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丁玲早期的小说创作

摘要：目的：丁玲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极负盛名的女性作家，人们往往对她踏入革命道路以后的作品比较熟悉，如《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具有革命话语的作品。而丁玲早期的创作带有鲜明的个人特色，与后期的风格迥异，她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和对生命意义的探寻，非常值得关注和研究。方法：文章从丁玲早期的个人经历出发，结合她1929年至1930年创作的作品中的人物形象，以及早期创作风格，探讨丁玲早期的小说创作。结果：受20世纪初寻求自由和人性解放的思想运动的影响，丁玲开始进行文学创作。她笔下的人物对爱欲的追求、对自由的渴望，以及面临的生活困境，既有自己的影子，又有时代的影子。结论：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女性地位与话语权，还有越来越不容忽视的女性力量，成为关注的热点。带着现代人的精神困境，解读丁玲早期作品中极富生命力的女性形象，会有更多的收获。同时，根据丁玲思想的转变，也能看出政治信仰对作家文学创作的影响不可忽视。

关键词：丁玲；早期作品；小说创作；人物形象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4）07-00-03

1 丁玲早期经历

1904年10月12日，丁玲出生于湖南临澄的蒋姓没落望族之家，4岁丧父后，家境急剧衰败，她的母亲带着她投奔舅父。1911年春，丁玲母亲入常德女子师范学校学习，受到了新思潮的影响。

丁玲的启蒙思想和女性意识受母亲潜移默化的影响，拒绝包办婚姻后，18岁的她于1922年与好友王剑虹同赴上海，考入平民女子学校就读。到上海后，她将自己原先的名字改作“丁玲”。当时提倡不必纠结子女的姓从父还是从母，直接取消各自的姓氏。丁玲的丈夫陈明回忆道：“为什么要废姓呢？表示反封建，我不要姓……”1923年夏，丁玲经瞿秋白介绍进入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在这期间，她曾参加争取妇女财产权的大规模示威游行和女性解放运动。从少年到青年，她接触到早期中国共产党人陈独秀、季达、瞿秋白等人，甚至与其中一些人交往甚密——瞿秋白把丁玲当成“唯一可以谈谈心曲”的“小友”。

丁玲曾回忆道：“我固执地要在自由的天地中飞翔，从生活实践中寻找自己的道路。自然，一个时期内，我并没有很好地如意地探索到一条真正的出路。我只是南方、北方，到处碰壁又碰壁。我悲苦，我挣扎，我奋斗。”丁玲和当时的大多数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一样，渴望新的生活，但以群众运动作为追求解放的道路并不在他们考虑范围之内。因此在那段时间，她一个人走上了孤独又彷徨的奋斗之路。1924年，丁玲在北京与胡也频相识相爱，两个同样孤独的灵魂结合了。此后丁玲与胡也频在北京生活了3年之久，在此期间两人出于经济原因，未像其他进步的学者和有识之士一样南下参加革命。正是这段与外界隔离的日子，使她有了充足的时间去阅读大量的文学作品，以抚慰蛰居的苦闷。丁玲在中学时代对文学没有什么兴趣，只希望学些能做实事的学问。可以说，丁玲的创作生涯并非刻意开启，也许正因如此，当她的学识和经历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当文学开始呼唤她，当她对生命开始思考时，这些前期长久且无意识的准备，为她的创作提供了充分的养料，让她的呐喊极富力量和生命力，以至于轰动了当时的文坛［1］。

丁玲后来回忆自己早期的创作生活：“形式上我很平安，不大讲话，或者只像一个热情诗人的爱人或妻子，但我精神上苦痛极了！除了小说我找不到一个朋友，于是我写小说了，我的小说就不得不充满了对社会的鄙视和个人孤独的灵魂的倔强挣扎。”因此在她的处女作《梦珂》里，女主人公的困境多少也是丁玲的困境。

2 丁玲早期作品中的人物形象

1931年丁玲才真正加入群众活动，成为一名左翼作家，她的视角也从个人转向了大众。因此本文所述的丁玲早期创作，大概在20年代末至加入左联之前。在这一时期，她创作了《在黑暗中》《自杀日记》等短篇小说集。丁玲甫一登上中国文坛，就交出了一份耀眼的答卷，“好似在这死寂的文坛上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惊了”。丁玲早期作品中呈现出的自我意识，是新时期女性崛起的标志，也奠定了她在现代文坛不可忽视的地位。

丁玲早期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都有共同的特点，她们与传统封建家庭抗争，是五四浪潮过后叛逆苦闷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典型。这些青年女性的情感、个性往往是压抑的，她们不满现状而情绪爆发，继而追求理想的生活自由，短暂地满足后又彻底地失望，最终堕落毁灭。

