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与展望：2023 年我国成人教育理论研究概况
——基于对2023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成人教育学刊》的统计分析

◎乐传永 叶长胜

一、栏目设置与转载论文的统计分析

（一）栏目设置情况

2023 年的栏目设置数量共有18 个，比2022 年减少了4 个。“终身教育”“理论研究”“比较与借鉴”“继续教育”“社区教育”“远程教育”“开放大学”等专题保留多年，成为常设栏目。与2022 年相比，2023 年新增了“专题：全民终身学习体系的构建”“专题：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专题：终身教育立法”“专题：‘三教’协同创新”等栏目，这与中央政策精神的贯彻、国家重要文件的颁布等密切关联。其中，“比较与借鉴”“终身教育”“专题：老年教育”的设置次数和转载论文数量排在前三。同2022 年相比，“社区教育”“继续教育”等栏目的频次有所减少（具体如表1 所示）。

表1 2023 年人大报刊复印资料《成人教育学刊》栏目设置一览表

（二）源杂志转载量情况

就2023 年的源杂志载文量而言，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成人教育学刊》每期期刊转载量为8-10 篇，与此前的月均转载量差异不大；35 本期刊共转载107 篇文章，比2022 年减少1 篇，源杂志数量减少1个。《职教论坛》（南昌）、《终身教育研究》（南京）、《现代远程教育研究》（成都）在本年度分别被转载文章16 篇、12 篇、11 篇，共39 篇，占比36.4%，且连续3 年位列前三，可见三本期刊的文章质量甚好。《开放教育研究》（沪）和《远程教育杂志》（杭州）的文章转载量在3 年中首次进入前十名行列（具体见表2），表明两本高水平期刊对成人教育研究成果的高度关注。通过2020—2023 年的历时性比较可知，源杂志的“进—出”变化始终保持在2—4 本；《中国远程教育》（京）、《中国成人教育》（济南）和《成人教育》（哈尔滨）的文章转载量多年来保持领先地位，整体变动幅度较小。与2022 年相同的是，本年度的源杂志依然以职业教育类、远程教育类期刊为主；以核心期刊为主，非核心期刊为辅，这一态势将在短期内难有较大变动。

表2 2023 年与2022 年、2021 年源杂志转载量比较表

（三）源杂志所在地情况

2023 年的人大复印报刊资料《成人教育学刊》源杂志所在地共涉及19 个城市：北京市（20 篇），主要来源期刊有《中国远程教育》《中国职业技术教育》等8 本；南昌市（17 篇），来源期刊主要是《职教论坛》；成都市（15 篇），来源期刊包括《现代远程教育研究》和《当代职业教育》；南京市（12 篇），原发期刊为《终身教育研究》；哈尔滨市（9 篇），主要转载期刊是《成人教育》《现代远距离教育》等3 本；济南市（7 篇），全部来源于《中国成人教育》；上海市（5 篇），主要转载于《开放教育研究》；杭州市（4 篇），全部转载于《远程教育研究》；石家庄市（3 篇）、贵州市（2 篇）、广州市（2 篇）、天津市（2 篇）、武汉市（2 篇）、常州市（2 篇）。此外，大连市、深圳市、沈阳市、重庆市、呼和浩特市各有1 篇（具体见图1）。从2023 年来看，由于源杂志的整体变化不大，因此2023 年的源杂志所在地整体变化幅度较小，北京市、南昌市、成都市、南京市等城市多年来一直是转载量的“头部”地区。

图1 源杂志所在地转载文章数量比较

（四）源杂志的影响因子比较

从表3 可以看出，列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的包括《职教论坛》（南昌）、《现代远程教育研究》（成都）、《中国远程教育》（京）等7 本；其中，CSSCI 来源刊有4 本，复合影响因子均高于5，共被转载28篇文章，比2022 年增加11 篇，占总数的26.17%，增长幅度较大。

