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卡夫卡生命中的原罪情结及其《变形记》

2024-04-22 08:23匡明明
青年文学家 2024年6期
关键词:高尔变形记格里

匡明明

卡夫卡作为二十世纪西方现代派文学著名作家之一,他在文学创作上有着独树一帜的一面,而他的人生经历也有着一定的传奇色彩,这些经历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非凡的影响。本文试图通过对卡夫卡生命中的原罪情结的解析,借用心理学的相关理论深入剖析卡夫卡寂寞而又深含恐惧的一生,通过对其代表作《变形记》的解读,进一步走进作者的内心,深入地体味卡夫卡内心的恐惧与寂寞。

一、移情:破碎了的史诗

儿童与父母的同化,实际上是移情的一种特殊表现。用心理学移情的观点来审视卡夫卡的童年及其成长的过程,我们会对他的命运获得一种更为深刻和细致的理解。通过心理学的移情观点,我们能得以深刻理解卡夫卡的生存悲剧。在卡夫卡的内心深处,在畏惧和敌视父亲的同时,他也对父亲充满了敬慕之情。和多数普通人一样,父母是他移情的对象。父母,特别是父亲这“身影庞大的人”,代表着无穷的广阔世界,代表着生存和成功的法则,是生活的强者。融入父母之中,与他们正常地同化,是卡夫卡作为人的本能的选择。卡夫卡的终生的朋友马克斯·布洛德曾做过这样的回忆:“从我对青少年时代的卡夫卡的印象来看,父亲赫尔曼对他的影响之大,实在令人吃惊。而卡夫卡的生性又使赫尔曼的形象更为巨大,大得简直过分了。”(张守波《试论卡夫卡的心理对其作品的影响》)“作为一个畏父和尊父的矛盾体,卡夫卡一直把父亲的赞许当作至高无上的福音,而事实上,父亲没有给过他任何赞许。”(《简析卡夫卡及其作品〈变形记〉中的父子冲突》)父亲经常给他的一句话就是“放到床头柜上去!”

实际上卡夫卡很早的时候就已经意识到父亲是控制他在这个世界中能否成功生存的先决条件。正是基于这一点,他在考上大学后断然放弃了自己喜爱的文学创作,而几经周折后选择了法律专业,以一名律师的身份走向社会。

卡夫卡在保险公司上班时,尽管对承担社会职业有着抱怨情绪,但他仍然不时地表现出“男子汉”的雄心与壮志。这些都显示出卡夫卡作为儿童时的移情的潜在作用。据报道,虽然卡夫卡自己写作负担很重,但在父母身体欠佳时,他毅然决然地担负起家庭的重担。在公司,他从来都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正如他在笔记中写道:“我在斗争;没人知道这一点;有些人感觉到了,这是无法避免的;可是没有人知道。我执行着我每天的义务,可以说我有点儿漫不经心,可是不多。当然每个人都在斗争,可是我斗争得比其他人多。”(叶廷芳《卡夫卡全集》)

然而,关于移情的问题,卡夫卡在婚姻情感方面表现得特别突出,纵观卡夫卡短暂的人生,婚姻问题成为他生命中一个重大的“综合征”。他一方面非常恐惧婚姻,另一方面他又多次卷进婚姻事务。按照卡夫卡自己的说法,这一“综合征”其关键就在他的父亲身上。父亲是卡夫卡永远不能逾越的鸿沟,对于父亲,他似乎永远存在着一种难以言说的感觉。他在给父亲的长信中曾明确说明了这种感觉形成的原因,“但这一切是多么微不足道啊!说到底,这事之所以值得一提,是因为它发生在我的生活中,若在别处便会根本就看不到;还有一个原因是,它在我童年时作为预感,后来作为希望,再后来作为绝望笼罩着我的生活”(叶廷芳《卡夫卡全集》)。

从上述事实,我们不难发现儿童时代的卡夫卡移情的事实和程度。在潜移的深处与平常人别无他异,他也渴望谱写一曲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但也许是命运的安排,他“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就移情而言,我们只能说,他的“移情史诗”是失败的史诗。

