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世界与分化的经济

提 要： 2023年国际地缘冲突、美欧高利率和央行缩表、制造业景气下行，拖累全球增长放缓，但反通胀显著收效，发达国家就业充分。三大经济体呈现“美强日兴欧弱”格局。中国正站在长期追赶的关键节点，疫后复苏一波三折，脱钩脱轨风险加大，增加了改革的急迫性。展望2024年，美联储货币政策将由“紧”到“松”，全球经济需求弱化，增长动力不足，各国债务压力不减，国际“裂变”和“分化”仍将延续。

2023年是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结束后的全面重启之年，全球“裂变”趋势并未有明显改观，反而显现某种加速趋势，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表现和宏观政策继续分化。在“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爆发的同时，全球制造业景气下滑带来较大冲击，部分制造型经济体衰退的风险上升。中国社会经济“凤凰涅槃待重生” [1]，经济进入艰难的修复阶段，微观主体信心和经济活力仍然偏弱，复苏过程一波三折。展望2024年，主要国家集团依然处于“裂变”和“分化”之中。地缘冲突、去全球化和“创造性毁灭”式技术创新仍是三大干扰因素。除此之外，全球经济还必须直面美联储货币政策由“紧”到“松”的新转变，以及各国债务累积所引发的新压力挑战。随着2022年人均收入达到世界平均水平，2023年即将突破“中上收入”阶段而触及“高收入”下限门槛，中国正站在长期“追赶”的关键节点和历史新起点上。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与创新发展，将成为2024年中国宏观政策的当务之急。

一、分裂的世界与分化的经济：当前全球宏观运行的典型特征

在经历了中美贸易摩擦、俄乌冲突和新冠疫情大流行三大沖击后，2023年世界全面进入疫后修复时代。地缘冲突接二连三，纷争紧绷，俄乌仍在交战拉锯中，2023年10月7日又爆发巴以冲突，加上持续“去全球化”中的脱钩断链，美欧高利率政策和央行缩表，以及短暂的银行业危机，都增加了全球政治经济摩擦和不确定性。在大多数国家延续一年有余的紧缩货币政策下，各国复苏动能趋弱，但通胀得到有效控制，全球经济展现了一定的韧性。年度全球宏观经济呈现以下五大特征。

（一）总体增速放缓。疫前已经存在的诸如“去全球化”等趋势性力量持续发挥作用，叠加美欧高利率和央行缩表、制造业景气下行，制约着经济增长，全球经济增速由2022年的3.5%放缓至2023年的3.0%，低于2000-2019年间的平均增速3.8%。

（二）经济增长分化。发达国家总体经济增速为1.5%，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增速4.0%。中国当年实际GDP增长5.2%，名义GDP仅4.6%，属于历史低速，但达到年初设定的增长目标。三大发达经济体呈现“美强日兴欧弱”的格局。美国依然引领全球创新，经济表现突出，2023年GDP增速达2.5%。日本在“失去的三十年”之后，呈现某种恢复甚至新生迹象，长期增长由负转正，年度GDP增速达1.5%。德国等制造型经济体则受到全球制造业景气下滑的较大冲击，带动欧元区经济增长减速，年度GDP增速仅为0%，衰退的风险上升。

（三）发达经济体的就业良好。2023年12月美国失业率为3.7%，欧元区6.4%，英国4.3%，日本2.5%。美国和英国分别比一年前上升0.2个、0.6个百分点，日本持平，欧元区则下降0.3个百分点。总体看发达经济体失业率普遍处于历史较低位置，几乎达到了宏观经济学所定义的“充分就业”状态。

（四）总体通胀率下降。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回落为通胀下行贡献了主要力量。随着上游能源加速回落，推动下游消费者物价指数水平（CPI）下行至2%-4%区间，主要央行的通胀目标区达标进程已过大半。2023年末美国、欧元区、英国和日本的CPI分别回落至3.1%、2.4%、3.9%、2.3%，处于一年来的低位。然而，东中欧、西亚北非等少数国家通胀依旧严重，埃及（35%）、尼日利亚（28%）、老挝（25%）等国深受俄乌与巴以危机影响出现能源粮食供应危机，委内瑞拉（283%）、阿根廷（161%）、土耳其（62%）等货币发行失控成为通胀“老大难”国家。一些国家则表现出通缩迹象，中国通胀在三、四季度出现月度负值，11月份亚美尼亚、泰国也出现了CPI负增长。

