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启蒙画报》中的“儿童”图像符号学分析

杜赛男 孙秀蕙

［摘 要］ 早在晚清第一个新式学制——“癸卯学制”实施之前，当时的知识分子就以办报实践推行教育新观念。西方的一些新教育、新话语和思想经由报刊图文的建构，成为影响近代教育在民间落地与扎根的一环。本研究以中国北方的第一份儿童教育刊物——《启蒙画报》（1902-1904）为分析标的，运用巴特的图像符号学，探究思想转型时期的教育报刊如何运用图像与文字建构儿童形象并传递教育观念。研究从儿童学习知识的三方面——学什么、怎么学、如何用予以呈现，并从“明理/礼”“松绑”“活波”的儿童形象建构中，揭示出文本对儿童主体性的重视及对社会现实的改良关怀，其实用、实际、实现的教育主张扎根于儿童日常生活的经验，体现了比美国教育家杜威更早的实用思想之运用。

［关键词］ 晚清；教育观念；图像符号学；儿童形象；《启蒙画报》

一、由“书”到“报”的启蒙媒介转型

20世纪初，中国教育史上发生的最重大的事件，莫过于科举制的废除与近代学制的建立，但因癸卯学制的章程，即清政府实施的第一份幼教法规《钦定蒙学堂章程》（1902）与《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1903）内容多模仿日本于19世纪末公布的《幼稚园保育及设备章程》（1900）而被视为“将就凑合下的开端”，[1]鲜少对其展开讨论。但其实晚清面临的教育“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并不是从官方落实“癸卯学制”开始的，早在甲午战后，民间文人就已经通过办报参与时政讨论，积极建构新的教育观念。[2][3]

《启蒙画报》（1902年6月23日至1905年初）是中國北方第一份京话白话文搭配图像，以“开蒙智”为目的的教育读物，它创刊于清政府出台“癸卯学制”前后，由彭翼仲（1864—1921）及其堂弟彭子嘉（1864—1921）以个人集资方式在北京创办。[4]本研究以其为分析目标的首因是它的文本内容紧密地贴合着北京的在地生活与时事，可让今日读者从儿童形象的建构中，捕捉到新式教育观念落地的细节。其次，从文本特性来说，《启蒙画报》使用的语言是当时通行全国的官方语言（官话），也是后来白话文运动的文字基础（京话），图像则指涉现实意义，这大大降低了民众阅报的门槛。再次，在刊物与社会的互动方面，创办人彭翼仲一边办报一边开设蒙养学堂，更因参与启蒙民众的社会实践而誉满京城。当时北京第一批讲报人凤竹安、卜广海、王子真等，常将《启蒙画报》《京话日报》《敝帚千金》等各种新闻报与白话报汇整起来，去东新街万来轩或是东南城角的立兴茶园、北马路的天聚茶楼等阅报处或茶楼宣讲报纸内容。中国戏曲艺术大家梅兰芳的《孽海波澜》（1914年首次编演）故事原型正是彭翼仲，其刊物内容可被理解成当时新派文人想法得以体现的具体场域。[5]最后，从《启蒙画报》的发行及影响来看，它的出刊时间虽不足三年，但因其兼具杂志与教科书的特质，其合订本可在停刊之后继续流通，现代文学家郭沫若、教育家梁漱溟、新闻学家萨空了都曾在回忆录中提及《启蒙画报》对他们童年的影响。[6][7][8]

由此，本文视《启蒙画报》为一份与清政府推行“癸卯学制”并进的，承载新派文人教育观念的文本，而“儿童”作为联结彭翼仲办报、办学，将教育观念转为具体图文的关键，可作为探究文本里教育观念的入口，图像符号学则从建构的视角提供了深入文本分析的工具，使研究者得以从符号运作里揭示意义产制中被刻意凸显与遮蔽的历史细节。其研究成果，一方面可从民间办报的视角，丰富晚清教育转型的讨论；另一方面则从研究方法上转换了看待历史的思维，也就是不是追问“意义是什么”，而是聚焦“意义如何被创造出来”的表意过程，这一图像符号学路径能够深化教育史学者的文本分析，并从观念形塑的过程里，为检视与反思教育转型中的问题开拓议题建构的空间。

二、由“书”到“报”的启蒙媒介转型

晚清报刊未出现之前，蒙学读物是启迪儿童的主要媒介。学者喻岳衡曾统计，及至清朝，中国蒙学读物已经有1 300余种，其编纂群体上至理学家、心学家，下至讲经、讲学的名儒或私塾先生，但其题材多涉猎人文领域的知识生产，如，以识字为导向的字书；注重伦理教化的道德类、历史类蒙书；强调日常行为规范的学规、学则，训练幼童习字、做对或指导经学入门的工具书等。[9][10]

19世纪末20世纪初，蒙学的教育情境因新式媒介的引入发生了变化。在石印机与铅字机引入后，晚清纸质媒介的印刷速度、印刷量大幅攀升，加上蒸汽机、邮局等运输系统的设立，讯息传递的速度、影响的范围远胜从前。[11]1895年，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与中国甲午战败的刺激，使新派文人纷纷办报救国、论时务，在对日本进行通盘考察的过程中，开明官绅与新派文人意识到：日本取胜的关键之一在于新式学堂系统的完整性、实业人才的培养和专门学校的设立，但晚清旧有的学校体制在国子监和府州县学下，还没有建立逐级递进的学堂体制。为弥补基础教育的缺失，新派文人在自办报刊中呼吁政府、民间士绅重视幼儿教育。

1897年，梁启超于《时务报》中陆续发表《论幼学》系列文章，在批判科举制度过程中，他将幼儿教育与国家命运联结，并比照日本幼儿教育模式，呼吁政府和民间对幼儿教育加以重视。1898年，上海大同译书局刊行康有为撰写的《日本书目志》，书中第十卷“教育门”介绍了日本的教育书目，并引入“幼稚园”“教育学”等日本转译西方的词语，用以传递“儿童应送去幼稚园/学堂读书”“学习西学”等新式教育观念。[12]

在康、梁的宣传与倡议下，仿效日本建立近代幼儿教育成为报刊的关注点，《新知报》《湘学新报》陆续发表了《论课蒙宜有次序》《常昭试办小学堂条例议》《幼学通议论（续）》等环绕如何开设基础教育的文章；同年十一月，拥有科举出身，又具备国外留学经历的汪康年、曾广铨等人组成蒙学公会，通过创办《蒙学报》将分科、分龄等近代教育观念以报刊的形式加以宣扬。[13]清政府新政（1901—1911）实施后，文人士子更是创办了专门以儿童为阅读对象的刊物，如北京《启蒙画报》、上海《童子世界》等。

近代史学者马勇曾将晚清办报文人分为两代。第一代是以严复、梁启超、汪康年等为代表的，在列强入侵晚清时期，率先感知时势危局，主动倡议西学和变法的沿海士大夫文人与维新派人士。[14]他们面向文人士子内部进行启蒙，运用报刊这一新形成的传播媒介，将分散在各地、处于各阶层的文人集结起来，以凝聚成公众舆论，促使清政府推行改革政策，“幼儿教育”即是在此脉络下形成的社会转型议题。

