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适前两次出塞蓟北的边塞诗阐述

牛静静

高适是盛唐时期一位负有盛名的边塞诗人。其诗作具有爽朗质朴、气骨琅然的特点，以致杜甫论其为人和创作时说：“总戎楚蜀应全为，方驾曹刘不啻过。”本文旨在对高适前两次出塞蓟北时期的边塞诗进行阐述，探究其诗作背后的心态转变和深刻的人生观。

一、高适出塞原因

（一）个人抱负

高适的人生理想是“喜言王霸大略，務功名，尚节义”（《旧唐书·高适传》）。他将“治国”与“平天下”视为自己的人生准则。诗歌反映了他所处时代的真实生活，也是他践行人生准则的一种途径。“行路难，难于上青天”是李白的诗句，也恰是高适初涉社会时的一种内心感受。高适第一次西游长安时，年方二十，正是雄心勃勃、恃才傲物的年纪。他满以为自己“书剑”学成，可以施展才华抱负，甚至天真地以为会受到皇帝的赏识，一举由布衣而至卿相，然而现实是“白璧皆言赐近臣，布衣不得干明主”（《别韦参军》）。首探仕途的挫折让他愤而写下《行路难二首》，既是对那些挥金如土的世家子弟的嘲讽，也能让人感受到一种自怜之意。“长安少年不少钱，能骑骏马鸣金鞭”写出了京城权贵的奢华生活，“安知憔悴读书者，暮宿灵台私自怜”则相较出寒门子弟的可怜，两相一比尽显不平之气。“君不见富家翁，昔时贫贱谁比数”中“富家翁”与“贫贱”作比，映射出自己“少年”时期的穷困，品尝到无尽的屈辱和沮丧，进而发出“有才不肯学干谒，何用年年空读书”的感慨。既然京城无望，那就到塞外！由此，他把建功立业的人生理想寄托于塞外，从此奔赴战场，为我们留下了诸多塞外名篇。

（二）社会原因

高适一生三次出塞，是有社会原因的。根据《资治通鉴》记载，边将“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加之以边将在外有权表奏选任自己的幕僚，因此很多无门路之人，往往以出塞当幕僚为谋取出路入仕的路径之一。高适如此向往边塞除了他心怀韬略，受安边之志所驱使外，重要的是他想以军中幕僚身份通达仕途晋升。高适多次亲临边塞，对军旅生活有着深入的观察与体验，加上严肃、刻苦的艺术实践，故能成为著名的边塞诗人。高适边塞诗的成就，主要集中于前两次出塞，第一次以沦落布衣之身，第二次以县尉卑下之职，两次出塞境遇基本相同，因此敢于正视和揭露边事的实际情况。这两次出塞所写的边塞诗思想、风格是一致的。

二、两次出塞蓟北：怀才不遇所写下的诗歌

自开元二十年（732）至天宝七载（748），高适北游燕赵，应举长安，落地留京，暂居淇上，归后又出游魏、楚，旅居东平。在此期间，高适第一次从军边塞即“单车入燕赵”（《酬裴员外以诗代书》），到达东北边塞。这一时期的唐朝与奚、契丹的战争打得如火如荼。他广泛接触社会现实，深切体会到百姓的疾苦。这样的生活经历深刻影响了他边塞诗的创作，让他写出了诸多边塞诗名作。作为盛唐边塞诗派的代表人物，高适的边塞诗虽然数量不多，但思想内容十分深广复杂。

（一）写请缨无路、报国无门，以及对统治者异常失望的诗歌

《信安王幕府诗》以委婉的语言道出高适求援引却最终落空之惆怅。该诗写于开元二十年（732）春，是高适第一次出塞蓟北时投诗李祎，希望其援引的“投刺之作”，展现出他内心渴望被援引的迫切心情。这首诗前六句从谋略、权位、威势、忠勇等方面表达了对信安王李祎的崇拜和向往。“华省”以下四句颂扬了李祎生逢其时，能尽其才。“振玉登辽甸”以下十四句是全诗的主要部分，围绕李祎此次东征展开。“振玉登辽甸，摐金历蓟儒。度河飞羽檄，横海泛楼船”叙写了唐军一往无前，不惧怕艰难险阻；“大漠风沙里，长城雨雪边”再加上“夜壁”“寒空”更加渲染出战争之残酷，条件之恶劣；“军势持三略，兵戎自九天。朝瞻授钺去，时听偃戈旋”颂扬信安王出兵之利落神勇；“苍生解倒悬”“万里绝风烟”肯定了信安王的贡献，这也是高适对战争结果的最终评判。“直道”以下四句，透露了自己失意的遭遇，他在诗中感慨，虽然有王粲、赵壹之才子，本以为幕府诸公能援手汲引，不料他们独遭弃捐，从戎无路，翱翔云霄的愿望最终未能实现。

