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穷碧落下黄泉，四十年遗梦香消

蔡亚萱

王安忆作为继张爱玲之后的又一位“海派大师”，她的文章随着张爱玲在文学史上的“重现”也一度被多次拿出来研究。在特殊的文学史节点上，王安忆就像一个“上海往事”的叙述者，有意识地在小说中对上海的发展进行剖析。小说《长恨歌》塑造了一位“典型”的上海弄堂女儿—王琦瑶，并围绕着她的四十年谱写了一首时代女性的悲歌。王安忆曾说，小说原本名为《四十年遗梦》，描写1945年到1986年间王琦瑶的人生坎坷、命运起伏。小说存在两条并行的时间线索，并以此呈示出两种叙事策略。线性叙事是开放性的、连续性的，封闭叙事却是私密性的、断裂性的。两种叙事的参互写尽了上海之壮美与王琦瑶之悲美。本文选择“时间”这一维度探寻美之生成的内在肌理，赋予《长恨歌》新的思考向度。

一、绝对形式：时代的线性时间隐喻

作者王安忆在文本中对社会时间的描写是有一条明确线索的。但总体上来说，作者的时间观又具有一种模糊性。作者有意地模糊了关于历史的时间，即当时的社会背景与重大历史事件。“我们分析时间的目的，在于感受与体验，而非思想或概念。”（傅松雪《时间美学导论》）时间是一个连贯的、唯一的、不以人的意识为转移的现实基本立足点。作者即使不刻意去书写时代的艰难岁月，也仍然可以为读者营造一个阅读氛围：让读者在阅读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历史维度去透视这部小说的深刻内涵。

“一九四五年底的上海，是花团锦簇的上海。”传统与现代时间最大的区别是，传统的时间是连贯的、因果分明的，现代的时间却是断裂的、批判的。“现代性”就蕴含在这字里行间，“摩登”是上海的代名词，1945年的上海到處都充满着现代西洋的新奇，抗战的胜利更是给足了上海气势。西洋电影“开麦拉”的一瞬间也影响了王琦瑶的一生，这一时代的女性多是典型的“他者”。无论如何，上海这座城市浅吟着那时代的快乐天性。

“一九四六年的和平气象就像是千年万载的。”这一年，各方政治力量开启了协商合作模式，商量如何组建政府等事务。但这严肃的政治是不符合上海的市民风情的，繁复的政治问题跟无数个“王琦瑶”有什么关系呢？因此，王安忆又将时间进一步模糊，从而转向对“王琦瑶们”的书写。“上海小姐”才是这一城市的心，带着“恬不知耻的贪欢”。这群最时髦的小姐是这城市里最美的图画，但美好的背面充斥着晦暗：竞选成功的“王琦瑶们”其实终归是虚无的，她们深感荣耀的同时也承载着虚荣。后来，所有隐匿着的微妙被时局给冲垮了：王琦瑶告别了蒋丽莉，告别了程先生。无数个“王琦瑶”在这个时代被发现、被埋葬。

“王琦瑶住进爱丽丝公寓是一九四八年的春天。这是局势分外紧张的一年，内战锋起，前途未决。”王琦瑶告别了从前的少女时代，走上了另一条与知识分子们截然不同的路，与从前的人与事也都断了联系。王安忆以细腻的笔触描绘了女人是时代的边缘化产物，她们大多是没资格接触政治的，尽管这时候也许已经有了一批蒋丽莉这样的女博士。时代赋予女性的总是钩心斗角与游戏式的耍玩，而李主任不一样，以他为代表的那群人是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尤其在那烽火喧嚣的决斗场。时代的动荡缩影在王琦瑶这一小女人身上，也不过是情路的波折。作者不过分点明时代的伤痕，转而书写王琦瑶的悲欢离合。面对时局困境，她别无他法，唯有逃脱，离开上海，去了邬桥。

“这是一九五七年的冬天，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大事情，和这炉边的小天地无关。”小城的历史好像总是格外的“轻”，邬桥的细水长流仿佛隔绝了上海的喧嚣，连带着小说中的历史书写也“轻”了。堂而皇之地规避历史进程并不是《长恨歌》的风格，物理意义上的时间变换才是文本阐释的主要线索。王琦瑶终究回到了上海，又开始了她新的“摩登”生活。1957年的社会生产制度是公私合营，产出的生产资料通常归为国有。与此同时，社会开始出现了股票，资产阶级与社会阶级的界限也呈现出较为分明的态势，王琦瑶、康明逊、萨沙、严家师母四个人就足够把这城市的风采一一展现。时代的车轮从来是不等人的，刹那间的宏大叙事就这样被模糊又轻描淡写地掩盖过去了。