丁玲受到新文化运动的感召，自觉地追求自由解放，“我那个时候为什么写小说，我以为是因为寂寞，对社会不满，自己生活无出路，有许多话要说出来，却找不到人听，很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机会，于是便提起笔，要代替自己给社会这一个分析。”可以说，《莎菲女士的日记》就是在这种困境里，在这种苦闷的精神状态下诞生的［2］。

丁玲的成名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发表于1928年，在当年2月的《小说月报》上刊载。莎菲身上有旺盛的生命力，充满了无穷的想象力，她拼命又固执地追求灵肉和谐的爱情，“我总愿意有那么一个人能了解得我清清楚楚的，如若不懂得我，我要那些爱，那些体贴做什么？”同时，莎菲是一个自我意识非常强的女性，别人如何评价她，她都置若罔闻、毫不在意，甚至不屑一顾。她对人生有着极大的热情和向往，她想努力去实现人生的价值。可是，她又不珍惜自己的生命，自轻自贱，全不顾自己的肺病，“倒不如死了干净”。她瞧不起凌吉士，也清楚这个男人不过是个空有其表、衣冠楚楚的纨绔子弟，却仍然乞怜他的“拥抱”和“熱吻”。莎菲在黑夜里想通了凌吉士的志趣，是可供挥霍的金钱，有几个年轻漂亮能应酬的太太，在妓院里享受肉欲，或者参加些政府官员的交际，继承父亲的财产，这种世俗意义上的成就，为莎菲所不齿，她厌恶他卑劣的灵魂，对他却仍有狂热的欲念。同时，她依恋着人生，却又悲观于宿命，“我能说出我真正的需要是些什么呢”。莎菲无疑是热爱生命的，她迫切地追求着“生的一切”，迫切地寻找人生的快乐，想要去“占有许多不可能的东西”，但她又自哀自怜，得过且过，对生活中的一切都心灰意冷，她放任自己过得无拘无束，却并不痛快。

莎菲这一形象在很大程度上展示了五四思潮后，那些追求解放、冲破束缚、寻求独立自由的知识青年，在爱情和生活中陷入痛苦落寞的困境而无法自拔的状况。脱离社会一味地反叛反而让自己陷入病态的窠臼中，这是当时部分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

相比于莎菲这样的小资产阶级，阿毛只是个普通农妇，她幼年失去母亲，在闭塞的环境下孤独地长大，虽然不明白嫁人的意义，但仍然沉默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此后，她去了热闹非凡的杭州旅游，如果没有见识过城市的繁华，她也许就在封闭的农村无知快乐地活着直到死去，可因为对这美境的渴望之深，阿毛也生出了许多欲望来。肉体的需求还是次要的，阿毛真正需要的是“超乎物质的爱”，可粗鄙贫穷的丈夫不理解妻子，对她只有出自性本能的肉欲。阿毛固执地去追求自己理想的爱情，自我意识复苏的同时，她也迎来了悲剧结局，膨胀的欲望无法满足，痛苦的现实将她摧毁，无趣的生活让阿毛觉得还不如早死了好。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阿毛，对这个社会作出了最决绝的反叛，尽管她只是个农妇，在结束自己的生命时，爆发出惊人的力量。

无论是城市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莎菲，还是农村劳动妇女阿毛，她们都是殊途同归的——都在苦闷与彷徨中苦苦煎熬，寻求光明的出路却无路可走。而通过社会变革来追求幸福这条奋斗之路，对当时还是小资产阶级且忧伤于自己困境的丁玲来说是遥远的，她的人生经历和世界观局限了她的思想和创作［3］。

3 丁玲早期作品的创作风格

丁玲早期的小说结构松散，多以人物为中心，注重突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她善于用细腻的笔触展现人物曲折又丰富的内心世界，人物内心的变化历程构成了小说的线索。在丁玲早期的作品中，虚无主义倾向尤为突出，这体现在人物的心理活动、个人与环境的矛盾上。冯雪峰评价丁玲的《在黑暗中》时，认为她的小说充满个人主义，这种创作倾向在她的早期作品中都有迹可循。

五四时期，许多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废婚”为手段颠覆传统的道德伦理体系，男女可以选择自由结合，不必有强制的婚姻关系，以期消解固有社会结构，达到真正绝对的平等自由，但这种方法在任何一种社会环境下都不能长久有效地实施。不过对婚姻关系的否定在一定程度上也倡导了性的解放，“今欲人群进，爱情普，必自废婚姻始，必自男女杂交始”。如果要实现绝对的男女平等，首先应将女子从婚姻中解放出来，实现性关系的自由。五四思想对女性的解放表现为对性的开放，这种颠覆传统的婚姻道德观，对性和爱大胆直白的追求，在丁玲早期小说中的女性人物身上均有体现。

