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下梦，水中月

简美茹

沈从文是现代文学大家，是个会“讲故事的人”。写作早期，“沈从文选择的是乡土回忆的速写体、横截面式的切入形式以及都市自叙传式的反讽格调为其主导小说模式”（吴晓东《从“故事”到“小说”—沈从文的叙事历程》）。《灯》的叙事文体的形成，标志着沈从文个人风格文体的初步形成。《灯》中表现出了后期文学作品常见的讲故事形式—故事里的人讲故事，这种独有的嵌套叙事也让这篇小说蒙上了一层虚幻的色彩。文本中的三次突转，富有沈从文极深的个人风格。

一、文本叙事结构分析

法国结构主义者罗兰·巴特借用语言学的描述层次（把句子分成语音、音位、语法、语境等多层次进行描写）分层的方法，把叙事作品分成三层：叙述层、行为层，以及功能层。叙述层研究叙述人、作者、读者的相互关系；行为层研究人物的分类，依据人物的行动范围来对人物进行分类；功能层研究基本的叙述单位及相互关系。下面试图借助这一理论对《灯》进行文本剖析。

（一）文本功能層分析

在小说中，人物一共有三个：“我”或X（故事叙述者），老兵（故事主人公），青衣服底女人（听者）。人物的行为构成了下面的事件：

青衣服底女人来到X住处，看到了一盏旧式煤油灯

X（“我”）想起了和这盏灯相关的老兵，和青衣服底女人讲起

X回忆了和老兵相处的点点滴滴

老兵关心“我”的亲事，撮合“我”和蓝色衣服女人

老兵督促“我”晚上早睡

老兵负责煮饭做菜，把账目算得清楚

青衣服底女人换上蓝色衣服

X和青衣服底女人决定去南京旅行探听老司务长的下落

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全篇的叙事单位，但还需要引入一个概念—序列。一个序列是一连串合乎逻辑的，由连带关系结合起来的基本功能。整个叙事作品的结构就是一张由从小到大的若干序列形成的网。那么形成《灯》叙事结构的两大框架是：

“我”和听者（青衣服底女人）的序列

“我”和老兵的序列

两个序列虽互相交叉却有着清晰的分野，互相补充，并不割裂。除了物象的“灯”，“我”是这两个故事的桥梁。作者巧妙地通过人称和视角的转换来建构了故事人讲故事的嵌套叙事结构。“我”和听者的序列是文章主体的引入，开头带有引导者（说书人）的角色，结尾两次突转设计则建构了文章主旨和意境所在。看似文章的主体在“我”和老兵的序列之中，更深层次的思考是由头尾的序列形成。而作为文章的主要内容，“我”和老兵的序列占据了文章绝大部分内容，寄托了作者本人对于湘西精神的理解、憧憬。可以说，两个序列互为表里，互相对应，互相勾连。

（二）文本行为层分析

根据罗兰·巴特的理论，对《灯》中的人物进行分类，进行文本行为层的分析。老兵是在“年纪很青的时节，就随同我的父亲到过中国的西北东北，出过蒙古，上过四川”，是忠诚的化身，有着“一颗单纯优良的心”，既是一个具有“古典风度的军人”，也是一个希望辅助“我”实现中兴军人世家的义仆。“一个古典的人，十八世纪的老管家。”他的善良、单纯、正直，以及处处为人着想（灯就是他为买来的）的生活信仰和理想境界，是湘西精神的代表。而“我”和青衣服底女人则是另一类人：对这种湘西精神向往的人。老兵和“我”的故事，是“我”带着一些暧昧的心态讲给青衣服底女人听的，在侧面隐晦地带有“我”对于老兵身上寄托的湘西精神的追求与向往。而女人特意换上蓝色衣服（老兵在故事中有意撮合“我”和蓝色衣服女人）和“我”约定去南京探听他的下落，则带有很明显的追求与向往之意。

