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花时节又逢君

2024-04-18 07:42祝枕漱
湖南文学 2024年4期
关键词:哥哥电话母亲

祝枕漱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

——[唐]杜甫《江南逢李龟年》

这是一封奇怪的来信,写信者自称崔九。看到信封上的地址,感觉特别诡异。两地相距不过二十来里,驾车前往半个小时绰绰有余,何况在手机如此普及的当下,写信实属多余。

崔九首先向我道歉,表示这个贸然之举让他深感不安。在感受信件内容带来的震惊之余,对他这装腔作势的做派,我很不以为然,包括后面一再声明的惶恐、愧疚等。这个世界不缺有教养的人,如果真的在意自己的冒昧之举将对他人的生活造成某种困扰,甚至伤害,就不必给我来信了。

“常兄弟,我想跟您谈谈……”

我无暇去纠结这个奇怪的称呼,他在信中首先简述了一个片段。他说他们是在一处建筑工地上认识的。他以缅怀者的口吻告诉我,我的“哥哥”当时正往斗车上铲灰土,动作娴熟,像一名从业多年的工人,在南方烈日的暴晒下,挥汗如雨;崔九本人,则拿着一卷图纸从身边经过。是“哥哥”弓起的黝黑脊背,崔九说,引起了他的注意。他情不自禁地驻足,远处的脚手架上,一群头戴黄色安全帽的工人敲敲打打,声音清脆又悠远。这个描述让我想起曾经看过的某部电影的场景。

“你哥哥不在了。”崔九伤感地说。

我自然明白不在了的含义,但是“哥哥”……我感到错愕。我确实曾设想自己有一个哥哥。那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那时的我还是个孩子,面呈青色,满脸疙瘩,眼神迟钝且飘忽,对外面的世界懵懂无知。为了让这个设想更丰富更真实,我甚至把十三岁那年的暑假套了进来,我生了一场大病,被送到乡下外祖父家。应该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哥哥”音讯全无。暑假临近尾声时,我回到父母的身边,并未觉察到什么异样,整整一个下午都在离家不远的一块空地上滚铁环,直到傍晚,汗津津地坐在水泥乒乓球台上,我才若有所失……我们应该是亲密的,欢快的,当然也有争执和猜忌,打闹更是常有的事。“哥哥”应该很喜欢给我取各种难听的外号:尿床精、讨厌鬼和绿毛虫。而我,一律用坏蛋予以还击。这个设想其实漏洞百出,我却有时深信不疑。我那苍白的想象力,似乎永远都赶不上世事的变迁。

我飞快地从乒乓球台上跳下,拎着铁环跑去问母亲:“哥哥去哪了?”母亲诧异地看着我,“你哪来的哥哥?”仿佛我正在编造一个极其荒诞的谎言。

我承认我是有点神经质。

现在,这个设想竟然有可能是真实的。这让我惊异无比,还有类似于夙愿得偿的小窃喜。我总是想给自己证明点什么,以此告诉我的父母,我的固执和木讷是假象,眼下这事或许就是一个契机。有了这个小想法,崔九的来信让我按捺不住,一边努力回顾有关“哥哥”的那些记忆,一边也在心里嘀咕,万一这是恶作剧呢……这样一来,竟丝毫没怀疑信件的真实性。

根据信尾留下的提示,我给崔九打了电话。

电话一通,我就大吃一惊。声音仿佛出自某位熟人之口,并非捏鼻掐嗓伪装出来的(小时候我就没少干过)。对方似乎已等候多时,满心喜悦地告诉我,他完全相信我会打这个电话的,他说谢谢你的信任。这毫不掩饰的欢快,并略带点万事皆在我掌中的得意,让我怀疑,他身边正围着一帮人,各人手中攥着一沓钞票,给他的电话下注。崔九显然高估了我对情感的表达,这个去电其实只能说明,我迄今都未能改掉的毛病,對一些超越经验的事情抱有与生俱来的好奇。我有点紧张,结结巴巴的。崔九安慰我,说他也很激动,他还故意加大了嗓音的起伏,证明其所言不虚。但这点善意不足以让我掉以轻心,在质疑他是怎么知道我的地址时,我也想到了,应该关心的是他将要跟我谈什么,还有他的身份。

“这不是重点,”电话那头的崔九笑了,“不是吗?”

