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战略转型之路
——基于近十年的政策分析

◎刘海玲 宋浩杰 秦坤浩燕

一、引言

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整体的经济社会环境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了高质量发展阶段，我国现代化教育体系也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发生了重大变化，而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作为我国现代化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经历了创办、停办、恢复、创新、整合等发展时期，也开始进入了战略转型的重要阶段。近十年间国家出台的政策文件不断推动着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深化改革。2013年教育部发出了《关于征求普通高校和基层电大对推进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改革发展意见的通知》，标志着政府推动新时代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深化改革发展的开始。2016 年《教育部关于办好开放大学的意见》要求“探索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征的开放大学办学模式，满足全民学习、终身学习需要，建设学习型社会”。2022 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以“全面规范，提高质量”“推进数字化转型发展”为主线，聚焦于当前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薄弱环节发力，就推进新时代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做出了新的部署，努力将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打造成社会发展新的“助推剂”。

近十年来，政策制定经历了间断均衡的长期演变。政策的演变也反映了我国社会宏观层次价值理念的变迁与社会群众的诉求的变化，并随着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科技因素对政策制定的影响也愈发凸显。在诸多的政策分析工具中，间断均衡理论对政策的非线性变迁具有良好的解释分析效果［1］。纵观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政策的渐进式演变与不定时期的突变，符合间断均衡理论的基本特点。本文计划通过对CNKI 数据库中与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相关的近十年所有的政策与相关研究文献进行分类梳理，借助间断—均衡理论模型的基础上采用可视化的科学知识图谱来呈现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政策导向与学界研究的发展状况，从而分析了解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政策演变轨迹，把握政策制定的发展节点，通过对比借鉴国外先进的相关经验来探寻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战略转型之路，描绘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战略图景。努力构建中国特色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体系，推动形成中国特色的全民终身学习格局。

二、文献回顾与理论基础

（一）间断均衡理论——政策的变迁视角

间断均衡理论是由美国学者弗兰克·鲍姆加特纳和布莱恩·琼斯在渐变理论的基础上从进化论邻域引入解释某项政策长期变迁的分析模型。根据间断均衡理论的核心观点，一项政策的非线性变迁是经历了长期渐进均衡与短期的重大间断所引起的，变迁的逻辑起点源自对政策问题的明确定义［2］。政策的长期均衡增长主要是指政策在变迁过程中处于停滞状态，这一时期长期渐进增长是其主要特征，但这一稳定的增长特征偶尔也会被重大的社会环境的转变打破。

图1 间断—均衡理论分析模型

随着社会的发展与时间的变迁，政策环境发生了大的转变，新的政策环境下孕育出新的制度结构与价值理念。在新价值理念的引导下社会整体的价值理念也会发生相应的转变，从而在价值理念的引导下产生了新的政策制定群体。随着新理念下的政策制定者的不断加入，使得原有的政策平衡被打破，从而产生了短期的政策裂变。短期裂变持续发生引起了剧烈的突变，使得原有的政策制定体系解体，重大间断性变迁就此产生。政策裂变的判定标准取决于范式的转变，这意味着现有政策的目标、工具和具体规定都发生了重大改变［2］。

（二）政策范式

范式是拥有共享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等要素所组成的集合群体。政策制定者在政策框架内运作，这个框架包括具体的政策目标和实现这些目标所需要的政策工具［3］。此外，还要明确所需解决问题的本质，政策的制定者在范式的框架中对原有的价值理念以及政策目标不断地进行常规调整，使得最初的政策目标不断地与现实相符合。

政策的制定者引入政策范式来具体分析间断均衡理论的重大间断点，政策范式的有序变化反映了政策的不连续性和均衡变化过程，这是变革研究的主要基础。非线性的政策变迁是渐进式的长期均衡与间断性的剧烈突变的统一，随着政策设置与政策工具的常规调整与积累会使得政策的均衡被打破造成突变，精准地把握政策突变的节点是政策范式存在的重要意义。基于此，本文以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政策为例，运用间断—均衡理论模型结合政策范式分析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战略转型之路。