（三）文本叙述层分析

叙述层主要探讨叙述者与叙述对象之间的种种关系。从文本叙述层面来说，主要探讨视角人称的转换所建构的嵌套叙事结构，以及两个叙事序列中的三个突转。

1.视角，人称的转换与嵌套叙事

小说中“我”和老兵的故事是第一人称有限视角叙述，而“我”和青衣服底女人的故事则是全知视角第三人称。全文通过人称和视角的转换把两个叙事序列分隔开，一方面使读者和故事隔两层，增加了老兵这个故事的传奇意味和虚幻性；另一方面，全知视角下呈现出带领读者去阅读文本的一个作用，起着向导（说书人）的功能。

而在文章主体部分，作者采用了第一人称的回顾性叙述。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一书中写道：“在第一人称回顾性叙述中，通常有两种眼光在交替作用：一为叙述者‘我追忆往事的眼光，另一为被追忆的‘我正在经历事件时的眼光。”因此，在行文中，“我”大段的心理剖析和对老兵心理的猜测与评价，其实是作者通过“我”这样一个城市人的眼睛去打量、去展现老兵作为一个乡村或者说湘西人的化身，其背后所展现的是都市与乡村的矛盾，也是沈从文文学的重要主题。

作者和“我”之间互为镜像的创作主客体关系。“我在这样一个人面前，感到忧郁也十分感到羞惭。因为那仿佛由于自己脑中成立的海市，而又在这海市景致中对于海市中人物的我的生活加以纯然天真的信仰，我不好意思把这老兵的梦戳破，也好像缺少那戳破这个梦的权力了。”“我”作为一个都市人，对传统的具有一切湘西乡村美好品质的老兵，“我”很清楚是一个梦，这也为后文老兵离世做了铺垫，他的离世是必然的。但正如文中所说的一样“我缺少戳破梦的权力”。尽管如此，灯会留下，这份来自湘西乡村的，来自人性深处的真善美会在电灯断断续续的夜晚，给“我”提供光亮与方便。“我”对老兵纯朴情感的矛盾心理正如沈从文对湘西生活的反思。他所追求的湘西生活，与现实格格不入，他费尽心思想把它留下，正如文中那盏煤油灯一样，被一直放在案桌上。和他以往的作品不大相同的是，《灯》并没有很明显地对都市进行讽刺和批判，主体部分中“我”的心理剖析和对老兵的评价带有明显地面对城乡差异的自我矛盾，形成了一种虚妄的破碎的云里雾里的美感，集中体现了沈从文的“乡下人文体”。

2.“突转”模式

小说一共有三处突转，一处自然突转，出现在老兵的故事中；两处刻意突转，出现在结尾。所谓自然突转，是指无论写乡下人还是写城里人，沈从文善于从日常生活细微处提炼出偶然事件，连接日后的人生变故，从而形成一种日常性突转叙事，揭示普通人生不可预料的“常”与“变”。和作者以往作品不太一样的是，《灯》中老兵的死亡是时代的必然，因为老兵所象征的是湘西一切美好的传统的品质。“我”和作者都知道，在近代化的都市，老兵是手里握不住的流沙和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从手掌心滑落。这样的突转带来的是故事的戛然而止，“中断”的艺术效果，形成了小说的空白美和陌生感。

