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离骚》对西汉文人创作之影响

张艺馨

摘 要：《离骚》作为楚辞代表作，深受西汉王室和文人的喜爱。他们视屈原为爱国忧民的榜样，开创了借榜样咏己的写作方式；西汉文人对楚辞的摹拟创作在最大限度上保留了楚辞的原始风貌，楚辞的鬼怪神异色彩和富丽语言也被文人化用到赋中。辞赋在社会上的广泛传播促使经学将辞赋正统化，对后世文论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关键词：离骚；屈原；楚辞；西汉文人创作

On the Influence of “Li Sao” on the Literary Creation of

Western Han Literati

Zhang Yixin

（School of Literature，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Guilin，Guangxi，541006）

Abstract：“Li Sao”，a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Chuci”，was deeply cherished by the Western Han royal family and literati.They regarded Qu Yuan as a model of patriotism and concern for the people，pioneering a writing style that eulogizes oneself through exemplary figures.Western Han literatis imitative creations of “Chuci” retained its original essence to the greatest extent.The supernatural elements and ornate language of “Chuci” were also integrated into their literary works.The widespread dissemination of these writings in society prompted Confucian scholars to canonize them，exerting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development of literary theory in subsequent generations.

Key words：Li Sao;Qu Yuan;Chuci;Western Han literati creation

《离骚》是先秦楚国一部优秀的楚辞作品，体现出作者屈原忠贞不屈、爱国爱民、不与世俗同流合污的精神品质。这一观点始自西汉，而历代文人学者对《离骚》予以极高的赞赏并对屈原持有重视和崇敬的态度，亦源自西汉。《离骚》对西汉文人创作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西汉文人对屈原爱国精神的追崇及发展

史书上记载最早评价屈原的西汉文人是贾谊。《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贾谊被汉文帝疏远而为长沙王太傅，远离都城，“贾生既辞往行，闻长沙卑湿，自以寿不得长，又以適去，意不自得。及渡湘水，为赋以吊屈原。”［1］2492贾谊此时作《吊屈原赋》，辞多“兮”语气词，又多七字句，显然是仿屈原《离骚》作骚体。文中他视屈原为贤臣，又将屈原比作鸾凤，认可其爱国精神，并对屈原的遭遇感到同情：“遭世罔极兮，乃陨厥身。”［1］2493但他反对屈原的殉身行为，“所贵圣人之神德兮，远浊世而自藏”“瞝九州而相君兮，何必怀此都也？”［1］2494贾谊以能否辅佐明君治国作为第一评判标准。在《新书》中他认为人臣职责在于百姓，“以富乐民为功，以贫苦民为罪”“夫故君以知贤为明，吏以爱民为忠。臣忠则君明。”［3］261在他看来，君王的职责是选取和管理贤明的大臣，而贤明忠臣的职责是辅佐君王治理民生。从这个角度来说，贾谊之说，实是儒家为国为民思想在西汉初期的阐发。他作《吊屈原赋》的目的是将屈原视为忠君之贤臣，而自己如同屈原，但又更明事理，即使被远派疏离，然仍能为君王作贡献，投江自尽绝非优选。贾谊哀吊屈原，其核心是表达自己作为忠臣当为国为民尽心尽力的志向。

谈及忠臣，就要谈到刘安所作《离骚传》，其中有言：“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1］2482把屈原视为竭尽全力为君王服务的忠臣。刘安作此传，也是在向汉武帝表达自己的忠诚。此外，司马迁在《屈原贾生列传》中亦有言，“屈平既嫉之，虽放流，睠顾楚国，系心怀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又言，“怀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内惑于郑袖，外欺于张仪，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兰。”［1］2485他亦将屈原视作忠臣，极为强调屈原心系国家的一面。屈原忠臣形象在西汉可谓根深蒂固。

