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尚书》“誓”篇探析先秦誓言文体

闫凤

在先秦时期，“誓”作为一种重要的文体，其形式和内容都承载着深厚的文化意义和历史价值。它不仅是结盟缔约时的盟誓约言，也是战争动员时的战争誓言，这些誓言往往充满了慷慨激昂的英雄气概和激昂的作战之风。本文旨在通过对《尚书》文本进行细致的梳理，深入挖掘誓言文体的特征、功能及其演变。

春秋时期，“战”与“盟”是诸侯之间经常使用和交替使用的两种方式。在《春秋》三传中，“盟”和“誓”分别出现的次数为：“盟”在《左传》中出现640次，在《榖梁传》中出现172次，在《公羊传》中出现162次；“誓”在《左传》中出现22次，在《榖梁传》中出现1次，在《公羊传》中未出现。从以上可以看出，诸侯间的盟誓是当时使用最普遍的手段，为战争做了提前的准备。盟誓可以让他们建立一种契约条款，从而达成某种程度上的相合，引起双方的共鸣，促成事物发展的顺利与正义性。

一、《尚书》“誓”篇与誓言的形成

《尚书》是中国古代的一部重要文献，其中包含了多个朝代的文献汇编。“誓”篇是指《尚书》中记载的誓言或誓约的篇章。这些篇章通常记录了古代帝王或贵族在特定场合下对天地、祖先、神灵，以及臣民所发的誓言，反映了古代社会的政治理念、道德规范和宗教信仰。古代帝王或贵族在举行重大政治活动或祭祀活动时，会对天地发誓，表达对天地的敬畏和祈求天地的保佑；会对祖先发誓，表达对祖先的尊敬和祈求祖先的庇护；会对神灵发誓，表达对神灵的敬畏和祈求神灵赐福；会对臣民发誓，表达对臣民的承诺和获得臣民的信任。在个人层面，誓言也体现了个人的道德修养和诚信。

《尚书》中直接以“誓”命名的篇目有：《甘誓》《汤誓》《泰誓》《牧誓》《费誓》《秦誓》，这几篇均以战争作为主要背景，是将士即将作战之前的言辞。《甘誓》是夏启与有扈氏战于甘之野所作的誓辞；《汤誓》是鼓舞推翻夏朝统治，在鸣条之野作战的誓辞；《泰誓》是武王伐纣所作的誓辞；《牧誓》是周武王在牧野所作的誓辞；《费誓》是鲁侯伯禽的誓辞；《秦誓》是春秋时期秦穆公所作的誓辞，这些皆为战前战后因战争而引发的誓言。前四篇是作战前动员鼓舞将士士气的，列举了所攻伐之人的罪责，指出此战是顺应天理、响应民意，如《甘誓》：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孥戮汝。”

可知，此誓言为夏启对六卿（六事之人）所作，从“有扈氏”到“今予惟恭行天之罚”是对对方罪责的梳理，以此来说明这场战争的性质，即恭行天之罚，也就是战争则是为正义、合理而战。唐代孔颖达《尚书·甘誓》注疏说：“将战而誓，是誓言之大者。”这是从战前誓言而论。与此不同的是，《秦誓》为穆公在公众面前的自我批评和悔词，最后他提出他的深刻认识：“邦之杌陧，曰由一人。邦之荣怀，亦尚一人之庆。”徐师曾在《文体明辨序说》中写道：“后世无《秦誓》之类。”诚然，诸如这种当着大众而发的悔责交加的誓言是极为少见的，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君主的自省意识。

《说文》释“誓”为“约束也”。《荀子·大略》云：“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五伯。”这是最早提出誓言文体产生的篇章，其产生时代在尧舜禹之后。后来的《榖梁傳》重复了这一说法：“外盟不日，此其日何也？诸侯之参盟于是始，故谨而日之也。诰誓不及五帝，盟诅不及三王，交质子不及二伯。”其指出誓言文体的产生时代，为我们进一步了解这种文体指明了开端。《尚书·大禹谟》中记载：

禹乃会群后，誓于师曰：济济有众，咸听朕命。蠢兹有苗，昏迷不恭，侮慢自贤，反道败德，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肆予以尔众士，奉辞伐罪。尔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勋。

根据以上记载，最早的“誓”在大禹时代出现。大禹言“天降之咎”，说明讨伐有苗是上天之意，“昏迷不恭，傲慢自贤，反道败德”是有苗的罪责，继而以赏罚作终，即“其克有勋”。这里的誓言已经是战前动员大令，起初的誓言是较口语化的，是王者在众将士面前所作的战前激励大会，一般为行军打仗之前军旅中的誓言。

《周礼·秋官·士师》云：“誓，用之于军旅。”《毛诗诂训传》提到了“九能”之说，《诗经·鄘风·定之方中》也提到“卜云其吉，终然允臧”。《毛诗诂训传》云：“建国必卜之，故建邦能命龟，田能施命，作器能铭，使能造命，升高能赋，师旅能誓，山川能说，丧纪能诔，祭祀能语，君子能此九者，可谓有德音，可以为大夫。”又《墨子·非命上》云：“所以整设师旅，进退师徒者，誓也。”足以见证誓言文体是产生于军旅之中的，王者以天的旨意进行征伐，说明出战的合理性，其中也带有一定的宗教意蕴。