（五）中外宏观政策分化，中国继续降息，发达国家则持续加息。与同期中国宽松的财政货币政策不同，发达经济体从2022年3月开启本轮加息，实行紧缩性政策。2023年以来欧美继续加息收紧银根以控通胀，使得国际金融市场处于高利率环境。2023年内美联储加息4次，政策性利率水平提高100个BP，达到5.33%，为22年来的最高利率；欧洲央行加息6次，政策性利率水平提高200个BP，达4.5%，是欧洲央行成立以来的最高利率。此外，英国、加拿大银行也多次加息，其政策性利率分别高达5.25%和5.0%。但随着通胀率下降，本轮美欧加息周期已临近末端。

全年来看，2023年代表国际风险程度的VIX指数处于11.81-30.81之间，表明不确定性比2022年有了显著下降。但国际形势并不太平，甚至仍可称为复杂、多变，同时一些线索也已经清晰显现。一个最重大的线索，即是近年“全球化叙事”的确定转向：喧嚣猛进的普遍合作与全面进步时代已经不见踪影，代之以国家间的划阵营、退群、脱钩和制裁；具体到个人生活，岁月静好、现世安稳成为幻觉，有的只是风雨如晦和焦虑不安。尤其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很多国际评论家将国际情形与一战前情势作比较，认为真是像极了一战前的紧张局面。而主要国家的经济滞胀，又隐隐约约有点像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无论如何，毕竟像茨威格感叹的那样，再也回不到他熟悉的维也纳，回不到“昨日的世界”了。全球化的退潮和转向，促使原先连结就不那么牢固的一体化世界市场和国家经济群组加速“裂变”，导致主要经济体之间的产业与金融周期不再同步，宏观政策和经济表现也出现了较大差异，分裂导致了分化。

在国际“分化潮”中，需要审视和深思的是，为什么在持续激进加息条件下，美国经济在发达国家中仍能一枝独秀，实现更为亮眼的稳健增长？分析家们讨论较多的原因：一是十年来美国制造业回流政策取得成效，有可能正在开启一轮大的新制造周期。二是美国就业充分，居民收入稳定，支撑了消费支出。三是微观主体资产负债状况良好，住户部门在低利率时借入长期贷款，企业部门也利用此前宽松的信贷条件延长了债务期限，导致总需求对利率变化不够敏感。四是2008年危机之后，住户部门经过十多年主动的“去杠杆”，储蓄率上升，大量超额储蓄支撑了购买力，提振了消费者信心。这四点原因当然不是全部。我们认为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来自美国市场的吸引力、服务业的竞争力和人力资本的创造力，来自面向全球的资源流动与人才开放竞争，造就了美国经济更高的经济活力和创新效率，其互联网、人工智能、生物医药、航天、金融等领域企业持续引领全球技术进步，因而能够获得高附加值和资本市场高估值的正面激励。近年英、德、法、日等发达国家的人均收入，与美国的差距显现放大趋势（新经济分叉），其根本原因或正在于市场效率与创新活力的相对不足。