西汉末期又有扬雄评屈原，《汉书·扬雄传》载扬雄读《离骚》：“以为君子得时则大行，不得时则龙蛇，遇不遇命也，何必湛身哉！”［4］3515能得仕途则行己道，不得则隐退而保全其身，这样的观念最早出于孔子之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2］303这种类似的价值观为西汉所继承，也出现在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中：“以故用则天下平，不用则安其身，《春秋》之道也。”［5］13有道则见，无道则隐是西汉文人普遍的价值观。扬雄在《反离骚》中有“汉十世之阳朔兮，招摇纪于周正，正皇天之清则兮，度后土之方贞”［4］3516之言，在他看来，西汉为有道之世，则须入世入仕，为君王治国分忧。与贾谊类似，杨雄在肯定屈原作为贤良忠臣的品质和精神的同时，又否定其以身殉道的行为，主张在不同政治环境下，文人需要在追寻自己理想的同时做出相应的改变和适应。西汉是皇权开始实现专制统一的磨合期。权力的高度集中，要求思想实现统一化。在汉武帝之前，诸子学说都在为博得统治阶层肯定的道路上相互竞争。儒学在其中吸收各家专长，最终在汉武帝时期争得殊荣。儒学以经世致用為价值，在政治中就表现为对仕途的追寻。《论语》言：“邦有道则仕。”［2］617子路之言即为西汉文人观念的最好写照：“不仕无义……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2］726然而从文帝之贾谊到成帝之扬雄，西汉文人都不认可屈原投身江中的行为，他们大多秉持“无道则隐，有道则见”的价值观，以自己的生命为出发点，认为休养生息等待时机未尝不可。屈原是战国时期之人，国灭则灭，无处可去，以身殉道毋庸置疑；而西汉已是统一的政治环境，文人殉道已无必要，这一行为自然也不被承认。春秋战国时期如屈原一样以生命诠释自己思想的例子还有很多，如介之推、伍子胥以及卫宣公二子，较之西汉都是颇为激进的以身殉道之举。西汉文人以天下统一的事实为基点，从现实功用出发重新看待如何为国奉献的问题，他们在政治大环境的改变下，将自己所尊崇的爱国精神作出相应调整，使得文人能在不得志之时保留属于自己的后路，允许文人接受自己的失败，是带有人文关怀色彩且具有时代进步性的举措。

二、西汉文人对楚辞的摹拟为文学创作带来潜在活力

除去《离骚》，屈原还创作了其他楚辞作品，如《九歌》《渔夫》《卜居》等，后均收录于王逸《楚辞章句》中。而《汉书·地理志》有言：“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根据汤炳正先生《屈赋新探》考据，刘安应是对屈原作品进行收集整理后完成的《楚辞释文》古本，其中以《离骚》为首，其余屈原作品按照创作时间排序，足见《离骚》一作备受王室喜爱，而屈原的其他楚辞作品也同样受到重视。西汉“楚风之热”引发了文人对屈原楚辞作品的摹拟创作潮流。此潮流有三大特点：

第一，文人的骚体创作，标题和结构均有仿照屈原作品痕迹，这是楚辞在西汉影响之广之深的证明，也是保留屈原楚辞原貌的有力证据。据王逸《楚辞章句》载，王褒之《九怀》和刘向之《九叹》，是在屈原《九章》《九歌》这类以数字为题的楚辞作品启发下而作的摹拟之作。而枚乘《七发》其文虽不似骚体，然其主角为楚国太子，其言又颇多瑰丽神异之说，其中伯牙所歌“麦秀蔪兮雉朝飞，向虚壑兮背槁槐，依绝区兮临回溪”［7］446之言，显然受楚辞影响，其题应亦习自屈原之作。《汉书·艺文志》又将枚乘赋作列入屈原赋之属，其《梁王菟园赋》末尾有辞：“春阳生兮萋萋，不才子兮心哀，见嘉客兮不能归。”［8］50可见枚乘之作虽被认可为赋体，但其中存在部分明显的楚辞骚体风格。而屈原《九章》又有一篇名为《惜诵》，贾谊仿其题，作《惜誓》。后有庄忌仿楚辞而作《哀时命》，《汉楚辞学史》认为“此赋纯为骚体，这在当时辞赋散体化渐盛的情势下能继承屈、宋风调，不失为纯正之作，并成为汉代一些辞赋家学习的榜样。”［8］55屈原《渔夫》中首出楚辞问答体，屈原和渔夫的一问一答组成了全篇作品，此亦为西汉人所学习，如枚乘《七发》之吴客问楚太子。而后一问一答的形式逐渐被运用到赋的创作上，司马相如《子虚赋》《上林赋》《美人赋》、东方朔《答客难》、扬雄《羽猎赋》等皆若此，洪迈《容斋五笔》卷七言：“自屈原词赋假为渔夫、日者问答之后，后人作者悉相规仿。”［8］124即言此。这些都足以证明西汉楚风创作盛行，楚辞骚体的风格影响了赋，使赋能在创作中学习除雅正诗歌之外的其他范本。西汉文人的摹拟之作有些严格按照楚辞的各种格式，甚至大量袭用原文，如贾谊《惜誓》以六言为主而杂以散体句式，《旱云赋》以六言为主而末尾转以四言骚体，是习自屈原《涉江》以六言为主而在“乱曰”之后以四言为主体的格式；庄忌《哀时命》中“虽体解其不变兮”用《离骚》“虽体解吾犹未变兮”之句；司马迁《大人赋》对《远游》的摹拟也使得后世学者对《远游》是否为屈原所作产生了分歧。这些既能帮助后世楚辞学恢复最初楚辞原貌，又反映出当时屈原所作楚辞在西汉影响之广大。