表3 源杂志的被转载文章比例与其CNKI 复合影响因子一览表

（五）第一作者所在单位的情况

从作者所在单位分布来看（具体见表4），2023 年，被转载文章的作者主要包括高校研究者，开放大学教师，此前的成人学校、社区学院等机构研究者在本年度没有涉及。总体来看，高校依然是成人教育研究的主要力量，共发文76 篇，占比71.03%。普通高校发文量明显增加，达到42 篇，占比39.25%，并且理工类、财经类、农林类院校均有所涉及，高校类型逐渐多元化；师范院校发文34 篇，占比31.78%，与2022年发文量持平；山西大学以5 篇、华东师范大学以8 篇的载文量连续多年来分列两类院校第一。开放大学系统在2023 年的表现不俗，共被转载26 篇文章。国家开放大学、上海开放大学、浙江开放大学依然保持此前水平，江苏开放大学、北京开放大学、常州开放大学也各自被转载2 篇文章，这一定程度上表明开放大学系统在成人教育研究领域的科研投入和研究力量有所增益。

表4 第一作者来源一览表

从第一作者所在地域情况来看，发文作者主要集中在北京市、上海市、成都市等省会（直辖市）、东南沿海城市。从作者的合作关系来看，在被转载的107 篇文章中，单篇转载文章作者≥2 人的文章数量超过一半，这是近几年来持续的研究态势，即开展合作研究、有组织科研的趋势愈加明显且重要。

二、研究主题及热点分析

（一）成人教育学基本理论研究

加强成人教育理论研究和学科建构的反思是发展成人教育、完善成人教育学科的基点［1］。关于成人教育知识、成人教育学史以及学科建设问题的理论探究等，都是推进成人教育基本理论研究不可或缺的“构件”。

成人教育知识发展经历了19 世纪中叶之前的起源时期、19 世纪中叶至20 世纪60 年代的专业孕育时期和20 世纪70 年代以来的专业化时期三个阶段，并呈现出不同的知识范式。其中，成人教育知识发展与实践的关系、成人教育知识与其他学科知识的关系、成人教育知识的性质和地位及成人教育知识发展的价值取向等，是事关成人教育专业化、科学化、学科化的核心问题［2］。成人教育知识的发展与知识观的生成与变革密切相关。知识观是人们对知识的基本看法、见解与信念，是人们对知识本质、来源、范围、标准、价值等的种种假设，是人们关于知识问题的总体认识［3］。知识观关乎教育实践的根本性和基础性认识问题，而传统知识目前在知识价值、知识形态、知识生产与传播、知识组织上的局限，已成为制约成人终身学习创新发展的主要原因。在成人终身学习领域，新知识观突破了传统知识观的局限，为破解成人终身学习实践中的矛盾，促进成人终身学习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指导。知识观作为对知识的根本认识和看法，是教育的认识论基础，知识观的发展必将推动教育教学的系统性变革［4］。

可以说，没有成人教育知识观的革新，也难以形成、发展成人教育新知识体系。而两者的推进，都有助于成人教育学的发展。成人教育学发展至今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回溯百年来的成人教育学科史是推进成人教育基础研究、学科建设的必要举措，关乎成人教育学来自哪里、走向何处。成人教育学史是以历史中存在的成人教育学为研究对象的一门交叉学科，具有历史学与教育学的学科性质，其研究任务为再现、解释成人教育学发展的历史，把握成人教育学发展的内在逻辑，进而为成人教育学的发展提供借鉴，并推动成人教育学的理论创新［5］。基于复杂性视角，成人教育学因其以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行为主体的“成人”作为其特定研究对象，更是天然具有比一般教育活动更为复杂的特性……，将学科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复杂系统和现实的复杂条件深刻联系起来，将建设性的学科态度真实体现在学科建设的复杂关系当中，用复杂性思维建设性、创造性地将成人教育学科的建设放在真实的历史条件和真实的问题中，才有可能持续、深入推进成人教育学科的发展［6］。

（二）终身学习体系构建研究

终身教育体系建设始终是近几年的研究热点，与此前不同的是，2023 年被转载文章更加关注终身学习体系构建研究。在中国式教育现代化战略指引下，大力推进全民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大国，是我国进入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课题。因此，要明晰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基本架构及要点，推进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7］。其中，学习权是构建终身学习体系与学习型社会的权利基础与逻辑起点。概括性人权条款为学习权提供了价值基础和语义空间，基本权利规范体系为学习权提供了规范基础和意义空间。学习权作为一项宪法基本权利，需要构建包括基本权利和具体权利类型在内的子权利体系，建立基于国家履行尊重义务、保护义务与给付义务的立法、行政和司法等层面的保障制度，确立相应的推理规则，为学习权实现提供了理论、制度与方法论基础［8］。