以上文为代表的种种时间是更偏向于历史的，但同时也是艺术的、审美的。如果我们仅仅提取出历史的那部分“时间”，那么线性时间观在此是成立的，时间或许只是一个被用来衡量的时代衍生物，它类似于一个容器，装载了历史的桩桩件件。

二、封闭的时间结构：心灵的自我回忆

现实小说的叙事，容器式的时间绝对不能够完全地去表现情节的张力。它能给我们提供的更多的是一种社会背景，即使这一因素可能被淡化模糊了，但也无法改变这只是我们美感产生的一个辅助工具。真正能让我们深入体验、重塑我们感官，并让我们与艺术保持一定审美距离的美感，需要一种“绝对主观化”的时间。“继康德哲学之后，帕格森、海德格尔的时间观已开始朝着一种趋近人性、趋近人的生存的方向转变，而呈现出与中国哲学相通汇的态势。”（余治平《时间的哲学》）

《长恨歌》有大量关于“王琦瑶的时间”描写，其中最为瞩目的无疑是最后“宿命”一般的时间轮回。“在那最后的一秒钟里，思绪迅速穿越时间隧道，眼前出现了四十年前的片厂……她这才明白，这床上的女人就是她自己，死于他杀。”此处是整部小说最为典型的封闭时间结构描写，也是王琦瑶内心最后的一曲挽歌。王琦瑶闪回四十年前，是挽留时间的一种举动。生命垂危之际，外感的物理时间怎样都是不够的，王琦瑶唯有将过往事件知觉化，追随情绪的状态感知时间才足以呈示小说结尾的悲美。

在此之前，作者也花费了大量的笔墨来勾勒“王琦瑶的时间”线索，形塑了一个“自我鲜明”的王琦瑶角色。“在完整的时间中，作品呈现为一个有生命的形式，它具有起伏变化的完整的生命韵律与生命过程。”（施羽《通向永恒之路—〈轻盈的气息〉之时间艺术》）王琦瑶的封闭式时间—种种关于“回忆”与过去的穿插，喻证了这个女性角色的灵魂。她内心“自我”的思想与情感更加“张扬”，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小说情节。一言以蔽之，这又回归到了王安忆最擅长的“人性”书写、“世情”传统。“时间美学”这一客体在此时才真正发挥连接审美主体与美感生成的作用。

“程先生是一九六六年夏天最早一批自杀者中的一人。”“一九七六年的历史转变，带给薇薇她们的消息，也是生活美学范畴的。”“这是一九八六年的春节，是一个祥和的春节，到处透露着变化的希望。”时间背后的种种历史已经越来越模糊了，“公共化”的叙述在缩减，“私人化”的理解被不断放大。生活美学带有一定丰富性、私密性、隐喻性，与之相伴的“时间”则更偏向于美学维度上的“时间”。

王琦瑶决定再次回到上海，此时的她也不再如曾经那般，是“摩登”的代表。她时常陷入“过往回忆”，在邬桥的那段时光，是她一生中少有的细水长流。她时常回忆传说中上海的繁华旧梦。可“天涯去不归”，若时间不能倒流，王琦瑶便只能自己去寻觅那曾经的时光。她重新回到上海，住进平安里。时间与空间具有微妙的联系，在平安里，王琦瑶的“时间”变得更加有人情味，超越了物理时间的局限，更符合亨利·柏格森的“心理时间”说：“我有记忆，通常会将曾经的某些现象带入现在。我的心态也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缓缓前行，并通过记忆的日积月累而逐渐扩张。”（《创造进化论》）此时的王琦瑶的“内感时间”更能向我们吐露一个走过十里洋场的女子在那一时代的无奈和心酸。身边突如其来的一件老旧物品，就可以勾起她心底的回忆：她收拾平安里的房子，床头柜上的一个烟斗，就让她想起了“爱丽丝”。“爱丽丝”这三个字便能在她心头久久不散，这源于她心底的“怕”……时间与人的联系主要依赖情感的流变。