“哦,是,”我晕乎乎地点了点头,说,“是吧……”

声音太熟悉了,我迅速在脑海中筛选与其相符的面孔。可惜,记忆的齿轮转动了几下就不断卡壳,很快停止了运转。

“还是当面聊好些,你觉得呢?”

“也好。”

“那就,”崔九说,“老地方见吧。”

老地方?我谨慎地重复了一遍。崔九又是一声轻笑,我还是没能找出那张也许见过多次的脸,它隐藏在记忆中某个容易被疏忽的角落。

“记得你说过,你最喜欢吃那里的糖油粑粑了。就这样吧,明天,不见不散。”

崔九挂了电话。

看来崔九对我确实了解,甚至熟悉我的某些习惯或者喜好。可直觉告诉我,电话里的崔九和来信的崔九,应该不是同一个人。但也仅限于直觉。

这座城市到处都有糖油粑粑,星级酒店和街边小摊,哪一处才是我最喜欢吃的呢?我试着回拨那个号码。几秒钟后,被告知是路边的公用电话亭。不知从哪儿冒出的路人向我透露,这个电话亭据说经常会莫名其妙地响起,却很少有人接听。也许是串线了,他和气地安慰我。我被他别扭的口音弄得迷茫又惆怅,看来崔九早有准备,不仅准确地预测了我的来电,还准确地接听了。

眼下,最重要的还是那个老地方。好在我并不怎么出门,去过的地方有限。很快就想到了西塘路,初来这座城市时,我曾在附近短暂租房。西塘路上有一所初中,一到放学时间,路边各种小摊就会围满成群结队的学生。现炸现吃的糖油粑粑,味道确实不错,焦甜软糯。如果真有崔九口中所谓的老地方,只能是那儿了。我决定去碰碰运气。

离西塘路还有一站,我提前下了车。正是午饭时间,街边弥漫着蛋炒饭和炒粉的味道,当然还有糖油粑粑。自从搬离了这条街道,就没了吃糖油粑粑的胃口。我听到肚子里咕咕地喊了几声,出来得匆忙,都忘了吃午饭。在几个摊点之间转悠,几圈下来,看了看手机,快到时间了。我犹豫了一下,走进路边一家面包店。用了十分钟,最后选了两只菠萝包,花了六块钱。我想说,尽管饥肠辘辘,可我的注意力并不在此,对于即将的会面,多少还是有些心神不宁。一个陌生人,一个纯靠碰运气的地址,一件只存在于想象中的所谓往事……我一边吃着,碎屑不断从嘴边飘下,一边向可能的会面地点走去。

午后的阳光有点刺眼,从建筑物的外玻璃墙面反射过来,晃得眼前恍恍惚惚的。

在这座城市,我有一位来往密切的异性朋友,也是唯一的,我暗地里称她为“女友”。这个称呼背后的意味,是对寂寥生活一种不得要领的抚慰。

时值正午,公寓的走廊寂静又慵懒,脸上长着雀斑的女人用嫌恶的表情接待了我这个不速之客,她身上浓烈的花露水味渗进空气中,我被告知,“女友”昨天就出门了,说是出差。在门锁撞上的一刹那,我怀疑“女友”是在故意躲着我。前阵子一起吃饭,她就直言不讳,阻止了我的旁敲侧击,表示有些窗户纸还是别捅破了为好。我不敢确定到底是指哪层窗户纸,也不敢追问。窗户纸,比喻固然省事,可似乎也预示着脆弱、无用、摆设……

一个多星期了,她的电话一直处于关机的状态。人间蒸发了似的。我决定再次上门。这时,电话响了。

快递员送来了崔九的信。

崔九是一名出色的渔夫,他狡黠地将鱼饵分成数段,而我对诱惑总是趋之若鹜。“给我打电话吧……”意思很明白,信只是开始,我就像一尾鱼,游到了他的下钩处。

就这样,“女友”的事暂时搁置了,我正奔赴一场不知底细的会面。

崔九一边严谨地遣词造句,一边打着喷嚏。在首页的最末几行,他提到这个春夏之交,自己已是第二次感冒了。他在信中抱怨康泰克的疗效,擤鼻子让他差不多浪费了半卷纸。字里行间充满了各种夸张的情绪,使这封原本半页纸就可结束的信,被毫无意义地增加了长度。而那半页也只有中间那句有实质意义,它在第五页第十一行:“你哥哥六月十七日六时五十七分走了。”

