党项人的特征。飞天面型长圆,头后佛光,头梳高髻,配冠饰,两腮外鼓,凤目鼻尖,体健腿短,更具有世俗性。

元朝时期,敦煌由蒙古族统治,莫高窟吸收了藏传佛教的内容和形式,藏密与汉密的流行使得人们对飞天的喜爱与推崇之情削弱。飞天的外貌出现中亚与西亚民族的特征,鼻梁高挺,眉眼深邃,头梳双髻,身形丰满,甚至出现了金发飞天;表现技法仍体现中原风格,构图饱满,用笔节奏性强。但是人物造型多为跪坐姿态,身披的飘带也不再修长华丽,而是由云气托举人物以达到飞翔的姿态,缺少轻盈飘逸的腾飞之气韵,艺术张力有限,加之受人文画影响,绘画以线为主,仅讲究线条自身的变化、停顿、转折,色彩表现不足[7]。至此,飞天走向没落。

3 敦煌飞天的历史意义及艺术价值

敦煌飞天形象展现了中国古代艺术家对形态美、色彩美的极致追求。飞天形象的服饰华美、姿态优雅,体现了唯美主义和象征主义的艺术风格,对后世中国艺术风格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敦煌艺术家在飞天形象的创作中展现了高超的艺术技巧,包括线条的运用、色彩的搭配、光影效果的处理等。这些技法的运用不仅丰富了中国绘画艺术的表现手法,也为后世艺术创作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4 结语

敦煌飞天艺术作为敦煌壁画艺术的典型代表,在现代艺术设计和美学方面具有重要影响。本文研究发现,飞天形象在现代社会的创新性转化和发展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从现代艺术发展的角度来看,敦煌飞天艺术在线条运用、色彩运用、造型设计、文化传承等方面展现出独特性和创新性,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与意义。敦煌飞天不仅是一种艺术形象,更是历史与文化的复合体,见证了中国古代文明与外来文化的交融与发展,体现了人类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是中国文化在美术史上的一大奇迹。

参考文献:

[1] 杨衒之.洛阳伽蓝记[M].尚荣,注释.北京:中华书局,2012:118.

[2] 赵楠,邢若男.由物性至符号:敦煌壁画飞天乐舞历史嬗变中的文化交流与认同[J].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22,44(8):50-57,85.

[3] 敦煌研究院,郑汝中,台建群.敦煌石窟艺术全集:15.飞天画卷[M].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156.

[4] 陈允吉.敦煌壁画飞天及其审美意识之历史变迁[J].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0(1):82-88.

[5] 孙琦.唐朝敦煌壁画中的飞天造型研究[D].郑州:郑州大学,2016.

[6] 陆浩鹏.试析五代北宋时期敦煌的石窟壁画[J].中国包装工业,2013(22):28.

[7] 陈佳炫.敦煌壁画艺术特征研究:以飞天形象为例[J].美与时代,2023(12):117-119.

作者简介:王小铮(2002—),女,河北深州人,本科在读,研究方向:视觉传达设计及其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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