第二，西汉文人在楚辞摹拟中承袭的最大特点，就是楚辞中的神异鬼怪之说和华丽之言。西汉王室喜楚风，楚风多神鬼怪异之说，其风瑰丽多言，常有凤皇神仙之类描述；加上董仲舒天人观述上天与君王关系的加持，以及君王自身对长生不老的向往，神话传说自然也就更为官方所注意。《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载文帝召见贾谊：“上因感鬼神事，而问鬼神之本”［1］2502，后方有李商隐作“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贾生》）一叹。《史记·孝武本纪》载汉武帝尊李少君为贤人，遣方士“求蓬莱安期生之属”，“海上燕齐怪迂之方士多相效，更言神事矣”［1］455。《汉书·淮南衡山王列传》载刘安“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作为《内书》二十一篇，《外书》甚众，又有《中篇》八卷，言神仙黄白之术，亦二十余万言”［4］2145。司马相如作《大人赋》，亦是应为“见上好仙”，“美子虚之事”［4］2592。王褒之受用，也是因为迎合了宣帝的喜好，“是时，上颇好神仙，故褒对及之。”［4］2828刘向为迎合宣帝言神仙方术之事，甚至献《枕中鸿宝苑秘书》而铸伪黄金。西汉末期王莽以谶纬童谣言天意，同样也是神仙鬼怪之说。西汉文人因此也将神仙之说与楚辞色彩相结合。淮南小山《招隐士》之白鹿、猕猴之精怪兽群；《哀时命》“愿至昆仑之悬圃兮，采钟山之玉英。揽瑶木之橝枝兮，望阆风之板桐”［6］260中对昆仑仙境的幻想；王褒《九怀》中游天园之景“腾蛇兮后从。飞驹兮步旁”［6］271。这份神异色彩同样影响到了赋的创作。除了上文提到的《大人赋》之外，《子虚赋》言云梦泽“其上则有鹓雏孔鸾，腾远射干；其下则有白虎玄豹，蟃蜒貙犴”［1］3004、《长杨赋》“于是上帝眷顾高祖，高祖奉命，顺斗极，运天关，横巨海，漂昆仑，提剑而叱之”［7］239-240以及《甘泉赋》“蚩尤之伦带干将而秉玉戚兮，飞蒙茸而走陆梁”［7］191等等，都是楚风神异色彩的延续。除此之外，楚辞富丽繁华的语言也打破了雅正诗歌四字正统的局面，而将语言尽可能伸展开来，展现出繁华美丽的画面，西汉大赋正是在这样的学习中逐渐发展成熟。七言诗、小说、骈文等文体均有受其影响。从这个角度来看，楚辞中的神异之说和华丽之言为后世文体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第三，屈原的创作成为西汉文人文学创作时可参照、可对比和可学习的榜样。贾谊创作《论积贮疏》等文章坚持立言不朽的价值观，提出为国为民贡献自己的主张，是同屈原一样试图向君王坦明忠心。而“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1］2492，奸臣进谗言使汉文帝疏离贾谊，亦同于屈原遭小人进谗被放逐。贾谊作《吊屈原赋》《鵩鸟赋》，是仕途受阻的忧心之作，其《惜誓》以自己在仙界和人间之间的徘徊表达对忠君爱国这一原则的坚持亦是仿屈原。而后司马迁作《史记》，将屈原和贾谊并入一个列传，应也以为二人颇多相似之處。至此之后，西汉文人作楚辞摹拟之作，多仿效贾谊，把自己与屈原等同。司马迁“十年而遭李陵之祸，幽于累绁”［4］2720。刘向上书元帝遭弘恭、石显怨恨，成帝时上书劝谏，成帝欲用而王氏专权不许，不得重用。扬雄成帝时作《河东赋》《长杨赋》试图劝谏未果，又哀帝时“丁、傅、董贤用事，诸附离之者或起家至二千石”［4］3565，扬雄作《太玄》自守，王莽时投阁而去，病免嗜酒，为众人讥笑。此数类文人，皆身负才能，壮志满酬，然遭小人嫉恨，忧谗畏讥，忧国忧民却仕途不利，不能完成自己所追求的作贤臣，助明君，治强国的梦想。他们作楚辞摹拟之作，是共情于屈原的身世遭遇，将自己的满腔热血寄托于屈原身上。屈原作为西汉文人的榜样，其爱国思想成为了西汉文人创作的精神支撑。南朝梁时期昭明太子萧统撰《文选序》以屈原之楚辞立于赋后诗前，也间接体现了西汉文人将情感寄托于屈原身上这种模式的延伸。