除王琦瑤之外，小说围绕王琦瑶出现的另外两个人物康明逊、老克腊的时间也是断裂的，沉湎于私人化的经验。他们的怀旧情结引致王琦瑶也无可避免地陷入封闭时间结构中。文本不止一次展露出，与其说他们喜欢王琦瑶，不如说他们都沉浸于对过去上海的追忆。王琦瑶是“旧式都市”的代表，以致他们沿着王琦瑶的踪迹试图理解旧上海的内在肌理。康明逊遇见王琦瑶的时候还年轻，他站在时代的衔接口，清楚地知道很多人的历史已然被中断了。王琦瑶身上这种时间断裂的美感吸引了他，他渴望看穿她背后的影影绰绰、七零八落。他认为王琦瑶是上个时代的一件遗物，牵动着他的情绪，引领他超越外在的物理时间回到那充满故事的过去的时代。到了老克腊这里，这个“过去”显得更加吸引人了。“老克腊”这个称号就代表着上海的旧时尚，所以老克腊对王琦瑶更是好奇和渴望了。他透过王琦瑶仿佛看见了四十年前的“上海小姐”，感受到了时间的腐蚀力，他终于接触到了时间的内核：往日不过是穿些旧衣裳的假把式。时间折射在他们身上不过是对往日的追忆，可再如何渴望接近时间的内核，他们所追求的时间到底是王琦瑶的时间。那些过去更是王琦瑶的过去，康明逊与老克腊的离开恰好印证了这一点。

小说存在两条并行的时间线，并以此呈示出两种叙述系统。线性叙事是开放的、连续的，而封闭叙事是私密的、断裂的。倘若要表达更为深刻的意蕴，单凭借外感的时间是远远不够的。王安忆的小说归根到底在于写“人”，延续海派的“世情”传统。

三、时间与人的审美关系

时间从来都是一个深奥的问题。近代研究中，时间在物理、哲学、文学等多方面都有迹可循。我们怀揣着一颗审美的心去看文学作品中的每一分每一秒，秒针的转动时断时续，给予我们一种梦的朦胧感。读者很难去解释蕴含于文本内由时间流逝带来的伤感和惋惜，言有尽而意无穷，若只用伤感和惋惜形容，又不够妥帖。提及年龄，王琦瑶的回答单单是—“和时间有关系的事情”，跟时间有关系的事情总是说不准的。尤其将时间与审美联系起来后，它就变得更难以捉摸了。

“在海德格尔看来，人与世界融合的构成境域就是时间性，也只有在此境域中，本真自我才能在时间性中得以生成。”（傅松雪《时间美学导论》）作为主体的审美感受在与客体的审美属性相作用的过程中，“时间”才是唯一的见证者，目睹着一切的审美感情和读者的二度创造。小说的时间是不断流动的，尽管它时而连续，时而断裂。读者在阅读的过程当中依然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小说的“时间性”，尤其在《长恨歌》这部跨越了四十年爱恨情仇的飘摇岁月里。我们可以在这断裂的“留白”中，领略一种内在的穿透时间的历史厚重感，体味小说主人公王琦瑶一生悲剧的缥缈感。

时间距离是美的制造者，当我们保持一定的审美距离去欣赏一件艺术品时，我们认为它是美的，因此而产生美感。但如果这一艺术品太过于贴近日常生活，它的美感也随之消失，它就不能称得上为一件艺术品。我们欣赏的从来都不是现实生活的苦难，是艺术家们艺术加工后的创造。而作者借文学作品的种种叙述，尤其是在文本及其时间留白的缝隙里，我们可以选择离得足够远，也可以选择站得足够近。透过王安忆的《长恨歌》，通过王琦瑶这个角色，我们可以随她一同陷入回忆之中，这种回忆可以是一种对那个时代的追忆思考，也可以是对王琦瑶这个人物一生的惋惜感慨。这时，通过“回忆”这个小小的片段，时间过滤掉了我们日常生活的纷繁复杂，日常情感升华为艺术情感，美感由此产生。

王安忆对现代性的书写有其独特的选择，而现代性与时间有本质联系。选择从时间维度分析小说创作、解读小说主题可以赋予《长恨歌》新的思考向度。《长恨歌》这样一本充满摩登和罗曼蒂克的小说给我们带来一种感性体验。这种体验就像康德所揭示的：来自内感的时间和外感的空间。虽然小说的叙述会受到时空的限制，但同时也在我们心底留出了一片空白，伴随着时间的运动，从而让我们能够感受到一种精神的喜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