三、追赶的道路与艰苦的爬坡：处于新关键节点上的中国经济

2023年中国社会疫后重启，“凤凰涅槃待重生”，经济进入艰难的修复阶段。复苏进程温和而缓慢，并未出现报复性或补偿性的全面大反弹，在2022年低基数的情况下，2023年四个季度实际GDP增速分别为4.5%、6.3%、4.9%、5.2%，显现出一波三折特征。疫前已经存在的趋势性力量持续发挥作用，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内外挑战仍然不小，经济面临下行压力和全面通缩风险，微观主体信心仍然偏弱。直至年末，供给与需求的恢复尚未达到疫前水平，进出口景气度都相对偏低，地产仍然处于低迷状态，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降势未止。2023年10月以来，制造业PMI连续3个月环比回落，12月降至49%。CPI同比已连续3个月为负，价格收缩和信心不足问题仍待进一步改善。但在近年崛起的 “新三驾马车”（新能源汽车、电池和可再生能源）的带动以及财政货币金融“三支箭”的配合下，中国稳住了经济大盘，2023年全年GDP约126万亿元，按不变价同比增长5.2%，完成官方年初确定的全年增长目标。随着政府专项债券等财政扩张手段的进一步运用，以及2023年下半年启动城建“三大工程”（城中村改造、保障房与平急两用公共基础设施建设），2024年有望给脆弱的房地产和基建注入新的动力。

从国民财富增长和国家追赶的长期视角看，经过改革开放45个年头的努力和奋斗，中国的人均收入终于在2022年（12850美元）达到世界平均水平（12804美元），2023年即将突破“中上收入”阶段而触及“高收入”下限门槛（13845美元），从而站在长期“追赶”的关键节点和历史新起点上（表1）。中国当前人均GDP约为美国的1/6、高收入国家的1/4、东亚“四小龙”中韩国的1/3（表2），在生产率和需求扩展等多方面仍有显著的差距和追赶空间。在没有大的摩擦和风险扰动条件下，通过改革创新和转型升级来实现有质量的经济增长，未来五至十年保持平均4.5%的增速，当是一个合意目标[3]。

从国际经验看，在人均GDP达到1万美元至3万美元期间，主要发达国家都经历了新的结构转变和经济升级，具有如下典型特征。一是面向国际竞争的制造业结构升级，形成不同的优势产业。比如，在此收入阶段，美国的“电气机械和设备制造业”、日本的“广播、电视和通信设备制造业”、韩国的“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业”、法国和德国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意大利的“金属加工业”和“通用和专用设备制造业”、荷兰和比利时的“化学品制造业”等，具有显著的国际竞争优势[4]。二是“经济服务化”及管制放松。此阶段商务服务业和生活性服务业都快速发展，对人均GDP增长的贡献较高。服务业的大发展基于“市场化”而展开，相应地各国都放松了与服务业有关的诸如科教文卫体等领域的管制。三是中产阶层和消费社会崛起。中产阶层成为社会的大多数，其收入和消费支出成为消费社会之基和政府税收主要来源。不仅服务业的需求主要来自居民消费，而且制造业的需求也更多来自居民消费。由于居民消费的不断升级基于稳定的收入预期，稳定的收入需要充分的工作机会来保证，因此创造就业成为宏观政策的主导目标。四是基于人力资本的创新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这要求更加重视社会权利，增加对“人”的投资和保护，促进“人的现代化”和自由全面发展。

展望前路，中国经济仍处于艰难的市场供需机制修复和结构转型升级“爬坡”之中。不同于之前以解决基本温饱、加工制造和产品模仿为特点的“中国1.0”，以解决住房需求、基建投资、技术模仿为特点的“中国2.0”，当前中国经济正在向大众消费、绿色转型和技术创新驱动的“中国3.0”新结构转型升级。但这一过程并非坦途。面对去全球化、去碳化、分布式智能技术创新、人口负增长和老龄化等巨大挑战，外部国际环境趋紧，内部就业、地产、债务等三大问题极其严峻，旧的增长動能难以维持，新的内生发展机制还未找到。新周期的道路注定是不平坦的，在一定时间内将不得不面对增长减速挤压、经济高成本而低效率的困境。理论和历史经验已经证明，再大规模的宏观刺激政策，都不足以应对CPI、PPI、房价、利率、汇率、股价、工资等齐步下跌的全面通缩压力，无法使经济摆脱“流动性陷阱”，更不能刺激出真正的国家竞争力，反而可能导致寻租、低效、浪费和更大的社会不平等。只有以“市场化”为导向推动新一轮改革开放，修复社会信心，恢复微观活力，降低制度成本，提高配置效率，保护财产权利，激励创业和创新，才能促使经济回归可持续增长区间。