如上所述，学习权的实现与维护、终身学习体系的构建需要政策支持、立法建设、平台构建，优化终身学习治理。从世界各国或组织的57 份终身学习政策文本分析看，我国有必要提高政策工具结构效率和科学性，建立刚性法律与柔性规划结合的制度框架以健全终身学习政策体系，发展终身学习文化实现社会文化场引导公民参与终身学习［9］。从我国的政策立法走向看，终身教育立法的政策之窗开启，仍需在宏观上加强顶层设计、完善教育体制机制、理顺各级教育法之间的位阶关系；在中观实践层面上，迫切需要建立国家资历框架来保障终身教育各项实践的规范运行；在微观立法层面上，以政策企业家的推动、相关政策的外溢与地方立法等推动国家层面终身教育立法［10］。从欧洲终身学习平台的建设经验看，发动民间力量参与拓宽传统正规教育范围，促进非正规、非正式教育成果认证；保障弱势群体，树立公民意识；推行数字化教育，提升媒体素养的实践活动，促进终身学习体系建设［11］。此外，面对市场化、老龄化与网络化所带来的冲击以及数字智能技术的更新迭代，终身学习体系的构建不仅需要借助数字化技术实现转型，而且还必须从框架结构上去明确转型目标、算力支持、多元协作与学习评价等的内在关联［12］，助益一体共融的学习生态构建。

在推进终身学习体系化进程中，尤其在数字化建设背景，数字智能技术正在以不可逆转之势影响着教育领域的各个层面，其中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亦已成为数字化转型的重要领域。此中，国家资历框架是终身学习制度体系的基础，事关经济、教育、人才、外交等国家重大战略［13］。因此，有学者聚焦国家资历框架建设困境、学习成果认定以及学分银行建设等方面的研究。长期以来，我国国家资历框架建设始终停留在政策层面，存在全国性资历框架久未建成、局部试点推广与整合困难等多重问题。我国要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资历框架，必须秉持本土性原则与长期性原则，针对我国实际问题，完成主体机制改革、核心制度完善、保障支持优化等，推动国家资历框架落地运行［14］。此外，要积极借鉴先进国家的发展经验，优化学习成果认定，如加拿大。该国开发了先前学习评价与认定的原则、标准、认定工具等。理性借鉴该国经验，提高学习成果认证的规范性和科学性，落实严格的质量审查和促进利益相关者协同合作，有利于补充我国非学历教育学习成果认证的短板［15］。

总之，我国聚焦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但相关研究仍具有进一步突破的空间；比较研究需要进一步拓展；理论研究需要进一步推进，并加强与现状研究的结合；实践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研究方法需要进一步优化。为推动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的研究，我们应明确研究目标，规划研究思路；厘清研究内容，把握核心问题；拓宽研究视角，实现研究创新［16］。

（三）老年教育实践研究

推进学习型大国建设，要积极调动各类群体参与学习，尤其不可忽略2.8 亿老年人的参与。在老龄化背景下，积极推动老年教育实践发展更具有现实意义。如何推进老年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学者们基于政策导向、问题导向、需求导向以及时代诉求，展开了多维度的探讨。

从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看，把老年教育纳入法制化轨道，以法治的系统性思维前瞻性规划老年教育法律体系建设，成为重要的时代命题。唯有化解老年教育法律整体结构及功能上存在的体系性缺陷，才能更好地保障老年人受教育权的充分实现［17］。从宏观定位上看，老年教育作为新时代老龄工作重要基础工程、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重要举措、终身教育体系重要环节等，在教育、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发挥多元功能。因此，促进老年教育多元功能的发挥，需要在法律政策、管理体制、课程教学体系等领域协同发力，构建起老年教育的“四梁八柱”［18］。从教育服务体系构建看，构建新时代老年教育服务体系是满足新时代人民群众发展需求的重要举措，因此，首先需要读懂新时代对社会发展的新需求，并由此确立以服务为本位的高质量老年教育体系构建的整体思路与基本框架，通过对集聚温度、提高精度、提升效度和拓展宽度的关注，实现服务老年群体、助力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功能［19］；构建行政体系、办学体系、为老服务体系和社会支持体系四个紧密关联的老年教育服务体系［20］。