午后的街道,行人稀少。

如果“哥哥”真的存在,现在又离世了,我应该怎样怀念他呢?对他的生平,实际上我所知甚少,在我拙劣的想象里,他高考失利,我的父母一向极爱面子,又有望子成龙的执念,“哥哥”就此一蹶不振,并开始了令人吃惊的蜕变,整日整日地在街上厮混。我猜想,离家前的最后一段日子里,他应该是游手好闲的,早出晚归,尽量错开与家人碰面的时间,与那群他曾不屑一顾的街头少年鬼混,能干的和不能干的事,他都一一尝试。这让我既鄙夷又羡慕,还有好奇。在无聊的想象中,我经常扮演着这种角色。

记得小时生过一场大病,我曾躺在病床上问母亲,哥哥呢?母亲诧异地盯着我,你哪来的哥哥?半梦半醒中,耳边传来母亲的声音,不会是脑袋烧坏了吧?我微微睁开眼睛,眼前晃荡着她和父亲的脸,焦虑、忧愁……我没法确定这是不是自己的幻觉。

“哥哥”就此成了我内心一个隐秘的谜团。

崔九来信再次勾起我对这段影影绰绰的往事的回顾。鉴于有这样那样的想法,我想,确实有必要与崔九会面。

时间、地点还算精确。只是崔九,眼前的中年男子,却是白净、恬淡的,而且腰背挺直,整个人看上去很有精神。此刻正靠着路边的围栏吃糖油粑粑。

“见到你很高兴。”我伸出手。

崔九抬起头看着我,犹豫了一下,很快脸露笑容,腾出一只手,“我也是,”并伸了伸塑料小碗,“要不要来一个?”

“不了,谢谢。”

“你说这边的糖油粑粑不错,确实……”

崔九,头发浓密,烈日下白衬衫西装裤黑皮鞋,每粒扣子都扣得严严实实,有着刻意的整洁。言谈得体,举止大方,只是他的声音……在这张脸的衬托下,声音无疑是陌生的;闭上眼睛或看别处时,又似乎很熟悉。有趣的是,这个声音和眼前的崔九,似乎并不冲突。我想跟他说说我的这个疑惑,但他的平和谦逊让我不得不怀疑自己的听觉。我常常会听错声音,认错人,在十字街头找不到回家的路。只是这个错觉太离谱了,似乎哪个环节有差错,却理不清头绪。

崔九提议找个地方坐着聊,我完全赞同。公交车两个小时,我站了一路。拥挤的车厢里,每张脸都听天由命似的写着麻木或困倦。这个令人疲累的城市,每时每刻都仿佛要掏空我们的身体。街边正好有几张条石长椅,干吃了两只面包,有点口渴了。到街边小店买水时,出于礼貌,我想替初次见面的崔九也买一瓶。后者指了指腋下的矿泉水瓶,示意还有大半瓶。然后我们坐了下来。

“天气不错啊。”机智的开场白。

“是啊。”我点点头。

“你怎么认出我的?”切入正題。

我说:“只能是你……”这是实话,从神态、举止和装束来看,是有点勉强,但周围几个人里,小贩、店员、小男生和一对老夫妇,都没人比他更接近了。

风吹着街边的梧桐,树叶沙沙。崔九说,好多事都是有前因后果的。一副要讨论轮回、报应的架势。我想提出异议,却被他打断了。

“为什么只能是我?”

我总是精力不集中,用在走神的时间多于倾听。每天的生活就像蒙着一层厚厚的沙尘,怎么抹也抹不干净。崔九谈笑风生,我形同梦游,聊的却是他经常被人认错的事。我不明白其中的用意,但他谈兴正浓,不便打断。我们就这样坐在街边的长椅上,貌合神离地说着话。背后的巨幅广告牌上,一个穿浅蓝色衬衫的男子,表情夸张,双目圆睁,整张脸几乎被张大的嘴巴占据了,像要把我们吞进去。

“你是怎么看的?”他看着我。

“我?”我有点慌。

阳光洒在脚下,手机响了,铃声是《野百合也有春天》。我松了一口气。崔九举着手机走向广告牌的一侧,压着嗓音,生怕别人听到似的。有那么一下,他几乎站到了广告牌的背面,离我足有四五米远。车辆在街道上来往穿梭。他有手机,为什么要舍近求远,在信中给我留了一个公共电话亭的号码?远处一个拾荒者在垃圾桶边翻翻拣拣。