第二代报人，则是在新式时期才进入报界，并在观念上受到第一代报人的影响。其中的代表——以《启蒙画报》《京话日报》《中华报》三份刊物而为人所知的彭翼仲，在甲午战后仍是明哲保身、远离政治改革之人，直至义和团盲目且暴力的爱国行径引发八国联军进京和东西两宫出逃，才让他从生死劫难中萌生办报“辟教育儿童之捷径”这一从根本上解决国难危机的想法。

尽管第二代报人参与办报的时间较晚，在知识获取的形式上，也受限于传教士书籍、翻译等二手资料，但他们却将办报的视角瞄向了作为社会基础的民众。为降低阅读门槛，同时促进阅读兴趣，“画报”与“白话文”图文并茂的形式成为报刊传递观念的“启蒙”新利器。为培养社会的阅报风气，也让不识字的人能接触到报刊中的信息，彭翼仲在北京积极推动戏曲改良，并将《启蒙画报》的内容以茶馆演说、讲报亭的形式传递。换言之，此时参与社会启蒙的办报文人，已将教育观念转为可以从图的形象、文的拣选里把握的具体故事。

图1是研究者以“启蒙”“蒙学”为关键词，从中国近代思想及文学史专业数据库中整理出的报刊数据资料，其结果显示，约莫甲午战后到新政之前，是报刊讨论“启蒙”的高峰；新政时期则是“蒙学”备受关注。它呼应着上述两代报人的发展轨迹，并在“启蒙—蒙学”的焦点转移里，显现出晚清办报文人可能持有的思想转型历程，易言之，新政之前，文人内部间的“启蒙”着重受西风东渐思潮影响下的观念博弈，新政时期，则在明确废除科举制的方向里思忖传统蒙学与外来幼儿教育如何调和的问题。

中国当代历史学家张灏以“思想转型时代”（1895—1925）概念诉说这段历史，其原因在于，晚清的后30年，讯息传播模式剧烈地变动，带动了新式学堂的建置与教育体系的改革。[15]张灏视新政时期（1901—1911） 为近代教育转型的发轫：其一，新旧教育制度以官方法令形式完成了替换；其二，官方与民间协力推动教育机构的建置，无论幼稚园、蒙养院、新式蒙养学堂、女子学堂等都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其三，新式教材、教学法、章程等都在相对宽松的教育环境中以多元的形式呈现。学者王汎森则将这段晚清社会改革的成果，视为办报文人借用新式媒介重塑人们认知思维的“启蒙”開端，他在清末民初的思想史研究中提及，我们虽将晚清、辛亥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视为一个连续递变的格局，但这个所谓的延续却并非简单的连续：[16]

近代人的“后见之明”每每把历史中一些顿挫、断裂、犹豫的痕迹抹除，使得思想的发展看起来是一个单纯而平整的延续。各种以origin为题的思想史研究，很容易加深这种单纯延续的印象。

这段文字意在提醒我们注意那些在观念建立过程中，杂糅着诸多思想的挪移、断裂、融合的过程，正是经由词语、概念间的争锋、对立、跳跃，才使当时的社会隐然浮现出一个连续的方向。诚如马克思·韦伯（Max Weber）所指出的，“直接支配人类行为的虽是物质上与精神上的利益而不是观念，但是由观念所创造出来的世界图像，常如铁道上的转辙器，决定了轨道的方向，在这轨道上，利益的动力才推动着人类的行为”。[17]

基于此，本文将晚清报刊的教育观念传递视为一个意义产制的符号运作过程，也就是，根据文本里不同符号系统间的互动，来探究图文建构的晚清儿童形象及其蕴藏的教育意涵。

三、图像符号学的立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20世纪初，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将语言视为一种系统或结构进行研究，并从中揭示出客体不是由某种本质决定的，而是由内部之间的关系确定的，他将这门从语言学发展出的新学科命名为“符号学”（semiology）。[18]20世纪下半叶，符号学的观念掀起一股学术思潮，成为与现象学、诠释学、人类学、文化研究等相结合的，理解人类自身的工具。一些学者认为，世界并不是由独立存在的、可被觉察的客体组成的，因为任何人类感知的方式无不包含一种固有偏见影响我们的认知，所以问题不是本质是什么，而是关系建立的过程，也就是符号由什么构成，受什么规律支配。以此开启的研究的思维，关注的是文本内部的符号互动，也就是法国文学批评家与符号学家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称之的表意过程（signification）。[19]

巴特比照着索绪尔在语言系统中“语言”和“言语”的划分，提出“符码”（code）和“讯息”（message）的概念，用以识别潜藏在日常生活背后的规则和不同大众媒体的表现形式。他提示研究者，要注意同一文本中不同媒材（图像、文字、CD等）的符号特性，以新闻或广告为例，其中的文字符号承载的是“意象的构成”（the composition of a image），它是一组意义指涉的复合物（a signifying complex），但图像却不与文字具备同质性，图像是由光影、线条组成的，需结合文字才能锚定意义。为此，巴特以新闻照片和广告为例，归纳出适用于图文并置的图像符号学。[20]

巴特主张先从文本的本质定位来探究图像的表意系统，比如说广告的定位是一种有意图的传播，只有所指表达清晰才能达到宣传目标，因此它的符号特性是充足的，运用的图像是坦白的；而新闻图像则有遮蔽真实的危险，意在合理化文字，甚或建构一种现代迷思（myth）。

在解析不同媒材在特定文本中的符号特性后，巴特提醒我们解析不同符号系统间的互动过程，也就是语言讯息之于图像讯息所扮演的两种功能：一种是文字指涉的意涵也能在图像中找到，也就是语言讯息预设了图像的意义的预设功能（anchorage）；另一种情况是文字指涉的意义虽在图像中找不到，但图文并置后却使文本故事趋于完整的情境功能（relay）。这有助于我们区辨哪些表意是图像给予的，哪些是通过刻意的遣词用字赋予图像的延伸讯息。

随后，进入到文字的语言系统中，需在符号的运作过程中指出明示义（denotation）与延伸义（connotation）两个层次，明示义可说是显而易见的字面含义，延伸义则是隐而不彰的附加含义，它是明示义的加速换挡，会蕴含符号如何与在地文化的价值观进行互动。[21]

整体而言，巴特的图像符号学是以现代的广告、新闻照片为蓝本提出的，应用至晚清画报的文本分析时，首先就要注意图像本质定位的差异，晚清报刊的图像，意在降低阅读门槛，具有启蒙民众的意图，故而这类图像表意过程更注重清晰明确、能够有效传递的讯息，在分析图像时，可从“儿童”所处的位置、营造的空间效果、与之互动的其他形象等，将图像的解读聚焦在制码的图像讯息（the coded iconic message）上，并结合语言讯息之于图像讯息的两种功能推断出文本传递的明示义与延伸义为何。

为探究西学东渐的新概念、新词语与儿童形象建构之间的关系，研究者采用图像符号分析的视角，从文本结构着手，运用语言学知识揭露概念符号背后的延伸义，将之置于晚清社会与文化的语境，深入探究文本如何呈现“儿童”并且论述“儿童”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之间的关系。