四、多重的压力与改革的急迫：2024年之后的经济与政策展望

展望2024年，包括美国在内的 70多个国家即将举行全国大选，全球宏观经济仍面临地缘冲突、去全球化和技术创新的挑战，并将迎来美联储货币政策由紧到松的新转变。各经济集团仍处于“裂变”和“分化”之中，西方基于价值观而划阵营和组群，美、欧经济有分歧，但政治上已经合流，对中国已形成“可谈判伙伴、经济竞争者和制度性对手”三重认知和定位。各集团的竞争、对立甚至对抗还将延续，但会处于有节制、有控制的程度，并不至于形成那么“冷”的新冷战。国际间新“政治正确”的跟风潮流已经形成，所谓的“不脱钩、去风险”更像外交辞令，“唱衰做空”或将成为常态。各种脱钩中，最需要关注的是知识和技术的软脱钩，这是西方作为制高点战略的着眼点，因此要防止所谓的“降维打击”。西方主导的国际流行叙事和全球治理秩序在短期之内势难扭转，未来在什么时侯才能回归“全球化”正轨，将以主要国家对脱钩成本（安全溢价）的承受能力作为一个边界条件。

2024年的全球经济，还将面临增长下行和债务上升的双重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3年10月预测，全球经济增速将从2022年的3.5%、2023年的3%，下行至2024年的2.9%[5]。联合国的预测则更低，从2023年的2.7%放缓至2024年的2.4%[6]。由于服务业几乎已实现完全复苏，支持服务业经济的强劲需求目前正在减弱，因此相比新兴市场和发展中经济体，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速下行更为明显。全球总体通胀继续放缓，从2022年的9.2%、2023年的5.9%下降至2024年的4.8%。但多数国家的通胀在2025年之前不太可能回到目标水平。各国目前处在加息周期的不同阶段：发达经济体（除日本外）的加息已接近峰顶，而一些较早开始加息的新兴市场经济体（如巴西和智利）则已开始放松政策。预期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2024年经济增速将维持在前两年4%的水平。东亚、西亚、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发展中国家，面临金融条件收紧、财政空间缩小、外部需求疲软的问题，其短期增长前景也在恶化。低收入的脆弱经济体，其国际收支平衡压力和债务可持续性风险正不断增大。国际金融研究所（IIF）估计[7]，按照过去5年累计增加25%的速度，2023年底前全球债务可能接近310万亿美元，2024年各国进入大选，民粹主义泛滥，将使得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债务压力尤其严重。这意味着，各国需要增加现金流动性以支付到期债务，或者寻求新贷款再融资以“续命”。

主要国家中，2024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将放缓至1.5%。首先，消费韧性弱化。通胀快速下行之后，居民超额储蓄2023年底消耗殆尽，2024年在家庭储蓄下降、利率高企和劳动力市场逐渐疲软的情况下，预计2024年消费者支出将减弱。其次，投资预计将保持低迷。2024-2025年企业债务集中到期，即使美联儲于2024年下半年开始降息，利率仍处于高位，企业部门仍将面临较高的债务置换成本，缺乏加杠杆意愿和能力，企业投资动力不足。此外，美国会两党对新财年预算仍未达成一致，此前债务上限法案通过的一个前提条件即削减2024-2025年财政开支。

2024年欧元区经济面临技术性衰退风险。其原因，一是2024年制造业仍然不景气，全球经济放缓，将继续抑制对欧元区商品的需求，其出口依旧低迷。二是供应链修复、通胀降温对经济的正面影响接近尾声，高利率仍对经济起抑制作用。三是居民和企业难以“加杠杆”，因抵押贷款利率高企以及预计获得信贷变得更加困难的受访者比例均保持高位。四是财政对经济的支持力度减弱。欧央行预计欧盟各国2024年能源相关补贴规模将进一步减少，并于2025年退出该补贴政策。