（三）文献回顾

自1991 年公共政策领域的间断—均衡理论首次提出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利用该理论对我国公共领域的政府政策的非线性变迁进行相关研究。国内学者对于间断均衡框架的研究多以案例分析和修正应用为主。绝大多数学者是运用该模型进行政策的变迁分析；比如：有的学者利用该理论分析我国户籍制度改革可行性及对策研究；还有的学者则是用来分析我国消费品进口政策变迁研究。2015 年黄靖洋、邬璇首次在高等教育领域运用间断均衡理论分析中国高等教育扩张与政策范式转移。而政策范式在我国众多学科领域的应用也极为广泛，有的学者利用政策范式来分析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还有的学者利用该理论来分析我国农业领域的政策变迁；政策范式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首次应用是在2004 年，当时刘福兴对我国教育政策活动范式和教育政策分析范式的转变进行了研究，运用政策范式框架进行分析和讨论，对我国高等教育领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此后更多的学者开始利用这两大理论对我国高等教育领域的政策进行变迁分析。

三、研究设计与数据来源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是一种弥补社会成员在离开学校教育后，尤其是成人群体的一种补充性教育活动［4］。在我国发展不同时期，中国特色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经过了自学函授型教育、电大开放型教育、网络远程型教育等多种形式，并经历了创办、停办、恢复、创新、整合等发展时期。对经济社会发展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继续教育范围不断扩大，自学函授、夜大教育等各类继续教育推动了大学同等学历录取制度、成人自学考试制度等社会化学校管理制度的建立，为改革开放培养了一批有用的社会化人才，推动了改革开放进程。本文主要基于高等学历继续教育领域的政策文件，以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相关研究加以辅助来进行相应的数据分析，以此来探寻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战略转型之路。

（一）研究方法

本文通过Excel 图表和CiteSpace 对摘录文献加以数据化分析。运用Excel 进行文献的时间分析与数据的阶段统计，进行初步的数据分析与图表的制作。将收集的政策文献导入CiteSpace 按照间断—均衡理论的要求进行数据整体的框架分析，按要求整理文献的高频关键词、关键词聚类分析以及突显词分析，形成一系列的数据图表与图像。

（二）数据收集

1.政府文献数据分析。使用高级检索，检索CNKI 中国法律数字博物馆与相关政府官网所收录的近十年（2012—2023）的政策文件作为数据依据，采用“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为主题关键词，“终身教育”“成人教育”“开放大学”“电视大学”等相关主题进行检索。共检索出189 篇相关的法律文件，排除不相干的关键词文件、案例等，最终选择了与主题最为相关的62 篇政府法律文件作为最终的政策数据来源。

2.国内学者研究分析。根据CNKI 数据库近十年（2012—2023）的相关文献作为我国学界研究现状的数据来源，采用“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成人教育”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检索出近170 余篇相关文献，并排除与研究主题不相关的主题文献20 余篇，最终确定150 篇文献作为数据来源。针对所获取的文献，利用CiteSpace 软件绘制关键词共现图谱，并进行高频关键词聚类分析，对比观察分析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政策导向与研究现状。

（三）数据分析

1.文献时间分布。（1）政策文献时间分布。通过对62 篇相关政策文件分析，时间分布如图2 所示。通过观察发布时间我们发现政府关于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相关政策文件，在2012 年、2017 年、2022 年的发布量达到顶峰，而这与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二十大擘画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宏伟蓝图有密切的关系，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战略地位不断提升，并且受到了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在2017 年相关政策开始有了新的迅速增长。这个阶段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开始进入了转型发展时期。尤其是在2022 年后教育部印发的《实施意见》标志着我国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进入了战略转型的重要时期。（2）研究文献时间分布。我国学者的文献数据的时间分布如图3 所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发展的近十年来（2012—2022），分别在2012 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后文献发表量获得了较快的增长，其中2016 年的文献发表量达到了五年内的一个顶峰，该年相关文献发文量达14 篇；2017 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办好继续教育，加快建设学习型社会，大力提高国民素质”（习近平，2017- 10-18）［5］，于是在此后的五年中关于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文章总计达到77 篇，占比高达近十年来相关文献的52%，而在2022 年党中央二十大召开后仅2022 单年的相关研究便高达22 篇，占比达14.86%。