三、楚风创作潮流下西汉文论出现新发展

西汉楚风骚体创作出现热潮。武帝爱《离骚》，喜楚歌，刘安献《离骚传》，李延年为之作楚风宫乐，文人作辞赋或学骚体，或以楚风之华丽诡怪合武帝心意。昭帝所作《黄鹄歌》有着明显的楚歌特点。宣帝以王褒能诵读楚辞而用之，王褒亦因上好仙而多言神仙之事。成帝之时，政权已被王氏外戚所夺，民间多起隐语童谣，王莽借谶纬造势而起，同于刘邦将自己的来历附会为蛟龙降世，以神异强化自己统治的正统性，他的举措实际上亦受到了西汉王室好楚风的影响。可见楚风深深影响着西汉的政治和文学生活。因而后来主导西汉正统思想的经学也向楚辞学习，将楚辞纳入自己的体系中。在这个过程中，对辞赋的探讨开始为后世文论的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首先，文人试图将楚辞和经书并列，将楚辞列入经学的行列中。刘安《离骚传》就将《诗》和《离骚》相提并论：“《国风》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诽而不乱。若《离骚》者，可谓兼之矣。”他认为《离骚》和《诗经》一样，既有述祖之美德，又有对治国治民的倡导。除此之外，刘安亦认为《离骚》行文风格合《诗》之大义：“其文约，其辞微，其志絜，其行廉，其称文小而其指极大，举类迩而见义远。”［1］2482志行廉洁，是忠臣之赞赏。而文约辞微，也就是《春秋》之微言大义。刘安对《离骚》的评价之高，已与六经中的《诗》和《春秋》相等同。同时期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提出了“发愤著书说”：“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诗》三百篇，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4］2735他将《离骚》与《周易》《春秋》《诗》等经书并列，也是将其与经书相等同。而其发愤著书说，实际上亦出自屈原《惜诵》中“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之言。明代焦竑《澹园集·雅娱阁集序》言：“古之称诗者，率羁人怨士、不得志之人，以通其郁结，而抒其不平，盖《离骚》所从来矣。”［8］161即是认为《离骚》为不平之说起源。这种文学观点也逐渐发展成韩愈的“不平则鸣”和欧阳修的“穷而后工”说。此外，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有言“扬雄讽味，体同‘诗雅。”［10］46其言不知所出，然若为真，扬雄也视《离骚》同于《诗经》。直至王逸作《楚辞章句》，将《离骚》称为《离骚经》，此应为西汉文人将其视同经书的结果，而以《离骚》为经，也间接提高了楚辞的地位。