文史学者熊月之在探究晚清社会时曾以“新名词大爆炸”汇整出从日本涌入晚清社会的新名词、新概念，此即本文界定“新名词、新概念”之依据。[22]学者郑文惠在研究中揭示出晚清的革新就是从“新词新语”与“旧字旧话”的角力开始的，“字”（word）的厘清属于“概念”（concept）层面，它仅反映着一种理解世界的思维图式，呈现的是“经验事实与价值意义的关联性”；而“观念”（idea）则是在“概念”（concept）的累积中发展出个人自我意识与社会价值，[23]这说明了新名词及其背后所代表的革新观念都值得放在符号研究的范畴里进行深入讨论。

再者，由于本文以图像符号学为文本分析的指导观念，探究《启蒙画报》中的儿童形象与新词旧话之间互动的表意过程，这样的视角对于教育史研究而言是具有创新性的。因为研究者将文本当成研究客体，而不从特定立场出发，为的是探究在近代教育发轫之初，民间办报文人对于新式教育观念的理解与理念传布策略，这不仅能填补官方之外的晚清教育史料，也能从文本细节的探索里，检视新的儿童教育观念倡议者在建构之初可能采取了什么样的论述策略，借此还原并了解晚清有关儿童教育的理念和意涵。

四、文本选择与分析步骤

晚清国人自办的教育类刊物以《蒙学报》《启蒙画报》《童子世界》最具代表与影响。创刊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的《蒙学报》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最早的儿童期刊，它属于上海蒙学公會的机关刊物，发起人汪康年、曾广铨、叶瀚、汪仲霖等主创人员皆是举人或进士出身，他们不只具备维新爱国思想，更有国外留学经历，既通晓西方文化（如曾广铨），又熟谙西方报刊编辑（如汪仲霖），受汪康年创办《时务报》《时务日报》的经验影响，《蒙学报》与《时务报》也有一定的亲缘关系。《蒙学报》与《时务报》的日文翻译不但都出自古城贞吉，《时务报》的主编梁启超也为《蒙学报》作序，《蒙学报》则根据梁启超为儿童规划的学科体系进行栏位设定，这使《蒙学报》呈现出了准教科书的形制，其内容涉及文学类、算学类、智学类、史事类、舆地类、格致类等，很多类目中都有从日本直接翻译过来的儿童读本，像是东文修身书、东文学堂奇话、东文读本等。在文字运用上，《蒙学报》经历了从艰深难懂的“文话”到“文话白话”并用，再到以白释文为主，再到纯用白话的几次尝试，显现出晚清文字改良的历程，不过《蒙学报》的定位不是图文并置的画报，其中的插图多是辅助知识的学习内容，如搭配地图或花草讲解相关知识，其中有关儿童形象的描绘则多扮演插图的功能。[24]

另一本《童子世界》也是在上海创刊，是晚清第一份儿童日报，也是爱国学社成员们创办的一份刊物，由蔡元培、章太炎等主持，钱瑞香、何梅士等主编。从出刊到停刊仅维持两个月的日报先后经历了日刊（1903年4月6日至1903年4月27日）到双日刊（1903年4月28日至1903年5月26日）再到旬刊（1903年5月27日至1903年6月6日）的转变。虽然编创团队期望以浅白易懂的方式——当时的官话，也就是京话白话文，尽力使报刊从内容到形式都能为儿童所接受。但强烈的抵制外国侵略、推翻封建帝制的意识形态输出，使编创团队忽略了儿童的生活与心理，加上报刊中的理性、革命色彩又较浓，很多文艺作品的呈现方式既不活泼也难阅读，以致无法激发儿童阅读兴趣，1903年6月6日，伴随“苏报案”爆发，《童子世界》也遭受了停刊的命运。[25]

在两份刊物中间涌现的《启蒙画报》，可说是北方第一份关注儿童的京话白话文杂志（目前可考的资料有44期）。之所以将《启蒙画报》视为杂志乃是由于画报在创刊之初虽有模仿日本教科书《小国民》的编制方式，但其在发行中却不断融入了指导儿童生活、辅助母亲进行家庭教育、解读新式学制章程、反映学堂建置与落实等时势问题。

从其文本特性而言，《启蒙画报》采取“一事一文”的表述形式。图像上，创办人彭翼仲于1903年协同画报的美编、画师刘炳堂，在文本中实践“改良年画”，也就是将图像与其可以辅助教育的现实意义结合起来，让图像更能反映时局与时事，并带有揭露社会、传递新观念的导向；[26]在文体选择上，《启蒙画报》创办之初采用的就是京话白话文，杜赛男与孙秀蕙在探究其文本特性时将三份儿童刊物做比较，其中《蒙学报》介绍植物“松”，“植物类字释名 释松 曰字义”；《启蒙画报》介绍“野百合”，“野百合 生于山原野地”；《童子世界》介绍“学说”，“山河公共器，羡废子传贤，陶唐妙理”。从语言风格中不难发现在北京创刊的《启蒙画报》，所具有的官话也就是京话白话文之优势。[27]

另一个让《启蒙画报》从三本刊物中突出的原因是，其文本围绕教育话题引入了诸多与时势结合的西学东渐的新词语，例如“家教文明”“赁孩公司”“花园学堂” “地底铁路”等，这些带有日译西文或是和汉语痕迹的字词，可说是编创者对新旧教育观念博弈后的教育观念的再建构，折射出晚清民间对新式学制的诠释。基于此，本文选取《启蒙画报》作为图像符号学之文本分析对象，试图从图像与文字的符号互动细节里揭示儿童形象建构背后传递的教育观念及社会意涵。

本文先从图像入手选取包含儿童图像之文本，在此基础上，从文字入手，筛选出含有日译西文或是和汉语的外来字词，如“公理”“文明”“野蛮”等，与此同时，考量到有些带有儿童图像的文本可能将新观念置入到旧有的蒙学概念里，本文也将“理”“庠”“序”等指涉旧有观念的字词纳入文本分析。

新名词、新概念的涌入为报刊提供了一个新的知识场，让编创者获得了一定權力，可从知识的拣选与编排中与读者共构一个在当时还未有答案的新式教育面貌，知识的形塑本就是一个教育观念建构的过程。[28]《启蒙画报》的发行之初，官方还没推行新式学制，1901年开始的新政给出取缔科举的倾向，不过1902年试图推行的“壬寅学制”却遭到朝廷保守势力阻挠，直至1903年“癸卯学制”颁布才算真正确立了学校系统、课程设置、学校管理的具体措施。[29]

在观念尚未定于一尊中发行的《启蒙画报》，可说是获得了以图像和文字建构新式教育观念的空间，那么，文本如何分类或拣选知识？有关知识的学习是以何种形式展开的？知识又是如何被认识与使用的？这三方面的问题实则关联着知识运作的不同层次，也经由文本与幼儿教育观念串联起来。

为呈现文本里教育观念的不同面向，研究者在对文本进行图像符号学分析后，根据分析结果将文本分为三类呈现：学什么，关注的是儿童被鼓励学习的知识类型；二是怎么学，这是关于儿童的学习形式，这部分涉及了儿童学习的空间及时间安排；三是如何用，关注的是儿童将掌握的知识应用至何处，也就是文本给出的教育倾向。研究者将这一文本分析过程绘制了下来，如图2。