2024年日本经济内需回升、外需走弱，整体处于复兴之中。首先，企业盈利渐佳。2023年日本PPI-CPI剪刀差显著收敛，贸易逆差收窄，企业盈利有明显改善，这将对企业投资起到较好的刺激作用。其次，居民消费韧性强。预计新一轮劳资谈判后，日本居民实际薪资收入增速将转正，同时考虑到财富效应和偏高的消费倾向，日本居民消费潜力充足。其三，出口面临挑战。2024年欧美经济增长趋弱，外需不足，且日元汇率将逆转此前贬值态势而进入升值周期，产品国际竞争力下降，进一步对出口形成拖累。

人类正处于绿色转型和分布式智能技术创新的长周期中。2023年是“生成式AI元年”，以ChatGPT为代表的人工智能（AI）技术出现爆发，直接刺激了全球科技公司之间的人工智能“军备竞赛”，引领新一波AI创新、投资和辩论热潮，全球人工智能产业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市值，2024年相关领域的技术进步依然方兴未艾。回顾人类发展史，工业革命、互联网服务业革命都出现了不同的国家崛起或衰败，可称之为“第一轮大分流”和“第二轮大分流”。当前以绿色浪潮、分布式智能技术引领的新一轮全球创新和治理革命，或许将导致第三轮的“新经济分叉”。 所谓大国竞争的“修昔底德陷阱”并不可怕，在“新经济赛道”中被甩开甚至脱轨，才是可怕的问题。在长期追赶的道路上，中国需要直面这一轮技术创新和制度变革所带来的国际大分流（“新经济分叉”）挑战。开启新一轮市场化改革，对冲世界经济下行压力，同时避免去全球化中的脱钩脱轨风险，已经成为当务之急。

回首历史，32年前的邓小平“南方谈话”，可以说是中国迈向全球化的先声，之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4年宏观制度大变革，人民银行法、分税制、固定汇率制（以及结售汇制）以及《公司法》和国企改革相继实施，为30年来中国的开放型经济增长奠定了制度基础。2001年“入世”，中国开始与世界紧密联结，正式登上国际舞台，经济增长自此大跨步向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去全球化抬头，国际环境趋紧。在大国竞争与合作博弈的大背景下，2020年初《中美贸易协定》（第一阶段）、11月东盟10国和中日韩澳新15国《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以及年底《中欧投资协定》等三大协定的草签，对中国构成相当约束，当然也有重大的机遇，甚至可称为第二次“入世”，有可能藉此确立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可惜的是，美西方越走越远，对中国的围堵越演越烈。在难以凭一己之力扭转当前“国际流行叙事”的情况下，中国自身的改革开放依然是国策，也是必走之路。近年强调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确实非常重要，但其关键之处并不仅在于规模和所谓的统一，更重要的是“非市场”部分向“市场化”的转变，这是新时期稳经济大盘，实现持续稳定增长的前提。发展仍是时代主旋律和最大的政治，以提高效率为导向，“修复”“改革”与“创新”应当成为新周期宏观政策抉择的基准。

参考文献

[1]王宏淼，2023：《凤凰涅槃待重生：2023年中国宏观经济有望温和复苏》，删节稿发表于《中国发展观察》2023年第2期。

[2]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专职副总裁格奥尔基耶娃（Kristalina Georgieva）在G20之前召开的东盟（ASEAN）首脑会议上的发言。

[3]高盛等机构基于“新三驾马车”拉动和多年房地产持续低迷因素，预测中国未来几年实际GDP增速将从2024年的4.5%放缓至2027年的3.7%。见Wei，Maggie；Xinquan Chen，et al.， Sizing the "New Three" in the Chinese Economy， Goldman Sachs（Asia Economics Analyst），19 October 2023.

[4]许召元，2023：《把握主导产业发展趋势与方向》，5月23日《经济日报》理论版。

[5]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October 2023）： Navigating Global Divergences，https：// www.imf.org/en/Publications/WEO

[6]The UN DESA，World Economic Situation and Prospects 2024， https：//www. un.org/development/desa/dpad/wp-content/ uploads/sites/45/WESP_2024_Web.pdf.

[7]IIF， Global Debt Monitor： Politics and Climate Finance in a High-Debt World（2023/11/16）， https：//www.iif.com/ Products/Global-Debt-Monitor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经济所研究员、中国社科院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