《塞上》则表达了高适纵有报国志却不被赏识的郁闷心情。自开元十八年（730）五月，契丹首领可突于杀其王李邵固，率领契丹及奚众降于突厥，东北边塞战争爆发，唐军连战不利，遂酿成东北边境巨大边患。高适欲从军边疆，来到东北边塞，看到边情紧张，敌军正向南方侵袭，在诗中写道：“辗转岂长策，和亲非远图。”他意识到辗转战斗不是安边的长策，和亲妥协也只是临时应付的权宜之计。进而他联想到西汉王朝，写道：“惟昔李将军，按节出皇都。总戎扫大漠，一战擒单于。”他认为只有像李牧那样“一战擒单于”才是最好的办法。“常怀感激心，愿效纵横漠。倚剑纵横漠，关河空郁纡”则抒发了自己纵有报国之心、安边之策，却不被重用的郁闷心情。

《自蓟北归》体现了高适对当时统治者的失望之情。该诗写于开元二十一年（733）冬，系高适自蓟北南归时所作。第一句“驱马蓟门北，北风边马哀”中“北”字相连，运用顶针的手法，渲染出浓烈的悲哀气氛。诗中客观地描写出了边马之哀，更衬托出“驱马”人内心之悲哀。唐和契丹经常发生战争，而该区域又属于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的辖区。自从开元后期以来，力量弱小的契丹和奚已经归顺唐朝。但是由于“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侵掠奚、契丹”，逼得“奚、契丹各杀公主以叛”（《资治通鉴》）。由此可以看出，这是唐对少数民族的欺压，属于不正义之战，应该受到谴责。高适在这时期有不少关于民事、吏治和边塞的诗，既写出了边塞环境之艰苦，又充分表达了诗人揭露社会弊端，对统治者倍感失望。

第二次出塞蓟北的诗作以《使青夷军入居庸三首》为代表。第一首中写道：“匹马行将久，征途去转难。”一个“难”字，看似单纯写一匹孤马独行如此遥远路程之艰难，实则在写行军之不易、兵士的劳苦。“溪冷泉声苦，山空木叶干”，当时已是冬天，天色萧条，而诗人“不知边地别，只讶客衣单”的切身感受将寒冷的冬天描述得更加冰冷。此后诗人将“莫言关塞极，云雪尚漫漫”来回应第一句“行将久”，更加衬托出边塞沿途的环境艰苦，加之自然条件恶劣，让人心里更加寒冷。第二首写山路的险峻，正当“寒风落日时”，鸟都过不去，更何况马呢？诗人用“出塞应无策，还家赖有期”层层递进，将艰难险阻描述得无以复加。然而自然之寒与政治仕途失意相比，后者才是诗人最难忍受的。由此产生“东山足松桂，归去结茅茨”的归隐之意，也很好解释了诗人对自己空有报国志却无报国门的愤懑之情。第三首则由行役转成理想的破灭，出塞艰难，失路弥折，诗人深感“栖迟愧宝刀”的愧疚之意，自己的一生追求也只是“微禄果徒劳”。年近半百却看不到人生理想实现之希望，他终而发出“自堪成白首，何事一青袍”来表达自己既然理想无法实现，那就果断离开的坚定去意。全诗紧紧抓住“难”字，路途艰难，天寒地冻，将其与自己的心境相结合，层层递进，写出自己的失意之情。还有如《送兵到蓟北》中的“积雪与天迥，屯军连塞愁。谁知此行迈，不为觅封侯”，前两句写了塞外寒冷的自然环境，用“愁”字写出屯军的悲愁，同时直抒自己此次出塞的目的已不是为了封侯。他察觉到在安禄山统治之下，边疆问题已十分严重，而统治者仍无动于衷，这让诗人倍感失望。