五、文本分析与讨论

（一）学什么：“明理与礼”的儿童

中国古代的宇宙观将人类的秩序纳入“天命”“天道”或是“天理”之中。在“天”的统摄之下，自我、社会与宇宙共同构建了一个统一的、有意义的德性世界。这种宇宙认知图式的世界观充当了中国古代社会的价值基础，也构建起一个与天相通的内在超越的心灵秩序，[30]但“理”作为协助人们认知与掌握事物的规范和准则，在晚清时期遭到欧美自然科学观的挑战，下面三则即文本运用“理”的概念在不同场域中形塑的儿童符号之代表（见图3）。

图3左一“韩伯爱母”出自《启蒙画报》创刊号“伦理实说”一栏。运用巴特的图像符号学，先关注文本里儿童所处的空间，可发现版框外的文字为框内图文预设了“爱母”的意涵。版框内的居家陈设和人物的汉服装扮，将时空锁定在古代一般家庭，火盆、熨斗、床边的剪刀布料自左及右、由下而上地使手拿熨斗的儿童成为图像的视觉核心，也就是制码的图像讯息。

进一步地，从语言之于图像的功能中检视图像与文字的联结形式，首先，图像之上的文字“晋朝 韩伯……母为他做棉裤……伯烧好了熨斗交与其母”发挥了预设功能，锚定了图像人物的母子关系；其次，文字也补充了图像情节，将故事主题带入韩伯“告母”的话语——“熨斗才从火里出来 柄是烫的”，这一象征格致学知识的短句在“铁器是传热的物”的说明下，成为解读“爱母—明理”的关键。

接续地，从文字的叙事结构上看，文本先将“明理”置入“体谅父母”的社会认知中，继而在“如何体谅父母”的家庭生活实践里，将“理”与器物（熨斗）背后的自然科学知识做意义联结，以给出儿童懂格致（科学）才能“爱母”的延伸义，由此，学习自然科学知识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服膺“母慈子孝”的既有伦理规范下被合理化、正当化了，其符号运作规律见图4。

另一则“念贤明理”（图3居中）同样取材自蒙学读物的历史名人形象，图像呈现了一幅成人与多名儿童互动的室内场景：成年男子手执的幡、身穿的长服作为制码的图像讯息，预设其职业可能与占卜道士相关。有趣的是，面向成年男子的三名儿童听其讲话，背对成年男子的儿童则独自坐在长桌前专心读书。两类儿童形成的一组对比关系引人好奇：为何独坐的儿童不参与众人互动？我们需要文字的辅助才能得知整则文本的意涵。

文字“相面先生”发挥了意义预设功能，点明了成年男子的身份并将图像所处的空间锁定在学堂这一教育活动场所，独自看书的念贤不参与众人的讨论，乃因“男儿生死富贵 都在天也”。这里的符号运作，是将“相信命相（运）”与“认为生死富贵在天”作二元符号的对立，前者可理解为以不确定事物指导人内心与行动的迷信行为，后者则是将生死的不确定放在宇宙运行规律中考察的理性表现。借助“念贤”的儿童形象，文本揭示主旨：不要相信命相，因为事物自有不受人主观意识操控的规律，如此便不必想，更不用怕了。

整则文本结构开篇即开宗明义地对“天”作出释义：“古人说天字 都做理字讲 天是人人公共的 理亦是人人公共的 所以叫做公理”，在“公共”这一相同词语意指下，“天”与“公理”组成同质且可置换的意义联结，于此，念贤的典故作为立论的引证和说明，所明之“理”即“公理”。

可若追溯历史，“公理”一词在《北史》时期还没出现，文本里的“公理”更倾向晚清西学东渐时期引入的外来语，指涉着新的宇宙观。[31]清朝以前，“天理”是以高于人的超越方式存在的宇宙观，这个宇宙观以德性为基底，架起一个与天相通、内在超越的心灵秩序，“天理”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价值基础，更是文人群体自我规约与意义实现的根本依据，但在晚清国势羸弱、经济衰微的现实里，欧美思想的涌入，特别是达尔文演化论在当时的传播，使儒家道德的德性伦理（“仁”）与规范伦理（“礼”）受到挑战，知识群体急切地需要一套可以解决现实难题的新观念，由此，在传统的“天命”“天理”的宇宙观之外，也出现了由因果关系支配的，以科学的、进化的理性尺度为标准的“公理”。

“念贤明理”借用《论语·颜渊》里流传下来的“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之儒家思想，以求同存异的方式隐去“天理”（以类似宗教般高于人的超越方式存在）与“公理”（强调个人自我的立场和客观事物的运作规律）的矛盾和差异，并将过去“天理”指涉的人与天的关系，置换为“公理”指涉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易言之，“命”与“天”的不需探究，不是源于过去“天理”蕴藏的宿命论，而是“公理”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经此符号运作，“面相道士”与“念贤”的行为影射了晚清的一组二元对立概念——“迷信”与“科学”。

“迷信”与“科学”都是在晚清时期接收西方科技及制度的过程中才被报刊反复提及打造出的新概念，特别是义和团运动（1899年11月2日至1901年9月7日）以神灵崇拜为要义，鼓吹刀枪不入、诸神附体、画符吞咒等迷信思想，引发了晚清办报文人的深刻反思。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发表“盖世界之舞台，夙已旋转。迷信之时代疾去，科学的智识之时代方来”言论，传递以科学取代迷信的主张。[32]文本“念贤明理”或许就是将反对迷信、实践理性科学具象化为儿童可以理解的小故事，透过否定宿命论，对传统文化做了去芜存菁的处理，以传递用科学公理抑制迷信思想的社会意涵，其符号运作可参见图5。

图3右“爱惜同类”的图像将两位儿童置入到被大人关注的中心，两个小孩将手中之物递给左侧衣衫褴褛之人，其服装样貌与右侧男子形成鲜明对比，但描绘用意何在，需倚赖文字的说明来填补。

借助文字对图像发挥的预设功能可知，图像中穿戴整齐的成年男子“黄彦卿”以观察者身份经历了一个事件：原本两名孩童围绕一个枣子相互礼让，看到乞丐后，二人商议将枣子分给乞丐。

在“爱惜同类”的文字叙事中，“递枣”是孩童行动展现的核心，在将枣从同伴手中转入乞丐之手的对象转变中，“同类”的意涵随之升华，从儿童间的礼让提升至儿童对弱势阶层的同情与关爱。

结构上，文本开篇即给出“爱惜同类”的论点，并运用“人知”“天生”等存而不论的立场将“爱惜同类”与“公理”的结合放在社会普遍常识和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中。随后，文本将“公理”释义为：“公心”是“礼让”的源头，“诚爱”是“公心”的要义，也就是将传统观念的“宗族—礼让”之“礼”与传入晚清的“国家—公民”之“理”做一置换，并从明朝的“黄彦卿”视角，自然化“公心”在中国历史中的脉络，其符号运作规律可参见图6。