随着数字化的进程加快，人口老龄化将更多老年人推向数字鸿沟的边缘，老年信息化教育成为助力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的重要途径。在老年信息化教育开展过程中，学校教育最受老年人欢迎；老年人对现有的信息化教育总体满意但也有期待。未来老年信息化教育内容应“适需化”，满足老年人学习需求；师资建设“助老化”，打造助老师资队伍等［21］。有研究者基于三级数字鸿沟理论认为，农村老年群体深陷“数字接入沟”“数字能力沟”和“数字产出沟”三大数字鸿沟，为了解决上述问题，应通过强化社会公众支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网络消费课程等教育举措消除数字鸿沟，提升农村老年群体的智能消费素养［22］。也有学者关注普惠性老年教育应用场景建设，强调通过构建“老年教育大脑”实现多场景协同与多源数据融通，从而弥合“数字鸿沟”，构建起老年人快乐学习、自我完善的价值塑造空间［23］。

此外，部分研究者围绕老年学习者的心理资本与学习体验间的关系、老年群体学习需求与社会支持等主题开展了合理的实证研究。例如，有研究者分析了老年学习者的心理资本与学习体验间的关系，认为老年学员的心理资本均会正向影响其学习环境体验、课堂参与体验、课程选择体验、人际互动体验和学习满意体验［24］。也有研究者基于实证数据指出，老年群体学习需求较高，基础性学习需求高于发展性学习需求；年龄资本、健康资本以及文化资本是影响学习需求的主要因素［25］，等等。这些研究很好地丰富了老年教育研究的视角与方法取向。

（四）社区教育的拓展性研究

在终身教育理念指导下发展社区教育，有利于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促进“终身学习型社区”的建设，推动“终身学习文化”的形成，推进个体生命整全性的实现［26］。这需要以更加广泛的视阈推进社区教育理论发展与实践研究。

从宏观的话语体系和社会背景下看，我国现代社区教育从20 世纪80 年代发展至今，存在以中小学教师为主体，扎根于教育体制改革背景的话语体系；以开放大学、社区学院等教育工作者为主体，以社区教育实验工作为主导的话语体系；以社区工作者和研究者为主体，以社区建设和治理为主旨的话语体系。当下，社区教育应当立足于新时代的情境，厚植教育综合改革的历史基因等，全力形成“系统集成、协同高效”的社区教育新体系［27］。而社区教育新体系（含话语体系）的建设需要观照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宏大背景。中国式社区教育现代化是中国式教育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晰其概念生成、内涵特征及逻辑体系有着重要意义［28］。

从社区教育的具体实践研究看，主要关涉社区教育空间与场景建设、社区教育与治理两方面。一是社区教育空间与场景建设研究。构建一种新型的社区教育空间和空间关系，应将“空间（场所）意识”进一步转向“空间（场景）意识”，从“物理场景”向“智慧场景”转化，是教育空间拓展的重要实践［29］。在场景理论的观照下，社区教育作为公共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积极推动社会教育化，把社区教育场景构建纳入社区建设，从在地性资源整合、场景化学习样态、生活化内容设计、项目化行动实施和智能技术应用赋能等方面落实［30］。也有研究者依据元宇宙的内涵和空间特征认为，在社区在线学习实践中，可以尝试把在线学习课堂、在线体验基地、在线阅读活动等打造成相应的社区在线学习情境［31］。

二是社区教育及其治理研究。基于社会资本理论，有学者认为以社会系统网络、社会信任和社会规范为三大关键要素的社会资本理论，为研究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的融合发展提供了新的逻辑框架和理论视角，而信任缺失、制度规范不完善等是阻碍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有机融合的主要因素，应通过形塑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的“互信”、实现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的“互惠共生”等促进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的融合发展［32］。此外，在后疫情时代社区教育助力社区治理的任务情境中，因循“任务情境一自我赋能”的思路，在理念创新的内外因驱动下，明确促进自我赋能的关键要素：在场意识、能力建构和策略选择，从而助力后疫情时代社区教育与社区治理融合发展［33］。