“我马上过来,你们都别动……”

我被惊醒了,崔九突然抬高了音量,似乎要阻止电话那头的絮絮叨叨,还不安地往我这边张望。这个时间漫长得像过了一个世纪。

“我临时有点事儿……”崔九回来了,手举手机,站在我面前,脸色不太好。

“好的好的。”我随口答应,“你先忙你的事。”

“……那我们再约时间聊。”

我把他送上了车,的士临开动时,他探出头,说:“你别急,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与崔九的初次会面就这样结束了。我回到家,洗了一个澡,才彻底清醒了。回顾整个会面过程,感觉事情有点不妙。为了证实“哥哥”的存在,同一个陌生人会面,提线木偶般任由其摆布,我却没有任何不适感。而且,他不是应该和我谈谈我的“哥哥”吗?可整个过程,他一句都没提,尽扯些他经常跟人撞脸撞衫,他说:“那个小女孩跟了我一路,还咬定我就是她爸爸,太逗了。”是刻意,是时间来不及(那个电话应该是突发情况吧),还是另有深意?临走时他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又是什么意思?这段时间有太多的蹊跷,让人应接不暇,比如另外一件事也至今无结果。

都过去一周了,还是没法联系上我的“女友”。即使出差,也该回来了。

骑上电瓶车前往她的公寓。门铃按了许久,毫无动静,连那个雀斑女人也没来应门。走廊上安静异常,墙面斑驳,浮动着阴郁和诡秘的光影。后来注意到门上有一张A4大小的纸片,是一则打印的租房广告。我犹豫了片刻,拿起手机拨通了纸片上的号码。

房东是个中年妇女,嗓门有点高,不断询问我是否要租房,说要租的话,她马上就过来,她说家具电器宽带一应俱全,她还说年租的话可减一百元。似乎很着急租出去。我赶紧打断并告之目的,房东的情绪仿佛一头扎进了冰山,语气迅速变得冰冷了,她说你肯定弄错了,我说不可能我经常来。她没好气地告诉我,上个租户是一对小夫妻,住了有两年,停顿了一下又说,因为要回常德老家,就没再续租,租期还有两个月才到期。

“没你说的那两个人。”女房东烦躁地说:“不租房就别打这个电话!”

电话挂了。

这种事情怎么会弄错呢?正好隔壁出来两个年轻人,以前来访曾在楼道里碰过面,我决定找他们问问。他们告诉我,他们租住隔壁有半年了,从没见过我所描述的那两个女人:我的“女友”和她的室友。

“是一对男女,”矮个年轻人点燃我递过去的香烟,“听说是常德人,上个月搬了……”

“是的是的,常德人……”另一个年轻人说。

站在楼下,我回身望去,夜色笼罩下的公寓大楼,神秘、陌生而诡异。骑上电瓶车,一路上心神不宁,满脑子都想着这事,结果被另一辆横穿马路的电瓶车撞翻了。

很庆幸,只是手臂和小腿上擦破了两处皮,缝了几针,需要在家休养一个礼拜。打电话向部门小领导请假,能想象得到电话后面那副照章办事的嘴脸。挂了电话,心里想,请假也就是保住饭碗,工资照扣,至于这个月那点可怜的满勤奖、年终奖,就更不用说了。

在家休养的这几天,我无所事事,又给母亲打电话,说我找到哥哥了。母亲受到惊吓般在电话里喊,你疯了吧,怎么又说起这事了?我知道她不可能相信,还是别打扰她了。我笑着说我开玩笑呢。母亲这才半信半疑地埋怨了几句,然后说别给自己太大压力。神神叨叨的,听得我哭笑不得。这时又有电话打进来了,是一个陌生号码。我赶紧对母亲说,我要接个电话了,我说我很好我会照顾好自己的,然后挂了电话。我没有告诉她我被车撞了。

电话接通,是崔九。

分别时,崔九并没约定再见面的时间和地点。将近半个月了,我的耐心被磨得差不多了,心里问候了他的祖宗十八代,心想这或许就是一个玩笑,一个小插曲。生活中总得来点不一样的色彩,否则就太无聊了。我这样安慰自己。原本以为事情就到此为止时,他又出现了。