（二）写边塞艰苦恶劣的环境下友谊珍贵的诗歌

《蓟门不遇王之涣、郭密之，因以留赠》写于高适有感于边患之重而自己却请缨无路、报国无门的苦闷之时。诗人与王之涣、郭密之分别已十余年，久闻其才华并为之敬仰，慨叹自己正值芳节而功业无成，此时此刻多愿与好友倾诉失意的心情啊。奈何千里迢迢奔赴蓟北期待与好友重逢，却失之交臂，岂不悲伤！诗人感叹，从今以后，有云海阻隔，再加上风雪交加袭人，前途渺茫，世事多谬，真乃欲说还休，唯有“怀君”不已也。此诗抒写悲愁之情，层层递进，前四句“独搔屑”而不遇友人；“迢递千里游，羁离十年别。才华仰清兴，功业嗟芳节”，写离别十年，千里相会而不得；“旷荡”六句写世事难料，艰难险阻，天各一方，未能相见，直到“愁绝”。本性豪放的高适以“愁绝”落笔，可见对此行未能与好友相聚之遗憾，也更加凸显自身功业未成的痛苦至极，震撼读者。

相较于《蓟门不遇王之涣、郭密之，因以留赠》的“愁绝”，高适的《别董大二首》则一扫“愁”之阴霾，给人以面对未知的坚强的信念，体现了一种健美豪放。第一首诗是高适在漫游蓟北时期所作的一首送别诗。前两句“千里黄云白日曛，北风吹雁雪纷纷”写严寒的冬景。无边的“黄云”，漫飞的雪花，雁鸣叫凄楚，凛冽的“北风”，以写实的手法道出一幅悲凉景象，烘托出董大所处自然环境之恶劣，也写出日暮天寒，游子何去的惆怅之情。后两句“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以劝慰友人的语调，勉励他不要因为环境的艰苦、旅途的寂寞而悲愁，而是坚信以自己的才华定能实现抱负，无论身处何地均能四海之内皆有知音。该诗以白描手法，以景烘托情，情感真切，风格健美，既是表达与董大友情之深厚真挚，也是对自己的安慰，即使前路再艰难，也依然坚信自己人生理想定然能实现，反映出诗人豪爽、开朗、质朴、达观的情怀。第二首诗写道：“六翮飘飖私自怜，一离京洛十余年。丈夫贫贱应未足，今日相逢无酒钱。”可见他当时还处于“无酒钱”的“贫贱”境遇之中，可由此一窥其心中的惆怅。诗中感叹他特别仰慕梁孝王的广揽人才，而历史早已一去而不复返了。《别董大二首》是诗人在第一次出塞时期不得意时的赠别之作，虽不免“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但诗人于慰藉中又寄希望于自己，给人以信心和面对以后的人生道路的坚定。诗人在与友人分手之际，全然不去写千丝万缕的离愁别绪，而是满怀激情地鼓励友人踏上征途，去面对未来。我们在感叹高适诗作水平的同时，更应钦佩高适自身的“多胸臆语，兼有气骨”（殷璠《河岳英灵集》），以及“以气质自高”（《唐诗纪事》）。

（三）抒写塞外少数民族的民俗和风情的诗

在我国古代，汉民族多以农耕为主，而在周围的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尤其是西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则以游牧为生。

《营州歌》写于高适第一次出塞时。当时的高适在请缨无路、悲愁交加之际，被边地少数民族的尚武風俗、豪放性格所感动而作此诗。营州，即柳城郡，治所在辽宁锦州西，当时地处唐东北边塞，西北接奚，北接契丹。诗人用“狐裘蒙茸”描述少数民族的穿着—皮袍子，用“虏酒千钟（盅）不醉人”写他们酒量大得惊人，用“胡儿十岁能骑马”传达了胡人自幼便勇敢豪放，成群出猎于城外，一派少数民族尚武的风俗。

两次出塞经历使得高适自感有才而不得重用，心里愤懑至极。他还认识到对归降的胡人不可依靠，如《睢阳酬别畅大判官》中的“戎狄本无厌，羁縻非一朝。饥附诚足用，饱飞安可招”，还有《蓟门行五首》中的“戍卒厌糟核，降胡饱衣食，关亭试一望，吾欲涕沾臆”，对厚遇降胡、虐待戍卒的做法实为不满。还有如在《答侯少府》一诗中，“边兵若刍狗，战骨成埃尘”大胆批判和揭露安禄山的不义战争行为。高适自《使青夷军入居庸三首》回封丘一年多，大约在天宝十一载（752）秋，他就辞去了封丘尉职务。

通过以上论述，可以窥视高适两次出塞蓟北所写诗的大概内容。其边塞诗内容纷繁复杂，又大多吐露出自己怀才不遇、报国无门的不幸遭遇，以及对当朝统治者的严厉批判。长期的塞外经验与他爱国爱民的情感相结合，使他边塞诗的成就多集中于这一时期，为他在盛唐诗坛上的重要地位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