新文化运动提出了人性解放、男女平等、自由独立的思想，也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女作家，这些新女性要如何书写反抗旧社会的新浪潮？“爱”作为中国传统社会隐秘又羞于表达的情感，成了她们笔下的主题，但作家们在作品中控制了情绪的表达，描写感情的笔触并不大胆。而受到五四运动影响的丁玲，不仅反抗父权和漠视婚姻道德，还要破毁一切，反抗现存的一切制度规范，强调个人至上，解放自我。丁玲早期小说中女性表现出的那种孤傲乖张、离经叛道的言行，在一定程度上，正是那个时代的青年人对社会全然否定和批判的映射［4］。丁玲之所以能在众多五四女作家中脱颖而出，被赋予“个性作家”的桂冠，与其作品中大胆直率的性爱观密不可分。

《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女主人公莎菲对凌吉士的迷恋是单纯的，她爱的不过是他“颀长的身躯，嫩玫瑰般的脸庞，柔软的嘴唇，惹人的眼角”。“我把他什么细小处都审视遍了，我觉得都有我嘴唇放上去的需要。”可以说凌吉士在莎菲的审美中被物化了，他在莎菲眼中是一个可欣赏亦可亵玩的“物品”，这种强势的“审视”带着咄咄逼人的态度，体现了作者对男权的不屑和蔑视。

如果说莎菲、阿毛她们所追求的还是女性自我的解放，那么又如何解释《自杀日记》中伊萨种种关于“死”的念头？《自杀日记》同样是日记体短篇小说，从日记里的文字来看，伊萨是一个真正的新女性，她的身体没有什么疾病，在经济上也能实现独立，有人爱她，她也有爱人。可是伊萨的情绪比莎菲更极端，她想不到自己的人生有什么值得依恋的事，日日在寻找没有痛苦就死去的办法，死亡的念头整日游荡在她的脑海中，她既没有充足的理由死去，也没有充足的理由活着。伊萨作为一位独立生活的女作家，相比于莎菲、阿毛来说，她的人性得到了相当充分的解放，在现实生活中也获得了个体的自由，正是她的自由让她进入了一种无意义的状态，只能面对人生的虚无反反复复陷入绝望，最终还是觉得自己的去处是死。这也证明，伊萨的生活一次又一次陷入个人主义无法解决的矛盾中。

丁玲早期作品中这些反抗压迫、寻求自由的女性，最终都陷入无路可走的困境，她早期的创作也逐渐显现出小资产阶级思想的矛盾，完全个人化甚至脱离社会。过度沉溺在自己幻想的乌托邦世界里，带来的虚无感只能将自己毁灭，这是丁玲思想开始转变的原因，她意识到这种消沉的状态在消耗她的热情，拖拽她的生命，自己需要找到新的出路［5］。冯雪峰在给丁玲的信中写道：“莎菲太消沉了，太虚无了，作为文学的倾向是不好的。”而在丁玲思想变化，写出大众视角的《水》后，他说这是丁玲“对于自己的一切坏倾向坏习气的斗争，对于自己的脱胎换骨的努力”。丁玲从个人主义的困境中走出来并投向革命道路，她的作品也随着她信仰的转变而变化。《韦护》是丁玲话语转变的标志，韦护在革命与爱情之间选择了前者，“好，我现在一切都听凭你。我们好好做点事业出来吧……”这是丁玲对光明之路的展望，也表明了丁玲创作的转变，信仰最终战胜了爱情。

4 结语

到今天，距离梦珂和莎菲的诞生已经过去了快一个世纪，莎菲面临的困境，在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依然能引发许多思考。奋发上进的激情和焦虑苦闷的情绪，这是大多数青年人面临的矛盾。丁玲作为现代最重要的女性作家之一，“飞蛾扑火，非死不止”，时至今日，我们还能从其作品中窥见她强大的气魄和争取独立的女性力量。

参考文献：

［1］ 袁良骏.丁玲研究資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55.

［2］ 丁玲.丁玲全集［M］.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89.

［3］ 马殿超.论丁玲小说创作的女性观［J］.东北财经大学学报，2000（2）：84-87.

［4］ 庄钟庆.丁玲创作个性的演变［M］.曼谷：留中大学出版社，2009：55.

［5］ 丁玲.丁玲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18.

作者简介：吴长禹（1998—），女，贵州毕节人，硕士在读，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