还是在西塘路,崔九在电话里说,上次很抱歉,临时有事不得不先告辞,后来又有别的琐事耽搁了,所以这几天都没联系我。然后话锋一转,说这是“哥哥”的意思,有些事还是需要当面说。“哥哥”的什么意思?说什么呢?我犹豫着,问时间能否后延几天。我没说被车撞的事。

他同意了。等待会面的几天里,心里隐隐不安,而且越来越强烈,感觉会同上次一样,一无所获。禁不住焦躁起来,打算爽约,还是在给母亲打电话时,她说的一句话勾起了我的联想,“过去的事情是改变不了的。”那天我竟然向母亲坦露了多年来郁积于心的一些想法,我问母亲,我是不是特别让她和父亲失望。我无法克制地抱怨这么多年来他们给我的压力,尤其高中三年他们到处跟别人说我是要去北京上大学的,结果高考前的那晚我失眠了,考试那天整个人昏昏沉沉的,于是我只上了一所专科。我说如果有兄弟姐妹就好了,你们就不会把所有的希望都放在我身上。母亲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就是一声轻叹,说别想太多了。过去的事情是什么,会不会跟“哥哥”有关?

拆了线,我告诉母亲,过阵子回一趟家。两年多了,想象中,母亲应该更苍老了。想到母亲那句感慨,我的双亲一定向我隐瞒了什么,比如我确实有一个哥哥,是在我很小的时候离开了家,他们一定知道他在哪兒,只是从来没告诉过我,也从未向我提起……我想问问母亲这是为什么。最后,还是没有问出来,我在电话里安慰正啜泣的母亲。

果不其然,会面后崔九还是没切入正题,而是兴致盎然地问我是否可以造访我的寓所。言辞恳切,容不得拒绝或推脱,我犹豫了片刻,心想,寓所无人打扰,或许有利于谈话吧。崔九欣然接受了我的邀请,上车时还不忘侧过脸来莞尔一笑,说:“我们很谈得来不是吗?”我不置可否,四处看了看,告诉他还有一个空座。作为年长者,他没做谦让。一路上,崔九面带微笑,时不时地望向我,目光温婉。我站在旁边,像一名让座的中学生,拘谨又羞涩。

初夏已过,气温逐渐升高,街道上终年不散的浊气一日浓过一日。汗渍和疲惫慢慢爬上人们的脸颊,风扇开启的频率越来越密。崔九却衣着整齐,从见面那一刻起,我就为他捏了一把汗,仿佛那身长衣长裤套在我身上。尽管汗水浸湿了衣领,他仍不为所动,还善意地提醒别把风扇全向着他,任由汗珠挂在脖子上,渗进衣领,泰然自若地与我交流有关人世、人情和人物的看法和观点。从他的叙述中,我能感觉出他对往事的留恋,相互纠缠的悲凉和欣喜不时掠过他的眼睑,却又能很好地不让它们滞留太久。他的模样和语调是饱经沧桑的,对世事的理解不乏真知灼见。他还顺便同我简短地分享了一段隐晦的早年恋情,他说很多时候我们就是爱自欺欺人,喜欢胡思乱想。听着这夹带的议论,我心里直犯嘀咕,他以“哥哥”的故人的身份引我相见,仅仅是来告诉我,生活中错觉层出不穷,还是自欺欺人是生活的本色?由此不得不怀疑,眼前的崔九,既非给我来信的崔九,也不是电话里的崔九。但我实在没理由破坏这个貌似和谐的场景:长者语重心长,受教者低眉垂眼。崔九的叙述还在继续,我的心肠慢慢柔软起来,我也想到了我的“女友”。半个月了,依然没有她的消息,仿佛从我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我是不是也深陷自欺欺人的泥沼而不能自拔?崔九营造的这个氛围让我无法抑制内心的悲凉。

感伤是最耗精力的,不知不觉中我沉入了梦乡。

醒来时已是黄昏,落日余晖从窗外斜映进来,洒在窗台上。崔九走了,留下一张两指宽的满含歉意和不舍的便条:接了一个要紧的电话,必须离开,见你睡得恬静,实在不忍叫醒,就不辞而别了。最后,他说:“再见,李逢!”我注意到,他临走时,替我关好了门窗,还清理了烟灰缸,带走了用过的纸杯,调转了风扇的方向,以免我被吹感冒了。望着寂静无声的房间及家具摆设,我感慨万千。