图2 政策时间分析

图3 文献时间分布图

2.研究热点分析。（1）高频关键词网络图谱分析。通过利用cite space 进行数据的可视化分析，选择年份作为分割区间、要求关键词出现至少大于等于3 次的高频关键词，利用LLR 聚类算法得到了近十年政策的高频关键词共线的网络图谱（图4）与关键词频次－中心值数据排名前15 的分布表（表1）。

表1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政策频数分布表

图4 高频关键词共线的网络图谱

关键词共线将相关的高频关键词链接，直观地反映了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政策目标导向，更直接地表现出了政策框架中的内嵌要素与内在要求。图4 关键词反映了近十年来国家政策引导的方向，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基本的政策导向。通过观察表1 得知，出现频次较高、中心值较大的关键词是“高等学历”“质量”“数字化”“互联网+”“战略转型”“改革”等，直接反映了我国目前阶段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政策要求与改革方向。

（2）政策关键词聚类分析。通过对政策关键词进行聚类分析，我们观察到政策在近十年间关于高等学历继续教育领域所提倡的热点（图5、表2），这为本文研究提供了明确的导向。也从侧面凸显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教学改革”势在必行。本次聚类Q 值为0.4013（＞0.3），S 值为0.7807（＞0.7），说明该聚类可信，且结构分类相对较为明显。

表2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政策关键词聚类表

图5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政策关键词聚类图谱

（3）研究关键词聚类分析。高频关键词是对近十年来在既定研究领域内相关学者研究热点的简要概括。根据年份为切入点，选择关键词的节点类型、出现频次大于等于4 次的高频关键词。经过运用Cite Space 进行聚类分析可得（图6）：Q 值为0.7652（＞0.3）；S 值为0.9655（＞0.7）。因而可以看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研究所形成的0-12 关键词聚类相对较为密集，基本构成了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主要研究阵地（表3）。

表3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研究热点聚类

图6 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研究关键词聚类分析图

（4）突显词演变分析。突显词是判断一定时间段内政策导向的热点，并根据年度为切点对政策的导向领域做出细致划分。根据分析发现（图7），2012 年党的十八大召开后我国对于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政策导向侧重于“成人教育”“教学改革”“校外教学”等。党的十九大召开后，“教学质量”“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对于具体化的教管模式的探讨日益侧重。体现出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由教学形式的完善，逐渐的向教学模式、教育体系的深入发展。而在这热点变化的背后，反映出了政策导向变化，体现出社会对人才培养体系要求不断提高。

图7 政策突显词图谱

四、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政策演进历程

在间断—平衡理论视域下，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因循非线性的变迁逻辑，即政策的变迁经历着间断期与均衡期的混合发展。通过对上述数据进行分析，政策文献的分析与教育理论研究分析在众多数据上具有高度的吻合性。例如：在政策的第一类聚类中“教学改革”是在2015 年政策导向中的第一大聚类，其中“质量”“数字化”的中心值为3.79；随后在2015—2017 年间的学术研究中“教学模式”“模式”“质量”等成为学界研究中的大聚类。政策环境的变化打破了原有的政策平衡后形成间断性突变，在运用政策范式确定好政策的目标、制定好新的政策框架与新的价值理念与内在要求。而随着时间推移原有的间断突变也逐渐稳定从而形成新了的政策平衡期。由于立足于不同时期政策话语体系的整体观点、立场、态度、价值取向和诉求，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政策话语体系发生了重大改变，但基本符合了政策范式的基本架构［3］。通过对近十年政策研究分析，我们依据不同时期的间断均衡特征进行了阶段划分并进行深入阐述分析。