其实通过移情,人既想摆脱孤独,又想保持孤独,但这实际上是一种不可能解决的谬论。只是正常人可以通过其他方法“绕过”这一种谬论,但卡夫卡很难“绕过”他的移情谬论,相反这种谬论在卡夫卡身上愈演愈烈,形成了一种“恐惧—渴望”的恶性循环。卡夫卡就是因为这种恶性循环而终究无法走出自己的阴霾。从某种意义上说,命运对卡夫卡是残酷的。卡夫卡也是可悲的,就像作品《城堡》中的主人公,面对城堡只能可望而不可即,直至生命的尽头也未实现其愿望,只能在夕阳的余晖中“含恨而终”。

二、原罪:未曾绽放过的生命

卡夫卡在《致父亲的信》中怒斥父亲使他感到恐惧和不安,我们从中不难发现,卡夫卡的内心也隐藏着他对父亲的那份原罪感,即在父亲面前“孩子独有的那种内疚”。他也曾多次谈到他对父亲的感受:“你对我的写作和与之有关的、你不知道的各种因素所持的反感倒是比较正确的。在这方面,我确实独立地离开你的身边走了一段路,尽管这有点让人联想起一条虫,尾部被一只脚踩着,前半部挣脱出来,向一边蠕动。我在此获得了一些安全,得以松口气。你一开始就对我的写作产生了反感,这种反感却例外地受到我的欢迎。你对我的书的欢迎方式已为我们所熟悉,它虽然伤害了我的虚荣心、我的抱负:‘放在床头柜上!”(叶廷芳《卡夫卡全集》)卡夫卡还曾指出:“在这一点上,母亲总是与父亲配合得天衣无缝。父母的做法總的来说让我感到是罪有应得。”

无论卡夫卡所感受到的东西是否真实,或是猜想,或是事实,现在已经没有多大意义了,最终的结果就是,由于对父亲感到恐惧和不安,他的内心积累了深深的内疚和罪感。在《致父亲的信》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像“内疚”“罪”“龌龊”“污秽”等词的频繁出现,明显超过了其他词语的使用,这充分体现了卡夫卡的内心深处对“罪”的敏感,同时也表明那深深的罪感从儿童时代植入他的身心,在“以死求生”的绝境中像花朵或伤口一样绽放开来,并且呈现在他自己目不忍视的痛苦目光之下。

在与《致父亲的信》同样重要的《致密伦娜的情书》中,卡夫卡在反复讨论“恐惧”的同时,也在反复地谈到了“罪”“污秽”“肮脏”等问题,并且对罪感做了概括性的表述:“在人与人的共同生活中事情只能如此,罪过层层堆积着,无穷无尽地排列着遥至远古的原罪。”

在卡夫卡的世界中充满了“罪感”与“渴望”,正是这些残酷的生活压力无情地销蚀着他的生命和能量,正是因为这些因素,在他身上形成了渴望、罪感、不安和恐惧的交相混杂,最终形成了“恐惧—渴望—罪感—恐惧—渴望—罪感”的循环。

三、《变形记》:对人类大爱的无限渴望

《变形记》是卡夫卡生前发表的为数不多的作品之一,也是他最具代表性的一部短篇小说,对世界文坛的影响是巨大的。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曾经回忆起早年写作的经历,他谈到有一天自己躺在床上读《变形记》,读完之后无比激动地跑下床,然后自言自语地说:“如果小说可以这样写的话,那我也行。”马尔克斯在随后的创作中的确巧妙地汲取了卡夫卡小说艺术,采用寓言形式展现了南美洲那片神奇的土地。其成名作《百年孤独》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卡夫卡的作品在许多方面对欧美小说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变形记》以“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梦中醒来,发现自己竟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壳虫”开始,到格里高尔变成甲壳虫之后家人对他的一系列变化,再到格里高尔以一个动物的眼光观察着周围的事态及形势,最后以一次充满阳光的旅行结束。作品虽然结束了,但作者的内心仍在思索着,观察着,体验着人世间的冷暖。主人公格里高尔的这一变化即从人到物的变化,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来解释被认为是最权威的解释。有人指出,格里高尔之所以会变形,就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制度下个人受到破坏,不再可能作为真正的人而存在,因此发生了异化变成了“非人”。但笔者认为,致使格里高尔成为“非人”的更深层的原因是人与人之间爱的缺失,生活在一个没有爱的世界中,人就变成了行尸走肉。面对着世态炎凉,每一个人都没有任何表情,而相反充斥于人们内心的只有自私、自利,只有利益的高低而缺少爱的给予。一旦你没有了利用价值,就像格里高尔这只甲壳虫一样,最后在冷漠的目光之下默默地走向死亡。作者卡夫卡正是用格里高尔这一“变形”了的动物形象来观察着这个世界,用其冷峻的目光环视着周围的人情冷暖,用那最后仅存的信心来四处搜寻着那存于人心的爱。