如果说开篇短短几行寥寥几笔把读者带进“我”和老兵叙事序列和叙事空间中，那么结尾部分两次刻意的突转，则给作品带来了梦一般的虚幻性和独特的美感。

故事讲完，X（“我”）出现了一个口误，推翻了前面整个故事的真实性，这盏灯不过是楼下娘姨的备用货（“那是因为前晚上灯泡坏了不好做事，借他们楼下娘姨的。我再去拿来就是了。”）但在最后结尾一段，X和青衣服底女人决定下周去南京探听老兵的下落。作者在文本最后像是为了掩盖前文对文章主体的消解和虚拟，欲盖弥彰地增加那么一句结尾。但事实并非如此。作者是有意通过二次的突转，营造出梦一般的虚幻性，在艺术效果上实现了惊奇感、模糊感和梦幻感。这种嵌套结构不是可有可无的，其本身就是小说意旨的一个部分。作者借助叙述者之口主动消解了主叙述层叙述的真实性，将小说引入真假难辨的无穷远处。《灯》结尾部分的二次突转，把文章主体老兵故事送离读者，向“传奇”方向演变。而无论是读者还是文中的X和青衣服底女人，都会愿意相信故事的真实，背后的原因在于情感的真实—作者情感体验的真实。老兵故事的背后是沈从文在中国传统文化被日渐消解，都市近代化不断加速的环境下，对传统的人格理想与生活信仰的一种潜在的渴望。在文学理论中，“这种真实的情感源自我们对审美理想的追求，源自我们对超越世俗生活的追求”（杨宁《看不见的文学》）。因此，真实感来自生活，来自情感，因此明明X露出了马脚，作者还要在结尾“画蛇添足”一句：“他们于是约定下个礼拜到苏州去，到南京去，男的还答应了女人，这种旅行为的是探听那个老司务长的下落。”

二、文本深层意蕴

《灯》在文本中，是连接两个叙事序列的重要媒介，而其本身在文本中同样是重要的引子。在普遍使用电灯的都市，作为一盏老式的煤油灯，被买来在电力不足或停电的时候使用，“有了因为清油灯的消灭，使我们常常见到的乡绅一般的感慨了”。它透出的微薄明亮的光是纯洁的、怀旧的，带有古典意味的，勾起的是都市中的人对乡村的不切实际的梦幻。这样的梦幻感一直笼罩着小说，带给人梦幻的若有若无的美感。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灯有着闲适忧愁的象征意义，如“星河耿耿漏绵绵，月暗灯微欲曙天”（白居易《睡觉》）。“月暗灯微”这个意象既预示着诗人的年老体衰又暗示了诗人淡泊的心态。面对种种不如意，诗人虽做到“世间无境可勾牵”，但依然带有“病力先衰不待年”（白居易《睡觉》）的淡淡愁绪。也许沈从文选用灯作为小说的意象，也有着这样的闲适和暗含的淡淡忧愁所在。

《灯》一文从意象选用到叙事结构以及内容和主旨，都和“虚幻与梦”息息相关。上文分析过，结尾的两个突转使得这个嵌套故事笼罩着一层朦胧的梦一般的虚幻性。

因此，也许可以认为，沈从文在《灯》中勾画了两个梦。一个是老兵在城里做的梦，另一个是城里人关于湘西的梦，更广泛地说，是关于乡村的梦。文章主体部分讲述了一个老兵，一个跟随“我”父亲走南闯北的中年人，来到“我”身边，对“我”关怀备至，希望“我”振兴家业的故事。之所以说是一个老兵做的梦，是因为他的理想不可实现，他的处事原则和生活信仰在都市格格不入，他不可能实现他的理想，甚至不可能在都市生活下去，因此“可是这人一去就不回来了”。当剥下老兵的外在形象，质朴和善良便纤毫毕现地凸现出来，人性的美丽在摇曳明灭的煤油灯下熠熠生輝。作者深知人性的美丽在现实环境下已渐渐远去，因此他用破碎的虚幻的梦去展现这种美好。所以第二个梦，是城里人的梦，是一个城里人关于对乡下原始理想的梦，带有沈从文的反思与呼唤。因此，“我不愿意把他的故事结束到那战事里去。他并不死，如许多人一样，还是活着……这人应当永远这样活到世界上……我总以为他仍然还是在这个世界上”。听者换上了蓝色衣服（老兵曾撮合蓝色衣服女子和“我”）要和“我”去南京打听他的下落。尽管听者换上蓝色衣服和“我”一起，老兵惦念的婚事看似实现，但依然是虚幻的一场梦，就像老兵这个故事本身。

沈从文在《灯》中运用嵌套叙事建构了两个虚幻的梦，其中借“我”的形象所展现出作者对湘西生活的复杂情感和态度，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其文化认同身份的冲突。但在这种湘西文化与近代化的剧烈冲突产生的孤独之中，沈从文对生命的独立，以及自由的审美追求，奠定了其在中国20世纪文学史上的独特品格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