（一）政策均衡期：稳步发展阶段（2002—2012 年）

我国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起源于20 世纪50 年代，最开始仅有夜大、函授等形式，但伴随着社会进步与信息技术发展，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自20 世纪90 年代起便出现了多种教学形式并存的局面。总体上，高等教育和继续教育形成六大教育体系：远程教育、夜专、全日制成人教育体系、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体系、广播电视大学体系、高等教育体系、大学教育体系。总体来说，在社会中，高等学历的继续教育已经形成了六个主要的教育系统。这些系统包括函授教育、夜大学教育、成人脱产班教育、高等教育自学考试、广播电视大学、网络教育以及社会力量办学和社区教育。这些系统为那些希望继续学习并提高自己的人们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学历高等教育系统等承担了社会上绝大多数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促使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在社会上形成了广泛的社会基础。

为了分析这一阶段的政策变迁，有必要基于当时的政策环境来观察社会的价值理念与宏观政策的情况。自21 世纪起社会的整体环境发生了大的改变，随着社会总体财富的不断增加，人们的可支配收入也不断地累积，个人家庭的教育投资率随着经济增长率的提高而不断提高。图8 展示了1995 年至2009年期间我国城镇和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的关系。据统计，城镇家庭教育投资率在2002年达到峰值，达到了14.96%。而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率则在2003 年达到最高值，为14.95%［6］。从中直观地反映了人们社会价值理念的变化与社会宏观经济环境的变化，其中家庭教育的投资集中在了对子女的教育投资。推动了我国的高等教育水平在该阶段得到了迅猛的发展，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变成了为取得相应层次学历证书为目的的高层次追加教育活动，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发展从2002 年起开始进入了滞缓发展阶段。

图8 我国的城镇、农村家庭教育投资率与经济增长率（1995—2009）

（二）政策间断期：整合完善阶段（2012—2016 年）

该阶段各级广播电视大学正式更名为开放大学，在出台相关政策时更多的是侧重于成人教育教学形式的深化完善与教育质量的提高等。从2016 年开始，一项名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的政策出台，对成人继续教育的各种形式进行了统一。根据该政策，包括普通高校、开放大学和其他机构在内的所有成人高等学历教育将被合称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将不同的社会继续教育系统进行符合整体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为中心，满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反映了我国政策均衡的改变是随着社会环境的改变以满足绝大多数人民利益的需要。

从表4 看出在2012—2016 年间，成人高等学校数量规模在不断缩小，这是通过缩减成人高等学校规模来使得高等学历继续教育质量得到提升，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由大众化向精英化转变奠定了基础。2012 年《教育部关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加快发展继续教育，推动建立继续教育国家制度，搭建终身学习“立交桥”［7］。国家整合完善高等继续教育各大系统，规范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办学形式，集中力量为建设“终生教育体系”做准备。推动“终身学习”理念在社会上广泛推广，并形成相应的群体价值理念推动政策目标实现。为社会发展提供了新的“助推剂”，推动了社会主义现代化人才体系新发展，符合了市场人才体系的需要，为政府、企业、高校等注入了新的活力，扩宽了新的发展空间，为后一阶段的均衡发展提供了契机。

表4 2012—2016 年间成人高等学校学校数、教职工人数统计

（三）政策均衡期：迅速发展阶段（2017—2021 年）

进入2017 年后，对于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提出了更深层次的要求，根据国务院于2017 印发的《国家教育事业发展“十三五”规划》，在教育领域提出了一系列重要举措。其中包括“加快构建终身教育制度”“加强继续教育平台建设”和“统筹扩大继续教育服务”，以此积极促进继续教育的全面发展，并协调推进教育结构的调整。这些措施将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注入强劲动力［8］。在各级部门制定政策时，开始关注终身教育体系的建设，而不再仅仅关注教育形式的问题。开始更多地关注于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管理体系与教学模式上的探索，不断借鉴国外先进发展经验，鼓励各地进行有益的实践探索。