（五）“三教”协同及继续教育研究

20 世纪80 年代中后期，国家提出并实施了普教、职教、成教“三教统筹”的教育发展模式，对我国教育的综合性改革与发展具有深刻影响。从系统性理论来看，“三教统筹”凸显出了教育系统间的联动性、连通性、交互性等特征，依然具有鲜明的现实意义［34］。在新时代背景下，国家更加注重推进“三教”协同创新与体系化。首先，从“创新”视角看，“三教”协同创新首先是教育体系自身的协同创新，并以此为策源由内而外，推动教育链—人才链—创新链—产业链的协同创新。这需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有机结合，构建涵盖统筹共建、沟通协调、内生动力、评价促进、政策保障的协同创新运行机制等，推进我国教育体系、人才队伍建设、科技创新高质量发展［35］。我国也可重点借鉴德国“螺旋式、双元制”模式和澳大利亚“阶梯式、资历框架”模式，重点做到创新发展思路、建立转换机制、突破制度壁垒［36］。有学者基于德国“三教”协同创新实践认为，其存有基于法律制度体系和组织协调方式的动力机制、基于多级融通体系和融合调节方式的运行机制等经验，建议推进制度体系建设、注重价值认同等建设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技能型社会等［37］。

其次，从“体系化”视角看，继续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的继续教育体系需要彰显教育对人生命关怀的本质。在生命哲学视域下，我国继续教育体系存在价值性与工具性、连贯性与阶段性、开放性与封闭性、单一性与包容性等诸多矛盾，需要以生命关怀为核心理念重塑价值体系，以终身教育为指向进行目标体系改造，构建交错贯通的类型结构体系［38］。在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方面，其发展成为独立的办学体系，需要一套政策制度体系支撑。作为政策制度体系之一的质量保障制度，其建立需要首先明确新时代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质量定位。也即，要坚持分立性质量定位，在衡量维度和指标上体现出自身的特色；具体学校的学历继续教育质量定位要与学校的整体办学水平和社会地位相适应等［39］。此外，此中也应注重高等继续教育体系的整体评价。高校高质量继续教育体系构建的评价符合学习贯彻二十大报告精神的要求，事关高质量继续教育发展方向。结合新时代高校继续教育职责和发展实际，高校高质量继续教育体系构建的整体评价，涵盖对体系构建顶层设计的科学性、实施保障的高效性、社会贡献的全面性和持续发展的引领性等［40］。

（六）开放大学（教育）及其办学研究

开放大学是以现代信息技术为支撑、面向成人开展远程开放教育、以“互联网+”为特征、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新型高等学校。开放大学的最大办学优势在于其有一个庞大的办学组织体系，通过这个体系，开放大学的教育服务能够延伸到社会的各个角落。开放大学要健康发展，就要在办学组织体系建设方面下大功夫，采取有力的措施来改变目前的“松散”局面［41］。

在推进开放大学转型发展中，一要推进开放大学向平台型大学转型。建设平台型大学要动态把握需求，保持应变力；建立精准对接机制，提升集聚力；强化特色品牌效应，增强吸引力；优化办学组织体系，扩大辐射力；深化大学内涵建设，夯实内生力；应避免的认识和实践误区，重点关注平台型大学的核心价值和功能实现［42］。二要锚定建设链接世界的数字化大学的目标。开放大学应着力推动核心业务数字化转型，强化技术赋能和保障，完善制度环境，以数字化服务全民终身学习体系建设，以数字化助力开放大学高质量发展［43］。三要注重内部治理结构的生态优化。治理是高校内涵发展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绩效考核作为高校内部治理的重要环节。开放大学绩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构建及实施运行，折射出其实现治理现代化中面临的五大关键问题，应从治理制度、治理结构、治理方法、治理保障、治理评价等五个维度统筹考量提升内部治理科学性的有效方式，助力开放大学的高质量发展［44］。

在聚焦上述六大主题之外，本年度的学者也较为关注两个主题：一是学习型社会与学习型组织建设，例如，有研究者开展了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发展下的学习型建设研究、数字化转型背景下的工作场所学习研究、国际学习型城市与社会治理研究，等等。二是高素质农民培育研究，涉及民族地区乡村振兴人才培养研究、农民培训支持体系研究、农民培训效能提升及评价研究等。