二、誓言文体

誓言文体在产生之后，随着社会的推进逐渐有了自身的特点与功能。起初，它只是因某种特定的需求而被应用。但作为一种文体，它实质上是一种传介媒体，沟通着人与人、人与神之间的关系，以此协调社会物种共同发展，达到自然状态下事物合理运行的状态。生活于上古时代的先民，对万物的发展有其特定的、带有某种神秘色彩的认识，“誓”就具有一定的宗教意蕴。《礼记·曲礼下》云：“约信曰誓。”孔颖达疏云：“用言辞共相约束以为信也。”人们通过虔诚的祈祷，向上天诉说心中所想，以期上天能达成人之所愿。这也可以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契约，但其中仍然不乏对神灵的一种信仰。

《司马法·天子之义》云：“有虞氏戒于国中，欲民体其命也。夏后氏誓于军中，欲民先成其虑也。殷誓于军门之外，欲民先意以行事也。周将交刃而誓之，以致民志也。”可知，《尚书》中的“誓”篇有上古、夏、商、周乃至春秋各个时代，无论是作誓地点，抑或誓辞时间，每一篇都有它的不同：《甘誓》是夏启于军中所作，重视战争谋略；《汤誓》是作战之前通过誓辞对将士们进行鼓舞；《泰誓》和《牧誓》这两篇则是写于临近作战之时。它们虽然有时间、地点的差异，但均以鼓舞士气、振兴军队奋勇上阵为目的。

誓体文有其特定的模式，首先指出作战双方和战之地，然后在即将上阵或已经作战完毕的众将士面前宣讲，内容无外乎对方暴虐、残酷、失德，天命其去剿绝，最后为激励士兵英勇作战而实行赏罚制度，以促使士兵尽其力向前冲锋，取得战争胜利。誓辞以鼓舞士气和约束彼此言行、行为为文体功能，其仪式也是精心建构的，如贾公彦在《周礼注疏》中所说：

“群吏听誓于陈前”者，士卒皆于后表北面坐，群吏诸军帅皆在士卒前南面立，以听誓。云“斩牲以左右徇陈”者，从表左右向外以徇陈。云“群吏，诸军帅”者，从军将以至伍长，谓象军吏建旗者也。……云“斩牲”者，《小子职》云“凡师田，斩牲以左右徇陈”是也。

群吏听誓有具体的章程与特定方式，發誓者也需要精心构思设计，并非随意所讲。誓辞在口语化的基础上有专门的语词，因为是面对众将士所宣讲，故而不乏口语之色彩，其间既有听誓者特定方式与章程的突现，又有发誓者用心建构的设计。

南宋陈骙从语言内容中获得见解，他认为春秋八体，其“二曰誓，谨而严”。可见誓体文的重要之处。而明代吴讷转换角度，以作品中展现的发誓人的身份和地位等方面探讨：“按三代王言，见于书者有三：曰诰、曰誓、曰命。”（《文章辨体序说》）徐师曾则从誓体的文体功能角度探讨，他在《文章辨体汇选》中说：“按誓者，誓众之辞也。蔡沈云：‘戒也。军旅曰誓，古有誓师之辞，如《书》称禹征有苗誓于师，以及《甘誓》《汤誓》《泰誓》《牧誓》《费誓》是也。又有誓告群臣之辞，如《书》《秦誓》是也。”誓辞严谨，内容清晰，饱含浓厚的爱憎感情色彩，发起战争之前或之后剖析对方恶举之词有强烈的情感，其间含有对对方行为的愤怒、厌恶之情，最终成为战争发端的缘由。赏罚辞亦具有这种情感抒发，《尚书·汤誓》云：“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对将士提出明确要求，听从誓言积极作战者以丰厚的报酬作为回馈；不从誓言者则将受到惩罚，其中含有鲜明的情感。

在誓言文体的演变中，无论是文本发生时间，抑或文本内容都更接近于檄文，随着时代的递进逐渐被其所代替。誓言体篇章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听誓者：《甘誓》时是“六卿”，《汤誓》时是“众庶”，《泰誓》时是“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牧誓》时则更为复杂，包括“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邓、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从听誓者人员来看，成分在不断地扩大，由于各个阶级人员的介入，使得最初的战争誓言向盟誓发展。

誓言文体最初是具有崇高的神圣性和权威性的宗教性文体，“誓”渐渐地在后来被人们用于各种场合，以维护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它协调了人和人、人和神之间的关系，从形成到后来发生演变，均寄托着人们内心某种愿望或希冀。《尚书》“誓”篇代天伐人，以大家皆能认可的角度切入，为发誓者的言行提供了良好的保障，折射出了先秦誓言文体的某些特征，从而使这种文体于那一时代被广泛地应用，为其演变进行了铺垫。

“誓”篇作为古代政治和宗教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不仅体现了先秦时期人们对于誓言的严肃态度，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规范。《尚书》“誓”篇中既有对天地神明的敬畏，也有对君主和臣民的约束，更有对个人品德的期许，呈现出了形式和内容的多样性，以及它们在历史发展中的演变。

纵观历史长流，从先秦时期到现代社会，虽然誓言文体的形式和内容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但誓言文体所蕴含的诚信、责任、忠诚等核心价值观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先秦誓言文体不仅是中国古代文学宝库中的瑰宝，也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活在当下的新青年，要更好地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传承和弘扬这些优秀的文化遗产。