图6的符号系统运作显示了文本如何透过一则儿童让枣的古代故事，将“儿童”对“乞丐”施以的恩惠行动，与“同类”概念做意义联结，以传递在社会中运用同理心帮助弱者的明示义，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儿童”符号兼具“童子”与“童心”双层意涵，文本随后对乞丐的强调，潜藏着晚清的社会等级制度，结合史料可知，“乞丐”在清代虽说是官方认可的职业，但他们的阶层却属于贱民行列，处于社会等级的最底端。晚清时期，随着天灾人祸增多，乞丐、流民在数目上的急遽攀升给社会稳定带来隐忧，设立粥厂、收养贫民教以工艺等官方行为虽有所资助，但只是杯水车薪，无法解决底层人生活无以为继的困境。[33]文本特别挑出图像中“乞丐”与“儿童”的互动，意在从“童心”角度，弱化等级社会中尊卑贵贱的阶级冲突，号召人们消解社会中既存的阶级边界，提供出一个以内部团结、合力解决社会矛盾与民族危机的策略，这可说是文本的社会延伸义。

整体来看，上述三则关于“学什么”的文本，皆从历史典故中取材，以旧图新说的方式传递有别于传统的“理”学知识，围绕“理”所属的知识内涵，三个文本里的儿童形象从不同的场域里呈现出“明理与礼”的特性：家庭里的“韩伯”明白格致知识也懂爱母，念贤则明白命理也懂用知识引导生活，让枣的孩童不仅明“礼”也明“公心”。

在建构“明理/礼”的儿童形象中，“韩伯爱母”传递教育观念的方式倾向于归纳，以爱母的行动——递熨斗，将学习格致纳入传统“孝”的道德伦理中，并对西学新知做自然化、合理化的论述，这可说是晚清“中体西用”的思想在文本中的应用与说服策略之一。

“念贤明理”则运用演绎方式，也就是在文本开篇即进行意义联结，并预设立场。念贤的故事只为证成传统的“天理”与外来的“公理”相通，而在故事的推演里，“天理”与“公理”具体化为“相面先生”和“念贤”两个符号，并延伸出“迷信”与“科学”的二元对立立场，进而凸显对科学知识的学习倾向，将“天理”与“公理”等同的做法与晚清的“西学中源”相应，这也是文本的说服策略之一。

“爱惜同类”的符号运作则是通过意义的置换，将古代从“同宗同源”的宗族核心中发展出的“礼让”概念，移植到西方国家的“公心”表述，这其中所建构的两位儿童明礼/理的形象，为扩大“公理”的意涵，与“公心”建立武断联结，起到了移花接木的作用，不过开篇前的“自然公理”与文末的“公理”并不在同一层次，前者更接近传统的“天理”，后者则趋近于西方的国家制度，文本在此也運用了“西学中源”策略，模糊了中西观念的内在冲突，释出的是可以接收西学的空间。

从其新词旧语的运用来看，传统道德伦理中的“孝”“礼让”在引入西学新知的过程中有着去芜存菁的处理，相比蒙学里二十四孝故事对孝德不切实际的歌颂，“韩伯爱母”潜藏的“孝”之改良，是具有理性实践的学以致用，在此传统的礼与外来的理反而能相得益彰。以此，研究者将文本给儿童择定的知识内容归纳为：以传统蒙学里的礼仪道德、人生哲学、处世之道为航向，以西学公理为舵，拣选出实用的知识。

（二）怎么学：“松绑”的儿童

在儿童怎么学的方面，《启蒙画报》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引导儿童从传统蒙学的私塾转入官方主导的新式学堂，本文围绕画报所处的社会情境，从教育建置、教学模式及同侪互动的三个视角予以呈现（见图7）。

图7左“祖莹勤学”是以古代“庠序”论述新式学堂的一则文本，它位于《启蒙画报》合订本第一册的“伦理实说”一栏。图像以透视法呈现了一位挑灯夜读的儿童，值得留意的是他所处的学习环境并不舒适，剥落的墙壁、厚重的书籍和微弱的灯光都指涉着“陋室”。结合上方的文字“北魏时 有个八岁童儿 叫祖莹”可锁定图中儿童的身份，“拿衣服遮窗 低声诵读”则预设了祖莹用功苦学的自学情境。

结合整个文本结构来看，图中祖莹形象并不是号召儿童以祖莹为学习榜样，而是透过古代儿童自学的缺点，倡导教育方法的革新。具体来说，文本的第一句就开宗明义地给出了一个古今对照的叙事空间，以说明新式学堂的作用和价值。“庠序”作为古代官方教化民众的基础建置，类比政府即将推行的新式学堂，透过“庠序法”废除后，个人求学艰难，国家人才也变少的双重不利处境，文本体现了由政府主导发展基础教育的重要性。

顺着这样的叙事脉络，“祖莹”作为“庠序”废除后的苦读儿童，与今日学堂的儿童形成了对比关系。“祖莹”的刻苦用功在符号意指的转化下，成为教育没有统一规划的不利结果；与之相对的新式学堂中的儿童，不仅不需吃苦，有统一的书目与时间规划，学习进程也有合理编排。

循此，人才的培养也可依据学习成果而有“上等”“下等”的分流和规划：下等的“自养其身”，学习工艺等实用技能；上等的学专门知识为国出力。经由人才的分流分级，儿童入学堂与个人、国家的未来相接洽，学习的目标也转入为社会、国家效力。

为进一步鼓励当下儿童进入新式学堂就读，文本在结尾以欲抑先扬的手法，先肯定祖莹的资质与品性，再指出苦读自学缺乏效率的弊病，从而呼吁人们能够响应国家的号召，从大局观与儿童自身的学习效率出发，将孩子送入新式学堂就读。

具体到如何学习的模式，文本有一反一立的两种表述，“反对”的是“体罚”，“支持”的是“游戏”。图中“半日学堂”的图像呈现出私塾与新式蒙养学堂的教学模式差异。

从两幅图像的对比来看，第二版的图像以教书先生体罚儿童呈现着传统私塾的教育场景；第四版的图像则以一群儿童从学堂内井然有序地放学呈现了轻松活泼的教育氛围，图中门楣的文字“半日学堂”预设了儿童所处的空间，也呼应着版框外的主题。

版框内的文字预设图像的教学模式，并以“整日”“半日”两个符号为关键叙述了两种对立的幼儿教育观念：以私塾为代表的体罚教育和以天津半日学堂为代表的轻松活泼教育。具体来说，“体罚”牵引出私塾发展至晚清的三个弊端：其一，不对等的师生关系使私塾教育氛围肃穆以致无法培育人才；其二，拔苗助长式的教学法压制儿童天性，忽略了儿童生理、身体发展的特性；其三，长期责罚损害儿童的自尊心，以致儿童志气消磨。

针对体罚给儿童身心带来的侵害，文本提出批评，对于两年来画报宣导教育改良但收效甚微的现况，在“风气不开 旧习难革”的社会情境下，仿照东西洋教育观念开设的天津“半日学堂”，成为提供改良教学的有益参照，被引入到文字中。