崔九在信中提到,“哥哥”离家后的十几年时间里,四处流浪,候鸟般随季节迁徙,混迹于各种人群中,搬运工、泥瓦工、牧羊人、丰收季的收割者……窘迫和艰辛使他尝尽了世间疾苦。崔九不无动容地说,他们的相识很有那么一点传奇色彩:午后、阳光和脊背。崔九对这个画面的描述非常用心,诗一般的语言,充满了浓郁的抒情色彩,显示出他对他们的相识有着外人难以理解的眷恋。他们开始交往并逐渐成为推心置腹的朋友,他们无话不谈,涉及彼此的出身、家庭、成长岁月和各种人生际遇,甚至各自的隐秘心事。崔九的语调是悲怆的,也是感人的,他深情地回忆着并感慨着。困顿、自我折磨和流离失所是罪魁祸首,“哥哥”的健康状况渐渐恶化……可是,这一切似乎都不怎么合乎情理。他的来信并约见,不该仅仅是聊有关错觉和欺骗的话题,还应包含生平回顾、往事钩沉和临终嘱托之类的吧,否则实在没必要如此大费周章。然而,出于某个我无从知晓的原因,见面后,崔九却绝口不提。

“你一定很疑惑,我为什么会对你这么熟悉吧。兄弟,你不知道,因为你的哥哥,在心里我早就把你当成我的兄弟了。”

之后,崔九就住了口,仿佛陷入了沉思。过了好一会儿,他说:“一旦遇见,就像在心上刻下一道伤痕,再也无法痊愈了。”他出神地看着墙上挂着的《向日葵》。午后阳光下,映入眼帘的背影,崔九完全被迷住了,手中的图纸悄然坠地。崔九说:“人生没有故事精彩,却比故事麻木。”

“窗户纸没捅破啊,”我垂着头,嗫嚅着,“她为什么……”

是的,我的状态确实不妙了。在电话里我问母亲,我是不是生病了?

我茫然地走在大街上,希望嘈雜的市井声能帮我驱散眼前的层层迷雾。也许我应该找个人倾诉一下,可谁愿意听我的胡言乱语呢?一成不变的街景、树木、建筑,还有人群,仿佛他们都是无声的,每个人都紧闭着嘴巴,似乎一张口就会乱了步伐。不知道他们经历着什么样的烦恼。崔九说,烦恼是生活最真实的底色。肩膀被人从后面轻轻撞了一下!已经够心烦意乱的了,我抬起头。

是她!

我愣住了。她没看到我,拖着旅行箱往前走,脚步很快。眼看着她穿过马路,站在街边招手拦的士,我才反应过来,慌忙朝她喊了两声。她好像听到了,迟疑地侧脸望过来。

“是我!”我挥着手指着自己,“是我呀李逢,李逢!”

她惊讶地张开嘴,应该是认出了,双手也激动地比划起来,嘴巴一张一张的。人声车声太大了,我什么也没听到。我说你等等你等等。让过两辆车,我跑了过去。她朝我微笑着说你不是回去了吗?怎么……旁边的报刊亭,一个戴棒球帽的男孩儿喊,老板,给我来一份《E时代》。一个环卫女工靠着垃圾车剥香蕉吃。

“我去找你了!好几次,你都不在,”我喘着气,语速飞快,“说你出门了,你……”

“什么?”

“我去公寓找你,可房东,还有你的邻居,都说没你这个人……”

“公寓?”她看着我,一脸狐疑,就像我说的是一个阴谋。

“对,公寓!”我只好耐着性子讲述了有关她与公寓的事。心里寻思,即使不想捅破窗户纸,也不至于装作陌生人吧。我还提到一些细节,比如她的室友,还提到室友与其男友亲热时,她因为忘拿手机返回来取,结果撞见了。这是她告诉我的,她说三个人都很尴尬,关系从此变得微妙起来。我的讲述七零八落,仿佛有无数的话急着涌出。

“你肯定记错了,”她弯着修得很精致的眉笑着,打断了我,“我刚从伯尔尼回来,这两年都不在国内。这次回来,本想找你们几个聚聚的……对了,昨天见到李逢了,他说你回老家了……现在你这是……”

“等等,等等,”我的脑袋开始短路了,瞪大了眼睛,“李逢?你说李逢?”