三、未来展望

（一）多主体服务终身学习研究

无论是推进学习型大国建设，还是促动教育变革，多主体参与、支持终身学习实践是必然趋势。2023 年10 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终身学习研究所和上海开放大学共同主办了“推动高等教育机构实施终身学习：策略与实践”的国际会议，并发布《高等教育机构实施终身学习的国际趋势》《高等教育机构实施终身学习的实践》，倡导高等教育机构积极服务终身学习，以满足不同群体学习者的需求［45］。从更为开放性的视角看，推进终身学习实践不仅需要发挥高等教育机构的力量，还需积极调动中小学、职业学校、成人学校（社区学校、老年学校等）、开放大学等办学机构，鼓励社会力量支持终身学习项目，联动“每个人”进行终身性、持续性的学习。从学术研究视角看，研究者需要进一步探讨多主体服务终身学习实践的理论意涵、实践机理、现实价值等，着重关注高等院校、职业学校支持终身学习实践研究。

（二）可持续发展教育研究

当下，气候危机、生态危机等影响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为应对系列生态危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19 年9 月通过《可持续发展教育：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倡议全世界各国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来提高人们的环境意识、增强环保责任，进而改善人类的生存环境［46］。2022 年11 月，教育部印发《绿色低碳发展国民教育体系建设实施方案》，2023 年12 月，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COP28）在迪拜召开，教育部部长怀进鹏视频出席绿色教育部长级圆桌会议，并强调“坚持把应对气候变化融入教育教学全过程，实施绿色学校创建行动。”在上述背景下，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研究或将成为研究者关注的重要议题。从成人教育实践领域看，上海已经依托社区教育机构开展了有益尝试，出版了《社区可持续发展教育：上海行动观察》，武汉、常州等城市也在依托中小学、社区等多方主体开展可持续发展教育。从今后研究的趋向看，研究者或应关注国际可持续发展教育政策和优秀案例研究，开展国内可持续发展教育实践研究，推进可持续发展教育的基本理论研究等。

（三）终身教育数字化研究

教育数字化是“数字中国”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新赛道、新动能，更是建设全民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学习型大国的新举措、新要求［47］。近几年来，“教育数字化”成为重要的政策议题、研究议题和实践焦点，并将持续成为今后研究的核心主题。基于数字化背景，学者们已经在终身教育领域开展了诸多探讨，关乎终身教育（学习）体系建设、社区教育、老年教育、开放大学，等等。然而，当前的研究较多从宏观层面探究数字化与终身教育发展，如《数字化时代终身学习体系的现实挑战与生态构建》《数字化终身教育资源结构、分类及标准研究》等，而缺乏具体实践层面上的探讨。因此，在此后的研究中，研究者或应关注终身教育师资队伍、资源开发、课程设置、平台构建、场景建设、教学方式变革等与数字化的融合研究，以助力终身教育实现真正的内涵化、数字化发展。

（四）基于实证数据的成人教育研究

实证研究即基于事实和证据的研究。实证研究体现了以理性为基础，以怀疑、独立、公益、变革等为内涵的思想精神，具有客观性、可量化、有定论和可验证等鲜明特点。教育科学知识的增长需要研究方法的突破与创新。教育实证研究对增长教育科学知识、认识教育规律和提高教育决策科学化水平都具有重要作用［48］。然而，从本年度被转载的文章来看，思辨研究依然是主要的研究方法，实证研究处于较为“弱势”的境遇。基于上述的认识，我们认为实现成人教育理论研究的重要突破，需要在方法论层面反思当下的研究方法与范式，倡导研究者关注、推进成人教育实证研究。但是，推动成人教育实证研究并非易事，需要在研究理念、方法论认识、研究者自身能力等方面有所增进。因此，今后的成人教育研究领域应积极开展基于实证数据的成人教育学术会议、专题征文等，以提高个体认识，增强学者群体的共同认识，从而助益成人教育实证研究，提升研究成果的质量与科学性。还需要认识到，没有高质量的证据（数据）的收集、获取与利用，成人教育实证研究如同“浮萍”，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也即，证据驱动研究的关键是如何发掘、开发并利用高质量的证据，从而促进知识传播、创造与应用［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