值得注意的一个新词是文本用来形容私塾教书先生的“野蛮”。“野蛮”字彙在古时是分开运用的，并没有褒贬之分，它指代的是地理位置的概念，但在欧美传教士与日本教育家、政治家福泽谕吉的使用后，两个字渐渐合并起来，用于指涉与“文明”相对的人类历史的不进步及落后的现况，或是用于强调“专恃力而循理”的暴力趋向，晚清时期，特别是义和团运动后，“野蛮”成为中国社会精英反思的对象，康有为、谭嗣同、严复等在报刊文章中皆将这种反思作为建立新的国民精神以挽救民族危机的基础，梁启超则用“野蛮”批判义和团暴力救国的行径。[34]

“半日学堂”将原本有学识的可划归到“文明”进步一列的蒙馆先生，用“野蛮”二字形容，意在批判教育中的“体罚”对儿童身心带来的暴力伤害，也在“体罚”与“野蛮”的意义联结中，将教育方法的改良划入国民改造的论域，以让教育者教育观念的重塑能受到社会舆论的关注。

与之并进地，文本也提出“游戏”主张。不过，“游戏”在晚清之前已有一段污名化的历史：唐朝文学家韩愈在《进学解》中写道“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原本是劝诫后辈要精进努力，态度不可轻浮随便，如此才能成就学业，但在科举制长期的影响下，儿童喜爱的游戏不仅不被视为正途，在此观念影响下，“儿童”被期待能够静默好学且早慧，以此服膺成人社会的价值体系。及至清朝，社会仍认为学习与游戏不能并存、游戏有害于学习，即便是晚清提倡教育改革，儿童游戏在私塾里仍属禁止的项目。[35]

图7右“薛世雄”是《启蒙画报》发行早期就提及的儿童游戏。图像里处在视觉中心的儿童站在台阶上，身着汉服、右手执旗高举，指挥台下的儿童。结合文字“儿童游戏 最能看后来志向”，其将“游戏”赋予功用价值，并导入与社会实践相关的从业志趣中，以此传递游戏有助于引导儿童发展的明示义。

结合历史资料可知，薛世雄本是隋炀帝时期的名将，因驻守西域伊吾（西域的入口）、修建伊吾城，并屡次抵挡敌兵来犯、维护边疆之安宁而深受隋炀帝喜欢。[36]文本“我们在今日 也不能算太平无事”将薛世雄所处的乱世情境與晚清的动荡时局做呼应，以此从幼时“薛世雄”带领同侪练兵，传递着儿童可以自我学习并从游戏中习得保家卫国本领的延伸义，也基于此，“儿童游戏”具有了合理发展的社会意涵。

综上所述，从“祖莹勤学”里主张儿童不苦读，“半日学堂”里呼吁儿童不受罚，“薛世雄”里建构儿童游戏的样貌，可发现文本传递着在学习方式上对儿童的时间与空间予以松绑的想法。不同于传统蒙学强调对儿童的秩序规范与驯化，文本在建构“松绑”儿童的形象时，使儿童的身体从书房里、从罚跪的姿势中解放出来，获得了在游戏中学习的空间。简而言之，其学习模式不再是以知识灌输为主导，而是从儿童经验的主体视角，将知识的学习与寓教于乐、循序渐进结合，以此拥有更切合实际、与生活相应的学习方案。

（三）如何用：“活泼”的儿童

知识的导向通常是成人在教导儿童之初就设立的方向，它因着时代变迁、社会需求，总是发生着变化，“教”与“育”原本是分开的字词，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中分别将其指向教学方法与目标：“教”为“上所施下所效也”，是以身示范与引导的学习模式；“育”为“养子使作善也”，是将启蒙导向道德教化。[37]这份对“教”与“育”的理解传递着启蒙儿童不仅需关注知识、学问，也应重视潜移默化的生活教养的观念。晚清时期，由西文日译又传至晚清的“教育”（education）一词进入到办报人的视野，也由此在新式教育观念的驱动下，于文本里注入了“学以为何”的思考。

图8左重塑了元朝理学家、教育家“许衡”的儿童形象，将其预设为幼时有“大志”，后来成为“一代名臣”之人。不过如何成为名臣，我们从图像中无法获得更多信息，需透过文字对“许衡”童年事迹予以解密。

资料来源：第一册“伦理实说”二十二，1902：24；第十册“格致学”二十一，1903：123；第四册“伦理 蒙正小史”，第102号，1902：55；第十二册“海国轶事”十六，1903：542。

文本将“许衡”成名的关键放在幼时与老师的一段对话上：在许衡追问“读书究竟是为了何事”时，幼师给出的学为科举并没有得到幼年“许衡”的支持，他以“学为圣贤”将教育动机和宗旨从外因转入内因，并与个体的生命旨趣相关联。此文本建立了一个具思辨能力的幼儿形象，并传递出儿童自主学习的教育明示义。

之后的文字，从“许衡”的学习经验中归纳了内因之外的外在环境之支持：一是幼师对幼年许衡的教学方式，是循循善诱而非死记硬背的方式，并释放出学生可探索、可思辨的教学空间；二是跟随不同老师求教许衡才学问大成。文本将此与晚清新式学堂的教育模式做武断联结，将跟随不同老师学习等同于“分班、分科”，通过将新式学堂的教育模式具体化，传递着为成就自身学问，进入新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的延伸义，许衡的儿童形象在此成了接受新式教育的代表。

图8中间的“张伞跳楼”描绘了儿童张伞跳楼的惊奇一幕。版框内的“儿童”处在一个以砖瓦楼、木窗及周围的树木组成的带有中式风格的居住环境，视觉中心的孩子正一个人撑伞向下跳，画面定格在他双手执伞尚未落地的紧张瞬间，而其身后，由砖木搭建而成的建筑物之上，有一开窗向下探看的成人，两人的关系及跳楼的因由，需透过文本的说明才能进一步判定。

文字对图像发挥了预设功能，不仅说明了图像中人物的师生关系，也补充了学生是为验证格致知识不惜犯险以身试验的跳楼动机。文本的文字以“总—分”的叙事结构展开，并在描述学生谋划张伞跳楼的准备里，建构出学生爱思辨、具实践力的形象，同时传递了只要精通格致知识，就能突破常规做人所不能之事的明示义。

不过，这一让老师都担忧的风险性尝试，并非一蹴而就，而是靠长期“目验”与“身试”的经验累积，换言之，在实际生活中张伞跳楼充满了危险性，也很难取得成功，因其不仅与风的阻力有关，也涉及伞面、自重、降速等其他因素，但文本“张伞跳楼”却以简化科学事实的做法，以故事化的叙事手法，达成戏剧性意涵，用以歌颂格致学的神奇效果，并鼓励学生学习科学，而“目验”与“身试”正隐涉着对知识抱持的怀疑精神，暗含将理论运用于实践以求真辨伪的延伸义，这与科举制时期注重对知识的记诵以培养忠顺良民已大为不同。

图8右侧图像“日童知耻”描绘的是一个日本儿童与成人的互动，日童身穿和服、脚踩木屐，对身旁着一身军服的成年男子给出的物品摆出拒绝的手势。运用巴特的图像符号学分析法，结合文字对图像扮演的预设与讯息功能可知，日童拒绝成年男子的原因乃是军人的身份是与日本敌对的俄国人，这一行为导引出“各国闻之 传为美谈”的评价。