该阶段的发展受益于上一阶段政策的整合完善，上一阶段将社会层面的各大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系统进行了整合，将“函授”“电大”等各种形式的继续教育组织形式统一命名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同时在国家层面提出“终身教育”理念。社会层面接收到政策导向指引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政策工具的不断完善，政策目标不断得到深入完善，使得在社会层面上形成了广泛的思想热潮；从而提高了广大社会人员终身学习的兴趣，调动了社会已在职人员渴望自我再提升的高度积极性。

表5 是我国成人本专科各类人数的相关统计，可以直观显示该阶段下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招生数、在校学生数，以及毕业生数都有了迅速的增长。但毕业生数的增长基数远没有招生数、在校学生数的增长基数高，可以看出该阶段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入学率远高于毕业率，从侧面反映出人们在近五年期间价值理念的变化，这是政策间断突变的结果，符合了社会发展需要，从根本上来说是政策的制定目标符合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才有了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迅速发展与并且使得“终身学习”理念得以在社会层面确立。

表5 2017—2021 年间我国成人本专科招生数、在校学生数、毕业生数统计

（四）政策间断期：战略转型阶段（2022 年至今）

党的二十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改革发展，不断提高其在国民教育体系中的地位。提出要“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协同发展”［9］。2022 年教育部发布了《关于推进新时代普通高等学校学历继续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实施意见》），并明确提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是高等教育的核心关键点，同时也是建立服务全民终身学习教育体系主要内容，是人民群众创造美好生活、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10］。由此可见，新时代推动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战略转型已成大势所趋。

为分析清楚该间断突变下政策导向，我们引入政策范式对该阶段政策制定进行分析，以此来明晰未来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战略转型之路。目前，学界在政策范式的外延上尚未达成共识。因此本文借助朱侃、郭小聪在《公共就业政策范式变迁及其逻辑研究》中，将政策范式分析框架的变量提炼的政策情境（Policy Situation）、政策问题（Policy Issues）、政策目标（Policy Objectives）和政策工具（Policy Tools）等来进行该阶段的分析［3］。

政策情境是指政策制定者对政策制定和执行的整体环境进行综合分析，这种情境包括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等各个方面。政策是立足于社会环境下的产物，《实施意见》的颁布是在我国社会迅速发展“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转变的前提下，普通高等学校举办的学历继续教育快速发展的基础下，为促进社会教育公平，推动教育发展，建设学习型社会而出台。

政策问题是驱动不同时期政策模式的基本逻辑问题，任何政策的制定都是以问题为导向的，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解决社会问题，当前，继续高等教育依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比如，学校对自身的定位缺乏科学性、构建的制度有待优化、管理体系需要完善，人力资源开发质量比较低等［11］。为了能更好地将这些问题进行彻底解决，推动建设终身学习型，完善相应的现代化人才建设体系，出台《实施意见》运用宏观调控的手段解决相应的政策问题。

政策目标是政府为解决政策问题希望达到的政策执行效果。在新的发展阶段中，我们应该建立并完善与之相适应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体系。这个体系应该以合理的办学结构为基础，保证教育质量标准的完善，并规范办学行为，确保监管措施的有效性，同时也要健全保障机制，以构建一个全新的格局。同时，提高办学质量和服务能力，从而使得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社会认可度大幅增强，为学习者接受优质高等教育提供更多机会和更好服务。

政策工具是政府为应对政策问题和实现政策目标而采取的具体措施和方法。在政策的实施和实施过程中，政策工具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旨在推动达成相应的政策目标。在该阶段不断完善相应的办学体系、积极号召社会主体规范和加强办学管理的同时积极推进“数字化”转型发展，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提供了强力的工具保障。