在作品中,格里高尔是孤独的,正如作者卡夫卡一样缺少爱与去爱别人的勇气。卡夫卡的情人密伦娜曾经描绘她眼中的卡夫卡:“他的真诚和独特使得他就好像一个赤身裸体的人,生活在衣冠楚楚的人群当中,完全是一个无比尴尬地生存在我们这个庸俗的世界之中的孤独者形象。”卡夫卡曾在日记中这样说:“我在自己的家里,在那些最好、最亲爱的人们中间比陌生人还要陌生。”我们不难发现格里高尔这一形象其实就是卡夫卡在这个世界上的一个侧面,格里高尔的遭遇也正是卡夫卡所恐惧的,卡夫卡缺少爱,他更缺少爱人的勇气。他是矛盾的,他生活在不安之中;他是恐惧的,他生活在温柔的地狱之中。

作品中格里高尔从被爱到失去爱,到试着去爱别人,再到失去爱别人的权利,他的人生经历跌宕起伏。开始的被爱,是因为“格里高尔是一位旅行推销员”,他的收入负担着家庭的大多数开支,他是大家的依靠,因而大家爱他。当他变成了甲壳虫后,便形成了巨大的反差,父亲用手杖驱赶他,母亲一见到他就晕倒,妹妹开始还是照顾他的,但在格里高尔以甲壳虫的这一形象尝试着像往常一样爱妹妹,妹妹却公然宣布人不能和动物生活在一起,最后格里高尔由于长期不吃东西而悄然死去。

在生活中如此巨大的反差是任何人都无法接受的,小说中的格里高尔的死正是由于对爱的渴望,却永远得不到爱的青睐所致,最终离开了人世,可能他并不属于这个世界,他来到这个世界纯属偶然,可他还是来了。更糟的是,这个世界伤害了他,最终他选择离开。这也许是一件好事,起码他的灵魂得到了安慰,虽然他的身体死了,但他的心仍然活着,仍然渴望着,仍然追寻着,因为他渴望爱。他知道,只有爱才能改变人生、改变生命、洁净灵魂。

其实,每个人都需要爱,包括格里高尔的家人。尽管在格里高尔面前,他们显得无比渺小,但他们作为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独立的个体,他们也拥有爱与被爱的权利,他们也拥有去追求幸福的权利,但他们的爱与被爱是多么苍白、多么渺小,可能他们所需要的爱与格里高尔所需要的爱是不同的吧,前者是灵魂的大爱,后者是物质上的小爱。格里高尔的死证明了一个世界爱的缺失,以及一个世界对爱的渴望。格里高尔的死是一幕略带伤感的喜剧,或许格里高尔的离开又是他的一个新的开始,因为他对爱的执着的追求没有改变,相信他会在遥远的世界之外,寻找到那份永远只属于他自己的爱。

卡夫卡就如一位弹琴的歌手一般,用心在歌唱,歌唱着那值得期待的爱与纯洁,正如卡夫卡自己所说:“没有人能唱得像那些处于地狱最深处的人那样纯洁。凡是我们以为是天使的歌唱,那是他们的歌唱。”

卡夫卡,这位来自“二十世纪上半叶无名的骑士爱情歌手”,他的歌正是来自黑暗的地狱之歌,是发自内心震彻灵魂之歌,是骨子里的温柔之歌。也许只有深知卡夫卡内心之不安,之恐惧,之黑暗的人,才有可能真正感受和领悟他那爱与生命之歌的温柔。

本文系2022年通化师范学院“课程思政”示范项目“东北民俗文化”(项目编号:2022KCSZ050)的研究成果;2023年通化师范学院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課题“基于新工科‘通专融合的通识课程教学改革研究—以‘东北民俗文化课程为例”(项目编号:JY2023045)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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