“对呀,李逢。”她皱起眉头,不像开玩笑的样子。

“不,不,不是这样,”我握住右手腕,暗示自己要平静,却感觉自己更激动了,“不,我是……说我是说我就是李逢啊,你……你……”

一辆的士突然停在跟前。

“实在不好意思,”她拉开车门,“我得走了,赶飞机,公司临时通知……”

她迅速钻进了的士,我还没反应过来,车就开走了。来不及道别。

刚从伯尔尼回来,两年多都不在国内,那我这两年来的所谓“女友”,她是谁?还有,我如果不是李逢,那会是谁?那个李逢又是谁?我……

还会有第三次会面吗?几天来,我特别留意那些陌生的来电,也曾回拨那个电话亭的号码,但再没人接听,最后连号码也不见了。我心事重重地打开楼下的信箱。这个信箱每隔几天就会有一堆信函、书报、名片、宣传单和小手册之类的东西,都是前租客的。都两年了。昨天房东打来电话,问我是否要续租。我告诉他暂时没有搬家的想法。房东没再多说,只是提醒我记得交房租。恍然想起两年前,在电话里商谈有关租房事宜时,房东好像隐约提起,说前租户是一对小夫妻,与我年龄相仿,应该是家里出了什么事,就退了租,走得有点匆忙,落下不少东西,比如书籍、信件和报刊。房东说我可以自由处理。开始时确实有此打算,但某个无所事事的傍晚,听着雨点打在窗玻璃上发出炒豆子的声响,我随手打开了那些书报信函……但我不能确定,我说过,我总是精力不集中,用在走神的时间多于倾听,我的记忆更是混乱不堪、漏洞百出。我决定不再关心此事了。如果注定要再见,劳心劳神就是多此一举,反之则是徒费功夫。至于“哥哥”,我或许应该承认,那不过是给自己编织的一个谎言。就像崔九说的自欺欺人。

没有信,更别说崔九的。或许是呆的时间有点长了,站在楼道口的那个保安斜起眼睛,频频打量我。我悻悻地放下手中几张打印的宣传单,随手取走了一份报纸。

那则报道就这样出现在眼前。

报道上说:六月十七日晨,一个叫崔九的人被杀了。

我如坠深渊。

经过北正街边的一个小巷口时,崔九被一名身材壮硕的年轻人结结实实地撞倒了,年轻人没道歉,更没去搀扶,吹着口哨,大摇大摆地准备离开。一向和气的崔九突然叫住了年轻人,指责后者大庭广众之下袒胸露腹、举止粗野等等。年轻人应该是混街头的,一身戾气,几轮对骂后,他掏出了随身携带的水果刀。

一对正在不远处晨练的中年夫妇目睹了整个过程,他们在采访中用了化名。女人告诉记者,崔九是好人,和他们住在同一个小区,鳏居多年,对人很友善,说话细声细气的,她说没想到会是这样。男人说这条街道一向不太平,治安有点混乱,希望政府能管管……

这让我有了严重的受挫感,就像一样至关重要的东西突然离去。仿佛这段时间的思虑,只能算是一场真假难辨的梦魇。现实中的崔九和他信中的“哥哥”竟然死于同一天同一时刻,那么,出现在我面前的崔九又会是谁呢?看着报道配发的现场图片,以及图片上的那张面孔,不知道自己该相信什么,或者说,我所经历的一切是不存在的。就像我对“哥哥”的设想。想起崔九(假设他没有死于非命)那天走进我的寓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你哥哥曾跟我说过,他比你大五岁,十八岁时离家,你应该才十三岁吧。又隐约想起,母亲好像也提过,我确实有一个哥哥,不过七岁那年死于一场大病。我当时才两岁,不可能留下什么记忆。接着就是十三岁那年,我也生了一场大病……那么,那个没生下来的孩子呢?

“你一天到晚瞎想些什么?”母亲在电话里说,“你就是压力太大了,生活中哪有什么事事如意……”

我是在瞎想吗?或许我只是想证明,我从来都不是白痴。按照我有时特别固执的看法,如果生活可以变得更简单点,偏见再少点,一切寻常事就不应该成为我对生活的畅想却无果时的牺牲品。假设我们是可以互相替代的,我想,我们就是彼此的乱源。当我若有所悟时,我又开始相信,我和崔九还会有第三次见面,或许,此时,崔九就在赶来的路上,准备给我带来有关“哥哥”的消息,否则无人能猜到,崔九……

啊!崔九在电话里的声音——

时间仿佛是错乱的,空间也充满了多棱的镜子。

责任编辑:易清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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