（五）分析总结

本文通过利用间断—均衡模型结合政策范式，利用可视化图谱分析了我国近十年间的政策文献与学者的研究文献。对各类文献的高频关键词、突显词进行了细致的分析。通过对上述数据的分析，从而基本划分了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政策的各阶段，以及不同时期政策的导向热点与研究分析热点。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了不同时期里政策制定者的政策目标与价值主张，为后期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研究提供了方向。但在研究时发现以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为主题的政策相关文献较少，所以在数据分析上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而且CiteSpace 对数据的分析在文件类型上具有一定的缺漏与局限，难以满足对数据全面分析的要求。日后学者研究时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进行全面的研究分析。

五、结论与建议

我国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已到战略转型的新阶段，该阶段在新的政策环境下，不断向社会推广“终身教育”价值理念建设，构建与“现代教育体系”相适应的政策框架，推动形成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中国特色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体系已成必然。近些年来，随着我国着力发展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重视其在教育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同时在社会发展与人才培养中不断提高职业教育、继续教育在高等教育体系中的地位，努力发展职业教育与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来满足社会再发展、在职人员再进步的需求。努力推动高质量、高水平的继续教育人才“再就业”“再创业”，从而带动社会进一步发展。

推动中国特色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战略转型，同时要利用好“数字化”在推动构建高等学历继续教育新格局中的关键作用，“数字化”并不仅仅是一种流行的外在“标签”，而是新时代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的重要内在“基石”，它代表着继续教育历史发展的重大趋势，也是学习者和教育者不可避免的选择。高校要努力响应“努力推进数字化转型发展”的要求，不断革新继续教育教学的管理模式，加强数字平台建设；建立现代远程教育中心，做好统筹规划，明确定位与目标；整合平台资源，打造统一教育平台；建立相关制度，从而形成相应的数字化机制；利用“MOOC 平台”“学分银行”等平台机制做好相应的质量管理与监督体系建设。

以《终身教育法》为中心，逐步建立和完善法律制度，稳步推进治理体系的完备，为了促进多元化发展，可以借助利益共同体来实施成本分摊机制，并充分发挥高校在面向市场方面的自主办学作用。协同建立第三方质量监控体系，以系统和生态的观点促进高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同时，加强高校继续教育的高质量内涵式发展，以此为基础来推动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充分发挥其关键作用。

（一）建设“区域继续教育中心”

在借鉴国外“区域教育中心”模式的基础上，在我国各大地区创新划区建设与地区“产、学、研”情况相适应的区域继续教育中心。设立“龙头”高校，通过“中心”带动地区的继续教育建设。并在教育中心的基础上，在宏观规划上将区域教育中心与中国特色终身教育格局相匹配。从地区经济发展以及市场人才需求的目的出发，推动地区教育、产业、经济的协同发展。

（二）立足于我国人才建设的“两大”体系

“两大”体系即“中国特色的高等学历继续教育体系”与“我国现代化人才建设体系”。通过培养高等继续教育人才，加快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11］，来满足现代化人才需要，不断提高继续教育人才质量，满足未来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与市场需要，从而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特色终身教育格局的形成。

（三）坚持把“三高”内核融入教育模式的建设

要坚持把“高内涵、高价值、高认同”作为建设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的重要内核，不断推行校地合作模式，完善校企合作机制。培养符合地区建设发展的“高内涵、高质量、高附加值、高社会认同”的区域性人才，推动地区经济发展，不断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引进国际先进相关继续教育经验与教育管理模式。

（四）完善相应的“四级”办学体系

教育部《实施意见》指出，鼓励本地区中央部委所属高校与高水平学科专业合作，共同开展一项名为“精品继教”的学历继续教育项目。追求“以质取胜、稳中求进”的教育理念，为在职人员提供高质量的学习机会。致力于打造一个精英化的学习环境，为学员们提供独一无二的教育体验。支持高等职业学校举办学历继续教育，侧重于制造业重点领域、现代服务业和乡村振兴需求，特别注重面向一线从业人员，目的是帮助他们更新知识并提升技术水平［12］。构建与社会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四级”办学体系，推进继续教育高校主体分类发展。与此同时支持校外培训机构，立足市场需求，与时俱进，在发展满足自身同时，分担高校培训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