但为何日俄会成为敌国？文本开篇即结合战争背景，简要概述出甲午战后日本、俄国与中国围绕辽东半岛和旅顺所产生的矛盾——“中国受了骗 日本反引为大耻 全国上下 人人仇俄”，提示出了黄种人与白种人的两个敌对阵营，并在“大耻”的语境下，将日本国家的政治利益与日本人的利益武断联结，进一步地，日童面对俄人给出的“果”，选择抵制自身的口腹之欲，这既凸显了日童爱国意志之坚定，也呼应版框外的主题“知耻”的意涵，一个克服私欲以实际行动爱国的儿童形象跃然纸上。

此处文本叙事的微妙之处在于，儿童如何了解到日俄局势进而有拒绝仇人之果的行动？“从学校归”是辨识儿童“学生”身份的关键讯息，也潜藏着儿童相关知识来源可能与学堂的教育有关，这使爱国儿童形象之后，隐含着一个学生关注时局和学堂将时局作为知识进行爱国教育的可能，此为延伸义之一。

与此同时，文字的末尾以编撰者的评语“吾国少年 当学日童不受果”，鼓励晚清儿童以日童为榜样效仿他的爱国行为，“莫学误国老辈 轻旅顺而重辽东 旅顺去则辽东亦去 岂待今日不退兵 始可惧乎”则以一褒（日童）一贬（朝中误国老臣）方式，表明面对敌国不应采取妥协退让的立场，鼓励儿童关注时事，培育其爱国思想，此为延伸义之二。

结合当时的社会情境可知，晚清政府在甲午战败后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以此日本取得了朝鲜与辽东半岛等地的合法权，但此一条款破坏了俄国企图透过东北独揽亚洲及太平洋霸权的计划，因此，俄国于1895年争取到德法的支持，促成三国干涉日本还辽事件，就此，日俄之间就东北的利益埋下了矛盾与冲突的种子。

俄国在甲午战后便以“还辽有功”为借口，不断在东北攫取政治、军事、经济利益。1897年12月，俄国乘德国强占中国胶州湾之际，出兵强占了旅顺口和大连，继而又于隔年与清政府签订《旅大租地条约》，使旅顺口成为俄国海军太平洋舰队的基地，1903年5月，俄军进一步对朝鲜龙岩浦侵入，此行动使日俄关系迅速恶化，并加剧了日俄战争的爆发。[38]

文本“日童知耻”在《启蒙画报》刊出时，已是日俄矛盾激化的时期，当时俄国打着“白色人种对黄色人种”的战争旗号，日本则宣称东亚和平，为了合理化战争的正当性，双方皆利用报纸等宣传手段为战争制造舆论。画报以宣扬日童爱国的正面意义站在亲日反俄的立场，传达向日本学习，共同抵御俄国侵略的政治倾向。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耻”在中国春秋时期，是儒家所提倡的思想，如《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孟子·尽心上》：“耻之于人大矣！为机变之巧者，无所用耻焉。不耻不若人，何若人有？”将“耻”放置在道德伦理层次，并与个体的修身相连接，换言之，“耻”是以他者眼光评判己身的他律与自律，日本文化里，“耻”可说是武士道精神及义理的核心，它依靠外部的强制力而执行，注重个人声誉，甚至大于生命本身价值的文化意涵，美国文化人类学者露丝·潘乃迪（Ruth Benedict）将其归纳为注重他律的耻感文化，与西方的罪感文化相对照。[39]而在本则文本里，“耻”这一字在日俄政治矛盾的激化下产生，且在故事里与“不食俄人之果”进行了武断联结，以此扩大了“耻”的他律范畴，使国家利益也被纳入个人需维护的名誉里。

统合三则“如何用”的文本里所建构的儿童形象，其都显现着儿童的“活泼”特质，可以说，文本提供的儿童形象不是对知识死记硬背，而是有着思辨、内化、检验/实践的学习历程，并将学习导向了自身价值实现的道路的儿童。不论是修成圣贤，还是在生活实践中发展理论，抑或是以公民身份参与社会行动，儿童在新式教育中获得了选择的空间：善思辨的许衡驳斥了幼师的看法，幼师不怒反喜，对其循循善诱；学堂里具行动力的学生张伞跳楼没有被老师责骂，反而因具有以身试验的精神而受到称赞；日童关注时局变化，适时地拒绝了俄国军人之果，获得社会舆论支持。因而，如何用的知识导向在此是双向的，一方面是教育者释放出了选择的权力与空间，另一方面是儿童能够在思辨、实践中发展其主体性。

六、小结

120多年前，新式学制的出台似乎标志着科举制度的大势已去，但其实，旧有的教育观念仍在民间拥有稳固的根基，这从容闳作为第一位在美国著名大学获得学士学位的中国人，在回国之后，却因没有科举的资历而好几年不得志可见一斑。[40]由于晚清新政时期进行全面教育改革的条件还不成熟，新式教育观念、教育制度要在社会中落实就需在纵向的时空——传统与现在，以及横向的时空——本土与外来中找寻话语的空间，并不断降低阅报门槛，使一般民众都有机会接收到新式教育观念。在这一现实情境下，温和的改良报人，相较固守传统的顽固派或是激进的革命派，因更能调和与包容，而易达成“上通下达”的社会使命。

《启蒙画报》的出现与清政府后来推动的教育改革是相辅相成的。为了有效推广儿童教育新观念，《启蒙画报》专注于启蒙，避谈政治，寄希望于透过丰富初级教育的内容，来改良社会。从这个角度来看，《启蒙画报》利用了当时新兴的大众传媒为渠道，在杂志内容上，将教育理念白话化和图像化，正如当今发达的传播科技，使网络上复杂的资讯或理念都能视觉化，从而实现有效的传达。而从其成果来看，画报在创办之初就已依照内容特性进行分科，如文本版框外的栏位名“伦理实说”“蒙正小史”“格致学”“游戏格致”等，将传统蒙学与源自欧美或日本转译的自然科学整合了起来，其也在“时闻”“海国轶事”的栏位中扩大知识的格局，表达关注时事的一面。

与此同时，《启蒙画报》在当时是以新的媒介（报刊）、新的文字载体（京话白话文）和新的图像（指涉社会现实）、新的概念（新词旧语）传递新观念的。从其观念建构的面向——学什么、怎么学、如何用，检视文本建构的 “明理/礼”“松绑”“活泼”的儿童形象过程里，不难发现其文本传递的实用、实际、实现的教育意涵。

从知识的设定，也就是学什么的知识来看，文本对“理”的诠释不在哲学的抽象层面，而是转入与人互动的关系，换言之，“理”在其中以实用的知识作用在儿童日常生活中，指导着儿童如何在既有的道德伦理规范下，透过格致知识的学习，达到读书不迷信，并能产生自身与他人一起获益的社会功效。以此，“实用”的观念与其说是在调和东西方观念，不如说是一种去芜存菁的融会，在“实用”的标准下，儿童的“明理/礼”，是一种从自身生活经验出发，万物为我所用的学习者姿态，像是“格致”所指涉的西学新知，就给出了传统知识系统里如何能“穷知事理”的道路，这其实是画报一贯持有的融會立场。

比照清政府1903年颁布、1904年1月1日开始实施的《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中，蒙养学堂的课目表：[41]