其次，《离骚》之外的其他楚辞作品，包括赋体在内，地位皆有所提升。辞赋一词早在司马迁作《司马相如列传》中已有，而后宣帝将辞和赋并论：“‘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武比之，尚有仁义风谕，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远矣。”［4］2829宣帝此言，是开启文论中辞赋与古诗共相比较的先河，此为以统治者身份变更风气之举。宣帝之言以其与诗同有大义，有讽喻和多闻的作用为理由，即孔子言《诗》有“兴观群怨”之用，是以儒家文论谈论新兴文体辞赋。可见辞赋在西汉已逐渐正统化，从旁门左道跻身于名门大堂之中。此外，文人又以为赋体出自《诗》之六义，是古诗的流变所出。《汉书·艺文志》言“赋者，古诗之流”［7］6，当从刘向《七略》。而《文心雕龙？铨赋》将赋看作楚辞的拓展，“及灵均唱《骚》，始广声貌。然则赋也者，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也。”［10］134

从《离骚》到楚辞，再从楚辞到辞赋，文人学者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辞赋上。最经典者即扬雄。扬雄早年读司马相如和屈原，以为屈原文过相如。為了劝谏君王，他也和前辈一样作《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又仿屈原楚辞作《反离骚》《广骚》和《畔牢愁》。然此时已是西汉末期，刘汉皇权威光不再，辞赋不再能吸引君王的注意，故而晚年的扬雄放弃了对赋的创作，在《法言·吾子》中以其为“童子雕虫篆刻”，“壮夫不为”，又认为赋并不能起到劝谏君王的作用，“或曰：‘赋可以讽乎？曰：‘讽乎！讽则已，不已，吾恐不免于劝也。”［11］45然而在他看来，赋还分诗人之赋和辞人之赋两类，“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11］49此是以形容词句评价诗辞特征；而他将辞和事相分，言“子事之为尚。事胜辞则伉，辞胜事则赋，事、辞称则经。足言足容，德之藻矣！”［11］60扬雄将诗、辞和赋分开看待，而又将辞和事分而论之，始有用形容词细论文体特征之举。辞胜于事则赋，则又是在讨论语言和文意之间的关系。言文辞和内容相合，此论习自《论语·雍也》“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233之言，是标准的儒学中和价值观，体现出文质论在西汉论辞赋创作中的发展和运用。东汉王充《论衡》中谈繁冗增加之三篇《语增》《儒增》《艺增》，实际上正是扬雄所言事辞之分的延展。但扬雄对屈原依旧持正面评价，“或问：‘屈原智乎？曰：‘如玉如莹，爰变丹青。如其智！如其智！”［11］57他对屈原的尊敬仍是出于对其爱国忧民精神之欣赏和向往。由此可见，扬雄对辞赋态度的变化，实是因为辞赋在政治上失去了功用性，而非其价值观产生了变化。这是西汉文人主体上秉持文学功用论的一大体现。文学此时仍是和政治现实相绑定的事物。

四、结语

综上所述，《离骚》作为屈原的代表作品，受到了西汉上至王室下至文人普遍的喜爱。屈原忠贞贤良，爱国爱民的精神为文人所追崇，并在儒家价值观的引领下为文人吸收、改造和利用，成为文人创作的精神支柱，屈原本人被文人尊奉为榜样，西汉文人创作因此开创了借屈原咏己身的写作方式。对《离骚》和屈原的喜爱，又在王室喜楚风的推动下逐渐变成了对楚辞的摹拟热潮。这种热潮为后世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一是屈原作品的原貌得以被保留，为楚辞学的研究提供了有力证据；二是西汉文人学习楚辞鬼怪神异的内容和诡谲华丽的语言形式，并拓展到赋的创作中，进而影响了作为西汉指导思想的经学将辞赋纳入正统文学体系中，为后世文论的发端打下了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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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陈润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