修身第一、读经第二、作文第三、习字第四、史学第五、舆地第六、算学第七、体操第八。

上述的资料显示出，清政府在建立新式学制时，还没有改变旧有的蒙学知识系统，“修身”“读经”“习字”“作文”“史学”仍占据启蒙儿童的核心，而引入的新知“舆地”“算数”“体操”仅被视作次级学问。相比之下，《启蒙画报》以实用性为考量拣选与编排知识，可说更贴近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同时，《启蒙画报》对西学新知的处理，只是将其作为知识的一类，并没有像后来新文化运动与五四时期那般激进，将“科学”做意识形态化的处理，使其成为朝向全盘西化的一种科学主义（scientism）。[42]

其次，从儿童学习知识的方式，亦即怎么学来看，“松绑”的方式释放出儿童学习的多元途径：新式学堂、蒙养学堂、半日学堂等不讲求苦读而重视学习成效，反对体罚、倡议游戏等主张，传递的是尊重幼儿生理发展的实际，也尊重不同社会阶层儿童之实际，这可说是教育生活化的表达。以“祖莹勤学”和“半日学堂”来说，文本依据儿童学习能力等级或所处的社会阶层之实际，来思考儿童学习知识的方式：贫家子弟建议就读“半日学堂”，不但学费低廉更可兼顾养家的生活实际，而其所学知识也更实用，有助于学生提升生存能力；“祖莹勤学”则面向两个实际，一是儿童学习知识的能力之实际，一是儿童所处的家庭条件之实际。针对不同状况，文本分化出专门的高等教育方向与工艺的职业教育方向，这其实延续着教育的实用性，并将教育带入世俗化、生活化的实际，从而使不同阶层的儿童都能接受教育，甚至为知识的普及奠定了观念发展的土壤。

最后，从如何用的知识导向来说，文本在建构“活泼”的儿童形象时，已预设了一个新式教育情境的样貌，如前所述，知识的导向是具有教育者与学习者的双重导向的，不过它们共同指涉着一条从儿童主体性发展出的学以为己的道路，在这条道路的导引下，儿童不是孤立的存在，他们所处的境遇是与周遭的人、事、物不断相逢、经由经验的堆砌而萃取出的生命实践。在这过程里，个人与集体没有二元对立的利益冲突，是可以在主体间融会的。像文本“日童知耻”传递的便是个人选择与国家利益相一致的教育目的，尽管现在来看，这或许是文本趋于理想化的表达，不过放置在传统儒家的观念里，“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修身思想本就在个体的发展里包含着对养育自身的宗族、社会、国家与自然的反哺意涵。[43]

在文本的说服策略上，本文从“学什么”中归纳出“中体西用”和“西学中源”的应用与转化。概述而言，《启蒙画报》里的“中体西用”并没有“体”“用”的界线，也没有以“内”“外”划分知识的功能，只要是具有实用性，都可纳入儿童学习的范畴，换言之，“中体西用”的说服策略，并不将中、西知识的属性作为核心，二是在“学—用”中释放出教育转型可实践的空间，以让“西学新知”能正当、合理地作为教育幼儿的知识。

另一“西学中源”的说服策略源于明清之际出现、晚清流行起来的“西学中源说”，其核心观点是：西方的科学技术源于中国，因而学习西学并不是肯定西方文化与思想，而是恢复本民族自己的旧物。晚清时期，这一思想反映了文人面对西学求教却不满欧美侵侮的矛盾心理。[44]不过，这一学说发展到新政时期，办报文人已对“西学中源”有了相对客观的认识，他们认识到西学、儒学分属不同的文化情境，可面对保守的官绅与未开蒙的民众，“西学中源”仍可作为说服人们学习西学的有效策略：一方面他可调和儒学与西学的矛盾，减少引进西学的阻力，另一方面又不致损伤民族自信心。

《启蒙画报》在传递西学时借鉴了西学中源的思想，将西学置入中国古已有之的学问里，但经由文本符号运作所呈现出的“西学中源”，并不是遮蔽耻于向西方学习的文化心理，而是在默认晚清与欧美的文化落差中，召唤出改革教育的决心。

本文关注晚清报刊如何传递教育观念，其目的一方面是丰富教育史中有关癸卯学制的历史细节；另一方面，运用图像符号学的研究方法，将儿童形象与教育观念视为一个有待建构的符号运作过程，以检视与省思教育所及或未及之处，得益于此，我们可从研究中窥见晚清文人对儿童主体性的重视及对社会现实的深切关怀。

《启蒙画报》停刊后的十多年，美国教育学家杜威（John Dewey，1859—1852）访华，他的名言“教育即生活”（process of living）连同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影响了中国几代教育人的理论与实践。就如同他1897年在《我的信念》（My Pedagogic Creed）中写下的：[45]

真正的教育是透过孩子所处之社会情境的要求，激发孩子的权能，在这当中，孩子能找到他自己。

彭翼仲在创办《启蒙画报》时，实用主义教育哲学还未传来，他从局势危殆的社会现实出发，提出的对于儿童主体性的认识，却受限于“万国竞争”“强国强种”的表达，不可避免地让儿童成长的时间与空间被压缩了，但在从儿童所处的社会情境出发，激发儿童的自主学习上，《启蒙画报》不仅早就给出了在地的教育观念，呼应了实用的教育主张，也踩在比五四白话文更早的时间脉络上，以新文体的形式传递着新观念。

今年是甲辰年，距离百年前的“癸卯学制”颁布已过两个甲子，在教育体制不断更新迭代间，启蒙仍有未竟之事。我们也可以说，人是随环境不断变化着的，关注人的教育，就不能受限于制度的框架而保守不前，而是要不断检视、反思、调试与建构教育观念，这种启蒙与其说是未来完成式，不如说是持续进行式。进一步地，若将教育观念视为一种对人的理解之实践，那么，我们对其理解的深度与广度事实上影响了未来人们可能创造的社会样貌。历史从未从人的身上过去，它始终与现在的我们一起，共同缔造着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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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ldrens Images in the Illustrated Childrens Educator of the Late Qing Dynasty： A Perspective on Pictorial Semiotics

DU Sainan， SUN Xiuhui

（1College of Education，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11605 China； 2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11605 China）

Abstract： Before the government implemented the Gui？鄄Mao Educational System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literati involved in publishing newspapers shared new ideas about educational reform through the print media. The present study focuses on the first childrens magazine in northern China， Illustrated Childrens Educator（1902—1904）， as the object of analysis and applies the pictorial semiotics proposed by Roland Barthes to explore how this magazine constructed childrens images and conveyed educational ideas. This paper presents the results of the analysi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of childrens learning knowledge： what to learn， how to learn， and how to use， and from the construction of childrens image of “being sensible and courteous”， “loosening up”， and “being lively”， it reveals the texts emphasis on childrens subjectivity and improved care for social realities， and that the educational propositions of pragmatism， practicability， and fulfillment are rooted in the childrens daily life experiences， which reflects the use of practical ideas earlier than that of the American educator， John Dewey.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educational ideas； pictorial semiotics； children image； Illustrated Childrens Educator

（责任编辑：刘向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